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论题的源起
开列一份前辈作者的名单,然后说他们对某位特定思想家产生了种种“影响”,这总是有可能做到的。对于韦伯当然也能这样做,但结果可能不是澄清而是模糊了韦伯论题的独创性,模糊了他在思考这个题目时的热情与直觉。新教伦理及其结果早已深深迷住了韦伯。如果我们从韦伯个人经历的角度探究一下“源起”问题,就能更清晰地看到他一开始论述这个主题的作品为什么就会具有那么强大的力度,以及为什么他会被吸引着一个接一个地探寻那些结果。这里有两个关键的个人原因:韦伯感到他父母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精神”,以及1904年他对美国的访问。
韦伯的生活就是一部兼有家庭冲突、神经崩溃和治疗康复的弗洛伊德情节剧。他是在德国政治与学术生活的特权阶层中长大成人的。他的父亲是柏林帝国议会中一个政党的领袖。马克斯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家庭聚会上认识了德国一些最有名的教授;到结束大学生生活时,他被推荐为他们的接班人,因为他被看作是能够把社会科学带上一个崭新水平的学者。他唯一的难题是决定成为一个政治领导人还是一个知名学者,或者两者兼备。但在33岁那年,他突然遭到了那时还只能叫作心身病态症的严重袭击。他不再能讲课,也不再能发表政治演说,于是不得不辞去教职。他把时间都花在了看精神病科医生、休息治疗和长途旅行上,旅行途中他会呆呆地盯着留宿旅馆的窗外消磨时间,几乎不能工作,有时甚至不能思考。他的状况是逐渐改善的。1904年,在罹患这种疾病7年之后,他做了一次美国之旅。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使他深受震动以致摆脱了病魔。回到德国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此后,他践行自己职业伦理的巨大能量被释放了出来,结果就是到生命结束时他留下了数千页手稿。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生命的转折点。这个论题好像一直处在他的内心深处,为此他无意识地酝酿了整整7年。[1]当他把注意力转向美国时,这个命题便呼之欲出了。因此,神经疾病治愈之后,他最终成了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有人说是空前伟大的社会学家。美国发生了什么以致产生了如此重大的结果?韦伯拜访了一些德裔美国亲戚,他在概括自己对美国的观察时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国家,同时又是最富宗教虔诚的国家。他看出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美国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成就卓著,就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基督教背景。一切都变得那么明朗了。美洲殖民地就是由一群激进的新教徒——清教徒——发起的,他们在17世纪逃离荷兰及英格兰,找到了一块真正能把新教主义付诸实践的家园。结果就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美国。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韦伯是如何构建新教伦理的:解读本·富兰克林发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继而解读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一部18世纪到19世纪初在美国十分流行的读物)又深入到了英国内战时期激进派新教徒的伦理观,然后联想到了加尔文的得救预定论教义、马丁·路德的天职观念,以及这个链条的其他环节,都成了韦伯追溯到的新教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诱因。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韦伯观念的思想根源。不过我们还是不要离开个人原因这个方面,因为我们尚未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遭遇美国使他的神经系统恢复了常态?他的洞察力的迸发使他理解了新教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联系,这再次释放了他的工作能量;他对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事物肯定在情感上一直麻木不仁。为什么它会造成这样一种个人差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饱含激情写出来的作品,韦伯生命中受到阻滞的全部能量都在其中得到了体现。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弗洛伊德精神宣泄,折磨了他7年的严重内心冲突得到了释放。
韦伯从未拜访过弗洛伊德。实际上,弗洛伊德正是在韦伯不堪其苦的那些年间发展出他的精神病学理论的。几年之后,当韦伯与弗洛伊德都已名声大噪时,韦伯也开始关注弗洛伊德运动了,他甚至为该运动的某些年轻追随者提供保护以免他们陷入因性激进主义带来的法律纠纷。尽管韦伯的神经系统疾病带有某种性因素,但这并非关键问题。(本文末尾“推荐阅读书目”所列我的《马克斯·韦伯:一把万能钥匙》第一章提到,这可能是受到了好奇心的驱使。)关于心理冲突的根源,弗洛伊德提出了某些更具普遍性的原则,这使我们能够了解韦伯问题的症结所在。
韦伯的神经系统疾病显然是源于他父母之间的冲突。他父母的个性类型是截然对立的。乃父是个专横跋扈、自我放纵的威权主义者,他为自己的成功与社会地位感到自豪,而且沉溺于一种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在维多利亚式的陈腐伪善时代,他必定会与妻子陷入深刻的冲突之中,因为后者在性问题上极为拘谨。马克斯的母亲虔诚地相信,宗教理应指导人的日常生活。她根本就不会自我放纵,她相信自己是受上帝之托保管尘世的财物,因而持家甚俭以便能向穷人行善。他们夫妇在政治上也有冲突:马克斯的父亲是中右政党的领导人,代表着大资本主义制造商的利益,母亲则支持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这种冲突在1897年夏天终于达到了危急关头,马克斯的母亲为了摆脱丈夫的支配,来到海德堡看望马克斯。父亲很快也出现在海德堡,长期积累起来的家庭不和公开爆发了。马克斯站在母亲一边并把父亲撵了出去。马克斯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他们一直未能和解,直到父亲死于大出血。
