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前言

神经外科，或者说脑外科，是个神圣的行业。

天文学家研究天上的星体，但没办法摘下星星来触摸；研究基本粒子的物理学家，靠着巨型加速器将原子轰击打碎，粒子通过云雾室的烟雾，留下了上帝的痕迹，但物理学家也从未亲眼看过那些粒子，没法把手伸进质子里面，试试碰触到夸克的滋味。分子生物学家呢？嘴巴里歌颂着双螺旋，但基因终究是个十分抽象的东西，肉眼是绝对看不到的。这些科学家必须接受、满足于大自然在实验仪器或照片上留下来的朦胧影子。神经外科医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他们来说，世界诞生以来最大的谜团，全藏在几千克油腻的血肉里。也只有神经外科医生敢在数小时之内，试图让五十亿年的演化更上一层楼。

在人类大脑的上千亿个神经细胞内，储存着各种电子信息，多如恒河沙数。灵魂的织锦穿插在大脑神经细胞里，精巧、从未受到侵犯的脑子优哉游哉地漂浮在头骨制成的保险柜里，就像镶嵌在生物学皇冠上的宝石。是什么因素造成了猿猴和人类之间悬殊的智力？为什么猴子只是窝在树上而人类却能行走在月球上？大脑究竟是上帝的恩赐，抑或只是由一万亿颗DNA骰子组成的赌局？

这些问题的答案，藏在科学与神学之间的灰色地带里。关于大脑，我们确定知道的只有一个事实：它并不是刀枪不入的。很早以前某个不幸的直立猿人从高崖上掉下来，发生人类历史上第一宗头部创伤的意外事件时，大家就学会了一件事：两耳之间流出的粉红色、湿湿黏黏的东西，代表的是生命的脆弱。从前，外科医生认为脑部神圣不可侵犯，不是他们的能力所能救治的。甚至到了19世纪，当勇敢的外科医生做出各种尝试时——包括修补还在跳动的心脏——神经系统好像依然是遥不可及的。而当某些远古巫师下令将病人头颅打开，让里头的恶魔离开时，连这些巫师都清楚，打破脑袋的保护罩就等于让病人暴露在感染、流血及昏迷的危险当中。

有些时候早晨醒来时，我会有点迷惘：我是如何当上神经外科医生的？前一天我还是个穷大学生，拼命掀开沙发垫子找寻遗落的铜板好去买包薯条充饥，再回过神，我就发现自己整双手掌都埋在别人的头颅里！而在这两者之间所发生的事呢，一片模糊。

许多人大概都有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外科医生从小受到感召，立志要走这条路。但至少我在长大的过程里，就从没打算要当神经外科医生。嗯，我承认小时候玩过一个人头模型玩具，但当玩具的眼球跌下来滚到餐桌下面时，我吓得赶紧将整个玩具都扔了。也许我早该视这为不祥的预兆，但老天！我没这么做。于是，我就成了今天的我。

是什么吸引大家走进医学这一行？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小时候碰到人生挫折后的反弹：也许小学时在校园里经常被人欺负，或者念中学时交不到男女朋友等等；对其他人来说，是稳定又丰厚的收入。至于我，则是由于随便乱逛，逛到这个带着致命吸引力的职业旁边，结果再也逃不出去，就像陷在蜘蛛网内的苍蝇一样。如果一直没看过别人动脑部手术，我很怀疑我会想到从事这个行业。可是打从看到活生生的脑子的那一刻起，了解到神经外科高傲而神圣的一面之后……我便上瘾了。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神经外科医生有一种神秘感，似乎脑外科医生总是聪颖过人、技术高超。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印象，主要是与既专横又才气逼人的哈维·库欣（Harvey Williams Cushing）有关。库欣被尊称为美国神经外科之父，他是最早专攻脑外科手术的先驱之一。举止像个贵族、作风时髦的库欣连喝下午茶都使用上好的瓷杯，放香烟的盒子也是纯银打造的。他十分关注媒体，在那个还没有电视的年代，他就将自己塑造成了医学界的超级巨星——他甚至还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库欣非常清楚，“大脑”这一课题的宣传效果比结肠堵塞或坏死的腿要好太多了。靠着他当时还稍显生嫩的技巧，库欣不断地挑起大众的好奇心，颠倒众生。

然而，事实上，神经外科医生的这些神话基本上就是——神话。虽然脑筋不灵光的人的确没法成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但神经外科铁定不是地球上最困难的工作。我懂得怎样解读电脑断层扫描照片，然而设计和制造扫描仪器的人所拥有的思维能力，恐怕就在我之上。当我看到一块瘀血，推断这是使病人逐步迈向死亡的元凶，而应该把它弄掉时，其实许多人也有能力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过不管怎样，我的工作是不容易对付的，使这份工作困难的是它的高风险性。脑部和脊髓与身体其他部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没有多少复原的能力。动腹腔手术时，如果大夫不小心割伤了一段肠子，他只要将伤口缝上便可，最多是割掉那些受损的部分。人体内有近8米长的肠子，割掉一小部分无伤大雅。甚至，完全报废的心脏或肝脏都可以靠移植而替换。但如果我切断了任何一条神经，便永远不能完好如初地接回去了。

