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与才士悲剧

据说,初学创作往往从模拟开始。那么,成熟的作家竟然专心模拟,大概是一时兴之所至的游戏之举,或者是一种显露才华的恣意之作。总之,模拟的精品即使可以乱真,古今评论大约都不会奉为正宗,誉为上品的。这就难怪钟嵘《诗品》将江淹列入中品,评曰:“诗体总杂,善于模拟。”并且特为讲了一个故事:江淹晚年从宣城太守任上罢归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两晋之际著名诗人郭璞向他讨还一支五色笔,梦醒后作诗,“不复成语” ,所以世传“江郎才尽” 。这故事另有一种说法:江淹梦见的是西晋著名诗人张协,向他讨还一匹锦缎,但他只剩几尺了,张协责备他“那得割截都尽”,把剩余几尺给了一位年轻作者丘迟。从此,江淹文章失色,而丘迟文采大增。传说两种,寓意一样,都认为江淹确有文采,但并非自己的创造,而是别人给的。如果把别人的文采归还原主,那么江淹就没有文采了,于是“才尽”。显然,这是对刻意模拟的一种批评。对此,江淹如果听到,是不会服气的。有《杂体》三十首并序为证。

《杂体》三十首精心模拟了从《古诗》、李陵、班婕妤到鲍照、汤惠休等三十家诗,其极妙如模拟陶潜《田居》一首,居然被后人误收入陶集,可谓乱真。但他有序说明模拟前贤佳作的理由:第一,诗歌创作本来就像颜色、音乐、美女、芳草一样,千变万化,各不相同,但只要美,就动人。所以“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不应强求一律。第二,当时诗论大多各执己见,偏于一迷,而且“贵远贱近”,“重耳轻目”,其实都不是真懂艺术,结果是“邯郸托曲于李奇,士季假论于嗣宗”,像邯郸乐师作曲而假冒名家李奇所作,钟会著论要请阮籍吹嘘,造成假冒名牌和滥求虚名的不良风气。第三,主张“通方广恕,好远兼爱” ,真正了解历代名家的特点和长处,“合其美并善” ,所以他要“效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他模拟的目的不是一时兴至或扬才露己,不是博取仿古乱真的赞誉,而是用精心的模拟来表明、提倡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正常风气,认真学习历代名家的作品,汲取、发扬他们的特长。他的模拟是认真而用功的,不仅注意语言风格,而且注重诗人个性,抓住特点,突出形象。例如拟曹丕则写《游宴》,表现帝王气度;拟曹植则写《赠友》,突出贤侯交义;拟刘桢则写《感遇》,抒发志士不遇;他如拟嵇康《言志》,拟阮籍《咏怀》,拟左思《咏史》等,无不为所拟诗人的代表作的主题和风格,显出特长和个性。照他的说法,这表明他是学到了历代名家的“美并善”,能够博采众长了;并不如钟嵘及故事传说所评那样,只会模拟,只学一家,只有文采。

有趣的是,“江郎才尽”之说似乎并非捕风捉影,而是事出有因。齐高帝永明年间,江淹官至中书侍郎,时年三十五岁。当时宰相王俭曾说他“才学如此,何忧不至尚书金紫”,“但问年寿何如尔”(《南史》本传),可谓前途无量。但他自己却认为,“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战!”觉得自己“惟集十卷,谓如此足矣” ,而且表明自己“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 (《自序传》),不再求进了。而他今存文集十卷,其中大部分诗赋文章都作于此前。虽然《南史》本传说他“自撰为前、后集”,《隋书·经籍志》录为“集九卷,后集十卷”,两《唐书》并作前、后集各十卷,但宋代著录则大都为十卷。而今存《江文通集》则为辑本,编卷不同,无前后集之分。看来他在永明之后虽然不无撰作,但其名篇佳作确实很少了。萧统《文选》选了江淹的《恨赋》、《别赋》、《杂体》三十首以及两首诗、一篇上书,都是他前期之作,大致也可反映当时对江淹的评价。而在《诗品》中,钟嵘虽然说他“善于模拟”,但仍列入中品,不多贬抑。

