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卖点

彼得·安德里亚斯·蒂尔承认，他在学生时期满足了精英教育的所有要求：先是在高中表现出色，然后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并获得法律学位。“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我一直在被竞争者追赶，”蒂尔后来在一次毕业演讲中说，“我知道，如果直接上法学院，我就会参加我从小就参加的那些考试，但我可以告诉所有人，我这样做是为了成为一名职业成年人。”

从法学院毕业后，他继续取得成功，获得著名上诉法院书记员的职位。但随后出现了一次重大失败：蒂尔面试最高法院书记员职位，但是被拒绝了。对蒂尔来说，法院的拒绝是灾难性的。“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他后来说。这导致蒂尔“试图找回自我的青年危机”，其间他退出法律界，加入瑞士信贷，成为衍生品交易员，并于1996年返回西部。

在加州，他重新开始，向朋友和家人筹集资金，成立了名为蒂尔资本的对冲基金，专注于全球宏观经济策略和外汇投资。两年后，当蒂尔开始招募基金的第一个员工时，他利用了熟悉的人才库。还在斯坦福读大二时，蒂尔和大学同学诺曼·布克创办了一份名为《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的独立学生报纸。

《斯坦福评论》的第一期就确立了顽固的叛逆风格：“首先，我们希望就斯坦福社区当前的广泛问题提出不同观点。”蒂尔负责筹款、编辑和征集稿件。他还为每期报纸撰写开篇社论文章，标题包括《思想开放还是空虚？》《制度化的自由主义》《西方文化及其失败》《诚实的重要性》等。

对支持者来说，《斯坦福评论》为斯坦福沉闷的政治正确氛围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对批评者而言，《斯坦福评论》进行虚伪的魔鬼式宣传，选择挑衅而不是提供实质内容。《斯坦福评论》因其政治上的异端在校园里出名，而它的首任主编后来将在硅谷声名狼藉。

创办者毕业后，《斯坦福评论》继续发行。对蒂尔来说，《斯坦福评论》成为他与校园的长期联系。毕业后，他不时参加《斯坦福评论》的活动，也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斯坦福大四学生肯·豪威尔。他们简短地聊了几句，并一直保持联系。

不久之后，蒂尔给豪威尔发去一条语音信息，邀请他加入蒂尔资本。两人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牛排餐厅共进晚餐，讨论相关事宜。晚餐进行几小时后，豪威尔对蒂尔十分钦佩，不仅是因为他的知识深度，还因其广泛的涉猎范围。豪威尔回到宿舍，对女友说：“蒂尔可能是我在斯坦福四年里遇到的最聪明的人。我想我可能余生都要为他工作了。”

对于豪威尔的女友、朋友和家人来说，这个宣言十分荒谬。豪威尔已经获得东海岸顶级金融公司的高薪工作，而他将全部拒绝……为了什么？蒂尔资本除了蒂尔没有其他员工，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

尽管如此，豪威尔还是被深深吸引——被蒂尔本人，而非他的新公司。豪威尔对初创企业和科技产生了兴趣，而蒂尔似乎融入了这些领域。这个人值得冒险一试。于是，毕业后，肯·豪威尔与蒂尔资本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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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互联网热潮兴起，而且就在蒂尔和豪威尔的后院。互联网公司开始与传统美国公司一起在股票交易所上市，数十亿美元涌向西部。虽然蒂尔作为全球宏观投资人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对所有互联网相关产品的狂热中，他看到了投资有前景的科技初创企业的获利机会。

蒂尔认为，如果要在这个领域发展得好，他的公司需要合适的选址，而门洛帕克的沙山路是硅谷顶级风险投资公司的所在地。蒂尔让肯·豪威尔寻找办公地点，那是豪威尔在蒂尔资本的第一个任务，这并不容易。随着互联网公司展开土地争夺战，沙山路的低层建筑需要排队才能租下，租金比曼哈顿的写字楼还高，后者还可以一览中央公园的美景。

豪威尔徒步穿过沙山路，希望亲自恳求能产生效果。在被拒绝了一天之后，失落的他来到最后一站——沙山路3000号。在那里，他看到一位年长的男士正在修剪树篱。豪威尔走向他，问可以找谁谈租赁的事。结果，修剪树篱的人正是这栋建筑的主人——77岁的汤姆·福特。他是二战老兵，也是当地的房地产大亨，偶尔会收拾自己的房产。