因此，我们这些神经外科医生所做的事，是没法挽回的。小小的动作就可能导致各种严重的后果，这使得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任务都变得困难万分。找一块30厘米宽的木板放在地上，从一头走到另一头，没问题，但试试看将同一块木板悬空放在十层楼高的地方再走一遍。现在，这就不单单是机械地走路而已了！“我们犯的错误全都无法挽回”这个事实，让我常常在每天清晨醒来时就会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脱离这个工作。我就像被蛛网困住、拼命挣扎着想逃出来的苍蝇。

正式成为医生前的训练阶段，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医生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是最糟糕的时光，是地球上古往今来所有的训练阶段中最严酷的。在神经外科这一行中是没有天才型的人物的。而且不管你是天才还是白痴，每个人从高中一直到成为有行医执照的医师，都要通过十几年的考验[1]。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像其他专业外科一样，神经外科是一个近乎宗教教派的团体，有着各种硬性规定的仪式。所有学徒都必须承受这些折磨，忍受面对死亡与疾病的悲戚岁月，必须接受僧侣一样的教授的无情羞辱。于是学徒阶段除了具有洗脑作用、训练出能够进行神经外科手术的能力之外，还能够使我们看起来也像个神经外科医生——跟库欣一样——头发花白、烟抽个不停。这个过程越接近尾声，外科医生看上去就越老成，越具有说服力。“也许一个25岁的年轻小伙子有能力驾驶太空船飞到月球，但请他千万别碰我妈妈的脑袋！”

这本书所记录的，是我在神经外科世界里的心路历程。不过所有的故事讲的都不是我多有才干，其实我跟天才完全搭不上边。这本书谈的也不是些稀奇古怪的病例或者古怪医生，更没有躲在什么地方谈情说爱的场面，没有什么医学界名人的内幕故事。我把焦点放在寻常的人物上：寻常的病人、寻常的医生，他们如何面对棘手的疾病，以及偶尔展示出不寻常勇气的时刻。

这本书的结构是颇为松散的。当我回忆往事时，我记起的并不是流水账式的、一个个病人的事迹，也不是一个构思严密的故事。正如我想不起在医学院读过的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文章，但我记得心神烦忧、手指扭曲、再也无法捏面团做饼干给孙子吃的老祖母一样。

我所记述的病例好像都颇为灰暗，可能会有人指责我将神经外科这个行业描述得好像《哈姆雷特》一样（落幕时剧中人物差不多都死光了），但其实这里记述的并不足以反映整个行业。事实上，神经外科医生救回来的病人，远比手术后出现并发症或死亡的病人多。我之所以会挑选这些个案，主要是因为这些事件是我从一名钢铁工人蜕变为一名中枢神经系统外科医生路途上，所经历过的里程碑。失败，往往比成功更具有教育意义。一位病人的死亡比五十次的救援成功更能塑造医生的心理，促进他成长。

神经外科医生需要面对许多十分恐怖的病痛——脑瘤、脊髓伤害、头部受创、致命的出血等，病人也许会失去语言能力、行动能力或视觉。在无数的个案中，灾难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突如其来的头痛、抽搐、车祸或单纯在楼梯跌了一跤等，我们看到的都是没人想看的场面。然而，人类心灵高贵的一面，最后永远能光照黑暗、冲破丑恶，最坏的悲剧也可能是最有启发性的。我在受训期间，感觉跟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军将领罗伯特·李（Robert Lee）十分相似。当年李将军目睹过各式恐怖战役中的英勇事迹之后说：“战争这么丑恶也是件好事，否则我们会越来越喜欢打仗。”

最后必须说明一下，虽然书中一切皆根据事实写成，但是所有人名全属虚构，某些事件的经过也有颇多改动，我对一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安排，以保护相关病人或我的同事的隐私。因此，书中提到的病人、医生及故事，事实上是将十年间发生的许多事件、人物及对话组合而来的。

打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采用精准的新闻报道方式来写这本书，这更不是我的自传——我的一生跟其他千千万万个神经外科医生没什么两样。但如果读者能够“爬”进这个典型的、正在接受训练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心理世界，看看他所看到的、感觉他所感受到的以及恐惧他所恐惧的一切，然后默想一下每天在任何城市中的任何一家医院里不断上演着的悲喜剧，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注释

[1]在美国学医，高中毕业后需先上四年普通大学，再上四年医学院，毕业后当三至八年的住院医师。——编者注（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