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21年4月，任职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灰土中发现了彩陶片及石器，刚从自然科学领域涉入史前文化领域的安特生发现石器与彩陶并存的遗址后非常惊讶，“安氏从仰韶村发掘后回到地质所，看到该所图书馆有美国中亚考察团曾在1904年在俄国土库曼亚诺，也发现石器与彩陶共存的报告。所以对同年冬仰韶村发掘彩陶非常重视”[1]。他把所获仰韶彩陶与亚诺、特里波里彩陶比较后的发现发表于《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与此相似之陶器，欧洲新石器时代或其末期亦有之。如意大利西西利岛之启龙尼亚，东欧之格雷西亚……各处之器，各有特点。然与河南仰韶古器之器工花纹，皆有极似之点。夫花纹样式，固未必不能独立创作，彼此不相连属。然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两地艺术，彼此流传，未可知也。”[2]安特生有了仰韶与亚诺出于一源的猜想后，曾经征求过当时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陶瓷专家郝博森和德国考古学家、安诺遗址的发掘者施密特的意见。[3]郝博森的观点和安特生的猜想相一致，并说“以年代论，此种陶器历时颇久，自西历纪元前四千年起至纪元前一千五百年止。为新石器时代之一征。……中国新疆等地，亦应有同类发见之望也”[4]。虽然施密特认为“仰韶与亚诺二处陶器相同之点，并不充分。欲详为比较，除花纹样式外，如制造之技术，所用之彩色，及表面磨光之程度，亦均须注意”[5]。安特生显然采取了郝博森的意见，为了探求两地彩陶之间的联系，选择从新疆传播到河南的通道甘青地区去考察。
根据安特生发表于1925年的《甘肃考古记》,“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二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足迹所涉，几及甘省大半。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盖不仅器物丰盈之仰韶纪遗址，为吾人所获。而多数前古未闻之重要葬地，亦竟发现。其中完整之彩色陶瓮多件，类皆精美绝伦，可为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除于仰韶文化更为阐明者外又得一遗址于齐家坪，此中绝无彩色陶器之迹。但美丽之单色压花陶器极为特别。余视此等遗物，似较仰韶者为早”[6]。此次考察让安特生更确定了自己的猜想，“当著者考察甘肃第一年之末，就所得之结果，作有报告，刊于瑞典地学杂志（Ymer）中。颇觉甘肃陶器之丰富。……此即为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但受西方民族之影响”[7]。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认为处于中西交通要道上的甘肃地区，必然有早于中原河南地区的彩陶文化类型，当他发现以不施彩绘为主的齐家文化类型陶器时，便认为它早于仰韶期，所以在分期问题上，他把从1923年到1924年的甘肃考察所见到的六种彩陶类型顺序定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8]。并把半山期的彩陶归为葬地用器。
安特生作为中国史前彩陶最早的发现者和研究者，其观点在当时虽然有所争论，但是影响依然很大。梁思永发表于1935年的《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中写道：“仰韶彩陶文化与西方彩陶文化之关系及彩陶文化之年代问题，已经过许多考古家详细的研究，所以我们一时不必再做这番工夫，只采用安特生由这研究而编成的甘肃仰韶文化年代表作为讨论的出发点。”[9]虽然在1931年春，梁思永已经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后岗遗址，并且发现“上层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即小屯文化）的遗物，中层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的遗物，下层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的遗物。每层所包含的遗物里，不但有他所代表的文化的普通器物，并且有那文化的特殊制品”[10]，安特生所持的素陶文化早于彩陶文化的观点已经被这一考古资料证实是错误的，然而梁思永还是把安特生作为权威，以安特生所列年代表为基础，仍然把齐家期放在年代表的最前面，足见他对安特生的认同。陈星灿认为，“这可以看作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般意见”[11]。1937年首次出版的卫聚贤所撰《中国考古学史》中，对仰韶文化的描述是：“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及其附近，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甚广，地质调查所于民国十年前往发掘，得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石镞、骨锥、骨针、骨镞、贝镞，彩陶有红底的黑花、白花、深红花，粗陶有鼎、鬲之类。出版书有《中华远古之文化》及《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12]对甘肃部分的描述是：“甘肃贵德县、导河县、宁定县、镇番县及青海的沿岸，均有新石器遗址，地质调查所于民国十二年至十三年，因仰韶彩陶花纹，有与亚诺（Anau）、脱里波留（Tripolje）花纹相同。欲求其交通之路，故往甘肃调查及试掘，所得石器不多，而彩陶绘为螺旋纹，有犬、羊、人、鸟、龙像形的花纹。出版书有《甘肃考古记》。”[13]通过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在安特生发现彩陶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观点是处于重要地位的。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59—1949）》中写道：“吴金鼎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不愿意相信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可能存在问题，所以即使他已经正确分析出不招寨属于龙山文化遗存，也认识到仰韶村遗址可能分属两个时期，但却只是把它看成同一文化的延续，没能突破安特生的窠臼。”[14]这其中很大的原因也是对安特生的信任。尹达于1955年发表于《考古学报》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中写道：“我国部分的历史学者以为安特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 ‘权威’，因之信而不疑，还在使用着以至传播着他的错误理论。”[15]可知安特生的观点直到1955年在中国学术界尚有影响力。
