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蜕变：从弱国子民到精神战士

1902年4月，鲁迅乘日本邮轮前往日本横滨，学生连同领队和翻译一共34人。然后从横滨上岸前往东京，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他在日本的第一所学校是弘文学院。这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创建的预备学校。以今天来说，略近于日语学校，加之其私立性质，所以档次并不高。弘文学院是当时适应中国的留日热潮的同类学校中，最早而又比较有名的一所。它前后共有7000多人入学，近4000人毕业，但随着中国留日热的退潮，最终于鲁迅回国的1909年关闭。

这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东亚的知识与媒体的中心，也是海外救亡运动的大本营。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许多政治亡命客都在日本流亡，时有活动。鲁迅就参加过欢迎孙中山的一次集会，听过孙中山的演讲。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于东京逗留，留学生们狂热地开欢迎会。鲁迅也去了，但因为浙江人听不懂广东话，只记得最后“哎呀”一声就结束了，他根本不知孙文在演讲什么。

拿着清国官费的鲁迅，脑后还留着辫子，在浓厚的革命气氛中开始了新的生活。在鲁迅脍炙人口的文章《藤野先生》中，嘲笑了那些脑后拖着辫子的清国留学生——他们把头发盘得像“富士山”，而又为了赶时髦，在留学生会馆里笨拙地学跳舞，以至于把地板踩得震天响。至于辫子，他的内心充满了痛恨与屈辱感。当时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辫子，也极尽嘲笑，称其为“猪尾巴”。在鲁迅看来，这条“猪尾巴”不仅是旧中国野蛮的象征，也是民族屈辱的象征。那条辫子始终提示着他作为“弱国子民”的身份。

在弘文学院时期，鲁迅就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同学许寿裳说，他在弘文学院时代经常与鲁迅讨论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三个问题，后来伴随了鲁迅一辈子。

1904年，鲁迅选择了日本东北的城市仙台去学医。他自己曾说去仙台学医有三个原因：第一，学成后可以救治病人；第二，战争时可当军医；第三，宣传科学，改造国人的信仰。但实际并非完全如此。

弘文学院的日本教员江口曾建议鲁迅去医学专门学校，当时全日本公立与私立的医学专门学校共有10所。公立学校中，离东京比较近的是千叶县的金泽医专，而鲁迅却选择了更远的仙台医专。仙台在东京东北约400公里外，属宫城县。当年鲁迅坐车花了12个小时。鲁迅舍近求远，另有原因。

鲁迅的同学沈瓞民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给予解答：鲁迅决定去仙台学医，是因为想进一个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医专，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地处偏僻，无一个中国留学生。周作人也呼应了这种说法：“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去仙台，对于青年鲁迅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学习医学，同时也是为了逃离中国留日群体，而后者似乎更重要。在鲁迅眼中，清国留学生的形象总是负面的。他这样写道：“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

鲁迅看不惯他们的辫子，看不惯他们跳舞，对炖牛肉也有意见。这其中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内心深处对于弱国子民的屈辱感。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他来到仙台是物以稀为贵：“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最开始寄宿在监狱边的一家客栈里。这个监狱旁的旅店就在东北大学正门外，是一座二层的木板房。临街也有一块用玄昌石立的纪念碑，写着“鲁迅故居迹”5个字，是郭沫若的手笔。鲁迅刚来时住在二楼，楼下短期租给从外地来探监的犯人的家属。院子却很大，灌木丛生，枫叶如丹，还有3株高耸云霄的榉树，老干上攀满了藤萝。房子后面是悬崖，下面是蜿蜒曲折的广濑川。对岸是青叶山，如同一座彩色大屏风，深秋的风在河谷中掠过，顾盼之间，风景确实很美。

鲁迅怀着叛逆的心情来到了仙台，他想躲开同胞。但实际上，他也不是这里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另一个中国学生叫施霖，是浙江省仁和人。这个人的命运后面再说。他在《藤野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了日本学生的歧视。鲁迅的成绩并不突出，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在142人中列第68名。