福特带豪威尔走进沙山路3000号，并拿出一份建筑示意图。他的手指滑过一排排已经出租的办公室，停在一个在豪威尔看来像是页面上的转折点处。“嗯，我没有办公室，”福特说，“但这个杂物室可以用。”

福特带豪威尔走到杂物室。一把扫帚、一个拖把、几个水桶和各种清洁用品排列在墙上。豪威尔当场同意，福特整理了一份简单的5页租约。豪威尔着手装修蒂尔资本的新总部。“我们从五金店买了一些金属号牌，把它们钉在外墙上，”豪威尔回忆说，“这样它看起来就不那么像杂物室了。”房间没有外窗，福特便送给新房客两张野生动物海报，供他们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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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8年，蒂尔资本拥有了一名合伙人和在沙山路的“办公室”，并开始进行科技投资。它最早的一项创业投资是一家公司，由伊利诺伊大学一名有前途的毕业生卢克·诺塞克创办。

毕业后，诺塞克千里迢迢来到加州，安顿下来后就睡在沙发上。他一如既往地爱交际，受邀参加了无数次硅谷互联网聚会。有一次，他和一个参加聚会的人攀谈起来，对方在网景公司有熟人。不久，诺塞克就在网景的业务发展部谋得一份工作。

为了这份新工作，诺塞克参加了他能找到的所有会议和科技聚会。在硅谷创业企业家协会的一次聚会上，诺塞克的朋友斯科特·班尼斯特参加了一场关于教育改革的小组讨论。报告结束后，一位小组成员提到，班尼斯特和诺塞克会很高兴见到他的大学室友彼得·蒂尔。

他们四人在当地一家休闲快餐连锁店Hobee’s见面，此后还有更多聚会。在电子邮件中，诺塞克俏皮地把这些聚会称为“亿万富翁的早餐俱乐部”。诺塞克解释说：“我们都相信彼此会干成大事。”吃饭时，他们会讨论科技、哲学、教育、创业公司的最新发展，以及他们对未来的预测。正是在那时，诺塞克得知了蒂尔对创业投资的兴趣。

早在加入网景之前，诺塞克就染上了成立初创公司的瘾。当他成为大公司的全职员工后，创业瘾变得越来越大。“我（在网景）一事无成。”他坦白道。仅仅一年后，他就被解雇了。

但失业为诺塞克创办自己的公司打开了大门。他的点子叫作Smart Calendar（一款智能化日历应用），是对过去纸质日历的数字化升级。诺塞克说服蒂尔投资。“现在回想起来，它几乎所有方面都有问题。”蒂尔后来谈到Smart Calendar时说。在饱和的电子日历市场中，有“大约200家公司”在争夺主导地位。诺塞克在与联合创始人发生冲突后被赶下台，面对来自外部的阻力和内部的冲突，Smart Calendar关闭了。

与其他失败不同，诺塞克为Smart Calendar感到难过，部分原因是它让新朋友彼得·蒂尔亏了钱。“在我看来，这损害了我和蒂尔的关系，因为我让他亏了钱。”诺塞克回忆说。但对蒂尔来说，Smart Calendar的价值与其说是一笔投资，不如说是初创企业的速成课。诺塞克向蒂尔详细讲述了公司的兴衰历程，向他介绍了错综复杂的网络营销、客户获取和产品设计。

蒂尔后来将他对Smart Calendar的投资称为丰富的学习资源，这次失败提供的教训为贝宝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其中包括明智地选择联合创始人和减少竞争。对诺塞克来说，在Smart Calendar失败后，蒂尔仍然愿意与他联系，这也给他上了一课。这表明，在硅谷赔钱不像在其他地方赔钱。在这里，你为自己的努力赢得积分，而不仅仅是离开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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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塞克忙着建立公司，蒂尔忙着成立基金，麦克斯·拉夫琴则在寻找一种更基础的资产：空调。他在帕洛阿尔托的单身公寓没有空调，所以他只能临时凑合。拉夫琴发现，如果他在斯坦福校园里转悠，参加对公众开放的讲座，闭上眼睛坐在后排，就能享受炎热中的片刻凉爽。