如果《自序传》说的是心里话,那么江郎才尽并非由于他写不好了,而是不想写了,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江淹生于刘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在梁武帝天监四年(505 )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历仕宋、齐、梁三朝。在南朝门阀社会,他出身不是士族高门。父亲仅为县令,“雅有才思” ,但在江淹十三岁时去世。所以江淹少年孤贫,却是“幼传家业,六岁能属诗” ,“长遂博览群书,不事章句之学,颇留精于文章”。青年江淹自负于见识与文才,自己认为“爱奇尚异,深沉有远识”,崇拜司马相如和梁鸿,一个是汉赋大家,一个是避世高士。他念念不忘的好友袁炳,被他称为“数百年未有此人”的奇才高士,其实跟他相仿,“天下之士,幼有异才,学无不览,文章俶傥清澹出一时”(《袁友人传》),可惜二十八岁就逝世。青年江淹是一位恃才傲世的作家学者,像鲍照一样是刘宋这个门阀动摇、寒庶渐起的时代的典型性格,因而为了生存发展,他也不得不投入皇室新门阀的门下。二十岁成人后,他为始安王刘子真讲授《五经》大义,从此开始在新安王、建平王等王府为宾客僚属,受过礼遇,更经历曲折。刘宋末,因为劝谏建平王刘景素图谋帝位,被贬为建安吴兴县令,地处岭南,僻远无事。政治失意而初衷得遂,山水草木都为所爱,读读道书,写写文章,游山逛水,“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 。三年后,刘景素失败,他就回京城,“守志闲居” 。但当齐高帝起事,召他为官,他立刻受命。齐高帝受禅的文书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颇受赏识,仕途步步高升,直到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在他为监察官长的御史中丞期间,这位自称“适性为乐”、准备退隐的知足无为者居然大胆弹劾了不少王、谢、庾、刘的新旧门阀贵官,以至被齐明帝誉为“自宋以来”“近世独步”的“严明中丞”。然后在齐末动乱之中,他又托病自守。到梁武帝崛起,他“微服来奔” ,受到重用,直至去世。天监元年(502)受封临沮县伯,他对子弟说:“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还引用汉代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名言“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重申他知足了,也看透了。纵观一生,江淹思想明显转变是从恃才自负的才识之士逐渐变为门阀官场的明智干员,而归结为明哲保身的官僚士大夫。由此看来,他的“才尽”确是不想写文章了,不再以文章卓识来追求“狂士”的天真理想。实质上,这是时代使然,并非江淹在文学上陷于困惑而不事创作,更不是他偏以模拟为能事。

东晋以来,清隐和骈雅便是士流风尚。但当真归隐的不多,文章骈丽的不少。江淹少年天真,奉为信仰,写得一手精英骈文,却养成一种扭曲性格,其实上当。在二十到三十岁的灿烂年华中,他从事于刘宋皇室诸王,虽以文才被用,却受压抑,遭诬陷,蒙冤屈,被贬黜,终于愤激而醒悟了。他认识到,即使是真正“狂士”,或寄身天地之间,“被发行歌”,或在高山深窟中,餐松求仙,或隐逸山林,杜绝宾客,但仍是要生存和礼遇的,“皆羞为西山之饿夫、东国之黜臣” (《报袁叔明书》),不肯像伯夷、叔齐般饿死。如柳下惠般被贬。他体验到,十年文官生涯,不过是“盗窃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间”,“为世俗贱事耳” 。他觉察到,自己的性格不适应官场,“一则体本疲缓,卧不肯起;二则人间应修,酷懒作书;三则宾客相对,口不能言;四则性甚畏动,事绝不行;五则愚婞妄发,辄被口语; 有五短而无一长, 岂可处人间耶”(《与交友论隐书》),竟然像魏晋之际的嵇康了。而最关紧要的是养家糊口。他“俯首求衣,敛眉寄食”,“而飘然十载,竟不免衣食之败”。只要全家能吃饱穿暖,他宁肯回家归隐,拒绝一切公侯的礼聘征召。所以后来他一再表明,自己的狂士之志其实“未能悉行” ,“而未及也”。他变了,使扭曲了的性格再扭曲,是谓“人生当适性为乐”,不必“精意苦力”,追求什么“身后之名”,何苦呢。

江淹的诗赋、书信等创作及应用骈文都充分显示着一位富有才华而悲观愤世的寒庶青年的性格特征。他看到了人间不平,但是无由消除怨恨。于是铺陈排比,历诉古今恨事,写尽男女离怨,情绪激动,归于悲哀。这就是他著名的代表作《恨赋》《别赋》的特点与风格。人们可以忘却他精心熔铸的许多恨事离怨的典丽骈句,然而其中的警策如“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等,却是过去时代文士大夫熟知的名句,道破也说尽了封建社会智者才士的悲剧命运。他自负“深沉有远识”,往往如此,其实是正直单纯的青年人的敏锐直觉,未必是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例如在刘景素图谋起事之际,江淹曾作《效阮公诗十五首》,自称是“知祸机之将发”,“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应该是“深沉有远识”的了。但实际是学阮籍《咏怀诗》用历史、神话、现实生活及自然变化来比喻说明“四时有变化,盛明不徘徊”的常理,讽劝刘景素顺从自然、保持性命,不可听信周围“不逞之徒”。其中有激愤情绪和清丽词藻,不乏可观篇什。如其九:

