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一
征榷考十三
榷酤
臣谨案：酒禁之严，由来旧已。《周礼》萍氏且设专官以董之。迄汉武天汉三年，始以榷酤著为令[1]。本朝康乾时，亦屡严谕禁，旋即停罢。良以酒之为物，既以成礼，亦复合欢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于焉榷之，用佐岁入，犹周官戒群饮之意耳！
嘉庆四年，奏准吉林开设烧锅之人[2]，与刨夫熟识[3]，力能帮贴刨夫口粮，责成通融办理。
十九年，奏准嗣后崇文门如拿获绕道酒车，加倍惩罚，并将奸商枷责。又，奏准崇文门税课，烧酒每十斤改征银一分八厘，南酒每小坛改征银一分九厘。
道光二年，奏准嗣后易州、昌平州烧酒，每车作为六十斤，连平余征银十四两四钱[4]。绍兴酒，大坛按照麻姑酒之例，征银四分八厘。
九年，奏准崇文门拿获烧酒私贩，计其匿报税银多寡分别治罪，所获之酒照例入官，仍将追罚银两，一半存公，一半充赏。其罪至流徒，无罚项可追者，于崇文门追罚存公项下动支赏给，其失察官弁兵役议处责革，知情故纵者与犯同罪，受贿计赃，从重治罪。
咸丰二年，刑部尚书恒春等复奏，囤积私酒人犯，请仍照原拟办理。得旨：着照所拟办理。嗣后如再有囤积过数者，必应严惩。
臣谨案：是时书元任刑部侍郎兼充崇文门副监督，奏获长兴店私酒三十六家，人犯数十名，交部审办。其酒五万余斤，悉付缉役充赏。各堂官知案情未确，改派吴廷栋等八人复讯，究岀书元家人借査私酒，远至城外诈赃，未饱所欲，始行送部，具奏请旨，饬监督将委员及家人交出归案质讯。上意向书元，朱批严斥。嗣廷栋简放知府，召见垂询案情，奏称：此案不得谓为私酒。长兴店离彰仪门四十里，归宛平县管理，不归崇文门，且所卖之酒，皆买自各处，有官帖之烧锅发票可据，亦不得为漏税也。崇文门收税，当以城门为限，入城不上税方为漏税，既未入城，何名漏税？如必指离城数十里外之酒为漏税，则何往而非私酒，小民何所遵守，是徒为差役所影射以启讹诈之端耳。既非私酒，即其人无罪可科，所获之酒自应发还，诈赃之家人自应按律惩办。上含之。由是仍照原拟复奏结案。廷栋潜心理学，有声于时，洵加人一等哉！
七年，奏准吉林烧商交纳票钱，饬令改归原额十万八千串，就见在三十九家匀摊。续添新商，每添一家，照应摊二千七百六十九串之数完缴。
十年，谕：户部奏“请将烧锅税银赴部缴纳”等语。直隶省烧锅税银，前经户部奏明，令该商在户部呈交，迄今日久，仍有在该州县缴纳，已领印收而税银并未解部者；并有商户等在部完缴，该州县仍复纵差需索，节经该部据商户控告咨交直隶总督等衙门亲提讯究，延不咨复，实属不成事体。着直隶总督、顺天府府尹迅将此等侵匿税课、扰累商贾各员确切查明，严行参办。并着直隶藩司通饬各属，将烧锅商户清册限一月内先行造报，并令每年六个月造报一次，倘再运延，即将该藩司参处。嗣后此项税课，不准在各州县缴纳，悉令赴户部兑收。其地方稍远者，汇齐赴部代缴。如该州县再有私收商税，侵匿需索等弊，即着该部从严参处，以重税课而安商贾。
同治七年，议准吉林省烧锅税银[5]。加阿勒楚喀等三城额票十三张，每张缴银五百两，按年征银六千五百两。五常堡新开烧锅五家，每家缴银二百两，按年征银一千两，自本年始按额加征。
又，议准宁古塔烧锅原额征银一万二千串，每年以一万串为额。
