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韦伯其他著述背景中的新教伦理

尽管《新教伦理》声誉卓著，但它却是一个片段。与韦伯对其他“世界性宗教”——古代犹太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儒教的研究（韦伯还曾计划但并未完成的是对伊斯兰教的全面研究）相比，《新教伦理》要简短得多，而且不那么详尽。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著作系列。[6]不论是《新教伦理》还是其他研究，韦伯的构想都不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对宗教类型的描述性说明。它们的意图是要分析文化理性化的不同模式，并试图找出这种歧异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在对印度的研究中，韦伯把重点特别放在了印度教成为第一国教的那个时期（基督诞生大约四百或五百年前）。被归入“印度教”的信仰与实践相当多样，韦伯认为，对于他的研究目的来说，转世和补偿（羯磨）说特别重要，它们都与种姓制度密切相关。不论是谁，按照他那个种姓的义务规定，个人在前世的作为，事实上将会决定他在来生的命运；虔诚的信徒可以默祷沿着一种等级制向上接近处于连续化身过程中的神的可能性。印度教特别看重禁欲主义，但用韦伯的话说，那是一种“来世”禁欲主义，就是说，它要摆脱物质世界的累赘，而不是像清教那样要去理性地主宰世界本身。在印度教成为系统化宗教的同一时期，印度的贸易和制造业达到了一个巅峰。但是，印度教的影响以及和它交织在一起出现的种姓制度，却有效地抑制了可与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相类比的任何经济发展。韦伯评论说，“按照仪式法则，职业的任何变动、劳动技术的任何变动都有可能导致仪式上的降格，这样的仪式法则肯定不可能从自身内部促进经济与技术革命……”[7]“从自身内部”一说可谓至关重要，韦伯关心的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源起，而不是随后在别处的采用。

像印度一样，中国的贸易和制造业在某些时期也曾达到过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商会与手工业行会兴旺发达，有一个货币体系，还有一个发达的法律架构。韦伯认为，所有这些要素都是欧洲的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尽管儒教的性质一如韦伯描绘的那样大不同于印度教，但它并不准备比印度教更多地“把获利的动力融入一种今世的行为伦理”[8]。就一个重大意义而言，儒教乃是一种“今世”宗教，但并非体现了禁欲主义价值观的宗教。加尔文主义伦理把一种行动主义引进了信徒对待尘世事务的态度，在追求上帝心目中的美德时有一种动力便了然于胸，这些在儒教中则完全不存在。儒教的价值观既不为这种理性的工具主义推波助澜，也不像印度教那样认可尘世事务的先验性，而是确立了一种使个人与万物既定秩序相协调的理想。虔诚的君子是个能使自己的行为同宇宙的内在和谐相一致的人。一种着力理性地调适于尘世的伦理，“事实上”不可能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出可与欧洲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相媲美的道德动力。

韦伯完成的对“世界性诸宗教”的其他研究，比如古代犹太教研究，也是他的全面规划的一个重要部分。犹太教在古代巴勒斯坦的源起，标志着一些环境因素的相互连结，而近东和远东宗教之间的某些基本差异就是在这些环境中变得复杂精致的。犹太教打造出来的那些与众不同的教义，在基督教中得到了永存，从而融入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化。犹太教带来了一种“道德先知预言”的传统，这意味着能动地传播神的使命，与印度和中国那种比较典型的“样板先知预言”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后一种类型中，先知是以身作则为信徒们提供仿效的楷模，这种样板式先知的教义并没有道德先知预言的典型表现，即能动的传道热忱。犹太教和基督教靠的是罪与救赎之间的张力，并赋予它们一种基本的变革能力，这是远东的宗教所缺少的，后者更多的是以默祷为取向。在基督教神学中，尘世的残缺与上帝的完美之间的对立，要求信徒按照神意重塑尘世以实现自身的救赎。在韦伯看来，能动地追求救赎所产生的那种道德冲动，以及把它集中于经济活动，加尔文主义都达到了极致。

韦伯指出，《新教伦理》只是追溯了把清教与现代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那条“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p.27）。无疑，他并不是断言，他所厘清的宗教伦理理性化的差异是使西方经济发展与东方文明的发展判然有别的唯一重大影响因素。恰恰相反，他详细阐述了诸多使欧洲的经验不同于印度与中国的根本性社会——经济因素，它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可谓至关重要，其中包括以下诸端：（1）生产性经营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之前的家政经营相分离，这在西方远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先进得多。例如在中国，扩大了的亲属单元提供了主要的经济合作形式，因此限制了行会与个人经营活动的影响。（2）西方城市的发展。在后中世纪欧洲，城市共同体达到了高度的政治自治，从而使得“市民”社会从农业封建制度下脱颖而出。但在东方文明中，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亲属网络的影响阻断了城乡分化，城市始终更深地植根于地方性农业经济之中。（3）在欧洲，一种世代相传的罗马法传统的存在，提供了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完整、更发达的司法实践理性化。（4）这一点又作为一个关键因素，使得民族国家以及全职官僚制官员行政的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东方文明难以企及的。西方国家的理性法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商业组织本身内部之用，但也为协调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5）复式簿记在欧洲的发展。在韦伯看来，这是为调整资本主义经营打开通道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6）这一系列变化——正如马克思强调的那样——为形成“自由的”、以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力大军做好了准备。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以往对存在于封建义务形式中的对劳动力的垄断处置权（这在东方的种姓制度形态下达到了极致）的侵蚀。

凡此种种，意味着若干必要的促进条件的汇合，它们与清教徒的道德活力交融在一起，便带来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尽管清教主义提供了精神火花、点燃了使工业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一系列变革之火，然而，一俟后者成为一种既定秩序，它就会连根拔除曾经帮助产生了它的那些伦理上的特殊宗教成分：

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斗室里被带入日常生活，并开始支配世俗道德观时，它在庞大的现代经济秩序体系的构造过程中就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因为资本主义有了机器这个基础。……天职义务的观念则像死寂的宗教信仰的幽灵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徘徊。（pp. 181—182）

在这里，首先关注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新教伦理》，连接上了韦伯对当时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业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提出的阴郁的指控。清教主义帮助创造了那个使得现代人不得不生存其中的“铁笼”——不断壮大并无情消灭了“自发性生活享受”的官僚制秩序。韦伯得出结论认为，“清教徒是为了履行天职而劳动，我们的劳动却是迫不得已”（p.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