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易学的象数派与义理派

儒学玄学化的趋势早在两汉已有萌芽。晋常璩《华阳国志》载：“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日阅得百钱，则闭肆下帘，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西汉末年，严遵已精研《老子》《庄子》，为此被人视为“三玄”始祖。

魏晋时期，玄学代表人物之一何晏依照《道经》和《德经》的体例，将《老子》一书改为《道论》和《德论》，他在《道论》中探讨了有和无的问题：“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圆，圆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在何晏看来，一切都产生于无，故而他的《道论》就是“无论”。也有人将其称为“贵无”，他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有无之辨，或者说体现了他的“以无为本”的理论原则。在何晏看来，“有”是依靠“无”而生成的，“事”也是依靠“无”来完成的，这正如《老子》第四十章所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作为儒生，有这样的观念，十分罕见。

何晏的这种思想乃是受到王弼影响，《世说新语·文学》载：“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何晏写了本《老子注》，拿给王弼看，王弼又把自己所著给何看，何认为王著更精，于是果断放弃了自己的《老子注》，而后写出了《道论》和《德论》。

关于王弼的学术底色，汤用彤在《读〈人物志〉》中认为他是“外崇孔教，内实道家，为一纯粹之玄学家”。对于王弼在经学史上的贡献，李中华在《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先将王肃与郑玄作了比较，认为王肃经学的显著特点是摈弃谶纬，推引古学，删繁就简，引申义理，援道入儒。接着李中华谈到王弼经学是按照王肃的路子走下来，只是比王肃走得更远，王肃未能建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王弼则是坚持儒、道融合会通，将这种思想由“渐靡”而至“顿变”。

汉代易学以象数派最为发达，当时著名的派别有孟氏易、施氏易、京氏易、梁丘易等，都属于今文易学派。孟喜提出四正卦、十二月卦说、卦气说，京房在孟喜的卦气说基础上提出了八宫卦说、飞伏说、五行说和纳甲说，后来虞翻又在京房纳甲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卦变说、旁通说、互体说、半象说。东汉以及之后的一个时期，古文经学兴起，今文经学渐衰，古文经学家解易不出象数之学，注重义理发挥，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就是王弼的《周易注》和《周易略例》，这两部书反对象数学，开玄学解易之先河，故王弼被视为易学义理派的开创者。因此，李中华谈到王弼经学时，认为《周易注》和《论语释疑》为其代表著作：“实现了由象数向义理的转变，开创了以老庄说易的先河。”虽然王弼仅活到了二十四岁，但是他的这些著作显有创新性，“尤其他开创了一代玄风，成为魏晋玄学的创始者”，所以李中华将王弼视为“名烁古今的经学大家”。

王弼的《周易注》只为《易经》中的六十四卦作注，没有给《易传》作注，故其注仅为六卷，再加上《周易略例》一卷，合计七卷。晋人韩康伯又为《易传》作注三卷，合在一起即为十卷本的《周易注》。汉代象数派易学把《周易》中的阴阳卦气视为解读天下一切的内在密码，还有一派认为《周易》乃是占筮工具，通过对爻象的解读来预测吉凶福祸。对于这种解读方式的局限性，余敦康在《何晏王弼玄学新探》中说：“汉代象数派的易学不仅破坏了《周易》原有的逻辑结构，作了花样翻新的排列，而且歪曲了《周易》的性质，使它的哲学思想屈从于神学的支配。”

与传统解易方式不同，王弼解易不谈象数而专谈玄旨，对于这种解经方式，汤用彤在《王弼大衍义略释》中给出了很高的评价：“立论极精，扫除象数之支离，而对于后世之易学并有至深之影响，诚中华思想史上之一大事因缘也。”

由此可见，在玄学思想方面，王弼比何晏走得更远，或者说更为彻底。《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钟会传》引何劭《王弼传》中称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

何晏认为，圣人不会有情，为此也没有喜怒哀乐，王弼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圣人跟普通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也就是圣人也有五情。在王弼看来，五情是人的天然禀赋，是自然之本性，只是圣人的智慧高于凡人，这是凡人后天学不到的。同时王弼认为，五情同智慧一样，是自然存在的，因此圣人不可能无情，圣人高于凡人之处，乃是圣人能够看到现象背后的“无”，而常人只能看到表面的“有”。

王弼在《周易注》中称“圣人之情，应物而不累于物”，可见圣人在遇到问题时，与常人一样也会表现出喜怒哀乐，圣人超于常人处，是他们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不会沉湎于事物本身，任由自己的感情发散，但是一般人看不到圣人在这方面的超常之处，“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显然，这句话是批评何晏的“圣人无情论”。

王弼独特的解易方式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隋书·经籍志》称：“至隋，王（弼）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到隋代时，王弼的《周易注》盛行天下，使得少有人再留意郑玄之注，对于其如此大的影响力，唐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说：“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王弼的《周易注》一出，其他注本皆废。

对于王弼的解易方式，后世有赞赏也有批评。比如，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自汉以来，言《易》者多溺于占象之学。至弼始一切扫去，畅以义理，于是天下后世宗之，余家尽废。”这段话是针对王弼解易的重大影响力而给出的评语，陈振孙又接着说道：“然弼好老氏，魏晋谈玄，自弼辈倡之。《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于道阙矣。况其所谓辞者，又杂异端之说乎？范宁谓其罪深于桀、纣，诚有以也。”

对于王弼解《易》之弊，后世多有论述。宋刘克庄也认为：“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但是，王弼解经亦有很大的弊端：“然其弊，流而为玄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