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西安
H一军进入陕西后，虽然通过一系列战斗站稳脚跟但随着H二、四方面军进入陕甘宁，KMT的各路追剿部队闻风而至，在“两广事变”解决后，ZY军再次蜂拥而至，除胡宗南部外，H军东有晋绥军，西有马家军，还有被校长赶鸭子上架的西北军与东北军，形势空前恶劣——校长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在陕甘宁把H军绞杀殆尽。
前文曾说过，ZY曾打算联合张学良和杨虎城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计划施行不下去。H军的三军会师虽然增强了H军在陕甘宁的实力，但陕北地穷民贫养活不了这7、8万的军队——陆遥家在陕北底下也是靠收拢的三十多万农民才养得起一万多的脱产军人。除了以上，外部强敌环伺也让H军内部产生分歧——向南在陕南打游击、向北往绥远打通苏援通道、向西往XJ的想法都有。
11月16日，认为胜券在握的校长在与红军的秘密谈判中非常“大度”地开出条件：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H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
作为对校长“慷慨”的回应，11月17日-20日，彭总发动并指挥的山城堡战役，全歼了胡宗南一个旅并击溃一个师又四个团。此次战事失败的锅太大，胡宗南背不起，把“锅”往身后的东北军王以哲脑袋上一扣——不是我无能，是王以哲部在拖后腿。
王以哲真的在拖胡宗南后腿吗？是的，除了与H军明火执仗地夹击ZY军这事王以哲没干，其余像援助枪弹、通报己方各部位置、故意与“友”军拉开距离等事王以哲全干了。
得闻此事的校长心急火燎地找到张杨二人，对二人消极反G的行为严厉斥责。
张杨二人又是一番劝谰：校长，反G实在是前途渺茫，抗日才是头等大事啊。
三人鸡同鸭讲，又是不欢而散。
为了纪念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冒着凛冽的寒风在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
学生们先后在“西北剿总”、省政府、绥靖公署等地进行请愿，要求校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均未得到满意答复。此时又传来宪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的消息，引得群情激愤，于是游行队伍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校长请愿。校长闻讯后立即下令派兵制止，准备武力镇压，并扬言：“不听劝阻者格杀勿论。”
张为避免学生流血，马上驱车赶到东郊十里铺，以天色已晚，路途不安全为由劝学生返回，并对学生承诺：“你们所提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一个星期之内，我以事实作回答，请同学们回去吧。”——这一承诺也成了“西安事变”的导火索。
也是在12月9日，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逼二人出力“剿G”，校长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
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G”，也是准备在最后解决张、杨二人的问题。
张学良在9日对学生许下了承诺，对校长还怀有希望的他又连续两日两次向校长进谏，校长却是“油盐不进”，反斥之“欲犯上作乱乎”。
在校长那碰了个灰头土脸的张学良心一横，就在11日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决定实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校长。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校长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ZZ犯”等八项抗日主张。
一石激起千层浪，“西安事变”震惊中外。
国内，在扣留校长后，张致电教员、总理：“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接到张的电报后，ZG领导人只余震惊：CAO，但凡你在九一八有现在软禁校长的决断也万万不会留下个不抵抗将军的笑柄。
ZGZY毫无准备，只能紧急开会讨论该如何应对，会上对校长的处置问题上发生分歧，以张国焘、王明为首的一派坚决要求对欠下工农红军累累血债的校长杀之后快；而以教员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杀蒋故能逞一时之快，但对当前的抗日局面是无益的，GMD中的亲日派很可能掌权并放弃抗日，且事后还要面临国内外舆论的责难。
最后大家商定，主张严惩校长，以除后患，清算他的反革命和卖国罪行。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援助，力促实现抗日主张。
GCD于15日和19日先后两次致电南京ZF和GMD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具体建议；另外应张、杨之请求，集中H军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靠拢，准备随时迎击GMD对张、杨的“讨伐”。
但是，在总理去西安参加谈判了解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真实意图后，GCD认识到，如果杀掉校长，可能会引发全面的内战，对抗日事业不利，也会失去国内外的舆论支持。于是GCD逐步调整方针，放弃“杀蒋”“惩蒋”的想法，把“逼蒋抗日”作为工作重心，力促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想要杀掉校长，而是想要通过这种极端的手段，迫使校长改变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放弃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力量的绞杀，让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抗日上。而张作为事变的执行者，他的态度非常重要，GCD不可能不考虑这点，所以“杀蒋”是不可能的。）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各派力量也迅速分化组合，巧的是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杀蒋）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和平解决（放蒋）派。（这也是GMD内部亲日派与亲欧美派根据自身利益自然形成的。）
主战派大多以黄埔系将领为基础，何应钦意识到自己这黄埔的万年“老二”改变命运的时候到了——彼可取而代之。
为了干掉“老蒋”，何应钦极力主张武力讨伐张杨，这样“老蒋”不死于空军轰炸，也要死于群情激愤的东北军与西北军手里。在两派推举他为讨逆军总司令后，何应钦调动了十几个师的兵力，以刘峙、顾祝同分任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进攻西安。并且还下令空军从洛阳起飞对西安进行轰炸。最后在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下，何应钦让步了，只是派空军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以及西安近郊，但这轰炸强烈刺激到东北军与西北军广大官兵，于是一时间两军中“干掉老蒋”的说法甚嚣尘上。
软禁中的“校长”得知此事后，老谋深算的他又岂不知是怎么回事？自是大为恼火，立即发出停战手谕，并要求停止轰炸，在此情况下，GMZF于18日至22日之间暂停了轰炸。
何应钦除了准备武力讨伐“张杨”，还积极联络各地军阀与日本人，特别是刚刚经历“两广事变”失败后的桂系与粤军还有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最后何应钦甚至秘密拟定好了“统一D国，革新政治”的方案，对老蒋“身故”后的党政人事也作了安排。这也为何应钦47年后蹲冷板凳埋下由头。
而国内的各大军头也是各怀心思，其中像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以及绥远的傅作义对“张、杨”都是支持的，但主张最后需“用政治解决”。不过多数是不支持张、杨的，认为此是犯上作乱。
阎锡山近年来因“H军”的事情与“张、杨”二人联系颇多，且阎锡山在前两月校长举办五十寿辰时曾与张一起向校长进言，劝说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和GCD的内战，联合GCD一起抗日。
结果两人自是碰了一鼻子灰。自此阎锡山对劝校长联合抗日不抱希望，但张、杨二人却把老阎看作是同路人。
而西安事变后，因为山西在地理上紧挨着陕西，阎锡山在其中无论是“战”还是“和”都能发挥的不小的作用。所以西安事变当日，张杨二人就特意为阎锡山发去函电，希望他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反应，可是阎锡山并未做出回应。
第二日，张学良再次致电阎锡山：“西安12日之变，数电报告，谅已均悉，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张学良元叩。”
殊不知，阎锡山得知消息后是气坏了，他认为张杨二人太蛮干，事先没有和他商量，就闹出这么大的事。最重要的是此时三人力量大不如前，此事不知如何收场，特别是担心接下来的战火会殃及自己。
所以收到来电后，老阎也不客气，回电质问“张杨”：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
之后又劝告张学良和杨虎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张杨二人对阎锡山的回复很是失望，张学良更是对阎锡山极其不满意，认为他背信弃义，“背叛”了自己。
特别是阎锡山将发给张学良的函电也发到了南京，并大肆宣传自己保持中立的立场，他的这种行为让张学良更加反感。只觉被阎锡山摆了一道：好人都TM你做了？自己成了傻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