马克斯现在堕入了病态:开始是失眠并且无法工作,继而不能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学术和政治活动。次年,他遭到了肉体症状的打击:当他试图去修剪整理圣诞树时,他的双臂麻痹了。用临床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心身病态——术语叫作“歇斯底里”——的典型病案,是剧烈的心理刺激导致了肌肉僵硬,以致无法举手投足。我估计,迫在眉睫的体貌变态成了他不肯面对公众讲话的重要原因;马克斯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甚至是烈火般的演说家投入政治活动并广为人知的,其中大概就包括他惯以令人难忘的手势强调自己的观点。马克斯的神经疾病意味着他不再能步其父亲的后尘成为一个出人头地的政治家。所有这一切都非常适合给予明显的弗洛伊德式的解释:马克斯因父亲而发怒,又因反抗父亲而感到有罪,甚至感到是自己杀了父亲。由于马克斯认同自己的父亲,他对父亲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对自身的厌恶。
弗洛伊德学说最有效力的一点(我决不是认为我们应当无条件接受弗洛伊德体系中的一切)就是,一旦人对某些事物无法承受或者想不开,这时就会产生抑制。在两种无意识的力量相互阻塞时,抑制就会导致沮丧和情感活力的衰竭。马克斯·韦伯显然感到了他对父亲的憎恶和内疚,而且他最终大概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使他的神经系统疾病变得更加恶化的还有某些更深层的原因,对此他不可能以任何方式产生清醒的意识:他也憎恶自己的母亲,因为她的为人极端拘谨,她力图控制马克斯的性生活(事实上也非常成功),并且迫使他接受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目标,从而干预了他的政治活动。他母亲构成了一种次要的竞争性控制形式,要从内心深处攫住马克斯。后来当他的神经疾病趋于好转时,他曾这样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一只冰冷的手撒开了我。”这只冰冷的手不可能是他的父亲,而是他母亲的清教徒精神。
韦伯的父母在他内心的斗争一直困扰着他的精神。通过某种历史象征找到一种对他们分别加以描述的方式,由此书写他的道路,使他忽然间发现了一条摆脱神经疾病的途径。他的父母提供了新教伦理的若干构成要素。我说的是若干要素,因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绘的是一种冲突。一方面,他看到了传统的经商方式,然后是新教伦理起了作用,带来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最后,轮子又转了回来,无意中的结果就是资本家发了财——新教伦理渐渐消失在自我专注的财富享受之中。
发人深省的是,在韦伯想要做出对比时,他所描绘的是“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大陆纺织工业”的情形(pp.66—68)。他没有诉诸任何学术研究,他给出的画面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因为韦伯自己的家族就是靠纺织业起家的,他的亲戚们一直都在经营着工厂。“韦伯”(Weber)这个姓氏本身就是“织工”(weaver)的意思,表明这个家族若干世纪以来一直就与这个行业有关。他给出的旧日景象描绘了一种令人惬意的生活惯例:亚麻商从当地农民那里收购布匹并付给他们通常的价钱,然后再发送给那些老客户;每年用于生意的时间都很短,竞争也很稀松;这样的商人有大量的时间去扮演风景如画的德国小城上等市民的角色,在酒馆里喝喝酒,抽抽雪茄,就像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urnberg)中的一个人物。有一天(韦伯继续写道),一个新人出现在了舞台上:他不再无所事事地坐待传统常规的展开,而是走出家门闯入乡下,把织布工们重新组织起来,并把他们置于工厂的控制之下。只要一腾出时间,他就会安排商业旅行去招揽顾客,诱之以更低的价格、更高的营业额。旧日的悠闲节奏被打破了,旧时那种懒懒散散的商人如果不能跟上这种步伐就会破产,取而代之的是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竞争和发展。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两个侧面及其伦理表现,韦伯在他父母身上并通过他们又在整个家族背景中看到了这些伦理表现。由于他们已经是比较晚近的一代人,所以宗教和经济主题是以一种复杂方式混合体现在他们身上的,然后又以甚至更为复杂的方式继续传递进入了韦伯的个性。当他说到“在我们生活中徘徊”的“死寂的宗教信仰的幽灵”(p.182)时,大概首先就是在谈论自己的情况。
我们能够进行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新教伦理仅仅是韦伯疾病的投影。恰恰相反,他父母之间的冲突对于他认识新教伦理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叙述他的个人历史是要着意表明,新教伦理乃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推动韦伯认识这种冲突的那些力量才是真正的实际因素。他的家族体现了资本主义与宗教伦理史的所有方面,因此,马克斯·韦伯处在了一个对它进行社会学探索的最佳位置上。另一个私人的环境因素最终也发挥了作用:由于他在美国有亲戚,由于他拜访了他们(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计划好的拜访),这给了他澄清并证实那个样板的见识。这种来自他亲身经历的见识并不是对他的理论的效力进行批评,尽管当然也不是给予验证。他的学术成就的效力必须按照通常的方式——从它自身的角度——加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