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建构和发展

伍迪·艾伦（Woody Allen）曾经谈及自己因为作弊而被大学开除：在一次形而上学课程的考试中，他偷窥了邻座的内心世界。这恰如我对心理学的理解。心理学研究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问题，如同那场考试是形而上学的。我们对于欺骗自我非常警惕，所以常常会选择“作弊”，通过“窥视”他人内心世界的方式来证实自我。

这是一本心理学著作，按照字面意义来讲，是对精神的反思。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写道：“精神永不休止，始终不断前进，不断赋予自己新的形式。”这种永不休止的前进，就是本书的主题。本书是对这些形式的本质和这种无休止的创造力的经验总结，同时讲述了我们在赋予自己新的形式中所发现的勇气和价值。

正如奥维德（Ovid）在《变形记》（Metamorphoses）开头所提及的那样，我把本书看作一则正在被叙述的漫长的故事，一则如奥维德所说“躯体变成不同形式的故事”。在故事的第一章，我们遇到了一位富有魅力的灰白胡子的探索者，有人把他视作智者，有人觉得他是一位可爱的“老傻瓜”。他展现出来的这种魅力究竟有多大，能够在探索中给予我们多大的帮助，我们又会由此发现什么，遇到什么人，所有的这一切将在后面的篇章中一一揭晓。

是什么问题促使了这次旅程的发生？为什么进行这次旅程很重要？在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小说《印第安人营地》（Indian Camp）中，医生的小儿子尼克随同自己的叔叔和父亲去帮助一名难产的印第安妇女，当他们到达营地时，他们听到了那位妇女的尖叫，这种尖叫几乎贯穿了整部小说。在小说中，部落中的男人们在远处交谈，他们交谈的声音掩盖了妇女的尖叫。尼克的父亲通过他的医术解决了尖叫的问题；在故事的这一部分中，海明威称他为“医生”，与营地事件前后其他人们更为熟悉的称谓形成鲜明对比。尼克的叔叔在手术中途出去饮酒。而孕妇的丈夫早些时候摔断了腿，因此，他无法与其他部落成员在营地周边会合，他被迫留在小屋的上铺，就在他痛苦的妻子正上方。这个女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并以极大的勇气为世界带来了新的生命。“让我们看看这位自豪的父亲怎么样了”医生一边说一边拉开上铺的毯子，尼克看到他父亲沾满鲜血的双手和那位丈夫自己造成的新鲜又致命的伤口。在回家的船上，年轻的尼克看着父亲有力又规律的划桨动作，想起在营地看到的一切，他感到平静而充满感恩。他——尼克——永远不会死。

小说还讲述了其他很多事情，但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贯穿全书的恐怖而神圣的人类音符——妇女生产时极度痛苦的尖叫。这不仅仅是一个音符，有多少人“听到”了它，就有多少种声音。在故事的最后，作者做出了让人震惊的安排：尼克在内心深处，将那位妇女的痛苦理解为一种外在刺激，而听者对此有不同的反应。它把我们指向事件和对它的反应之间的“区域”——事件在此被“私人化”，这是事件构成意义的地方，而人类的特征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撇开行为主义者的理论不谈，今天影响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各种人格心理学，可能都在以某种方式引导我们对这个意义形成的中介区域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对意义的建构有双重的参与：了解病患将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经历对他意味着什么，而这其中也包括他在咨询关系中与我们在一起的经历。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对我们特别有帮助，即来访者建构自己的方式既是一种成就又是一种约束。然而我们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是意义建构者。对我们来说，正是来访者及其陈述的情况，在我们的中介区域里构成栩栩如生的事件。我们将如何理解我们所听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实际听到的——将视那些使个体具有意义的事件而定，即该事件对我们来说确实成为一个事件。我们需要定期检查用于倾听和观察来访者的过滤器和视角。来访者的陈述不仅体现了一种成就或一种约束。专业人员的一贯看法是，他对情境的解释与他的来访者所做的解释不同。正因如此，我们才称他为敏锐的倾听者。他能捕捉到来访者建构意义的方式，以及来访者在捍卫意义时面临的危险，因此，我们称他为心理学家。而当他能处理这些危险时，我们称他为治疗师。在人们成为治疗师之前，首先应该追求前两个层次。