光绪四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暂禁烧锅。略称：直境粮价增昂，固由秋收歉薄，亦因耗费太甚。通省烧锅约计千余家，日需高粱两万余石，每月共六七十万石，即以每人日食一升而论，烧锅一日之费已占二百数十万人之食，境内及外来之粮被其购用，遂致民食缺乏，虽招来商贩运粜，价不能平。查永平、宣化、顺天各属烧锅最多，其在永、遵者并用海船运赴奉省大宗采买，今直、晋灾区皆指奉粮接济，势难任其争购。夫酒，可终年不用；日不再食则饥，轻重原自有别。该烧锅等应交课银岁不过三万余两，所益于库款者有限，而占夺穷民口粮、贻害于闾阎者实深。自来荒政本有禁酒之条，山西已奉谕禁烧锅，直省为畿疆重地，际此粮价日增，更宜舍缓就急。请除热河、承德府岁丰粮贱，毋庸置疑，凡直、顺各属烧锅，自明年正月起暂行停烧，以济民食，俟秋成丰稔，仍准开烧，依旧纳税。并饬地方官查察，不准胥役得规包庇，违则从严参办。
十六年，又奏准部咨[6]，本年奉上谕，御史崇龄奏《灾区甚广，请停烧锅，以苏民困》一折，转行查禁在案。兹据口北道吉顺、宣化府知府王守正禀称，宣属十州县并张家、独石、多伦三厅本年秋收丰稔[7]，无一灾歉之区，民间向食荍面小米为大宗，至所产苦高粱一项，味苦而涩，向来专供烧酒之用，无妨民食，该道属统计锅户数百家，如令停歇一年，不特穷民坐失生计，且恐商户贪利私烧，吏役借端讹索，为害非浅。关外地方辽阔，即使饬禁，徒成虚文，见值天津、河间、保定等处水灾极重，赈款难筹。拟援光绪十二年奏案，免其停烧，分别资本大小，每户酌捐数十金，计可得银二万两内外，解津分拨济赈，于灾民有裨等情。臣查烧锅之禁，乾隆年间直隶督臣孙嘉淦屡疏上陈，以为无益有损，初谓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继且奏称身亲办理，乃知是书生谬论，饥馑之余，民无固志，失业既众，何事不为，歉岁难禁，似更甚于丰年等语。孙嘉淦，一代名臣，久任畿疆，体察民情极为真切，原疏具在，可复按也。况口北道属一府三厅，僻在山北，年谷顺成，并无灾歉，与他属情形迥异。所产苦高粱另是一种，人不能食，专用酿酒，更与他处地产不同。据该道府确切查明，无妨民食，应请免其停烧，仍令按户酌捐，解京助赈，以拯灾黎。其应纳本年课银，并令照数赴部完缴，不准拖欠。
臣谨案：乾隆初年特旨，永禁烧酒。九卿督抚公议，谓不宜禁者十之七八。方苞剀切上疏云：诸臣条奏，大旨不过二端，细目八条，一一辩驳，具有至理，末称有司势绅百方巧说于九卿督抚，九卿督抚以言者众多，遂谓此众人之公言，不知为有司势绅之私意；若百万穷民苦于谷贵而望禁烧锅，何由达九卿督抚之听哉！即如孙嘉淦请弛屣曲之禁，各省均不谓然，可知人心之公，自有不能曲狥之是非。前直督李卫曾奏陈宣化府高粱有味苦者，唯凶年乃以充饥，丰年宜听其烧酒。果听之，当禁其岀境贩卖，庶所种苦者日少，不苦者日多，设遇荒歉，宣化一府之高粱不需官移而商自转贩邻封，以济饥乏矣。愿宸衷独断，勿以浮言而阻实政。其时际国家全盛，禁且不易，况季世乎！无妨民食特意在捐赈，岂探本之论哉！包世臣云：古之用酒有三，以成礼，以养老，以养病，非此而用酒，则谓之荒湎。《尚书·酒诰》言之最切。窃谓周公以忠厚立国，明德慎罚，而群饮者即执拘以归于周，似乎太苛，自往来吴越齐豫之郊，见荒郊野巷，莫非酒店，切倚悲歌，莫非醉民，然后叹周公立法不为过。当尝以苏州一府推之，而知酒之为害不可胜言。苏州共辖九县，为天下名郡，然合九县之境，南至平望，北至望亭，西至广福镇，东至福山，截长补短，不过方百七十里。名城大镇、山水所占五分去二，得产谷之土方百三十里，每方一里，为田五百三十亩，方百三十里共计田九百十万亩。苏民精于农事，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当岁产米二千二三百万石。苏属地窄民稠，商贾云集，约计九属[8]，有人四五百万口，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是每岁当食米一千四五百万石，加完粮七十万石，每岁仍可余米五六百万石，是五年耕而余二年之食，且何畏于凶荒。