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儒道之争到独尊儒术

从战国中期开始，黄老之学大盛于世，其影响力不在儒家之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儒道两家相互攻忤，大有平分秋色之意，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了西汉初年。汉初采用黄老之政，其原因乃是用老子无为之治来反驳秦朝的苛刑峻法，另一个目的则是让社会休养生息，虽然汉初维持着较低的税率，但由于放开了地方经济，使得国库迅速充盈。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朝宗室及诸侯王、外戚的势力迅速膨胀，由此而削弱了皇权，北方的匈奴也时常入侵，皇帝意识到必须改变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文帝到景帝间开始逐步削弱同姓王的权力。

景帝中元三年（前147），《诗》学齐派大师辕固生与黄老派重要人物黄生当庭论辩“汤武受命”问题。《史记·儒林列传》载有二人对话，黄生说：“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其称汤王和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承皇位，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反驳说：“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辕固生称那是因为夏桀和商纣残暴昏庸，天下人心都归顺商汤周武，而商汤周武是为了顺应天下人的心愿，才杀死桀纣，汤武是不得已才登天子位，这就是秉承天命。黄生反驳说，帽子虽破，却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虽新，也必定是穿在脚下，这就是上下有别的道理，桀纣虽然无道，但他们是君主，汤武虽然圣明，却是臣下，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直言劝谏，去纠正他，保护君主的权威，反而借其过错诛杀天子，并取代他的地位，这难道不是弑君篡位吗？

辕固回答黄生说：“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一定要按你的说法来断是非，岂不是说高皇帝取代秦朝即天子位也是错的？两人的争辩让景帝很为难，如果他认为黄生是正确的，那就等于承认刘邦是弑君篡位，如果认同辕固生所言，就等于承认汉朝今后也会被别人所取代，于是只好说了几句和稀泥的话，就此平息了争论。但自那之后，再没有学者胆敢争论汤武是受命于天，还是篡夺君权。

汉武帝继位时年仅十六岁，未到亲政年龄，朝政由其祖母窦太后和母亲王太后临朝称制。《史记·外戚世家》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于是“（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窦太后听到辕固生与黄生在庭上的辩论后，很不高兴，她招来辕固生，问他认为《老子》这部书怎么样？辕固生知道窦太后喜黄老之术，但是他性格耿直，直接回了一句：“此是家人言耳。”意思是，这不过是普通人家的言论罢了。窦太后闻言大怒，说《老子》总比你们儒家的那些书要好吧，然后当场下令让辕固生去跟野猪搏斗，幸亏景帝给了辕固生一把利剑，让他将野猪刺死，得以保命。太后没办法，只好放过了辕固生。

汉武帝继位后，想通过儒家来制衡黄老道家，于是任命儒家学者卫绾为丞相，同时提拔其他儒家学者，推行有为之治。建元元年（前140），他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但是各地推举来的贤良中，有不少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丞相卫绾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儒士，认为如果这些人在朝中任职，将会“乱国政”，所以提出“请皆罢”，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卫绾的上奏被后世视为第一次罢黜百家。

接着汉武帝任命外戚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两人均好儒术，反感黄老之术，他们推举了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派使者接来《鲁诗》学者申培公，而申培公是赵、王二人的老师。汉武帝同时下令各诸侯王一律返回封地，不得居住于京城，以此来防止这些人干政。

这些举措使得窦太后十分恼怒，借机发动宫廷政变，将赵绾、王臧罢官，赵、王先后自杀。窦太后同时还罢免了窦婴、田蚡，这些举措使得汉武帝尊崇儒家的愿望落空。四年之后，窦太后去世，在其去世仅六天的时候，汉武帝就罢免了窦太后任命的丞相和御史大夫，接着任命窦婴为丞相，转年五月，汉武帝采纳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定儒学于一尊。

汉武帝的态度使得儒家学者意识到这是极重要的机会，公孙弘向皇帝提出建议，说夏商周三代的做法是“乡里有教”，所谓的“教”，近似于学校，三代的学校分别是“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设立学校的目的是“劝善也”，所以他建议汉朝也开办官学，“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同时提出具体办法：“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史记·儒林列传》）