尽管上述几篇文章都在关键时刻因对安特生的信任而未能突破，但是在行文中已经有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分析。“西阴村发掘后，李济在研究报告中就对仰韶文化的流向发表过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在安特生所分的六期中，西阴村属于仰韶期，但他指出根据目前的材料考察，还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可以断定中国所发现的彩陶的确发源于西方。”[16]尹达在1937年也对安特生的分期说有所怀疑：“1937年我们根据我国考古学者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材料，分析了安特生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中的一些论断，发现其分期的基本理论根本是错误的，他对于材料的掌握和处理也是错误的，我写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这篇文稿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总算不曾遗失，于1947年在《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上发表了。”[17]20世纪40年代，考古资料已经能够证实安特生在分期上的错误。1945年5月，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洋洼湾发现了两座齐家墓葬，“夏鼐一方面从陶片的出土位置否定了齐家期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又把它划到另外一个文化系统中。夏鼐的这个发现第一次准确无误地证明了安特生把齐家文化当成仰韶文化第一期的错误”[18]。“1947年裴文中调查甘肃史前遗迹，曾在齐家坪逗留并发掘过一座带有石灰面的房屋（所谓石灰住室），在地面采集到半山陶片、齐家陶片及辛店陶片等，他认为就 ‘地层及所采陶器之观察，皆不能证明齐家坪遗物代表彩陶文化系统中最早的一期’‘居住及埋葬于齐家坪之人类，除辛店期者外，似为另一民族，有不同之另一种文化，名之为齐家文化，与彩陶文化为不同之系统’。”[19]裴文中不仅否定了安特生所列年代表中齐家期的位置，还提出了齐家文化的概念。1948年，荆三林又在《大中华》发表《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一文。[20]可见，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安特生的观点已经被中国学者质疑，他自己在1943年出版的《史前中国之研究》一书中也写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秀文化带给中国统治民族的时候，那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也是丢脸的。”[21]
随着裴李岗、磁山等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及其他不符合事实的观点被彻底推翻。1948年，贾兰坡曾在《世界日报》撰稿《彩陶文化东来西向，甘肃考古获得结论》。[22]上文所述尹达发表于1955年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明确把矛头指向“文化西来说”。1959年10月出版的《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中，在《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的后面，还专门增加了编者后记：“至于梁先生所修正过的甘肃远古文化绝对年代表，他晚年也承认它的根据很薄弱；承认这修正工作是徒然多此一举。我们知道这表是建立在安特生的那一张表的基础上。安氏的表是凭着主观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制造出来的。”[23]“1965年，苏秉琦先生通过研究仰韶文化彩陶花纹的变化指出：‘仰韶文化遗存在甘肃境内的移动方向是自东部到中部……出现时间稍晚的半山、马厂类型遗存，则是自中部向西延伸到河西走廊的西端。'”[24]安志敏发表于1972年的《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中也指出了“文化西来说”的错误。[25]“1978年，严文明先生就甘青地区彩陶的源流、不同时段的花纹特征及风格流变等做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讨论，初步归纳出，中国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是从东向西不断扩散的，年代学的检测结果亦证实 ‘西渐说’是可信的。”[26]
对于安特生的“住地”和“葬地”说，安志敏于1956年发表的《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指出：“葬地的 ‘半山’和 ‘马厂’两期，是代表着早晚不同的时期。但过去的分期只单纯从标型学着眼，没有地层或成组器物为依据。正因为缺乏科学上的基础，过去的分期标准并不能够完全信赖，还有待于今后发掘中仔细分析与研究。”[27]“60年代初（1962年《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分期》）杨建芳对马家窑、半山、马厂的研究，否定了住地与葬地陶器不同的说法……1963年在兰州青岗岔遗址发现了半山的房子、窑址、窖穴等遗迹，彻底纠正了半山无住地之说。”[28]
1982年，陈戈通过研究新疆地区出土的彩陶推测，“距今3400年左右，彩陶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东部，春秋战国时期扩展至新疆中部，汉代前后，彩陶才最终在新疆绝迹”[29]，并强调，“当年，中国境内的彩陶刚刚发现，安特生等人就唯心地认为它们是由西方的特里波里、苏萨、安诺等文化的彩陶经由新疆而传入的……今天在新疆发现的彩陶远比过去为多，对这些彩陶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研究以后，完全证明，新疆的彩陶绝非自西而来，从而中国的彩陶文化亦绝非自西方传入。恰恰相反，中国的彩陶自成一个独立体系，它以中原为中心，逐渐向西发展”[30]。
