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北京成为鲁迅

1912年5月5日，鲁迅到了北京。他在骡马市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然后才去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当年他的祖父周福清也在这里住过。《鲁迅全集》中收录的鲁迅日记，就是从他到北京这天开始的，以前的日记都散失了。

鲁迅最初被安排在绍兴会馆西北侧的藤花馆。住下后，他雇了一辆骡车前往西单南大街的教育部报到。后来由于藤花馆人多吵闹，他又搬到了补树书屋。辛亥革命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好友许寿裳推荐下，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到南京任职。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就来到了北京，一直居住到1926年。

蔡元培在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之外，新增设了社会教育司。鲁迅被任命为第二科的科长，负责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文艺、古物调查和搜集等事务。但不久，第一科移交内务部管理，第二科就变成第一科。8月，他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同时还要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

蔡元培从清代五项教育理念中，删除了“忠君”和“尊孔”两项，代之以“世界观”和“美育”，即哲学和情操教育两项。他主张以“美育”取代“宗教”,“社会教育司”就是为此而增设的。可以说，蔡元培教育改革思想中的最重要的部分都是交给鲁迅来办的。他在教育部职务范围内所做的工作，在日记中有一点记载。例如，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剧，曾去为开辟公园选址，曾去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曾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曾参与筹建图书馆。

辛亥革命后，国家命运很快从高潮跌到低谷。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也不顺利。蔡元培留下改革路线后，3个月就辞职了，“美育”的改革也在1912年夏天被废止。但鲁迅却执着地做着一名公务员所能做的事，尽管这些工作全无反响。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到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冒雨前往，而听众却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有来。鲁迅深感“寂寞”。

教育部是个很空闲的衙门，经常的事务不多。职员们上班，常常只是喝茶、吸烟、谈天、看报。鲁迅在他上班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下了“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话。鲁迅的日常生活很简单，早饭经常不吃，午餐一般与三二同事在附近的小饭馆对付。晚上如果有朋友，就去会馆不远的广和居。如果周日，他就会出去转转，去西直门外的万牲园，或去南城的陶然亭，最喜欢去的还是琉璃厂书店，差不多每周都在那里待上半天。有时候他会去前门外观音寺街的青云阁理发，或在同一条街上的升平园浴池洗澡。不过经常2个多月理一次发，3个多月洗一次澡。

鲁迅在教育部，最初月薪200银圆，后来增加到300银圆，他每个月给母亲寄100银圆。按照当时北京的物价水平，市民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12银圆就够了，在北京大学包伙一个月6银圆，1银圆可以请吃涮羊肉了。鲁迅的经济生活有了保障，但是他的内心却无比“寂寞”，痛苦不堪。辛亥革命成功了，但一切似乎没有变化，只是更坏了。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这寂寞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

1916年，袁世凯称帝不成身死，社会有了新的动向。秋天，蔡元培回来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又请来了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了许多新教师。先后在文科任教的，有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黄侃（也就是季刚）、沈兼士、沈尹默等人，甚至还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有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

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在创刊号中，陈独秀就说明了办刊方针，不是“批评时政”，而是“改造青年之思想”，以白话文运动为武器，推动社会启蒙。与鲁迅一样，陈独秀与胡适同样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问题是人们的思想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于是，新文化运动的靶子，就锁定在保守的传统文化上。不推倒这堵绝望之墙，就无法建立新的希望。

在日本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同听章太炎讲学的钱玄同，这时是《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他很热心敦促鲁迅兄弟给《新青年》写稿。于是便发生了那段关于“铁屋子”的著名对话。

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的态度最初却比较消极，觉得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参与，便是看到了希望的重要。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终究是不能被抹杀的，他要为那些在寒夜中奔跑的猛士们呐喊几声。

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4卷5号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小说，作者署名“鲁迅”。就是在这一天，鲁迅诞生了。这篇原文只有10页的小说，不仅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近代小说，是中国近代文学的纪念碑。这时鲁迅已经37岁，写出首篇小说的年龄已经相当晚了。

早两年，他的表弟忽然精神病发作。也许鲁迅就近观察了他病中的表现，才促使他写这一篇。这是一篇政论性很强的小说。作者没有为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安排花费许多心思，几乎是把自己的一些思想通过小说中主人公的口直接呼喊出来。辛亥革命虽在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国，但现实社会却仍被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所支配。鲁迅希望从根底上批判这个人吃人的时代，揭发“仁义道德”的非人性，暴露社会的病根。

读者会发现，“狂人”其实是正常的，倒是那些“正常”的人们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互相“想吃”，又不想被吃，人人“疑心极重”，“面面相觑”。即使觉醒的狂人，他的嘴里也吃了“几片妹子的肉”。每个人都是悲剧的制造者，都是杀人的凶手。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没有个人的自立，就不会产生民众间民主的协商与沟通，而没有沟通，也就没有社会的发展。

1921年10月，北京《晨报》创刊了副刊，由孙伏园编辑。他也是鲁迅在杭州时的学生。副刊有一个叫作“开心话”的专栏，每周一次，登一些比较轻松的文字。孙伏园请鲁迅为这专栏写一篇分期连载的稿子。这样，12月4日的报纸就刊出了小说《阿Q正传》的第一章，署名巴人。孙伏园的约稿，也许只是触发的契机罢了。其实这是鲁迅早就想要写的故事。

阿Q形象的创造，和鲁迅长期对中国“国民性”的探索有明显的关系。他创作这部小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暴露国民的弱点。进而，他认为中国“国民性”中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精神胜利法”。周作人后来评价阿Q是一张中国人品性坏的“混合照”，中国人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是中国最大的病根。

