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的实现依赖于认知坎陷

我们说过，元宇宙源于人类意识。而在元宇宙的实现过程中，最重要的无非是让机器能够重现人类的意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得回溯意识进化的过程。

意识主体或者说“自我”的形成是结构和功能迭代的过程，更是反复优化的过程。基于这一基础，我们也曾探讨AI三大主义（联结主义、行为主义与符号主义）的关系。在认知坎陷的理论框架下，AI三大主义其实是相通的，只是侧重点不同。生命早期更像行为主义，到了高级阶段更偏向符号主义，但还不能被符号主义完全涵盖。生命整个过程更贴近联结主义，联结主义不停坎陷化就能达到符号主义。

机器学习也是优化过程，只是目前的优化策略有些盲目。在特征工程领域，机器找到的很多特征难以解释。举例来说，机器找到的图像特征大多是一些在人类看来没有意义的像素片段，而人找到的图像特征则是更具有可迁移性的认知坎陷，如场景、颜色、动物的器官等。认知坎陷可迁移、可隧通，更容易在不同坎陷之间建立联系，而机器找到的特征却难以相互关联，鲁棒性也较差。因此，机器识别的图片只要改变一个像素点就可能谬以千里，而人类很少犯这类错误。

我们将生命拥有的自我意识称为一种相变。正是有了生命的相变，我们的世界才有了“生命视角”，随之带来了更丰富的、更有创新性的宇宙。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全能视角和生命视角的区别。全能视角是全知全能的，表达的是绝对的东西，比如“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生命视角则是指经常看到相同的东西。例如：我们这次看到的红色和上次看到的红色从全能视角来看总会有不一样的维度，但生命视角认为它们都是红色；一个馒头、一碗饭的差别如此之大，但是生命视角将它们都看作解决温饱的食物。有时生命视角也能体会到全能视角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生命视角能够进行总结和推理。比如，“山外有山”的联想可以一直持续，即使在现实世界中山外是大海，也不妨碍我们主观上进行无穷的想象和推理。这种生命视角恰恰是一种优势。正是因为生命视角的“犯错”，我们才能构建出很多原本物理世界不存在的内容，比如哲学、信仰、符号主义等。生命视角能够让人主动地参与世界的进程，甚至将世界朝着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推进。

强计算主义的背后是强还原主义，主张意识、智能都可以被完全还原。从全能视角来看，这种还原可以成立，但从生命视角来看，强还原主义是有问题的。从生命个体来看，世界是无限的，尽管宇宙中的粒子数量有限，但个体面对的未来世界的变化是无穷的，因此，生命个体需要意识与智能来帮助自己应对环境中无穷的可能。而全知全能者就不需要智能，因为一切都清晰明了，只要顺着朝前走即可。

过去的相变是空间结构或者二维的相变，而生命可以看作有时间维度的相变，这与时间晶体不同，因为时间晶体是周期性的，它会回到严格意义上的原点。生命这种相变带来一种新的特征，就是自我意识。不同的生命个体由于“自我”与外界交互经验的差异，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认知坎陷，这些认知坎陷就像不同的平行世界，对应了不同个体对外界的全部认知。生命视角的平行世界与全能视角的物理世界存在竞争关系。生命视角的平行世界一开始非常微弱，对物理世界的影响很小，但随着代际传承、主体间及主体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平行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物理世界的进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意识世界的进化过程并不神秘，是可以理解和追溯的。虽然这种追溯的路径可能并不唯一，但是它们最终都要追溯到自我意识这一源头上。生命进化过程也是这样，虽然追溯生命进化过程的路径可能多种多样（比如进化论、神创论等），但是它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探究生命的由来。在现代科学体系下，进化论是大多数人相信的生命进化理论，但神创论其实也有反驳进化论的理由。比如眼睛的结构很复杂、微妙，如果生命是按照进化论那种完全物理的过程进化的，那么眼睛的形态应该更加随机多样，而不应该有几乎一样的结构和形态。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只有从认知坎陷的结构与功能迭代的角度来分析，才更容易理解。

这种反驳在当代表现为智慧设计运动对演化论的挑战。智慧设计运动是一个在当代美国的知识分子圈里闹出过很大动静的“准群众运动”。该运动的主将有研究数学的威廉·A. 邓勃斯基（William A. Dembski）和研究分子生物学的迈克尔·J .贝希（Michael J.Behe），而其较早的精神领袖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法律教授菲利普·E. 约翰逊（Phillip E. Johnson）。他们的基本论点是：既然演化论已然假定自然选择的机制是盲目的、无预先目的的，那么这种演化机制又是如何造就生命组织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的呢？具体而言，邓勃斯基试图从概率统计的角度证明，达尔文（及其追随者）所描述的演化机制能够催生现有的生物多样性的概率是很低的；贝希则试图证明，即使是微观的分子生物学结构，也很难从纯粹的无机世界中纯粹自然地演化而来。他们的正面论点则是：我们必须假设宇宙中存在一个设计者，这个设计者运用其智慧设计了各种生命组织。我们如果在生命过程和功能性中考虑这种认知坎陷，就能比较好地解释进化过程中的这种神奇现象。