在一次这样的寻找空调任务中，拉夫琴看到了彼得·蒂尔讲座的广告。讲座的主题是金融市场和外汇交易，这并没有特别引起拉夫琴的兴趣，但他从卢克·诺塞克那里听说过蒂尔，知道他投资初创企业。当拉夫琴来到斯坦福特曼工程中心的教室时，他惊讶地发现，来的人比预期的要少，少数与会者像参加研讨会一样围坐在蒂尔周围。

尽管听众不多，但蒂尔的演讲给拉夫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哇，如果我要在金融界干点儿什么，”拉夫琴想，“我想和那家伙合作。”他从蒂尔的财务头脑中也看到了其他东西。拉夫琴认为，蒂尔显然不是计算机科学家，但他是个计算机迷。

讲座结束后，拉夫琴在旁边徘徊，试图和蒂尔搭话。看上去蒂尔正不悦地听着一场即兴筹款游说，拉夫琴意识到“蒂尔需要被解救”，所以他便介入了：“嗨，蒂尔，我是拉夫琴……我和卢克是朋友。”

另一个谈话者心领神会，蒂尔把注意力转向拉夫琴。“那你是做什么的？”他问。

“我可能要开一家公司。我在伊利诺伊州就是干这个的。”拉夫琴解释说，他最近的项目NetMeridian刚被收购。

“啊，太棒了！我们一起吃早餐吧。”蒂尔答道。

第二天早上，拉夫琴错估了约定见面地点Hobee’s的距离。他为了赶时间飞奔过去，到达时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地道歉。蒂尔已经捧着他最爱的Hobee’s红白蓝奶昔，看起来十分平静。拉夫琴坐下，蒂尔开始盘问他的创业想法。

拉夫琴的第一个想法是制作MAI公司销售的一款产品的升级版，对方曾在他上大学时给他合同工作。MAI提供关于实体和零售商品的分析，拉夫琴认为在线广告数据库也可能有市场。“应该让人从网上搜集这些广告，然后把它们打包放进数据库。这是个创建在线（广告）市场准入的机会。”他表示。

“好吧，还不错。”蒂尔说。

拉夫琴察觉到蒂尔的冷淡反应，便转向下一个概念。在大学期间，他为当时世界上最热门的手持设备奔迈掌上电脑（PalmPilot）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为运行大型计算机系统的朋友解决问题。这些系统管理员依靠信用卡大小的密钥卡来保证安全。每台计算机都与一张密钥卡绑定，密钥卡会输出一次性密码，但这样的话，系统管理员就得带着一大堆密钥卡。

拉夫琴将他的发明称为SecurePilot，它将多个密钥卡的密码生成变成手持设备上的单一应用程序。“我差不多在奔迈掌上电脑上模拟了整个过程，这样系统管理员就可以扔掉他们的傻瓜设备。”拉夫琴说。

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密钥卡可以进行复杂的加密，并迅速生成密码。SecurePilot必须保证速度，以免惹恼用户，但奔迈掌上电脑的弱处理器使速度成为技术问题。拉夫琴后来告诉记者杰西卡·利文斯顿：“如何加快（程序的）速度涉及一些技巧，从用户界面和数学的角度都是如此。在数学上，你必须知道能从中获得多少内容，而在用户界面上，你必须让用户觉得它没有花太多时间。”

SecurePilot征服了数学和艺术，并获得了付费用户。拉夫琴对每次下载收费25美元，当他和蒂尔坐在Hobee’s时，拉夫琴已经创造了一个盈利产品。拉夫琴向蒂尔解释说，SecurePilot的小小成功预示着更大的机遇——在手持设备和移动安全的交汇处有商机。他预言，未来奔迈掌上电脑这样的手持设备将不可或缺。

蒂尔将信将疑。“我见过这些设备，”他说，“但它们有什么用呢？”

“嗯，现在它们只能用来记笔记，”拉夫琴承认，“但我相信，有一天它们会取代笔记本电脑、录音机、台式计算机……”他说，有朝一日，每个人的口袋里都会装着一台超级计算机。

蒂尔继续追问：“那有什么意义呢？”

