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改革全球治理　应对世界变局

随着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益增多，提升全球治理效率、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当前，国际格局风云变幻，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现有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困难和风险，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变革的压力迫在眉睫，但对于前路在何方却十分迷茫。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要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带着对全人类共同前途与命运的关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多边合作，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贡献着中国智慧和方案。

一、世界格局演进中的全球治理

1975年11月，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六大工业国成立六国集团，次年，加拿大加入，七国集团（G7）就此诞生，以首脑峰会的方式定期会晤与磋商成员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与看法，通过公报表明一致的政策态度与协调意愿。此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基本框架一直属于战后初期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包括七国集团（G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均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合作机制。而这些机制的突出特点就是代表着西方主要大国对全球治理的看法与行为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G7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曾达80%以上，当时的G7有能力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此后，G7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一度曾加入G7峰会，但在经济与金融治理议题上，G7一直都作为平行的机制而继续存在，仍然按照西方标准构建与维系着世界秩序。

到20世纪末，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逐渐超过一半，并且持续上升。此时，原先的全球治理框架相对于世界经济的现实发展明显滞后了。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全球整体性的经济危机。11月，由世界上19个最大经济体和欧盟的央行行长与财政部长参加的国际金融论坛，即原来G7再加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这五个国家后来成为“金砖五国”）以及韩国、印尼、沙特、巴西、南非、墨西哥、阿根廷等在内的年度金融碰头机制，升级为国家元首的峰会。

因此，在世界经济现实发展需要的带动下，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对话的机制需求日益迫切，G20机制应运而生。此后被明确定位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这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进入了“G20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基于这样的条件，人类社会内部通过非自然手段建立包容性联系，实现大范围的个体有机整合，使一个取代旧有联系网络、融合整个人类社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成为可能。

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全球治理挑战与使命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商品、资本、人员、技术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自由流动，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各个国家和地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全球联系的密切也使得政治、经济、安全、环境等各领域的治理难题溢出国家和地区边界，成为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因此，当前全球治理囊括的议题不断增多，参与主体包含全球、区域、次区域、国家、次国家、个体等多个维度的行为体，政策沟通、协调成本激增，治理难度显著增大。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的演变令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现今世界的治理体系，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核心的一整套机制化安排，其良好运行很大程度上仰仗美国超强的硬、软实力及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战后西欧、日本随着社会重建和经济复苏，也在既有国际体系中掌握了话语权。但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当前这套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遭遇了空前危机。

受金融危机及其不断发酵的传导效应影响，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可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内部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阶层固化、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引爆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相当数量的底层群体认为自己在全球化浪潮中被抛弃，将自身收入减少、福利缩减、利益受损等归咎于鼓吹全球化的精英群体，当前席卷美欧的逆全球化浪潮以及伴随而来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就是他们愤怒与不满的反映。因此，美欧主导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大大下降，全球治理面临严重的领导力赤字。

自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万国邮政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导条约》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制度安排，涉及政治、安全、经贸、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接二连三的“退群”行为表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全球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从“全球主义”转向“利己主义”。以退为进，先破后立的行为逻辑背后，实质上是对美国国家利益优先的强调和对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轻视（来自吴心伯、宋国友主编的《解码特朗普外交》）。当前的美国更关心如何把自身的超强实力和霸权地位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超额收益，而对领导世界应对全球性挑战失去了兴趣。

欧洲的局势同样令人担忧。二战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欧盟的成立和发展，一直被视为区域政治经济整合和超国家治理的范例。但现在，欧洲主要经济体迟迟难以彻底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乏力，欧元区始终面临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糟糕的经济状况动摇了欧洲整个社会体系的稳定，欧洲主要大国深陷阶层族群对立加剧、大量难民涌入、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等多重危机，英国脱欧进程久拖未决更是造成了持续动荡和不确定性。因此，原本以“规范性力量”自居，在国际舞台上雄心勃勃，希望发挥领导力和影响力的欧盟，被层出不穷的多重内部治理困境束缚了手脚，主导全球治理议程能力显著下降。

除领导力赤字之外，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是治理失效问题。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核心关切，然而近年来，现有治理体系在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安全和发展难题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首先，全球安全治理赤字严重。冷战结束至今，世界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整体战，但区域热点问题不断爆发，中低烈度武装冲突乃至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尤其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形势更为严峻。当部分国家面临政府合法性不足，政府机构涣散，国家缺乏足够能力和意愿为国民提供安全保障时，国际组织成为安全的实际提供者，然而联合国维和体系虽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在冲突预防、止战调停、敦促和解、社会重建等方面的表现仍旧难以达成预期目标。此外，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对峙令欧亚大陆安全局势始终紧张，亚太地区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引发的安全困境难以消解，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竞争也出现了加剧的趋势。

其次，全球发展赤字日益增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资金匮乏长久以来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要实现2015年至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获得3.3万亿美元至4.5万亿美元的投资。为解决国际发展事业的筹资难题，在2015年7月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通过了《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就2015-2030年世界可持续发展资金筹措问题提出了100多项具体措施和政策建议。然而，自该议程通过以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资金匮乏的窘境仍未得到改善，情况甚至还在持续恶化。现有国际多边开发机构融资能力有限，无法满足这一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对外援助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难以实质上改善受援国经济发展状况。

另外，当前传统发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而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世界经济版图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严重不足，现有的治理结构已无法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现实。然而，发达国家仍牢牢把握着既有经济治理机制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推动治理机制改革的过程艰难缓慢、备受阻挠，这种局面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失效，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目标。

三、为全球治理谋划长远的中国贡献

我们生活在中国与世界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世界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东方，中国声音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重视。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中国对和平与合作的追求一如既往。

随着2014年APEC北京峰会、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四次重要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国在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只是出于更好地确保自身权益，提升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的考虑。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旧有全球治理体系效用递减。西方发达国家在进行全球治理时，主要是着眼于本国的利益，而不是全人类的福祉，竞争压倒了合作，国家间冲突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为此，中国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

中国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技术与资金优势，通过发起“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传统全球化模式，实现陆海联通、互联互通，带动沿线的国家经济发展，寻求与各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积极寻求与各国利益共赢的空间，促进人类事业共同发展，也展现了中国主动为世界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

中国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范式不仅在实践中体现了人类文明互鉴相向而行的现实场景，而且从根本上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指向。

为了战略地、长远地、多学科地认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的理论意义与政策含义，并推动国内对全球治理的深入研究，我们组织了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部分学者集体编写了本书。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是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探讨。其中，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思想与新理念，由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长江学者金灿荣撰写；第二章剖析了世界秩序的变革与理论，由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杨光斌撰写；第三章探讨了全球治理与新型国际关系，由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方长平撰写。后半部分则集中分析全球治理的中国探索。其中，第四章探讨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由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岳撰写；第五章探讨了“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由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撰写；第六章探讨了全球金融体系变革的中国探索，由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撰写；第七章探讨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由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撰写。

2019年，中国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更好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须得跟上。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由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新中国第一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责无旁贷。本书是应时之作，应当之作，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研究及教学培训。

是为序。

靳　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