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西安（1）

国际上英美等为了维护自身在华利益，担心校长死后，GMZF中的亲日派上台，自然是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华侵略行动的逐渐升级已经侵害到以英、美为代表的老牌列强的在华利益，两者间的矛盾也逐步升级，可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实力孱弱不足以应对日本，最重要的是德国法西斯上台后，欧陆气氛异常紧张，大家都在积极备战，英美等国分身乏术。因此，英美等国在处理对华和对日关系上，表现得非常慎重，而且英美等国开始对兵变发生原因并不清楚，英驻华大使许阁森对兵变性质定义为GM政府内部的侵轧，并发报给外交部：“很显然，校长决心剥夺张学良的西北剿匪的有效控制权，以其所信任的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代行指挥，后者的西北剿匪前敌总指挥的任命将在12日早上在西安发布，我想这足以解释张学良随后的举动”。这判断明显漠视事变发生的背景。

许阁森的错误判断也影响了英政府，外相艾登觉得只要给“张杨”二人一个下台的台阶并提供人身安全保证，此次兵变就可消弭于无形。12月18日，许阁森在艾登的授意下向GM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正式提出此建议。孔祥熙对此表示欢迎，称如果许阁森能推动此建议的落实，他将甚为感激。

但这已经是英美等国中反应最积极的行动了。

除了反应不咸不淡的英美，苏联是最早对西安事变作出反应的国家之一，另外一个是日本。

苏联反应快一是要把自己从事变中摘出来；二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其外交的需要，苏联需要在远东地区推行联蒋遏日的策略。

话说事变一起，南京政府很多人都认为事变背后与苏联有关，“张杨”二人背后的靠山就是苏联，且苏联会公开为二人张目。

结果苏联的《真理报》与《消息报》同日刊登了评论文章，文章中把张说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还把事变与汪精卫联系起来，认为汪填海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汪填海此时身在国外也躺枪）

巧的是日本报刊如《朝日新闻》则是另外种说法：西安事变为“莫斯科魔手”所策划，“张学良独立政府”同苏联已缔结“防御与进攻联盟”。

两国出于自身利益出发，很快给事变定了调子，至于信哪方说法的多？也许从上海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没准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塔斯社播发的《真理报》、《消息报》社论这点可看出来。

12月15日驻苏大使蒋廷黻根据南京指示，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蒋廷黻委婉地提出：苏联政府“能否用其他办法帮助南京政府，而不仅仅是表示同情。”

李维诺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找不到这样的办法，因为自从张学良离东三省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联系。”坚定地撇清苏联与事变的关系。

苏联的表态无疑让颇具期待苏联声援的“张杨”二人大失所望甚至有点惶恐，但这其实不是没有征兆，早在6月的“两广事变”中，苏联报刊就曾谴责两省破坏国家统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说明此时苏联的政策是一贯性——即校长不能死，不能倒台，因为苏联把中国抗日希望全寄托在校长身上。

苏联如此快地撇清自己，除了南京政府一干人等的怀疑，也是迫于另一个谣言制造者——日本。

12月13日，日本外务省即召开紧急会议，因局势不甚明朗，情况扑朔迷离，所以经讨论决定“日本政府方针，应以慎重态度，静观事态之推移情形。”

但日本人深知西安事变明显针对的是当前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侵华战争，针对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呼声，针对的矛头指的正是自己。所以如果真让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主张，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对日本接下来的侵华行动无疑是不利的。

于是16日，日本三相开会达成共识，认为西安事变将影响中国全局并引得欧美的严重关切，故日本政府也有静观事态发展之必要。

但“静观”不是不做事，13日，日本报纸就开始把事变与苏联联系起来，造谣张学良在苏联支持下已建立一个独立政府，并与苏联签订攻守同盟，目的是转移民众视线，淡化事变发生背景是抗日救国。

为了蒙蔽或者说是麻痹中国，把民众注意力引导向“防共反共”。日本舆论开始一改常态，赞扬起南京政府来。期间日军往来文件明确要求日本舆论必须鲜明地说明以往南京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增进一般民众幸福的理由，并竭尽全力掩饰日军幸灾乐祸的态度。像13日，日本军务局长给第三舰队参谋长和驻华使馆武官的电报中就指示：“要揭露共产党的阴谋和不守信用，但宣传要适当，不要使其陷入不自然之状态。”