可是，就是这样的考试成绩，已经引起了一些心胸狭窄的、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学生的忌妒，他们无中生有地说是因为藤野先生透露了题目。于是借故检查鲁迅的笔记，对他冷言冷语，还写匿名信骂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教解剖课的藤野先生给了鲁迅关怀，帮他改笔记，并消灭了流言。关于为何善待鲁迅，藤野先生这样说：“我在少年的时候，坂野先生教过我汉文，坂野先生是福井藩校出来的。他养成了我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既尊敬中国的先贤，也尊敬这些先贤的国家的人。这大概就是周先生对我感到特别亲切和感激的缘故吧。”

在仙台医专，这位藤野先生也不是位走运的人，受到了排斥和歧视。藤野先生的学历不显赫，毕业于爱知医学校，虽然身为教授，年薪却不过600元，而东京帝国大学或外国大学毕业的教授，年薪一般都在1400元以上。虽同样毕业于爱知医学校，但在哈莱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教眼科学的某位讲师，其年薪也拿到了1000元，远远高于藤野。1915年，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升级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后不久，因学历资格的原因，藤野先生就被学校解除了教职。鲁迅在文章中写他衣着寒酸而且因口音重而被学生嘲笑，这样的描述也更像同病相怜。

在仙台，鲁迅虽然离开了中国人的环境，但他仍旧承受着弱国子民的屈辱。那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这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的战争，对日本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当时日本国内看来，这不仅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战争，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世界崛起的标志。这场战争让日本民众情绪亢奋。从1904年到1905年，仙台市曾举行过5次市民祝捷大会，庆祝日军的胜利，其中有3次都是在鲁迅进入仙台医专后举行的，包括“祝贺攻克旅顺”“祝贺攻克奉天”“祝贺日本海海战大捷”。尤其是在得到了攻克旅顺的捷报后，仙台有15000余名市民参加祝捷大会。会场装点着国旗和彩旗，由乐队演奏了乐曲，并鸣放了烟花爆竹。当爱宕山山顶的焰火升起时，走上街头的市民们锣鼓喧天，高喊万岁。

最终，在细菌学的课堂上鲁迅再度与中国人相遇。这便是大众所熟知的情节。他在一部新闻片中看到中国人因为做了俄军的侦探而被斩首，更让他痛心的是周围的看客，一样的强壮体格，一样的麻木不仁。

他在《藤野先生》中再度描绘了这个场景，只不过“砍头”变为“枪毙”。鲁迅以“幻灯片”事件解释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第一重要的，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能改变精神的则是文艺或者说是文化。

后来，仙台鲁迅调查委员会曾经找到了当时细菌课放映的那批幻灯片，虽然有很多关于日俄战争的内容，但没有鲁迅所说的“砍头”或“枪毙”。不过当时，本地的《河北新报》是刊登过类似的图片的，也许，鲁迅记录的是一个意象中的真实。

此时再去看一下被鲁迅刻意回避的另一个中国留学生——施霖的命运。施霖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除了体操得满分，英语、代数、几何、图画全部不及格，第二学年的考试成绩依然如此。在鲁迅离开仙台的1906年，施霖的名字也从仙台学生名册上消失了。施霖的存在，又从另一个层面提示着鲁迅的屈辱——愚弱而体格健全的“示众的材料”。

在当时同一校园仅有的两位清国留学生中，鲁迅努力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和尊严，而施霖却有意无意地体现了中国人的低能——同时证明了日本学生“疑惑”的合理性。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鲁迅来说非常痛苦。

鲁迅最终发现，他是无法逃脱身份的痛苦的，也无法逃离自己的同胞。他决定回到中国人中去，解决医学解决不了问题，他要“改变他们的精神”。

于是在第二年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即1906年3月初，鲁迅通过清国公使提出了退学的申请。经和他要好的杉村宅郎的提议，有4名同学为他开了一个送别茶话会，5人还合影留念。在这张现存的照片里，戴着制帽的鲁迅拄着手杖，昂首挺胸地站在左侧稍稍偏开的地方。

