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的五种领主制形态

东汉末年，董卓通过在凉州的“权力繁殖”，逐步割裂了中央与地方的连接，建立起以凉州（关中）为根据地，以凉州（关中）地方豪族为依托，以李傕等为将领，以“凉并”劲旅为战斗单位，以董卓为首脑的“凉州集团”。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后控制东汉政权的资本。

凉州集团是东汉末年第一个民间自治集团，它的创立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震荡，使“领主制”回光返照，进一步加剧了汉末“豪族领主化”的倾向。虽然魏晋时期，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下，士族社会逐步确立，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领主化的倾向，但这个过程却呈现出漫长而反复的状态。尤其是东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分裂导致领主化倾向不断滋长，尤其是分裂的倾向呈现出细分的状态，出现了领主化与反领主化的长期博弈。

国家权力经常处于变动的状态，社会结构极其脆弱，即使在魏吴、东晋、南北朝局部统一的情况下，由于南北对峙的局势，各个政权内部必然会倚重当地大族势力，尤其是东晋和南北朝，东晋是门阀大族，南北朝是权阀大族。而南北对峙又会引发“间歇性”的社会运动，从社会最基本的群体中，自然会产生自卫的民间自治集团，经过一系列的统合之后，它们中的许多都在国家制度下变成军队。

根据汉末各割据势力的特点，可以将这些武力集团分成五类。这五类集团会形成五种“领主制”。

第一类，军事领主制：以军事状态为主的民间自治集团。代表是董卓的凉州集团，公孙瓒的幽州集团。这类集团的特点是以武力起家，以武力形成集团，再以武力维持集团的运转。

董卓在进入洛阳后，试图依靠关东士族的力量改变集团的性质，但被关东士族集团排挤。迁都长安后，董卓依靠关西豪族和凉州军的力量，建立起关西朝廷。再依靠关西朝廷的力量，将凉州集团演化为关西集团。关西集团从军事集团逐步转变为军政一体的集团。

董卓死后，虽然李傕、郭汜、樊稠等继续掌握了凉州军，维持了凉州集团在关西的统治，并再度控制东汉政权，但这仅是昙花一现。因为李傕等破坏了这种演化路径，军事将领再度成为集团的核心，使关西集团又退化为军事性质的集团。最终演化成集团内部的军事冲突，整个集团四分五裂，直至瓦解。董卓及凉州集团控制东汉政权，“挟天子以令不臣”的事业也完全失败。

第二类，雇佣领主制：是军事领主制的一种变异形态，它以军事力量为资本，受雇于另一群体，为其完成既定任务。其代表是吕布的并州集团。

由于吕布出身“轻侠”，身份低微，始终被关东士族轻视，而只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工具，一旦目标完成，双方的雇佣关系行将解体。吕布先受雇董卓，控制东汉政权；后受雇王允诛杀董卓；再受雇袁绍攻打黑山军；后来又被陈宫、张邈利用，夺取兖州，对付曹操；最后又与袁术结盟夺取徐州，对抗曹操。吕布的这些行为，一方面是其轻侠特点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并州集团内部结构的特点造成的，它最终被曹操消灭。

第三类，宗亲领主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持整个集团的运转，领地与武装力量由各个宗亲统领，这些宗亲逐渐形成与中央集团并立的地方集团，最终会演化为“封臣”，这类集团最具封建领主制的特点。其代表是袁绍集团。

冀州集团是在河北士族（豪族）和颍川士族（豪族）的联合支持下形成的，是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内部便形成了河北集团和颍川集团，两派素来不合，争权夺利，互相倾轧。

袁绍为了控制四州，分别派儿子袁谭、袁熙和外甥高幹统管青、幽、并三州。他让儿子袁尚在冀州，协助自己处理军政，并打算将大位传给袁尚。除袁熙和高幹外，袁谭、袁尚都具有一定才能，但兄弟不和，争权不止。河北集团支持袁尚，颍川集团支持袁谭。这样，两派的矛盾又影响并发展到袁氏家族的内部，袁谭与袁尚在两派的支持下逐渐演变为地方领主，目的都是争夺河北地区的最高权力。

这种宗亲性质的集团，内部结构非常不稳定，即使没有曹操集团的打击，最终也会引发宗亲之间的权力战争，使集团走向瓦解。官渡之战只是加速了集团覆亡的进程。

第四类，政治领主制：这类集团依然以武装力量为资本，武将依然是整个集团的核心，但集团的运转动力已经调整为政治目标，大姓名士成为集团的主导力量，军事力量和武将被置于政治的统控之下。其代表是曹操集团，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曹魏政权。

这类集团最为成熟，已经具有建立统一政权的基础，最终的演化趋势，必然是建立中央集权型的政权。秦末的刘邦集团，东汉初期的刘秀集团，曹魏末期的司马氏集团，都属于这种类型，最终建立起两汉帝国和西晋王朝。

第五类，开发领主制：这类集团处于开发中的长江以南地区，受当地社会形态的极大影响，通过不断开发，来维持集团的运转，代表是孙坚、孙策父子创立的孙氏集团，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孙吴政权，还有西蜀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