“关键是现在还没有加密技术。如果有人偷了我的奔迈掌上电脑，并且知道密码，我就完蛋了。他们会得到一切，”拉夫琴解释道，“你需要加密这些东西。”

蒂尔开始看到其中的潜力。但他有一个问题，一项该领域的核心挑战：生成一次性密码是一回事，但奔迈掌上电脑的处理器能加密电子邮件、文档和其他文件吗？拉夫琴的想法是否超越了现有技术？

“这正是我的意思。”拉夫琴回答说。还在上学时，他仔细阅读了小型设备加密的相关学术研究，并通过SecurePilot将想法付诸实践。拉夫琴对高效移动加密着了迷，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有竞争优势。

这一切似乎说服了蒂尔，让他从怀疑转为支持。“这是个好主意。你干吧。我愿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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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个星期，拉夫琴和蒂尔定期见面，拉夫琴后来称之为“超级计算机迷约会”。其中一次是在帕洛阿尔托的Printers公司，他们花了几个小时反复做趣味智力题。“我会给他出一道题，看能不能难住他，”拉夫琴回忆道，“然后他也会问我一个。”

双方谈话语气友好，但涌动着竞争的暗流，这为后来贝宝的文化埋下了伏笔。蒂尔和拉夫琴磨炼了解题能力，两人都不想输。拉夫琴回忆起蒂尔曾经出的一道题：取任意正整数，有的有奇数个唯一除数，有的有偶数个唯一除数。描述所有具有偶数个除数的z个整数的子集。[1]

拉夫琴思索了四五分钟。他记得自己“一开始把问题弄得过于复杂”，并意外地“给出了子集的子集”，但最终，他得出了正确答案。即使他多走了半步，蒂尔也颇感震惊。

然后，拉夫琴还击：假设你有两根密度不同的绳子。如果点燃任何一根绳子，即使它以不同的速度燃烧，也会在一个小时后完全燃尽。用这两根绳子，测量45分钟。[2]

蒂尔回答正确。

这种精心设计的猜谜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脑筋急转弯之后是数学问题，而逻辑问题更胜一筹。拉夫琴和蒂尔发现了一种共同的奇特兴趣——某种人会把数学变成运动。“蒂尔不懂技术，”诺塞克这样评价蒂尔，“但他是拉夫琴那样聪明、博学的人，他们一直都在努力理解事物，喜欢挑战思维极限。”

蒂尔和拉夫琴的早期会面预示了日后贝宝评估应聘者的过程。一些问题，比如燃烧的绳索，成为该公司面试的主要内容。“它们听起来像好玩的谜题，”拉夫琴解释道，“但背后是非常基础的计算机科学问题……你应该退一步思考：这是一个谜题，应该很快就能破解。如果你想得太深，那就做错了。”

拉夫琴回忆起，有一次面试一位很有希望的求职者，对方是数学博士。拿到谜题，数学专家便开始写写画画，他的计算过程先是占满了整个白板，然后占据了办公室的玻璃门。对拉夫琴来说，求职者冗长而曲折的计算过程是决定性的一击。“这就是未来你成为软件工程师的样子，你会做对，但恐怕要花很长时间。”他想。

在面试中使用深奥的谜题并非贝宝独创，很多科技公司都用难题使求职者绞尽脑汁。并不是所有贝宝成员都认为这个方法是理想的。“我不擅长解谜……但我喜欢解决问题，”贝宝工程师埃里克·克莱因表示，“谜题和问题是有区别的。我们在面试中确实解答过很多谜题，但我觉得解谜可能会刷掉擅长解决问题的人。”克莱因记得当时自己“全身心投入”，但他也反思道，“我以后会认为，这可能不是最好的招聘方式。”

一位名叫桑托什·贾纳丹的工程师看到现场解谜的利弊。“我们可能错过了一些人才，因为他们那天刚好不顺心。但我们最终雇用的人至少智商极高，思维也和我们一样。因此，我们可能错过了部分真正优秀的人才，但最终进来的人……自然相处融洽。所以，也许这是一种群体思维，但对一小群人来说，能做成事，而且做得非常快，事后看来，这其实很了不起。”

