韦伯的后期理论

韦伯后期的著述变得极为错综复杂，要想在这里梳理清楚将会使篇幅不胜其多。如果想了解各种不同的条件是如何被纳入他那个完整的资本主义条件因果链的，就需要一个流程图形式的示意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笔者《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或者卡尔贝格及克斯勒的综论，见“推荐阅读书目”。）这里我只能概述韦伯是如何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发展了他的理论的。

首先，理性资本主义的宗教基础不光是激进的新教主义，而且还有基督教的历史现象，实际上是整个犹太教——基督教传统。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里整个论题的起点是韦伯对传统资本主义和理性资本主义进行的对比，由此而导向了探求传统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宗教根源。韦伯以天主教作为宗教传统主义的典型。他特别强调了中世纪天主教看重仪式、苦修、朝圣、圣骨等等，凡此种种韦伯都认为是巫术宗教的样板。在韦伯看来，巫术乃是传统和非理性力量的缩影，只有消除了巫术，尘世才能服从社会合理性的力量，因而也就是服从理性资本主义的力量。

在韦伯的后期著作中，他放宽视野又对西方宗教和亚洲宗教进行了对比。这时他更多地强调把那些最鲜明地抑制了巫术宗教成分的宗教视为整个犹太教——基督教的遗产。犹太教和基督教是最强烈突出伦理要求的宗教，它们看重的是要在尘世过一种正直的宗教生活。与此相反，韦伯试图证明，其他主要的世界性宗教——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遍及整个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教，则保留了过多的巫术成分，从而阻碍了社会理性化的途径。然而，世界性诸宗教之间的差异实际上要比它们所包含的巫术成分之间的差异复杂得多，因此，韦伯继续发展出了一种可见于若干不同版本宗教、以不同的固定比例存在于世界不同地区的类型学。除了巫术和礼仪宗教之外，韦伯还讨论了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继而又提出了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各自所包含的一些亚类型，它们或者是沿着来世方向指导宗教实践，或者是通过宗教实践控制尘世生活。这项理论发展至此，主要范畴不再是新教伦理或者加尔文主义的得救预定论，而是“入世的禁欲主义”，一种尘世中的禁欲主义生活。就是这个因素带来了巨大的理性资本主义社会变迁。

韦伯对世界性诸宗教的比较研究是一项他未及完成的巨大工程。他的模式是否适用于伊斯兰世界，甚至是否像韦伯说的那样适用于中国，至今仍然存有争议。与日本有关的问题就更大了，下面我会谈到这一点。

其次，韦伯大力扩展出来的解释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不是考察宗教问题了，而只是理性资本主义的其他社会学成分。为了大大简化这种解释，韦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概述了两个要件或途径，只有它们先行存在，理性资本主义的出现才是可能的。（关于韦伯自己所作的概括，见“推荐阅读书目”所引韦伯的《经济通史》第四部分。）

这两个要件或途径是（1）通向入世的禁欲主义宗教伦理的宗教途径，上面我已作了概括；（2）政治途径。后者包括官僚制国家的兴起，以及与之抗衡的、作为法定私有财产制度之基础的民主化公民权。我们可以看到，韦伯倾向于把世界看作不同成分的组合体，其中的每一种成分都可以继续划分出一些亚成分。我们这里不可能过于细说，但能容我简要评论一下若干重要成分，即官僚制的兴起以及公民权和一套法律制度的结合。

官僚制的实质就是由规则与章程——可以说是由正式的文书工作——形成的组织。官僚制在我们的时代形象不佳，恰恰是因为我们讨厌正式规则与文书工作，而韦伯也同样怀有这种疑虑。但是韦伯又指出，官僚制乃是世界历史上至关重大的社会发明之一，它具有非个人的性质，因而是凌驾于个人之上、凌驾于宠信关系和家庭联系之上的。官僚制把人与事区分了开来，把个人看作应用普遍规则时可以替换的对象。这就是我们厌恶官僚制统治的原因之一，但是它也有可能使社会秩序变得可以计算和预测，使在其中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得到繁荣。

如果把官僚制和它被创造出来之前的社会形态进行一番比较，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那时的世界是封建领主和家族门第的世界，是世袭贵族和robber baron[3]的世界，是以提供庇护和进行征服为生的国家的世界，这样的国家在征用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商人或任何人的财产时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在这种背景之下，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得到繁荣。那时的商业仅限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传统资本主义版本：要么是远程奢侈品贸易商的资本主义，他们都在试图侥幸绕过自然或政治风险一举获得巨额利润，由此即可退出经商，进入贵族政治的社会显贵阶层；要么就是政治掠夺式的资本主义，使经商变成了抢劫。

韦伯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对官僚制抱有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他把官僚制看作已使我们身陷其中的“铁笼”的组成部分。然而，至关重要的是，韦伯又在尽力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如果没有这个非人格的官僚制笼子，那就不可能出现建立在理性化大规模生产这个经济基础上的现代生活。

韦伯补充说，官僚制本身可能会压制一切私人首创精神。官僚制乃是导向理性资本主义的诸要素之一，但它自身的作为更多地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消极因素，因此，必须有另一种因素与之抗衡，那就是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政治，一种公民权制度，这一点必须体现在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制度中。只有通过这样的平衡，统治的官僚制才能转而促进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旦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其中包括适宜的宗教伦理，理性资本主义自然就会突飞猛进了。韦伯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了17世纪前后的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就是它的结果。

我只是粗略提到了这种因果关系的若干条线索，而其中的每一条都饱含着能够发展成一种理论的内在资源。韦伯以新教伦理肇其端，随着越来越深入地探究新教伦理带出的一系列问题，他引申出了一个接一个的社会学理论。回顾既往我们就会看到韦伯是如何成为社会学大师的：他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也是比较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民主理论以及诸多其他方面研究的奠基人，不过这里不可能一一述及了。在韦伯的后期著作中就可以看到这些线索，循此也就进入了它们所引导的社会学研究和理论诸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