1933年2月，美国记者斯诺问鲁迅：“你认为在中国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鲁迅逝世后不久，在筹备编印《鲁迅全集》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提出要抽掉《阿Q正传》，理由是歪曲了辛亥革命。1922年末，鲁迅把他写的15篇小说编了个集子，取名《呐喊》。其中收录了1918年—1922年创作的14篇小说。这些作品继续展示的是人吃人社会的各种现象：革命者的断头，中医的荒唐，食恶人心肝的恶习，围绕辫子的悲喜剧，对他人痛苦和不幸麻木的旁观者，尤其还有那些围观杀头，以此做赏玩的看客。

辛亥革命遭受挫折的经验，在漫长的寂寞压抑后，终于喷发而出。鲁迅把自己当作黑暗的斗士。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24年2月4日，鲁迅、母亲和朱安在租住的砖塔胡同迎来了除夕。大年三十这天，他还在四下讨要欠薪。忙了一天，要回了240元。于是赶忙买了酒和点心回家，与母亲和朱安吃年夜饭。他在日记中写道：“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别多。”就在这天晚上，趁着酒意，听着远远近近的鞭炮声，鲁迅开始写《祝福》这篇小说。

在鲁迅的小说中，《祝福》是最悲惨的一篇。在人们按顺序去吃比自己更弱的人的社会里，即使是处在最底层，也还有比阿Q更弱的可以转嫁压迫的对象。祥林嫂就是这样一个在黑暗的循环结构中受厄无告的人。鲁迅没有采用此前在《呐喊》中对人物命运留有余地的做法。祥林嫂的不幸，回绝了“我”的同情和叹息，自己走向了绝望和毁灭。

1922年写完《不周山》后，鲁迅在创作上有一年的空白。1923年没有小说问世。1924年2月写成了《祝福》，后来收在了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中。彷徨，是鲁迅这个时期的心境。在小说集《彷徨》完成前，《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们已经发生分裂，杂志也渐渐办不下去了。1920年5月至8月暂时停刊。陈独秀在1920年2月回到上海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事务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编辑部就设在陈独秀的寓所。

陈独秀由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胡适则踱进了研究室，倡导多研究问题，包括人力车夫的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淫的问题、卖官和卖国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团体就这样分裂了——谈主义的左边来，研究问题的右边去。而鲁迅在孤独中，再次经历了内心的“彷徨”。

鲁迅在同时期的《野草·希望》中写道：“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然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与《新青年》同人的分裂也使鲁迅感到无助，如同独自行走于荒原之上，“寂寞”再度来临。经过痛苦的思索和彷徨后，他决定继续独自战斗，沿着“精神界之战士”的路径走下去。转变的契机就是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以女师大事件为契机，鲁迅再次从虚无中摆脱出来，回到激烈的争论中去。

新文化运动后，鲁迅陆续担任北京一些学校的兼职授课教师，最多时有八所之多。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他受聘负责讲《中国小说史》。女师大学潮的起因很简单，因军阀战争阻断了交通，几名学生返校迟到，而校长杨荫榆则毫不留情地开除了这些学生，于是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后来冲突由最初的求情，演化为恶语相加。本来一些学生就对杨荫榆的严格管理不满，于是借着这次事件，学生们要求教育部撤换校长。

在这一事件中，鲁迅积极支持学生，组织起“校务维持会”，自愿为被军警赶出学校的学生上课。同时，他还在《语丝》杂志对垒现代评论派，特别是与陈西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现代评论》支持杨荫榆，《语丝》支持反杨的学生，两个刊物处在尖锐对立的地位，发表了不少争论辩驳的文章。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语丝》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鲁迅激愤尤为强烈，特别对现代评论派称游行队伍为暴徒，表示了强烈的憎恶。后来《西滢闲话》编辑出版的时候，在广告中称陈西滢为“现代派主将”，作为陪衬，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为了扩大论战的阵地，鲁迅还积极推动《莽原》等文艺杂志的创办。他认为中国需要“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需要集结更多的战友继续为之战斗。

他在1925年3月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他斗争的方式就是笔墨，对“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1925年4月，在鲁迅的推动下，作为《京报》副刊的《莽原》问世。他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才印《莽原》周刊，作为言论的阵地。

《莽原》很快发表了鲁迅的《灯下漫笔》:“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随后更直截了当地说：“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郁达夫评价鲁迅的杂文：“寸铁杀人，一刀见血”。在鲁迅毕生的200多万字的作品中，小说集只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相当于全集一半的是外国小说的评论和翻译。剩下的是古书校勘、古典小说的研究和搜集，更多的是被叫作杂文、杂感的独特的时事评论短文。

这些杂文，被贴上鲁迅的杂文的标签，并被赋予“投枪匕首”的内涵。鲁迅坐在书斋里，随时捕捉大小事件，饱含对时代的愤懑，蕴含着鲜明的人道主义。他一生使用过140多个笔名，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笔战也是激烈的战斗。

1924年5月，鲁迅又买了一处小四合院，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房的钱是跟两个朋友借的，直到他后来去厦门教书才陆续还上。现在的鲁迅博物馆就设在这里。西三条的房屋不大，是一个只有一进院落的小四合院，院内原有几间房屋但都破败不堪。中堂北面接出去一间小平顶的屋子，作为鲁迅的书房兼卧室。小屋子只有9平方米，这就是著名的“老虎尾巴”。

他在这里写了《野草》《彷徨》，以及大量的杂文。对手咒骂他是“学匪”“土匪”，他后来索性就叫这里为“绿林书屋”了。1926年“三·一八”血案后，北洋政府借讨赤之名，加紧了镇压。4月，报纸上刊登了对包括鲁迅在内的50人逮捕令。鲁迅决定离开生活了14年的北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教。这一年的8月，他和许广平同路南下，开始了另外一段历程。

（撰文：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