然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由槽坊酤于市，士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中人饭米半升，黄酒之佳者酒一石用米七斗，一人饮黄酒五六斤者不为大量，是酒之耗米增于饭者常七八倍也。烧酒成于高粱及大小麦，高粱一石得酒三十五斤，大麦四十斤，小麦六十余斤，常人饮烧酒亦可斤余，是亦已耗一人两日之食也。以苏州之稠密甲于天下，若不受酒害，则所产之谷且足养而有余。其他地广人稀之所可知。所谓酒之耗谷，其弊如此。
冯桂芬《重酒酤议》：酒禁由来已古，禹疏仪狄，《酒诰》惩群饮，周官司虣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汉初群饮者罚金。武帝时，桑宏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废。唯武侯治蜀，禁酒严，道无醉人，余不闻焉。王应麟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无他，食为民天，酒为食蠹。统五谷约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之，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斤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习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终于不行。雍正年间尝禁铜，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嗣又改为一品。乾隆初，尚书海望疏以禁铜不效，请弛禁。亦尝严酒禁。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中外颙若[9]，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烟禁乎？愚窃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捐本抽百分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但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至收捐有效，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尤宜广戒饮之谕，加酗酒之律，宴飨之事为之节制，沉湎之人勿登荐剡，使天下咸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
金文榜《榷酤说》：自仪狄造酒，浸淫日甚，历代俱有明禁[10]。汉唐用榷酤法，官自造曲，置店酤酒，民间不得私酿，有买私曲者罪至弃市，是酒已通行，特必由官制造耳。厥后奉行不善，重扰民间，遂罢榷酤，听民自造，但增课钞，酒禁于是大弛。明太祖令蹋造酒曲货卖者，须赴务投税，违者依匿税科断，是酒禁虽开而征税不易也。今禁烧锅未尝不严[11]，实则毫无限制。虽钞关酒税颇重，军兴后厘捐亦以酒为巨项，然钞关未可尽凭，厘捐断不能久管，见应别立章程，重其税，一其例，严其禁，于筹费中兼寓节流之意。凡一切货捐，无论重轻，商民同病，唯重酒税病商反可利民。盖税重则价贵，贵则售滞，滞则酿稀，稀则米之耗费少而存积多矣。