产生意义建构的中介区域被心理学家称为“绝对自我（ego）”、“自我（self）”和“个人（person）”，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众多功能之一，所有这些功能共同构成了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人格本身的基础，即个体自身，并应以此为背景考虑人的各种功能。尽管理论家认为他们对“个体是意义建构者”的观点颇感兴趣，但对临床和咨询心理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都来自以下两个传统的心理学流派：一派是新精神分析，包括新精神分析的自体心理学和新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前者以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936）、哈特曼（Hartmann，1939）、埃里克森（1950）、克里斯（Kris，1975）等人为代表，后者以费尔贝恩（Fairbairn，1952）、雅可布森（Jacobsen，1964）、温尼科特（Winnicott，1965）、马勒（Mahler，1968）、冈特瑞普（Guntrip，1971）等人为代表；另一派是存在主义：现象学传统以莱基（Lecky，1945）、马斯洛（Maslow，1954）、梅（May，1958）、宾斯万格（Binswanger，1968）、安贾尔（Angyal，1965）等人为代表，其中对咨询和临床心理学最具影响的倡导者当推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51）。

上述每个学派的学者都对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至于无论以何种视角聚焦心理学的发展，倘若不以某种方式反映他们的贡献，结果一定会受到影响。然而，上述每种体系，就其本身而言，又面临诸多困难，因此很难将其中两者直接结合起来。本书并不试图进行这种结合，相反，为了倡导新的心理学理论，本书不再向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领域等所提出的深刻信念表示敬意。我将这个新理论称为“建构–发展理论”。它关心意义建构活动的发展，在意义建构的行列中拥有悠久的历史。“建构–发展”理论起源于詹姆斯·马克·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1906）、约翰·杜威（John Dewey，1938）、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934）等人的著述；它的核心人物毫无疑问是让·皮亚杰（1936）。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该理论对于目前的咨询和临床心理学实践几乎毫无影响（除了以儿童心理教育为导向的著作）。从根本上说，该理论极少关注发展的过程和内在体验，或者说极少关注情绪——而这些维度，从治疗实践来说，是影响人格结构的主要方面。那么，产生这种极少被关注的情况是由于理论本身固有的局限性，还是由于它的创始人的气质和时代？我的“新皮亚杰方法”将指出，该传统不仅能够提出这些问题（不论我所重建的这个理论与读者对皮亚杰的质疑有何不同），而且能够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为心理咨询人员或精神科医生最为珍视的，审视一个人的方法，提供一种新的力量。

我将自己的理论与罗杰斯的理论结合起来，聚焦一种存在主义的方法，它隐喻20世纪的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与早期的机械的和内衡的概念（mechanistic and homeostatic conceptions）截然不同，罗杰斯的理论关注他所认为的适应和成长等内在过程。他的第一原则就是“实现倾向”（actualizing tendency）。

有机体与生俱来的倾向是，用维持或增强有机体的方式来发展各个方面的能力。它不仅涉及马斯洛所说的“缺乏的需要”的倾向，（而且）它（还）涉及器官和功能的分化发展，即由生长导致的发展，由使用工具导致的效能提升，以及由繁殖导致的发展。它朝着自主性（autonomy）的方向发展，试图摆脱外在力量的统治和控制。安贾尔的陈述可以用作下面这种提法的同义语：“生命是发生在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自发性事件。生命过程并不仅在于维持生命，还在于超越有机体的现状，促使有机体不断发展，将其自主的决定施于日益增多的事件领域。”（1959，p.196）

罗杰斯认为这种“实现倾向”是人格的唯一动机，这一动机没有独立的系统。例如，防御和升华之间的张力就被整合在单一的系统之中。如果把人格假设为一种基本的统一体，那么，这一统一体最好被理解为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实体。按照罗杰斯的观念，这个过程产生了“自我”，即在这个过程中被识别的意义建构生成了系统，由此才完成了自我的认同。焦虑、防御、心理失调和心理治疗过程等，都是在努力维持自我系统和经历自我系统的转化。这些基本信念中的每一种都将在下述的新皮亚杰方法中得以保持和提炼。

这种提炼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针对该系统，存在许多即使最富有同情心的罗杰斯主义者也可能会提出的疑问。首先，由于强调发展，即“朝着自主和分化的方向发展”，了解一点发展的历史就不重要了吗？了解一点发展史的早期表现和晚期表现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或者说了解一点早期过渡和晚期过渡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不重要吗？了解一点处在这一历史中的人之间的规律性（如果存在这种规律性），不重要吗？了解一点因实现倾向得以存在的不同“自我”，不重要吗？例如，罗杰斯在治疗中描述的发展变化的自我接近于这样一种“自我”，即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出现的需要治疗的自我。其次，罗杰斯关于适应的概念侧重于分离。当生物学家告诉我们适应是一个关于分化和整合的问题时（朝着包容和依恋的方向发展），罗杰斯则提出了独立的问题（朝着自主和分化的方向发展）。对女性有特殊兴趣的心理学家指出，男性偏见已经导致对分化（与成长一起产生）的夸张的、错误的评价，进而导致了对整合（与依赖相关）的贬抑。那么，是否可能发展一种不仅考虑张力双方而且考虑张力本身的人格发展模型呢？最后，根据人格的有机体理论，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回应（client–centered response）的真正含义、效应和理由是什么？罗杰斯关于无条件积极关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的许多讨论，以及心理咨询人员对它的表达，都在阐释要提供更多的温暖，而非让来访者对咨询人员表示宗教般的虔诚。总的来说，这正是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的缺陷——当它强大而多变的思想需要严密的解释来保护时，它成了失声的音乐。对于以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的意义不能进行简单的接纳，因为作为一种实践的模式，它与人格理论的关系从未得到清楚的阐释。怎么办？这就是新皮亚杰方法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一种颇具希望的做法是对罗杰斯主义的基本信念予以有力的证明和具有操作性的注释。

