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宽泛的“连横”:“亚裔美国”内涵延伸与作家身份的拓展

虽然与“哎—咿集团”处于同一时代，许芥昱（Kai-Yu Hsu）和海伦·帕卢宾斯克斯（Helen Palubinskas）对于对“亚裔美国作家”的身份界定却宽泛、包容得多。在其1972年出版的《亚裔美国作家》（Asian-American Authors）序言中，他们首先以赵健秀与李金兰关于身份认同截然相反的意见为引子，探讨了亚裔作家族裔身份认同的问题：

但这[身份认同]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这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困扰着亚裔美国作家，因为这是困扰所有敏感的人的问题，不管其族裔背景如何。……佛说，人的自我是一种虚幻（illusion），一旦人忘记自己，就获得了自由。但我们不是佛，不能忘记“自我”（self），所以就探寻——永无休止地探寻。

……或许处于双文化或跨文化中的人的[自我]探寻并不更复杂，但却更加凸显，由于强力的牵引被推到前台，从而无论从内在还是表面，左右人的存在。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文化、族裔、社会甚至政治的对抗与冲突，经常给双文化中的人带来痛苦的创伤和伤害。[22]

接着，许芥昱和海伦·帕卢宾斯克斯列举了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俊夫盛雄（Toshio Mori）等日裔作家在幼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被强制迁徙、进入沙漠中的日裔集中营的经历；也论及“哎—咿集团”成员之一劳森·稻田（Lawson Inada）所遭受的种族歧视：虽然已经是第三代日裔，可他所任教的马萨诸塞州的学生还是在其身后窃窃私语：“看，一个日本佬老师！一个日本佬老师！”[23]而“哎—咿集团”另一成员陈耀光（Jeffrey Chen）娶了美国白人做妻子，虽然得到女方亲戚的接纳，却被自己的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许芥昱和海伦·帕卢宾斯克斯通过这些事例证明，虽然某些亚裔美国人憎恶把自己与白种美国人区别开来，但这种区别性对待却无处不在，从反面论证了保持族裔身份、争取族裔地位的必要性。

但在其文集选编的作家作品中，许芥昱和海伦·帕卢宾斯克斯并没有排斥异己，既收录了刘裔昌（Pardee Lowe）、黄玉雪（Jade Snow Wong）、李金兰（Virginia Lee）、俊夫盛雄（Toshio Mori）后来受到“哎—咿集团”批判的华裔和日裔作家的作品，也有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劳森·稻田等亚裔美国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的作品。对比“哎—咿集团”的激进态度，在族裔运动高涨的20世纪70年代，这样包容的学术态度殊为不易。从其所选作家的母居国来源来看，该文集选入了华裔、日裔、菲律宾裔作家作品；在作家身份的界定上，许芥昱和海伦·帕卢宾斯克斯秉持了两个原则：一是出生和生长在美国；二是用英文写成的作品。这样的界定，与“哎—咿集团”所坚持的“本土视角”是基本一致的。

而同时代的华裔美国学者王燊甫（David Hsin-Fu Wand）在亚裔美国作家的身份界定上却与“哎—咿集团”和许芥昱和海伦·帕卢宾斯克斯大异其趣。在其1974年主编出版的《亚裔美国文学遗产：散文与诗歌选集》（Asian-American Heritage: An Anthology of Prose and Poetry）的“绪论”中，针对日裔学者Daniel I Okimoto将日裔作家S.I.Hayakawa视为“黄色汤姆大叔”（yellow Uncle Toms）和“顶级香蕉”（Top Banana）的贬斥，王燊甫提出了“何为亚裔美国人？”的问题：

何为亚裔美国人？答案绝不是简单而清晰的。是不是只有一世、二世、三世、四世（日语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出生和生长在美国的才算得上亚裔美国人？……难道一世——比如像友安野口（Yone Noguchi,1875—1947）那样选择用英语写作的第一代日本移民就不能被界定为亚裔美国作家？华裔诗人斯蒂芬·刘（Stephen S.N.Liu）和王燊甫又如何界定？他们虽然出生在中国，但早年就来到美国，并且只在美国杂志和文选中发表自己的作品。如果我们把亚裔美国人的定义局限在出生和成长在美国，那我们会排除掉许多用英语写作的最好的作家：如韩裔作家康永山（Yonghill Kang）和理查德·金（Richard E.Kim），他们都出生在韩国，还有卡洛斯·布洛桑（Carlos Bulosan），他出生在菲律宾的一个小村庄。[24]

由此可见，在“亚裔美国文学”学科发展的“草创”阶段，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亚裔美国学者就提出了后来学者一直辨析、论争的问题，其问题的提出和探讨具有共时性、众声喧哗的特点。

不仅如此，王燊甫对于亚裔美国文学作品的语言问题也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意见：

我们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家选集能否包括完全用汉语、日语、韩语或他加禄语[菲律宾语的基础]写作的作家？事实上，自1850年以来汉语和日语的报纸和杂志就在美国西海岸出版。在绝大多数这样的报纸中，有许多的诗歌和文章记录了早期华裔和日裔移民在美国的经历。比如旧金山的《华人世界日报》（The Chinese World Daily），其中发表的许多诗歌是中国古体诗，表达的是华人移民的生活和对“金山”（华人对旧金山的称呼）的印象。这些诗歌难道不应该被看作华裔美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吗？它们难道不应该被翻译为英文，并且被收录进亚裔美国文学选集之中吗？[25]