造酒家上品用糯米，次粳米，又次碎米，或另造小酒则用麦，皆以水浸透，取精液，余糟粕以饷狗豕，暴殄天物，莫甚于此。今以重税困之，暴殄不禁而自禁，其益一。我乡为产米之区，文榜，江苏吴县人。耗于造酒者浩繁，以横金一处论，方二十里，有横一万之谣，言日出烧酒万斤也。况春冬大酒之数，十倍烧酒，核计岁耗米麦不下数十万石，兵后荒歉，穷民安得不饥困！以重税隐然劝其蓄积为防荒，其益二。酒能改性，一切作奸犯科之事，遇酒则狂，物罕见珍，不能多得，人各安静，可省无数狱讼，其益三。乡民造酒为业者，恒以己田，雇人代耕，是以收获无多，酒税重则其业必减，横金等处可省出一半人工专心务农，其益四。有此四益，固宜决行其紧要关键，速裁米捐，取其捐数尽摊入酒项起征。盖米捐病民，二十年前钞关豁免米税十年中常得四五，即咸丰四年石米捐二十余文，当事尚忧其重，后乃渐增至百文。今闻北乡米经两座城门完捐几二百文，是岂可为法乎？夫谷贱伤农，系全盛时渐开流弊之言，不可为例。若谷贵伤民，则今日游民至多，已经实受其害，不可无法以挽回之也。圣人治天下，正欲菽粟如水火，岂有常捐之理！重酒捐以罢米捐，亦事之不容己者矣。
又，热河都统德福奏，略称本年直隶灾区甚广。御史崇龄奏，奉谕着严饬各属停止烧锅一年，以平粮价。兹据承德府知府启绍禀称，热河所属地方，自入夏以来，大雨时行，田禾畅茂，统计收成在七分以上。口外地方，兵民食计攸关，故应以粟谷为至要，而尤易丰收。民不常食者唯黍、粱、杂豆、苦荍、油麦等项，每值秋稼登场，全赖烧户销售而资民用。兹禁停烧，亟宜遵办，以济贫民。然口外与内地情形不同，若不因地制宜，则意在利民，转以病民；若遽尔停烧，粮价则必日减，即令移粟灾区而道路既遥，转运维艰，灾区无补救之益，口外有谷贱伤农之势；况各属开设烧锅二百余家，雇觅造酒之人名曰糟骽[12]，均系外来无业游民，每家少者十余名，多者三四十名，统计不下六七千名。遽尔停烧歇业一年，恐若辈糊口无资，必致流离失所，为匪为资，其患不堪设想。且采办热河并古北口两处兵米，历久章程，均系借资烧户之力，若遽停止，不特烧户坐失生计，且恐顾末失本，于地方诸多未便。查光绪三年直属歉收，曾经督臣李鸿章奏请饬禁顺直各属烧锅，并未言及承德府各厅州县，亦正为此也。此次顺直水灾，事同一律，可否恳恩俯准，如蒙俞允烧锅免停，酒利必厚。拟令各烧户量力捐银，多则五六十两，少则三四十两，俟集成数，解归灾区助赈，则灾民可以济急，烧户亦不致失业。如所请行。
十七年，谕：前据讷清阿奏“敖罕扎萨克王达木林达尔达克在承德府建昌县哈拉都哈地方私立烧锅[13]，盗买仓谷，指俸借银作为成本”各节，当经理藩院查明具奏。兹据奏称该王恳借俸银，并未照准，至私立烧锅是否属实，请饬热河都统就近查奏等语。即着德福按照原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折均着钞给阅看。
二十八年，广西巡抚丁振铎奏“烟酒糖茶奉文加税”。广西烟茶无几，酒则颇有行销，故烧锅所在多有。拟令赴藩司领帖缴费，始准开设，每年各缴银二十元，下户部知之。
又，山西巡抚赵尔巽奏，查户部前奏筹款六条，于烟酒两项原有加倍抽收之议。准直隶督臣咨奏准烧酒一项，每斤增抽十六文，自应照办。当经分行司局，一体遵办。兹据筹饷局司道详复，遵查酒税曾经先后奏明，每斤共征制钱五文，前定收数过微，不足以禆度支，况晋库本有所亏，入者止有此数。嗣后每酒一斤，再行加抽十一文，合前五文共凑税钱十六文，亦如直隶所抽之数。