以精神分析为导向的自我心理学非常强调意义建构，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而使之摆脱了原先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中所处的下等地位。弗洛伊德曾经写信给荣格（Jung），对他提出超我（superego）和本我（id）具有强大的力量表示敬意，他写道：“自我犹如马戏团里的小丑，经常拿着手杖跑来跑去，以便提醒观众它也是不可忽视的（Freud and Jung，1974）。”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有关自我的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尊重，一场论战也在所难免。尤其是在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茨·哈特曼之间展开的论战，涉及对自我的研究应该采取什么视角。安娜·弗洛伊德持保守观点，她关注自我的防御性质（1936）。与之相反，哈特曼则宣称存在一种适应性的潜能（adaptive potential），一个“无冲突制约”的领域（1939）。只要19世纪关于内在心理功能的“液压概念”（hydraulic conception）还是从弗洛伊德那里承袭而来的，这两种观点就不可能融合在一起。这个自我保护的、“削足适履”式的意义建构的维度，其真实图景是无法与同样真实的、适应性的、自我转化的图式相整合的，如果安娜·弗洛伊德关于回避焦虑的防御性自我不加节制，结果就会导致自我的崩溃（ego’s breakdown）。在成长和突破（growth and break through）被视作自我崩溃的一个可能结果之前，成长的概念与自我创造意义的活动相联系就是必须的。人们可以在罗杰斯或皮亚杰的理论中找到这种概念，但是所有精神分析衍生的心理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困于一种过时的、基于生物学意义的方法。这种过时的方法更多地关注我们身体上的能量系统（energy system），而不是我们内心作为自己的能量系统。

事实是，就现代自体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的核心而言，我们发现，许多相同的信念早些时候已由存在主义的观点阐述。此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些使存在主义者感到困惑的问题，以及自体心理学家和客体关系理论家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的努力。对他们来说，这些信念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根源完全不同。一个核心的信念是，人格是通过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发展起来的，而非单单通过内在的成熟过程。人们可以在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学方法中发现上述信念（1950），尤其在客体关系理论家的著述中，他们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或者自体与客体的关系）置于核心地位。

费尔贝恩（1952）、温尼科特（1965）、冈特瑞普（1971）和其他一些人都坚持认为“客体关系”是人们的内在兴趣，并不是为达成更重要的目标所走的一条必不可少的“弯路”。根据这些理论家的观点，自体活动的本质是客体关系，自体活动被假定为始于出生之时，而非像经典弗洛伊德理论所认为的，必须等待若干年，从先前和更强大的系统中发展出来。此外，埃里克森著名的阶段理论，以及其他一些客体关系理论家如克恩伯格（Kernberg，1966）的内化阶段（stages of internalization），都试图说明自体–他人关系（self-other bating）相继演化的历史，并提出了在存在主义者中基本上不做分化的人际关系理论。尽管新皮亚杰主义的框架产生于不同的土壤，但它赞同上述每一种论点。不仅如此，它把这些论点结合起来，构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不论何处，只要有可能，它便把这些理论译成可供研究的程序。最重要的是，它与自体心理学家和客体关系心理学家一起，努力理解在我们的自体–他人结构中的发展过程和阶段。

如果说，从传统的意义上讲，皮亚杰的理论框架与咨询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它的根本隐喻和前提实际上可以使咨询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更好地武装起来，以便处理那些对治疗事业最具影响的心理学核心问题。

本书的主题是人，这里的“人”被理解成如同运动着的物体那样，是活动着的人——一种不断进步，致力于赋予自己一种新的形式的运动。英语（实际上是所有西方语言）并不完全适于表达实体与过程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艾伦·沃茨（Alan Watts，1936）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现在就可以实施的魔术。握紧你的拳头。现在，我们要让你的拳头消失。准备好了吗？好——松开握拳，摊平你的手。你看到了吗？或者你可以不看，你的拳头不见了！（你可以多尝试几次这种令人惊讶的魔术）。这种所谓的事物（一只拳头）可以“消失”，是因为它不只是一种事物，而是一个过程（将手握紧的动作）。