今天，在东北大学校园内还保存着鲁迅上课的阶梯教室，木板墙上涂着白色的油漆，上面铺以灰色的瓦顶。鲁迅就曾经坐在第三排的位子上。

从仙台退学后的鲁迅重新回到东京，生活在东京帝国大学附近。那时候鲁迅每个月还拿着33块银圆的官费，把名字挂在德语学校。只是感兴趣的课才去听，大部分时间用来自学。

1906年的夏天，鲁迅受母亲之命回乡办了婚事。正好二弟周作人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上年冬天到北京通过了练兵处留学日本的考试。只是因为近视不能学习海军，在学堂里闲住了半年，这时改为学习土木工程。于是，1906年夏历9月，两兄弟就一同前往日本了。

在仙台医专退学前，他主要穿学生制服，后来则常穿和服，脚下是一双木屐，很像当地的穷学生，不是为了冒充日本人，而是图方便。冬天则穿棉的和服，一般人都要在里面穿绒布长衬裤的，鲁迅则只是一件衬衣加条短裤，顶多外面再加件大衣，再冷的天也如此对付过去。至于铺盖只有两条棉被，真的是一铺一盖，不管厚薄，冬夏一样使用。这期间，鲁迅和周作人搬了几次家。有一次还搬到了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居。那是朋友许寿裳租下的房子，因为太大，就拉齐了5个人一起住。许寿裳在这5个留学生的住处门口的路灯上题上“伍舍”两个字。

1908年住在伍舍的几个月里，鲁迅有机会跟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1903年，章太炎因在《苏报》上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以及为邹容著《革命军》作序言而被捕，被判监禁3年。1906年出狱，即到日本，不久就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章太炎的革命与独立精神对鲁迅的影响很大，而鲁迅临终前的绝笔就是怀念这位具有斗争精神的国学大师。在东京的日子，鲁迅还跟随一位亡命的俄国妇女学过一段时间俄语。但只学了不到半年就结束了，一方面每个月6元的学费比较贵，另外就是路远，步行过去不方便。

鲁迅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神保町一带的书店街。那里紧邻着明治大学，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旧书市场，挤进了几百家书店。店面大小不一，但门口一律堆积着如小山一般的各种旧书。店内大堂挑高五六米，立满了高高的书架，人站在下面觉得十分渺小。

买不到的书，鲁迅就开了单子，通过日本最大的丸山书店到欧洲去买，往往要等两三个月才能拿到。

20世纪初的日本，已经成为东亚的媒体中心，以及西方思想的传播中心。鲁迅在东京的这段自学岁月，对于他后来的思想形成与写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买书、读书、写文章成了鲁迅东京时期生活的主要内容。虽然密切往来者中，依然包括像陶成章这样的激进革命者，但他的注意力并不是在如何推翻清政府上。他在另一个方向上寻找救亡的道路，而且他的思考深度很快就超过了革命派。这就是他在去仙台前就已经思考的“国民性”的问题。也许“排满”是容易的，那么“排满”之后呢？他故乡绍兴台门里的亲戚们是否还会相信洋人“挖人眼熬油”的无稽之谈？

鲁迅回到东京是1906年3月。同月，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在东京出版，并在上海和南京发行，鲁迅后来将其从日文译为中文。接着，他编写的《中国矿产志》又由上海的普及书局出版。他开始了他所谓的“文艺运动”。他早期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后，又相继写出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长篇文学、文艺评论。

鲁迅并不赞成那种为摆脱危机必须富国强兵，以成为强者和适者的救国主张。他认为，俄国与德国的武力崛起并非人类的发展道路，其实不过是退化到以前野蛮时代虎狼之性的表现，他称此为“兽性之爱国”。鲁迅将历史视为“人格”与精神的进化过程，所谓改造国民性也就是完成这种人格与精神的进化。革命在鲁迅那里，并不仅是从满人那里夺回政治权力，还是把中华民族的思想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从而完成精神上的进化。人成为真正独立的人，而不是精神上的奴隶。

这些论文，如鲁迅所说，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当时的留学生们大多数对政治、经济等感兴趣，对文学感兴趣的很少。但是，他1909年回国的时候，内心真正向往的是去做这个“精神界之战士”，背负起改造国民性的使命。

所以，回国之后，鲁迅开始不断践行他的思想和使命，并且接受蔡元培的邀请，跟随南京临时政府去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