公孙弘的建议对后世影响极大，因为此后的官吏升迁必须要精通儒家经典，这种做法使得五经博士的地位空前提高，同时儒家经典从民间思想变成了朝廷官员的晋升阶梯。汉武帝采纳了这种建议，于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同时逐渐将其他博士罢黜，使得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朝廷独尊儒家，与董仲舒有重要关系，其为西汉早期最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后世称董仲舒为“一代儒宗”，即本于此。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分歧作了对比，认为相同的是都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同时明确称：“在中国哲学史中，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皆中古哲学。”又称：“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尽管他的分法没有得到全部学者的认可，但也足以说明，董仲舒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

汉景帝时，董仲舒为博士。汉武帝继位后，下诏策问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策中首先批评了法家和黄老思想，认为武帝应当对民众予以教化，“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在董仲舒看来，人的趋利性就如同水向低处流，只有经过教化才能像建造大堤那样，阻止水向下流。这种观念显然是本自荀子，董仲舒指出：“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但是秦朝却强化法制，在董仲舒看来，德治成本低，效果更大，而汉初继承秦制，沿袭法治，结果却出现了“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局面，所以朝廷必须把思路转到以德治国的策略上来。

董仲舒的经学观念首先是“奉天法古”。对于天，他有独特的解释，其所著《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中称：“何谓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他认为天道有十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天、地、阴、阳、水、火、木、金、土和人。把人与自然合而为一来论之，这就是“天人合一”说，故而“天人关系”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他看来，虽然人是“十端”之一，但人在天地万物间具有最高的位置，“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为什么人能在天地万物中处于最高位置呢，《人副天数》中讲述了人的身体与天数的关系：“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董仲舒认为，人的身体有366节骨，正好符合一年的天数；其中有大骨12节，正好符合一年的月数；人有五脏，符合五行之数；人有四肢，符合四季；人有睁眼闭眼，符合昼与夜；人有时刚有时柔，符合严冬与酷夏；人有时哀有时乐，符合阴与阳。经过这些对比，他想说明的是：“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

董仲舒想要说明，人与天是如此之对应，所以人不是普通的生物，其想得出的结论是“唯人独能为仁义”，而这一点恰好是“行有伦理，副天地也”。其做法乃是把自然规律与伦理法则混为一谈，同时把天地万物所有的一切都看成是上天有意的安排。

董仲舒在“奉天法古”的概念中加入了灾异说，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上天用灾难来谴告国家失道，如果仍不自省，上天又用怪异来警告天子，如果仍然不改，必会出伤败。董仲舒的整体概念是给汉朝的存在提供神学依据，确定其在历史传承中的正统地位，同时又担心皇权无限，故以灾异论来约束皇权。

董仲舒的另一大观念是“春秋大一统”，董仲舒专修春秋公羊学，而《公羊传》重点谈到的就是抑臣尊君，他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说：“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

他通过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方式，为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提供理论依据，这也正是儒学成为西汉官学的主要原因。在董仲舒看来，孔子所修的《春秋》绝非一部简单的史书，这部书包含了孔子的全部思想，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但是，西汉时期的状况是每师各教其观念，使得观点各异，百家各有各自的主张，为此他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他提出“罢黜百家”的理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只有消灭掉其他各家学说，只推崇儒家观念，才能让政治清明，百姓归顺。董仲舒为此提出的具体做法则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乃是宋代之后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可视为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三纲”和“五常”这两个概念都确定于董仲舒。

关于三纲，本自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的所言：“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董仲舒将天喻之为君，地视之为臣，夫为阳，妇为阴，然后配之以春夏秋冬，他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关系视为“三纲”，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概念本自董仲舒在对策中所言：“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五常”被后世写作仁、义、礼、智、信。孔子的道德观念主要是讲仁，另外他还强调忠、恕、敬、孝、悌、礼、智、勇等。孟子首次将仁、义并称，同时把仁、义、礼、智列为人的四种善端。荀子也重仁、义，重点在于讲礼。只有到了董仲舒，才将“四端”加上信，成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

对于三纲五常的重要性，朱熹认为：“三纲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朱子语类》）永嘉学派的陈傅良认为：“自古及今，天地无不位之理，万物无不育之理，则三纲五常无绝灭之理。”（《宋元学案·止斋学案》）只要天地运行，万物不灭，三纲五常就永远存在，可见董仲舒的观念对后世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