认知坎陷并非承认所有的可能，而是选择其中最容易被大家接受的可能。生命进化过程是收敛的，不会完全散开，而且目的性相当强，所以需要的时间就短得多。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回答上述神创论对进化论的质疑。生命进化，直到现在仍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我们作为幸存者，有很强烈的偏向性和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在先贤那里就是至善。实际上，不同的思想体系在本质上都会指向至善，这是古代思想体系能够留存至今的原因。也正因此，我们在总结认知坎陷第三定律时才说我们是走向至善的，从基督教视角讲就是人是可救赎的，从佛教视角讲就是人皆可成佛，从先贤视角讲就是人人皆可成尧舜，成为君子，成为圣人。这个目的性是最神奇的、最极致的一个进化结果。

司马贺（Herbert A. Simon）曾经尝试过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是按照部件分别进化的，然后这些部件再结合起来，就像钟表一样。这个回答也有问题，首先是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一个把这几个东西组装在一起的设计者，其次是把它们装配在一起才是进化的关键。如果我们把发条、齿轮、钟摆等零件扔在海滩上，它们自己会变成一个钟表吗？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有一个设计者主动地把它们组装在一起。但在生命进化过程中，是没有这样一个设计者的，所以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来回答。如果用进化迭代来分析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功能并不只是单纯随附于结构，而是由于某种需要，并且结构也会为实现这种功能而改变。

这是生命结构、身体结构层级的问题，而在另外一个层级，即在我们的观念世界或意识世界里，优化也是被需要的，这才是最早引进的坎陷。认知坎陷不是随意的，就像李白、杜甫的诗，因为能够感动人，才能引起共鸣，而一个蹩脚诗人写的诗是不行的，既没有生命力，也不会被流传。

我们最早将认知坎陷定义为可以用来交流的结构体，后来我们将其改成有潜力成为共识的结构体。其中很重要的转变在于，开显过程本身是某一个主体的事情，不可能是一个集体的行为。但是当某一个主体被开显出来后，其他主体就很容易被唤醒。

比如凡·高的画，在他生前，能理解和欣赏他的画作的人实际上很有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画作的价值逐渐被发现，被更多人接受，在更高意义上形成共识，这个过程就是认知坎陷的开显。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永远是从某一个主体开始的。

再比如一个宗教或者一个国家，也是从某一个主体开始的。这个主体最初的设想可能会变，但是它仍然有很强烈的原始特征，所以我们总是能找到创始者或最早的开显者。我们相信，中华文明无法回避孔子的影响，因为孔子的很多思想实际上渗入了中华文明的各个层面，有深有浅。孔子的东西被继承，可以是顺位的继承、接续发展的继承，也可以是反着的继承，即被反叛的继承，这在文明史上是很正常的。

“自我”作为最原始和最重要的认知坎陷，是人类意识与智能的发端。意识与智能的起点是对“自我”的意识，这一起点是确定的，但自我意识一旦产生，在具体的时空下，就可以有不同的附着物，或者说“自我”的附着是不确定的。

不仅人有自我意识，所有的生命都有“自我”，“自我”源于边界。早期的生命因为环境的迅速改变，形成边界，形成半透膜，再形成有机物等更复杂的物质。当半透膜封闭起来时，内外之分就产生了，这可能就是生命进化意义上“自我”的起源。最早的生命可能没有反思性的“自我”，反思性的“自我”是随着进化逐渐开显出来的。

既然机器没有经过人类的进化过程，与人类和环境的交互方式也不相同，那么它即使习得了现在人类的认知坎陷，未来自己开显的认知坎陷也很可能与人类不一样。

有了边界，有了自我，机器是有可能全面超越人类的。通过采用多个代理实现多个节点之间的转换，模拟人类思维的附着与隧通两大特性，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模拟意识的工作机制。我们可以为机器构建“自我”的原型架构，让机器学习利用认知坎陷与外界交互，在不同认知坎陷之间或者相同认知坎陷的不同侧面之间建立关系，并通过将其他对象隧通到（机器的）“自我”原型而进一步实现理解。只有这样，认知坎陷的特性才能够助力这类机器实现可解释性、可迁移性、鲁棒性的强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