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芳
以信息化之巧，补工业化之拙
杨培芳，信息社会50人论坛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前理事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国家信息技术政策起草组成员、国家S-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核心组成员，负责和参与多项信息产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政策研究，2014年被《经济学家周报》评为“年度十大著名经济学家”。
一、农耕文明时代中国并不落后
在人类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中国并不落后。无论是在作物驯化、纺织技能领域，还是在丝绸工艺、陶瓷产品领域，甚至是在天文历法和数学领域，中国都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现在许多学界精英经常为“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纠结，笔者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的，谁能适应新型生产力发展，谁就能引领世界。200多年前，欧洲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革命），世界经济重心从中国转移到欧洲；100多年前，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又让蒸汽机退出历史舞台，世界经济重心也随之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中国复兴的机会早已不存在于工业文明中，而存在于信息文明中。
笔者认为，中国人并非做不好高新技术，并非只适合在国际分工中搞农业和日用品加工。面临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中国的信息产业从网络应用领域转移到体系标准与核心技术领域，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二、中国历史文化或不适应工业文明
虽然中国在农耕文明时代也有过许多辉煌历史，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明清统治者自恃物产丰腴，兵强马壮，视西方工业文明为雕虫小技。到了近现代，许多志士仁人致力于实业救国，但收效甚微。直到新中国成立，我们才在钢铁、建筑、石油等重化工领域打下比较完善的基础，也在轻工、电子、通信、航天、高铁等领域做出骄人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的许多关键技术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中国已经从经济、科技、军事上全面超过西方；有人却认为中国工业总体水平仍然处于世界第三甚至第四梯队。
笔者较赞成第二种观点，但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悲观。若我们了解中国农业、机械、轻工、国防、科技领域的前沿，就会发现中国工业的两大劣势：一是精细加工能力缺位；二是材料提纯能力不足。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文化是建立在模糊整体论基础上的文化，缺少一种精细化的工匠精神，而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个体还原论，更适应以精细制造为核心的工业时代。
三、用信息化之巧补工业化之拙
多年前，中国信息领域的专家曾提出利用信息化的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后来成为我们的一项国家战略。其内在机理就在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更适应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有沉淀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在工业时代几乎成了历史包袱，因而失去了继续在经济领域领先的地位。但是按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流变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又迎来了信息文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西方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走得太远，只有东方文化中的灵性、包容和重视关联作用的基因更适应未来的信息社会。
首先，中国14亿人的巨大市场，决定了互联网的应用创新比西方更容易成功，这在电子商务、网络支付和社交领域已经得到了证明。其次，中国在网络标准、软件编制和芯片设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顶尖实验室里，都有华人科学家担纲。在国外实验室，负责高新技术项目的大多是华人，其次是印度人和爱尔兰人，而美国人多在做高层组织管理工作。
在IT领域，中国公司首先把先进芯片设计出来，其次拿到欧洲做加工，甚至可以购买整个加工设备并加以改造。按照经济规律，中国完全可以实现从应用创新到基础技术创新的跨越。
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在1G时代，中国从网络设备到手机终端完全依赖进口；在2G时代，国产手机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在3G时代，中国提出世界三大标准之一；在4G时代，中国提出世界两大标准之一；在5G时代，中国公司几乎独揽移动通信网的基础标准。任正非曾经说过，我们在信息通信领域已经进入了无人区。
伴随信息技术的渗透，中国高速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水利工程、高压输电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可见中国的文化基因更适合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领域的发展。
可以预测，当IT技术发展到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甚至量子技术阶段时，中国信息文明优势将不只表现在IT产业，而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快速向整个经济和社会领域扩展辐射。
四、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服务业可分为工业时代的传统服务业和信息时代的新型服务业。在过去，服务大多指的是传统服务业，如理发、餐饮和商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早已超出了传统服务业的概念，而现代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律，包括GDP统计和三次产业的划分都需要重新考虑。
人类社会从自给自足、部分分工，再到完全分工，服务业规模越来越大，最后会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通过构建一个演化模型做进一步分析。2014年，美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7%，而农业则不到2%，剩下的都是服务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16年和2017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是52%左右，但在2016年，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43%。
发达国家服务业的经济效率为什么低于工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的作者丹尼尔·贝尔曾发现，随着人类生产活动重心从商品到服务的演变，经济效率会越来越低，财政危机很可能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服务业以43%的就业率创造了52%的GDP，很可能是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直接发展了新兴服务业，如信息通信业、互联网平台，以及信息通信与许多生产型服务业相融合的行业，这些行业的经济效率都不低，而且都是持续增长的。
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农户养牛种地是农业，造拖拉机是工业，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农机共享服务是现代服务业。在过去，工厂组建车队、兴办食堂等，都是工业。目前工业企业都在共享专业运输能力和其他社会化能力，既提高了内部效率，也提高了社会效率，这是值得肯定的趋势。
软件产业从工业转变为服务业已成为社会共识。在软件即服务（SaaS）、信息即服务（IaaS）、3D打印普及以后，出现了制造即服务（MaaS）。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产业政策和经济理论，甚至会对社会未来产生颠覆性影响。现在许多学者开始呼吁回归实体经济，他们把传统工业看作实体经济，而把服务业看作虚拟经济。笔者认为，回归实体经济是个伪命题，互联网平台不是虚拟经济，而是新实体经济。
五、必须重视新经济理论研究
目前对新型服务业内在机理的研究还非常少。在工业时代也曾有过一些服务经济学相关专著，但是研究不够深入，理论还较浅显。如果我国学者能深入研究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新型服务企业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环境，那么将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信息服务业的价值规律、成本收益规律与工业企业完全不同，需要全新的经济政策环境。互联网平台确实存在利用丛林法则垄断市场的倾向，但是它又不同于传统工业时代的铁路、矿产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新经济既不能放任市场无序发展，又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直接管制，而是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
亚当·斯密在研究早期的工商业时发现“看不见的手”，钱德勒通过分析铁路和电报的作用发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而中国信息经济学者通过分析互联网的作用，已提出协同互利的“第三只手”的概念。厉以宁曾讲过，古典经济学提出过一个叫“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经济人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利润、最小成本对事物进行判断的，但这仅适用于工业化初期，目前观点已经开始发生改变，称为“社会人假设”。也就是说人不一定完全按照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方式来做事。例如，对于企业的相互竞争，“经济人假设”提出要拼搏到底，但最终可能会两败俱伤；而“社会人假设”提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这些都代表新经济理论的演化方向，应该吸引更多年轻的学者深入研究下去。
六、信息生产力必然催生新型生产关系
有人说：“互联网将使我国回归计划经济”，笔者认为他们并没有理解互联网的真谛。耕牛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独立分散，机器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集中垄断，信息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分布关联。在自由市场经济和集中计划经济之外，一定有第三种经济形态，那就是协同互利经济。
工业时代的经济学者受当时自然哲学的影响较深，思维方法停留在一分为二的原子论阶段。他们认为社会只有个体和集体、私有和公有、市场和政府、利己和利他这些元素。信息时代思维应该是量子思维，除了个体和集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互关联（纠缠）的“胶体”，也就是社会协同、互利共赢。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相信新型信息生产力必然催生新型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