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南朝经学派与北朝经学派的异同

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祖述玄虚，提出“以贵无为本”的观念，此后玄学大兴，致使少有人再对六经作深入研读。进入西晋后，玄风更盛，《晋书·帝纪》称：“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西晋元康时玄学风气最盛，《晋书·应詹传》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这种观念影响了社会，以至于“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可见永嘉之乱也与社会上的谈玄之风有内在关系，后世所说的玄谈误国正是指此类问题。

进入东晋，玄风更炽，东晋皇帝也想恢复经学，比如，晋成帝咸康三年(337)，朝廷商议立国学，从天下征集生徒，然未承想：“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宋书·礼一》）面对如此世风，有些儒生站出来开始反对玄学，提倡经学。比如《晋书·裴传》载：“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于是裴写出了《崇有论》来反击玄风。

两晋之后，中国南方和北方处于分裂状态，南方称为南朝，承自东晋，先后递延为宋、齐、梁、陈四朝，均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四朝均为汉族建立。北朝承自十六国，由鲜卑族建立，分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让于丞相杨坚，杨坚定国号为“隋”，后隋军南下灭陈朝，统一全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在隋朝之前的那个时段，被统称为南北朝时期。

因为南北朝长期对峙，造成了南朝与北朝在学风上的明显差异，然就总体而言，南北朝经学续接魏晋，其注经范围有同源性，南北朝的经学家共习《毛诗》，三《礼》皆宗郑注，《公羊传》皆尊何休注，《穀梁传》皆尊麋信与范宁注。南北朝只是对《周易》《尚书》《左传》的注者各有所宗，但南北观点并不对立。对此马宗霍在《中国经学史》中指出：“南北经学，虽趣尚互殊，然诸儒治经之法，则大抵相同。盖汉人治经，以本经为主，所为传注，皆以解经。”到南北朝时，两汉以来流行的传注体少有人问津，而经注兼明的义疏体开始流行。故马宗霍认为：“名为经学，实即注学。于是传注之体日微，义疏之体日起矣。”

对于南朝和北朝在经学上的差异，焦桂美在其专著《南北朝经学史》中将两者的不同总结为六点，其第一点乃是指经学家受玄佛影响不同：“简单地说，南北朝经学家都受到佛教影响，南朝佛教之外又染玄风，北朝则几乎没有受到玄学浸染。但即使同受佛教影响，南北朝也表现得不尽相同：南朝重视佛教义理对经学的渗透，而北朝则在训诂上寻求儒佛二者的契合点。”

对于南朝和北朝经学研究孰优孰劣的问题，皮锡瑞《经学历史》的观点是：“而北学反胜于南者，由于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故能专宗郑、服，不为伪孔、王、杜所惑。此北学所以纯正胜南也。”在他看来，北朝经学胜于南朝，原因是北人尚朴而南人浮华。但是，质朴就一定胜于浮华吗？皮锡瑞又说了这样一句公道话：“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

就注经特点而论，南朝人不拘一家一校，北朝人则严守一家之学，从传承性而言，北朝更为正统。对于南朝和北朝的区别，前人早有留意，比如《世说新语·文学》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褚季野和孙安国、支道林谈论的主要是南北学风的差异，三人都认为北人以渊博见长，但是却博而不精，南人以清通为上，却精而不博。对于支道林所用的形容词的含义，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认为：“此言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隋书·儒林传序》中称：“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然清代学者梁玉绳有不同看法，其以《家训·书证篇》为例，来说明南朝与北朝各自有经学体系。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分别引用了焦循和梁玉绳的不同说法，之后点出：“一曰北方儒学隆盛，二曰南方经说可据。”之后陈登原以他的理解来解读《世说新语》所载支道林评语的含义。比如其称：“有五经极熟之人，有补缀石经之政，有枝叶深芜之学。”陈登原认为，这就是显处观月，其含义乃是说人数很多，同样这也就是焦循所说的“盛”。

接下来陈登原又解释何为牖中窥日：“有清通简要之学，有疑及何晏之人，有专门名家之人。”其含义乃是说程度较深，这就是梁玉绳说的“盛”。接下来陈登原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然则谓北朝儒学最隆，以数量言之，未为失也；谓经学南学可据，以程度言之，亦未为失也。”

什么原因造成了南朝和北朝经学风气的不同呢？马宗霍认为，这与南北方的风土人情差异有直接关系：“要之，南方水土和柔，兼被清谈之风，其学多华；北方山川深厚，笃守重迟之俗，其学多朴。华故侈生新意，朴故率由旧章，以是为分，庶几得其大齐。”（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因此，马宗霍认为，如果一定要说南朝是魏晋之学，北朝是汉学，这种观点“见失之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