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经学的两大流派：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分别来源于今文经和古文经，这两种经从表面来说是文字的区别，实质则是解读方式的区别。古代的六经原本是用不同文字所书写。经过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到了汉代，通行的字体是隶书。秦火之后，汉初六经的不同传本陆续出现在世间，其中《乐》经消亡了，其他的经也有所残缺，于是经学家将留存于世的其他五经，用通行的隶书誊抄下来，另外在此前有一些经是靠师徒间以口授传承，而非文本，到此时也用隶书文字记录下来。因为这些文本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故而这些经书被称为“今文经”。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兴建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此后宣帝时复置五经十二博士，元帝时设十三博士，所有各家所传习的五经都是今文经。

其实在当时，这些儒家经典只是被称为“经”，因为陆续发现了比这些经书更早的文本，而那些文本不是以隶书书写，所以对于汉初的人来说，那些文字属于古文，故而那些经被称为“古文经”，与之相对的，以当时字体书写的经就被称为“今文经”。

所谓“古文”，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解释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许慎在序中先解释了汉字的起源，接着谈到孔子所书的六经以及《春秋左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李斯提议统一文字，于是根据太史籀所创的大篆，用省笔的方式，创造出了一种字体小篆。当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古文经的传承被断绝了，汉兴，社会通行隶书和草书，后来鲁恭王为了扩大宅院，拆掉了孔子的院墙，从夹墙中发现了用古文字书写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另外，张苍献上了《春秋左氏传》，同时一些地方也出土了商周鼎彝，上面的铭文跟前面出土的几部书一样，都是用古文写成的。

许慎这段话的要点，不但讲述了文字史跟文本史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孔子与古文经的关系。许慎为东汉时期人，他推崇古文经，但在西汉时期，几乎是今文经一统天下，正如清末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所说：“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经学历史》）

皮锡瑞认为纯正的经学是今文经学，当然，他是站在今文经学的角度来看待古文经的，他在其专著《经学历史》中把两者的关系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比如，他首先说：“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这是点明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出现时代，接着他说：“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由此说明，今文与古文最初的区别是文字的不同，因为“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

皮锡瑞明确地说，今文就是隶书，流传于后世的熹平《石经》以及孔庙等处的汉碑就是用的这种字体。但是他把古文等同于籀书，认为流传于后世的十个石鼓上的文字就是籀书，以今人的观点看，石鼓文的字体今日称为“大籀”。对于这两种文字的应用情况，皮锡瑞说：“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籀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

皮锡瑞在此作了形象的比喻，他说汉代通行的隶书，就如同清末时的楷书，只要识字的人都能认识，但是籀书在汉代不通行，就如同清末时的很多人不认识篆书一样，所以人们将这种文字视为古文。他接着说，人们能识字，才能教学，因此汉朝所立的十三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当古文经学还没有形成一门学问时，人们也不会去区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所以他说，后世把齐、鲁、韩三家之《诗》称为今文诗，把《公羊传》称为今文春秋，这些都是后世的称呼，在当时并没有这种叫法。

关于古文经成为显学的时间，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官学，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可见刘歆对于古文经学的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古文经学也成为官学。但皮锡瑞说，古文经学为了与今文经学有区分，所以他们创造了一种自己的解经观点，到东汉时又出现了多位古文经学大家，他们继续完善古文经观点，到汉末时期，古文经风行天下，而古文经学家与今文经学家因为解经观点的不同，而形成了两大体系。

如前所言，皮锡瑞是今文经学家，他的所言当然是站在今文经学立场。王国维虽然不是古文经学家，但他的主体观点属于此派，他写过一篇《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认为秦文就是籀文，然司马迁称“秦拨去古文”，扬雄说“秦刬灭古文”，似乎是秦朝灭掉了古文。但王国维说“秦灭古文，史无明文”，如果一定要说秦灭古文的话，那么就是秦统一了文字和焚书这两件事。