如此一反常态的作为说明日本政府非常清楚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抗日氛围，日本政府如明显介入，恐有适得其反之果。

所以日本政府一面造苏联的谣，转移民众注意力，一面极力约束日本驻军特别是驻华北日军的行为举止。同是13日，日军当局要求驻华北日军的举止进退需光明正大，倘若损伤其信誉，则需谨慎行事。意思是叮嘱驻华北日军干阴私事的时候要收着点，不要被人当场抓住了。到了16日，日本政府更是要求“所有军事警察并宪兵单位必须警惕禁止任何冲动行为。”

但上头的严令也只是制止军中的过激挑衅行为。日军中，特别是中下层军官，充斥着幸灾乐祸的味道。在西安事变期间，接触过众多日军官的宋大刀就说：“日本人谈论西安事变的时候，竟是那样的兴高采烈，好像这样事对他们有多大好处一样。”

以上看出，日本政府与外交人员与日军对西安事变是持两种不同态度的。

日本政府慑于为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火上浇油，在外交与舆论上开始频频对南京政府释放善意，像日本社大党在15日发表声明：“日本应清算过去对华政策，对中国民族统一国家建设适当采取援助之方针。”16日，日本外、海、陆各局长决议：“以此时对华经济机构，决有积极援助合作之必要。”

以上的烟雾弹，甚至让驻日大使许世英一再向南京报告：“日本已意识到对华压迫，不啻为渊驱鱼，促成中国赤化，所以准备放弃武力侵略之政策，正在拟定一个新的对华友好政策。”

但日本最终目的却是诱导中国特别是南京政府中的亲日份子们借此良机组成建一个亲日反苏反共的傀儡政权。

日本军方则更加大胆，在事变前期校长生死未卜时，日军就有了借此事变加快推进侵华想法，日军电报明确提出：“适当地利用此次兵变，谋求帝国对华政策之推进。”

日本人乘火打劫的想法比较隐蔽，除了担心介入太明显会激起更大的抗日浪潮外，日本其实更寄希望于国府内的亲日份子们。

前文说过，“友邦惊诧”之下，国府内任用了大批的亲日份子。而亲日的何应钦在事变中，力排“亲英美”派之意，主张武力讨伐张杨二人的

操作暗暗契合日本的心意，自然马上获得日本人的支持。

但何应钦在国府内只是几次会后就清醒意识到自己取代不了老蒋。

通过几次会议，其中明确孔祥熙代行政院长，校长的GMD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因有冯玉祥这副委员长在旁，连暂代之名也没有给何应钦。这样的格局已十分显然，即使是校长“不幸蒙难”，其所掌权力也不会全落在何应钦身上，且军中还有冯玉祥等老前辈的掣肘，就以资历与声望来说，远在德国的汪填海与近在山西的阎锡山也比他更有可能。

所以“幡然醒悟”的何应钦14日致电在德国养伤的汪填海，“欢迎他回国，主持中枢大计”。而天上掉馅饼的汪填海立即求见希特勒，欣喜若狂地表示:

“德国，日本如能支持他回国执政，他愿代表中国加入德日轴心集团”。

而满腔充斥着即将执掌中枢喜悦的汪填海没意识到希特勒此时所处位置是有几分尴尬的，一面是从中国获取的源源不断的战略矿产资源；一面是上个月才与日本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

1936年，中德易货合同签署，校长则趁希特勒生日，特意致电：德国总理希脱拉先生勋鉴：先生寿辰在迩（4月20日），敬以充分诚意遥致庆贺。先生为德国力争光荣，时深钦佩。近时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合同现在签字，使国交益敦亲睦，建设得有基础，尤为欣慰，特致谢忱，敬希察照。

而为了确保从中国获得稳定的战略物资来源，希特勒向校长回信并赠送了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和自己的照片，用以表达自己对校长的尊重。

德国此时处理中日关系时奉行的还是源自魏玛政府的等距离外交政策，希望“保守合作，低调参与”。所以此事让希特勒有点举棋不定。

但在与日本通气后，希特勒很快向汪表示将与日本一道，支持汪填海，何应钦组织亲日政府。

而德国在外交层面一方面对张、杨进行指责，并运用外交手段对张、杨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向南京建议：“中国政府当局，须沉静持重，以善其后。”同时对校长的安危严重关切。德国这些举动很明显是在两头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