经过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史前彩陶的发展脉络才得以初步理清，很多学者对中国史前彩陶的这一研究历程做了梳理，这个过程说明了史前彩陶文化对我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造型多样的史前彩陶纹饰也是很多学者关注的对象，这些纹饰像谜题一样引人注目，因为没有文字，他们便成为我们了解史前社会的一个重要媒介。这种热情一直持续至今，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各方面对史前彩陶纹饰进行解读，本书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
安特生1923—1924年在甘青地区考察所发现的彩陶中已见有蛙人纹，安特生回国时将大部分资料转交给他的助手巴尔姆格伦，最先研究半山马厂彩陶蛙人纹的学者也是巴尔姆格伦，他的研究成果汇总在《甘肃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 （Kansu mortuary urns of the Pan Shan and Ma Chang groups）一书中。之后的彩陶综述类专著中一般或多或少都会有涉及蛙人纹的论述，如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第二部分“彩陶艺术的研究”之三“几种主要的彩陶花纹的发展和演变”一节中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人面纹和人形纹”[31]，郑为《中国彩陶艺术》 “三”之“乙西北地区”中“马厂类型”一节对“象生纹”的探讨[32]，王朝闻总主编，邓福星卷主编《中国美术史·原始卷》第三章“彩陶”之第三节“纹饰的写意倾向”部分。[33]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在“半山类型彩陶花纹形态与谱系”和“马厂彩陶花纹形态与谱系”两节中的“人蛙纹”部分。[34]除此之外，还有陆思贤的《甘肃、青海彩陶器上的蛙纹研究》，刘漙、尚民杰的《涡纹、蛙纹浅说》，李湜的《彩陶蛙纹演变机制初探》，徐建融的《彩陶纹饰与生殖崇拜》，张朋川的《半山、马厂彩陶上的神人纹》 《彩陶艺术三题》，陆思贤的《“於菟舞”的发现对解释马家窑文化“蛙纹”或“人形纹”图案的启示》，如鱼的《蛙纹与蛙图腾崇拜》，李智信的《关于马厂类型四大圆圈纹与蛙纹的几点看法》，刘宝山的《青海“蛙纹”溯源——论东夷族与青海蛙纹的关系》，邱立新的《彩陶蛙纹、神人纹歧异评考》，汤惠生的《青海史前彩陶纹饰的文化解读》，胡其伟的《青海“蛙纹”彩陶的称谓问题》，董文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蛙纹的文化解读》，张保静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蛙纹与人纹分析研究》，郭颖珊的《甘青地区史前陶器上的人像研究》，叶舒宪的《蛙人：再生母神的象征——青海柳湾“阴阳人”彩陶壶解读》，兰凌的《土家织锦“单八勾”纹饰的另一种释读》等论文都对这一纹饰进行了讨论。
上述研究在半山马厂彩陶蛙人纹称谓的问题上争议颇多，先后有张朋川于1990年和2005年[35]、邱立新于1996年[36]、张鹰于2009年[37]分别撰文论述“神人纹”之称的合理性。而李湜[38]、陆思贤[39]等学者称之为“蛙纹”，严文明则称之为“拟蛙纹”[40]，称之为“变体蛙纹”[41]“蛙形纹饰”[42]“人体纹”[43]“人形纹”[44]“人蛙纹”[45]“蛙人纹”[46]“折肢纹”[47]的学者也时而有之。对该纹饰的内涵释读同样也有很多种观点，笔者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被这样一个争议较多的史前彩陶纹饰吸引。当时发现，关于该纹饰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如张朋川的《半山、马厂彩陶上的神人纹》、邱立新的《彩陶蛙纹、神人纹歧异评考》、胡其伟的《青海“蛙纹”彩陶的称谓问题》等对该纹饰进行了专题研究外，大多数研究都是将该纹饰与其他纹饰一起捎带着讨论，如果不特别关注，在检索的时候很容易漏掉其中一部分，在称其为“蛙纹”的文章中，虽然大部分作者都很明确该纹饰与其他蛙纹的不同，但也有作者并未留意到该纹饰还有其他称谓。因为专题研究较少，图像资料发表也较为分散，而该纹饰又具有数量多且变化丰富的特点，将发表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后做专题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于是笔者将该纹饰定为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本书内容即是在我硕士论文基础上完善而成的。
在图像资料的收集过程中，笔者发现，几乎每个半山马厂时期彩陶的藏家都有很大的概率藏有绘蛙人纹的彩陶，要想把这些图像资料一网打尽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个纹饰变化多样，在收集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研究又很有必要，所以笔者采用了折中的办法，将公开发表的这一纹饰进行收集（不包括私人收藏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这个办法既避免了因为很多藏品藏于库房不能获取图像资料带来的麻烦，又照顾到了所收集图像样式的相对全面性，因为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和未见过的样式更容易被选择发表。同时这个办法也有一定的弊端，司空见惯或者绘制相对粗糙的图像在选择部分公开发表的时候往往被忽视。同时，出版物呈现出来的各种样式图像的比例可能和目前已发现陶器的情况有出入，有些图像也会因为印刷品的质量问题不够清晰。笔者在分析的时候，尽量留意这些问题，但也难免会有失误，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参见刘大有、刘晓龙《安特生评传——周口店遗址仰韶文化甘肃青海彩陶的发现者》，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2][瑞典]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节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3]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7页。
[4][瑞典]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节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5][瑞典]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节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6][瑞典]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乐森璕译，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第2—3页。