无论对招聘是否有帮助，贝宝的与众不同之处都在于，它的企业文化中弥漫着解题精神。一位用户体验设计师记得工程团队对解决问题的热爱。她说：“想到一个漂亮的解决方法，那真是一种快乐。”为了激发这种快乐，公司在每周的员工通讯中加入趣味智力题，正确答案会在下一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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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轮咖啡和解谜约会后，1998年12月，蒂尔资本发放10万美元过桥贷款，为拉夫琴的初创公司提供种子基金。虽然钱不多，但这是开端。现在，拉夫琴有了天使投资人，并具备创办公司的条件。他还想到一个完美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鲍尔斯，他是软件公司JD Edwards的信息技术专家。

他们在伊利诺伊州奥克布鲁克的一次移动技术会议上认识，当时拉夫琴还在上大学。会议期间，鲍尔斯在摩托罗拉展台前排队，准备了各种问题。他听到旁边的拉夫琴在解答自己的问题。鲍尔斯记得自己当时想：“这小子好像比展台里的人懂的都多。”

他们在附近喝咖啡，同时，就鲍尔斯打算向摩托罗拉公司代表提的问题，拉夫琴即兴画了一个框架。鲍尔斯对拉夫琴感到震惊：大学生并不是企业技术会议的常客，也没有这么敏锐。

在拉夫琴的记忆中，鲍尔斯“又瘦又高，特别而有趣……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总是领先时代10年”。鲍尔斯之所以来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他对移动计算感兴趣。第一代移动设备刚刚崭露头角，比如奔迈掌上电脑、苹果的Newton、卡西欧的Cassiopeia、夏普的Wizard等等。在遇到拉夫琴时，鲍尔斯已经开始研究无线标准和移动设备安全。“你可以预见变革的到来。”他回忆道。

会议结束后不久，鲍尔斯向他在JD Edwards的老板提出开办移动企业咨询业务的想法。尽管这一切在他看来前途光明，但移动计算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老板对此表示反对。虽然老板对移动技术不感兴趣，鲍尔斯仍然兴奋不已，并请假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

鲍尔斯需要一个合伙人，便给拉夫琴打电话，提出给他移动编程合约的工作，报酬为每小时15美元，拉夫琴欣然接受。他们的第一个客户是Hyster公司，那是一家租赁叉车和牵引车的公司。Hyster的技术服务人员在现场工作时，需要一种向客户开账单的方法。拉夫琴为现场技术人员编写软件，以跟踪在零件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

很快，越来越多的企业找到这家年轻公司，包括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卡特彼勒公司，以及另一家来自完全不同行业的企业：雅芳化妆品公司。鲍尔斯回忆说，雅芳的项目进行得最顺利。没多久，拉夫琴的软件促进了化妆品销售和叉车维修。

有了付费客户，鲍尔斯开始安排投资人会议。他和拉夫琴向数十位芝加哥投资人宣传公司，但没有人愿意投资。鲍尔斯回忆说：“他们很乐意资助一家利用互联网递送宠物食品或制造T恤的公司，但我们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

现在回想起来，这对搭档的生意举步维艰：1998年，许多企业才刚开始把纸笔换成键盘和鼠标，像掌上电脑这样的低功耗手持设备像是一次更大的飞跃，未经尝试，不切实际，而且可能不安全。鲍尔斯承认：“我们有点儿天真了。”

虽然他们的推广毫无作用，但展示想法并获得小额合同对拉夫琴很有启发。有一次，两人被邀请到当时的移动计算圣地——奔迈电脑总部。

鲍尔斯到达时穿着蓝色西装外套和卡其裤，打着领带。拉夫琴慢悠悠地走进会场，穿着运动短裤、人字拖和印有“微软垃圾”（WINDOWS SUCKS）字样的T恤。开会之前，鲍尔斯对拉夫琴的着装表示担忧，但拉夫琴予以反驳并给出实质性的理由。“约翰，你不明白，”拉夫琴回答说，“他们也不喜欢微软。”

他们确实不喜欢。奔迈电脑办公室里有许多苹果前员工，他们和拉夫琴一样对微软持否定态度。当他快速解答棘手的技术问题时，所有关于他随意穿着的异议随之烟消云散。他很容易就计算出设备输出量和处理器速度方面的问题。即使是现场最老练的技术专家也感觉到，拉夫琴的着装与他的才华不符。