宵明辉西极,女娃映东海。佳丽多异色,芬葩有奇采。绮缟非无情,光阴命谁待? 不与风雨变,长共山川在。人道则不然,消散随风改。

相传虞舜之女宵明死后化为神灵,光照西北幽寒地区;炎帝之女女娃淹死东海,化为精卫鸟衔石填海。她们生前都是美丽姑娘,如同奇葩异彩,也并非不爱绮罗衣饰,但是不能超越人生期限。而当她们化为造福人间的神灵,便不随风雨气候变化,永远与山河共存。如果她们在世间为人,那就不可避免像世人一样随着风雨而消散变化了。它用神灵的美好永恒对比人道的短暂多变,寓意明确,语言明快。一语道破,直截了当。又如其十一:

扰扰当途子,毁誉多尘埃。朝生舆马间,夕死衢路滨。藜藿应见弃,势位乃为亲。华屋争结绶,朱门竞弹巾。徒羡草木利,不爱金碧身。至德所以贵,河上有丈人。

它尖锐抨击了门阀官场的追名逐利、趋炎附势、结党谋私的恶浊风气,用丑恶的门阀官场与高尚的神仙追求相对比,同样明确而明快。由此可见,青年江淹理解阮籍《咏怀诗》讽喻时世的艺术用意,因而仿其体以讽喻刘景素。尽管语言和手法与阮诗甚有相似,然而《咏怀》的隐晦曲折却消失了。这固然是时代有所不同,但诗人对时势和处境的认识、理解和态度不同是更为直接的原因。江诗的自我形象显露着矢直理想和直觉敏感,还有自负高明以及自命倜傥,透着青年的诚挚和锐气,思想单纯而并不深刻。

江淹说自己“爱奇尚异”,这是实话。他天赋较高,而且学习相当勤奋,一心想以才识杰出于当代,因而他爱好奇特的前贤文章风范,并且要发怪论。他喜欢骚体,还模拟《天问》作《遂古篇》,几乎把上古神话传说问了一遍,结论是“茫茫造化,理难循兮;圣者不测,况庸伦兮”,认为不合情理,谁也说不清楚。他常说自己学佛、学道也学儒,但当贬谪闽越时,他似乎有了深切体会,觉得人到了十分寂寞的境地,“伊日月之寂寂,无人音与马迹” ,便能“耽禅情” ,“守息心” ,可以“长憔悴而不惜”,佛义妙在使人忘却憔悴;读道经可以令人留恋大自然山水,“荡魂兮刷气,掩忧兮静疾” ,与道如一,可以忘忧养生;而钻研《论语》就不轻松了,“至游、夏以升降,幸砥心而勿夭”,要达到孔子的文学高足子游、子夏的水平,还得砥砺心志而不半途夭折。显然,这类恭敬有点诡谲,更像凡夫俗子的大实话。他其实更愿学阮籍、嵇康的诗文,可惜今存不多。他任御史中丞时弹劾了那么多门阀贵达,多少迸发了他性格正直的一面,然而却没有留下一两篇弹奏文章,这倒是颇有意味的现象,究竟是江郎才尽了呢,还是这些文章太质直激烈了呢? 或者是梁朝文臣学者以及文选楼学士们宁愿看到江郎前期的文采,不愿评论他后来变得质直,变得明哲保身,不那么清德骈雅了呢? 总之,不得而知了。下面是他三十岁时的一段自白:

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谓“轮推各定”也。犹如鸡鹜之有毛,不能得鸾凤之光采矣。况今年已三十, 白发杂生,长夜辗转,乱忧非一,以溘至之命,如星殒天,促光半路,不攀长意,徒自欺取。筋驽髓冷,殊多灾恙。心顽质坚,偏好冥默。……今但愿拾薇藿,诵《诗》《书》,乐天理性,敛骨折步,不践过失之地耳。犹以妻孥未夺,桃李须阴,望在五亩之宅,半顷之田,鸟赴檐上,水匝阶下,则请从此隐,长谢故人。 (《与交友论隐书》)

为了家庭的温饱,他不能信佛奉道,不可清高隐逸,必须谨慎从儒,只得混迹官场,认命天生无才,自觉光华已尽。这质直的文字,充满寒士的辛酸,发泄才士的悲愤,不平而软弱,终于失志屈从。这究竟是才尽的笑剧呢? 还是才士的悲剧?

( 《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