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据筹款局司道详称烧锅一项，出产最多，尚无落地税捐，若酌加捐数，责成烧锅代收，既无扰累之虞，亦少偷漏之弊。兹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钱十六文发售。在烧锅，加价抵捐既无所损，即店铺照本零售亦可通行。至民间沽酒，每两多出一文，所费亦微，而合通省计之，则又集成巨款。拟办章程，详请具奏。臣查就烧锅加抽酒捐，与部议重征酒厘之意相合，于筹款不无禆益，而酒价略增，亦可隐示节制之意。
臣谨案：唐德宗贞元二年，酒斗榷钱百五十。杜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榷百五十，则十分抽五矣。宋太宗至道二年，两京诸州收榷课铜钱百二十一万四千余贯，铁钱百五十六万五千余贯，按《会要》：铁钱十当铜钱一。京城卖曲钱四十八万余贯。其时每斗课钱不过五十，递增至高宗绍兴三年作一百五十文足。据《食货志》所记，庆历以前酒课未增，浙江共收四十八万贯以上，迄南渡，当三百万矣。四川一省，岁收至六百余万贯，以江南半壁克支强敌者赖此耳！盖酒为嗜好之物，非日用所必需，多取之不为虐。今者烟酒并称，方恃为岁入大宗，累增无艺，岂亦寓禁于征乎！然较诸布缕粟米固有间矣。
又，浙江巡抚任道镕奏，酒为浙东出产大宗，而厘捐并无起色，照部章再加三成，亦属无济。已委员分赴各属，会同地方官妥议简章，查明酿酒缸数，再以缸计坛，给以印花执照。每年酿至五十缸者缴纳照费洋十元，于售销时分别本庄、路庄两项[14]，粘贴印花，本庄每百斤缴捐洋二角，路庄运往外路加缴二角，免其完厘[15]，先由绍属试办。得旨：着即妥筹办理。
三十年，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与大西洋国驻京公使白朗谷续定《中葡商约》二十款[16]，内第六款载：订明葡国各项酒，若酒力过十四度者，由进口时无论由葡国进、由他处绕进，如呈出本国所给之执照，有领事官画押为凭，载明此酒实系葡国所产者，即照本约所附税则内载过十四度酒纳税。唯葡萄牙酒一项，如不能呈出以上所言之执照，即不得援引此条，以冀同享此等利益。
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江省整顿酒税，并请奖出力人员”，略称：江省东荒一带，烧商林立，从前仅就卖价抽收，偷漏甚多，有名无实。臣目系财政困难，求有益于公，无损于民，计维酒税一项尚可酌量增加。因饬度支司参仿奉、吉两省加收酒税章程，改就烧商征收出锅统税，议定每酒一斤，收江平税银一分一厘，自税之后，无论零沽趸售，概免重征。其由外省运销本省者，仍于入境第一局卡照纳税银，并统按一成捐办法划提一五经费。严饬各税局就近兼办，实力稽征，并饬不得额外需索。计自开办一年期满，共收酒税银十五万七千余两，均经饬司备拨各属办公经费。查从前酒税附入牲畜杂税具报，每年仅额征中钱九千数百吊。此次设法整顿，照见在市价以银合钱计算，较前溢征钱八万余千吊，实非初料所及。唯江省地处边隅，改办之初不免群情疑阻，经臣坚持定见，切饬各税局委员认真经理，剀切劝导。兹幸推行无阻，增进国帑，开办各员不无微劳，足录恳恩准将在事出力各员择尤奏奖，以为边省筹款者劝。
二年，度支部奏“议复吉林省酒税，按照奏案，核实收银”，略称：原奏称光绪三十二年，前将军达桂奏请仿照直隶办法，每酒一斤，征收库平银一分四厘，所定烧商交纳税款之数，以官价吉钱三千三百文折银一两。其时市价每银一两，易吉钱四千左右，与官价不甚相悬，公家虽不免减收，尚不至大相岀入。乃近年银价腾涨，每两易钱增至五千七八百文，而各商完纳酒税，仍按照前定钱数为准，名为每斤征银一分四厘，其实仅及八厘上下。吉省仿照直隶税率已属从轻，若再以钱折，公家受损实多。拟请照奏案核实，按平价征银，以常年所得酒税平均计算，全年约可出酒四千五百九十万斤，每斤征银一分四厘，可收税银六十四万余两，即每两按照见在官定银价五千二百文折算，计合钱三百三十余万千，比较上年所得可增收钱一百二十余万千之谱。