的确，如果把英语作为界定亚裔美国文学的语言标尺，大量早期华裔用汉语、日裔用日语创作的、真实反映其族裔历史、人生经验和文学想象的作品就会被排斥在外，而这，显然与“泛亚运动”及亚裔美国文学钩沉、寻找亚裔美国文化遗产、构建亚裔美国历史的主旨相违背。在王燊甫看来，这样的非英语文学，不仅应该被纳入亚裔美国文学体系，还应该作为族裔文化遗产受到重视。但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第二代以上的日裔不会日语，读不懂早期日裔移民创作的短歌、俳句；年轻一代的华裔也读不懂早期华裔移民用汉语创作的古体律诗，这一点，使亚裔美国文学选集的编撰者不得不做出妥协，要么把英语以外的华裔美国文学排除在选集之外，要么像《埃仑诗集》那样，用双语再现早期亚裔移民作品。

王燊甫不仅在作家身份界定问题上表现出“非本土”视角，在语言上也包容早期亚裔移民的非英语作品；更让人意外的是，他在其选集中选录了夏威夷、萨摩亚、塔西提的玻利尼西亚语口述诗歌，并且在开篇部分大力推介玻利尼西亚语口述文学。[26]这显然是对亚裔美国作家身份界定的重大突破，但这种突破并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界引起呼应，直到21世纪初，夏威夷及太平洋诸岛的文学创作才重新进入亚裔美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

王燊甫在亚裔美国作家身份上的包容性态度与以赵健秀为主的“哎—咿集团”的保守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为后来的亚裔美国文学研究者继续拓展亚裔美国文学研究领地奠定了基础。

1982年著名亚裔美国文学研究者金惠经（Elaine H.Kim）在《亚裔美国文学：对亚裔美国写作及其社会背景的介绍》（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的前言中指出，不管是土生华裔还是新移民，只要是亚裔美国人用英语书写的具有“亚裔美国意识”（Asian American Consciousness）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作亚裔美国文学。[27]1988年张敬珏（King-Kok Cheung）和斯丹·尤根（Stan Yogi）在《亚裔美国文学：注释书目》（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的前言中提出，“我们包括了所有定居美国或加拿大的有亚洲血统的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在哪里出生，什么时候定居北美，以及如何诠释他们的经历，我们还包括了有着亚裔血统的混血作家和虽然不定居在北美，却书写在美国或加拿大的亚洲人经历的作品”[28]; 1990年林英敏（Amy Ling）出版的专著《世界之间：华裔美国女作家》（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更从广义上指称华裔美国文学，“即包括中国来的移民及美国出生的华人后裔，不管他们是华侨还是美国公民，只要他们的作品在美国出版，都属于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围”[29]；在《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从必需到奢侈》（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1993）一书中，黄秀玲把加拿大日裔小川乐（Joy Kogawa）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裔加拿大人族裔经验的《婶婶》（Obasan,1981）也纳入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分析框架。

由此可见，亚裔美国之族裔身份界定，随着时间及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总的趋势是定义越来越宽泛，不仅突破了赵健秀在出生地上的“土生”视角，语言也不再局限于英语，血统也不一定是纯种亚裔，含有亚裔血统的混血儿“水仙花”甚至被推举为亚裔美国文学的先驱。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亚裔群体的声音是微弱的，要发出更大的声音，客观上需要更多人的参与，所以宽泛的“连横”是必须采取的策略，“泛亚”运动的主旨就是要团结所有的亚裔，而这个主旨一直延续到今天；二是从亚裔美国文学学者的群体构成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林英敏、黄秀玲、张敬珏、林玉玲等为代表的亚裔美国文学学者都是出生在美国之外的第一代移民，但她们是亚裔美国文学发展及研究的生力军，站在亚裔美国研究的最前沿，从情感和学理上都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亚裔美国群体之外。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金惠经、张敬珏和斯丹·尤根，还是林英敏、黄秀玲，都用不同的字眼表达了对以赵健秀为主的“哎—咿集团”所论及的“亚裔美国感”（Asian American Sensitivity）的基本认同：金惠经的“亚裔美国意识”（Asian American Consciousness）与“亚裔美国感”（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仅一字之差，张敬珏和斯丹·尤根认为亚裔美国文学应反映“美洲大陆经历”，林英敏认为欧亚裔混血儿“水仙花”并不缺乏“亚裔美国感”，黄秀玲把加拿大日裔作家小川乐（Joy Kogawa）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为的是证明“泛亚洲情感的存在”。由此观之，亚裔美国文学的族裔身份批评有其基本原则：即反映亚裔美国独特的族裔经验与文学想象。鉴于此，对“亚裔美国感”这一理论关键词进行追根溯源就殊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