[7][瑞典]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乐森璕译，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第36页。
[8]参见《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乐森璕译，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第19—20页。
[9]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载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9页。
[10]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9—106页。
[1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1页。
[12]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页。
[13]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160页。
[14]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8—282页。
[15]尹达：《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16]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0页。
[17]尹达：《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18]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5页。
[19]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5—296页。
[20]参见李水城《半山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1]J.G.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转引自李水城《半山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2]参见李水城《半山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3]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载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63页。
[24]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5]参见安志敏《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
[26]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7]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28]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研究》，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29]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30]陈戈：《略论新疆的彩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31]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152页。
[32]郑为：《中国彩陶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33]王朝闻总主编，邓福星卷主编：《中国美术史·原始卷》，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160页。
[34]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59页、第74页、第143—145页、第165页。
[35]张朋川：《半山马厂彩陶上的神人纹》,《中国艺术》第5集，人民美术出版社；张朋川：《彩陶艺术三题》,《装饰》2005年第6期。
[36]邱立新：《彩陶蛙纹、神人纹歧义评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37]张鹰：《再谈蛙纹、神人纹及龙纹的学术争议》,《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9年第10期。
[38]李湜：《彩陶蛙纹演变机制初探》,《美术史论》1989年第1期。
[39]陆思贤：《甘肃、青海彩陶器上的蛙纹图案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
[40]严文明：《甘肃彩陶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
[41]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文化馆：《兰州土谷台半山——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42]段小强：《马家窑类型彩陶蛙形纹饰新解》,《兰州学刊》2009年第9期。
[4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彩陶》，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44]胡其伟：《浅探“蛙纹”彩陶之称谓》,《青海日报》2003年2月28日第8版。
[45]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6]王朝闻总主编，邓福星卷主编：《中国美术史·原始卷》，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
[47]徐建融：《彩陶纹饰与生殖崇拜》,《美术史论》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