兹改为随市照加，自与加税有间等语。查吉林酒税，光绪三十三年，经升任督臣徐世昌等奏明，每酒一斤，征银一分四厘，仍按旧定官价折收市钱三千三百文，历经照办在案。今该抚以近年银价腾涨，奏请按照市价收银。查酒系消耗物品，多取原不为虐。唯若如所请，随市照加，未免漫无限制，且市价随时涨落无定，商人完纳税项亦恐无所遵循，实非便商之道。臣等公商，应请照该省见在官定银价，每银一两，收钱二千五百文，以昭平允。仍由该抚随时体察情形，如有窒碍之处，再行咨奏变通办理。
臣谨按：我朝立法宽大，不多取于民。酒榷亦屡弛禁。光绪末年，新政繁靡，诸臣以搜括重敛为能，内外一致，可胜慨哉！
三年，度支部奏“议复直隶烧锅，仍照历年章程办理”。略称：原奏称度支部奏《顺直各属新开烧锅，以截至宣统二年年底止已经领照者为限，嗣后不准续开》一片。奉旨依议在案。兹据直隶财政总汇处详称：向章顺直烧锅，只准歇业，不准新开，固以保卫民食，维持部课。然实只近畿地方资本充裕之商人切实遵行，其距京稍远及零星烧户则领照者绝少。光绪二十八年，直隶开办筹款局，加征酒税，奏定章程，第一条：“烧锅无论新开旧设，但请领筹款局门牌执照，即为官烧”等语，虽与向章不甚符合，然俯顺商情，实为筹款一大来源，岁收六十余万两之巨款。兹复奉饬以民食为重，烧锅不准续开。唯是酒税一项，岁收巨款，供支饷需。光绪二十九年，奉谕直隶烟酒税额，每年应派八十万两，上年酒税共征银六十余万两，按照烟酒税额八十万两，酒税实未足额。若限定烧锅家数，税收恐益形短绌。唯有据实详请奏咨，顺直烧锅仍照历年见行章程，准其随时报开，以保税额。由司随时察看，遇有灾情较重地方，即将某处酒商酌令停开等语。查烧锅损耗民食，未便漫无限制，唯既据该督奏陈，限定烧锅，恐岁收益形短绌，尚属实情。所有顺直各属烧锅，应准按照历年见章办理，以维税课。
[1] 榷酤，又名榷酒酤。指对酒的生产、销售由政府实行专卖。此制始于西汉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的榷酒酤。榷，本指渡水的横木。后世对某些特定物资所实行的管制、专卖、征税都称榷，如榷盐、榷茶、榷酒等皆是。
[2] 烧锅，酿制烧酒的作坊。
[3] 刨夫，指东北地区经官府批准、取得进山挖掘人参资格的山民。
[4] 平余，指平色之羡余。属于田赋加征的性质。清制，凡各省上解户部税银时，每千两随解平余银25两，称为随平陋规，充户部弥补亏空或补贴官吏之用。胤禛规定火耗归公，但平余实际上仍存在。只是留一半给地方使用。乾隆初规定，用平余银给各部院官员做养廉银。
[5] 议准，凡地方或大臣上奏事由，经廷议后，呈请皇帝批准。
[6] 咨，咨文。清代指对等地位的政府机关之间往复公文。
[7] 厅，官衙。清制，府以下有厅。又分直隶厅和散厅。清朝在新开发地区设置的行政单位，其中，直隶厅直属省辖，散厅与县平级，归府或直隶州管辖。
[8] 九属，九类。
[9] 颙若，严正态度。
[10] 仪狄造酒，一说仪狄为夏人，一说仪狄为帝尧之女。《战国策·魏策二》载鲁共公语：“昔者，帝女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11] 烧锅，古指酿造烧酒。
[12] 骽，腿之俗字。
[13] 达木林达尔达克，清末敖汉旗扎萨克，博尔济吉特氏，封多罗郡王，后以军功升昭乌达盟盟长。
[14] 本庄，销售给本地商店。路庄，销售给外地商店。
[15] 完厘，缴纳厘金。
[16] 大西洋国，清朝对葡萄牙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