尽管如此，奔迈的会议在结束时，还是像其他会议一样，充满美好祝愿和热情，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拉夫琴大学毕业后前往西部，他和鲍尔斯保持联系，并继续从事一次性的咨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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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底，拉夫琴再次联系鲍尔斯，因为他们的移动公司终于有了投资人，是时候打造两人一直设想的安全产品了。鲍尔斯开始往返于帕洛阿尔托和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家之间。

这可以说是贝宝最早的迭代：在多次遭到拒绝后重新崛起，公司现在拥有一位在杂物室办公的天使投资人（蒂尔），一位没有空调的首席技术官（拉夫琴），以及一位通勤距离2 100英里的首席执行官（鲍尔斯）。

鲍尔斯建议将公司命名为Fieldlink，这个名字抓住了雅芳和Hyster项目的精髓，而且听起来还不错。蒂尔、拉夫琴和鲍尔斯开始对公司的产品进行头脑风暴，并向潜在投资人宣传。

Fieldlink的三人团队很快就融为一体。工作间隙，拉夫琴、蒂尔和鲍尔斯会玩国际象棋和纸牌游戏，在这些休闲比赛中，鲍尔斯发现蒂尔和拉夫琴惊人的相似之处：强烈的好胜心。有一次，在Printers公司，鲍尔斯在一个名为3-5-7（也叫“火柴游戏”）的硬币游戏中击败了蒂尔。失望的蒂尔暂停比赛，用纸和笔计算游戏中隐藏的数学原理。计算完成后，蒂尔在随后的每一轮都击败了鲍尔斯。鲍尔斯回忆说：“通过这件事，我对蒂尔有了很多了解。他会根据某种科学依据做出决定，而不只是开一枪，然后看会打到哪里。”

鲍尔斯很享受在西部建立初创科技公司的时光，但他也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他在周五晚上抵达加州，整个周末都与拉夫琴和蒂尔一起苦干。然后，在周日晚上，他会乘坐红眼航班回到芝加哥，在清早到家，和妻子打声招呼，换身衣服，接着出门上班。

这样的早期结构很适合拉夫琴：蒂尔和鲍尔斯负责业务和融资，他独自编写代码。但几周后，拉夫琴看出了鲍尔斯的辛苦，他得出结论，公司需要一位在本地的全职首席执行官。蒂尔、拉夫琴和疲惫的鲍尔斯三人去帕洛阿尔托的Verona咖啡馆吃饭。拉夫琴让蒂尔发起这场艰难的谈话，蒂尔温和地告诉鲍尔斯，如果他不能搬到帕洛阿尔托，就无法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蒂尔承认，要彻底改变刚安顿下来的生活（鲍尔斯刚刚结婚），选择远在美国另一头的一家初创企业，选择不确定和混乱，这很困难。

鲍尔斯尽力接受了这个安排。“我有点儿不高兴，因为我喜欢那种高强度和乐趣，”他说，“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完全合理的。”合作以友好的方式结束，随着公司的扩张，拉夫琴和蒂尔甚至求助鲍尔斯来担保他们的信誉。鲍尔斯热情地配合。

在第一次员工交接中，拉夫琴目睹了蒂尔展现的技巧。原先，拉夫琴和鲍尔斯平分了公司的股权。但随着鲍尔斯的离开和蒂尔的投资，出现了一个棘手问题：他们每个人都必须稀释自己的股权，公司也需要足够的股权来分给未来的新员工。

拉夫琴找蒂尔来处理这个敏感问题，蒂尔照办了。“我想，哇，这就是硬核绝地控心术。3个小时里，我基本上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蒂尔解释，为什么（鲍尔斯）必须减少股权。”拉夫琴开始思考，除了作为Fieldlink的天使投资人，蒂尔是否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必须有可以真正信任的人，”后来成为贝宝投资人的约翰·马洛伊说，“在一切顺利的时候，有很多人对你好，但当事事不顺时，你会和谁客观地交流呢？拉夫琴和蒂尔拥有彼此。他们如此耀眼，却又如此不同。他们是伟大合作关系的最好例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