王国维同时说，当年的六经主要流行于齐鲁之地，赵、魏之国也有流行，但很少流传到秦国，这些书就是秦人所焚的书，而其文字乃是秦国之外的六国文字，即人们所说的古文。从整体而言，王国维首先否定了许慎把古文简单等同于孔子定六经时所书的字体，同时批驳了皮锡瑞把伏生所献之书的字体理解为籀书的观点。王国维在《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中称：“夫今文学家诸经，当秦汉之际，其著于竹帛者，固无非古文。”在他看来，所谓今文经，乃是秦汉之际书写而成的，就内容而言，其实都是古文经。“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为今文”，只是到了文景之时，将古文经的内容用今文来书写，如果一定要将这两者区分出来的话，那只能是字体上的不同，“于是鲁国与河间所得者，遂专有古文之名矣”。于是，从孔壁所出以及河间王所献的古体字经书，就被称为古文经了。

古文经的出现，跟汉初的大环境有直接关系。惠帝四年（前191），朝廷下令废除秦朝的《挟书律》，民间私人拥有藏书不再是一种罪，于是珍藏于民间的一些经书纷纷现世。《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有秦朝下令焚书时，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了墙壁中，入汉后，伏生从墙壁中找出的《尚书》，已经被损坏了数十篇，但仍存二十九篇，此属古文经。另外，前面提到的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从孔子宅壁中发掘出的那批经书，均属古文经。武帝时，皇帝下令向民间征书，到西汉末年时内府里征集来的书堆积如山，刘向、刘歆父子在宫内整理这些典籍，在其中发现了一些古文经。

古文经与今文经除了字体上不同，在内容上也有差异。比如，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共二十九篇，而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另外古文《尚书》还有一篇孔子序，合在一起共四十六篇。高堂生所传的今文《仪礼》共十七篇，从孔子壁所得《礼古经》为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今文《仪礼》相同，多出来的三十九篇被称为《逸礼》，为今文所无。古文《礼经》中还有一部《周礼》，此书又名《周官》，而今文经中无此书。

关于《周礼》一书的来源，《隋书·经籍志》载：“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刘歆认为，《周官》的作者是周公，因其居摄时，作六典之职，所以文书又称《周礼》，然此说遭到了今文博士的反对。东汉时，今文家何休认为《周礼》乃是战国阴谋之书。

《春秋》一书分为三种解经方式，分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左传》为古文经学所提倡，后两者为今文经学所尊奉。《公羊》和《穀梁》两传中，所载内容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而《左传》到鲁哀公十六年（前479），比《春秋》原经多两年。

在汉代时，《论语》有三个系统：《古论》《齐论》和《鲁论》。《古论》出自孔壁，为古文经，共二十一篇。《齐论》为二十二篇，比《鲁论》多出《问玉》《知道》两篇。余外，三者在文字的多少上也有区别。东汉末年，郑玄根据《鲁论》考《齐论》和《古论》，同时为《论语》作注。

古文经与今文经除字体、篇目多少外，第三个争论点则是六经的排序问题。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是孔子思想的整体表现，并且孔子把许多的微言大义融入六经中，孔子用六经来传授弟子，其传授顺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是由易到难的排列顺序。古文经学家则认为，六经乃是上古三代文化典章制度，应该按照六经产生年代的早晚来排序：因为《易》为伏羲所画，所以应该排在第一位；《尚书》中最早的是《尧典》，故应该排在六经的第二位；《诗经》中最早的是《商颂》，故排在第三位；《仪》与《乐》是周公所制，故排在第四和第五位；《春秋》是鲁国史，为孔子所修改，故排在第六位。

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的第四个争论焦点则是古文经的真伪问题。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文经来源不明，没有师承，并且改乱旧章，有作伪痕迹，故而属于异端之学。他们认为今文经都出自孔子，递传顺序清晰，只有今文经才是真经。而古文经学家则认为，今文经经过秦火的摧残，已经残缺不全，它们靠口口相传，难知其真，而古文经则为先秦旧典。

对于孔子的态度，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一位感天而生的圣人，不在帝王之位，却具帝王之德，所以今文经学家尊孔子为素王。古文经学家则认为孔子是三代文献的保存者和整理者，所以他们视孔子为古代文化继往开来的先圣。

在解经方式上，今文经学家注重微言大义，后来发展为章句义理之学。古文经学家注重对经文文本的疏通、校正，以及对典章制度的阐释，逐渐发展为名物训诂之学。两个学派的争论从汉代开始，直到清末，持续两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