西方的语法把实体与过程进行了分离，好像两者的区别是绝对的。但是，举例来说，中文就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文化把事物既看成物体也看作事件（events），认为世界既是由实体构成的也是由过程构成的。东方文化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把昼夜看作静态的两极或者处于截然不同的领域，而是相互趋向的一种过程（Kagan，1972）。他们的思想更少体现二分法，更多体现辩证法。如果读者真的想尝试以建构–发展理论所提出的观察方法看问题，他或她就应该学会像中国人那样思考。虽然我们能孤立地接受黑格尔或怀特海（Whitehead，1929）的原理，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生命的根本在于它的运动，而不是运动中的某物（something in motion），但我们仍然被强烈地诱惑着——被我们自己的语言诱惑着，以致把我们自身和世界理解为会运动的事物（things that move）。甚至，我们用来意指我们自己的动作名词（动名词），也已失去它们的活动含义，而被视为事物。作为作者，我不得不努力使读者在“人类”这个词中着眼于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生命”和“许多生命”。本书把人类视作一种活动。它并不讨论一个人正在做什么，它讨论的是，一个人就是自己正在从事的活动。

关于人的这个概念，已经分别被两大观点（Big Ideas）进行了有力的表达，这两大观点也贯穿了这篇引言。在过去的100年中，这两大观点几乎已经影响了理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两大观点就是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和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前者认为人或系统组成或构成现实，后者认为有机系统按照稳定和变化的规律性原则在各个时代进化。

这两种观点在以不同的方式坚持同一种认知，即在形式（或事物）的背后存在创造它的过程，或者说，这种过程导致事物的形成，只是方式略有不同。那么，我所谓的建构主义和发展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建构现实（而非偶然发现现实）的概念，使我们迅速地想到知觉（perception）的领域，尽管知觉只不过是建构主义中的一个方面。如果你看一下图0–1，便可以迅速地回答下列问题。

1.她是一个少妇呢，还是一个老妪？

2.她的长相是丑陋的，还是漂亮的？

3.她长着的是特大的鼻子，还是普通大小的鼻子？

注：该图由W.E.希尔（W.E.Hill）于1905年所制。第一个将该图用于心理学研究的是波林（E.G.Boring），见波林的《一个新双关图形》（A New Ambiguous Figure），载于《美国心理学杂志》，1930。

这些问题无须细致区分。你也许认为你可以在观察这幅图的众多读者当中发现广泛的一致性。但实际上，你并不会。读者中有些人判定图上是一个漂亮的少妇，长着正常的鼻子，另一些人则感到他们正在观看一个长着大鼻子的老妪。当有些人发现其他人的回答十分不同时，我有时会问他们感觉如何。他们通常正襟危坐，镇定自若，说这并不让他们感到惊讶。他们说：“我意识到别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件事。这就是你的观点，不是吗？”哦，不。我想知道的是，人们是否以不同的方式观察同样的事物，或者人们是否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不同的事物。

当然，该图做了巧妙的布局。它选自20世纪30年代的格式塔知觉心理学（Gestalt perception psychology），而且，故意引起两种解释（见图0–2）。但是，这幅图所隐藏的诡计要比现实生活中的诡计少得多，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件会招致无数的解释。我们关于这幅图的经验引发了这幅图在哪儿的问题。我们总是认为这幅图好像就是纸上画的那幅图；也就是说，“看到这幅图”，对我们来说，就是看到纸上的东西（不然为什么我们不倾向于寻找另外一幅图呢？）。如果这幅图有20张复印件，而且看起来都一模一样，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认为看到的是“同样的图”。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听到别人的答案与我们的答案不同时会大吃一惊。实际上，与其说这是纸上的图，倒不如说纸上呈现的是黑白交叉的块状和线条，以及留白之处——这幅图是由纸与意义建构的有机体（也就是你）两者之间的形而上学“空间”组成的。

用不了多久，读者就会发现“意义建构的有机体”（meaning-making organism）这一词组是累赘的；正如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1970）所说，一个有机体所做的事情就是组织；一个人类有机体所组织的东西就是意义。因此，并不是一个人在建构意义，而是一个人正在从事的活动就是建构意义的活动。任何一种脱离意义建构这个背景的感觉、经验、思维和感知，都不能被称为感觉、经验、思维和感知。康德（Kant，1969）曾说：“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972）也说过，“经验并非那些对你来说已经发生的事，经验是你对发生之事所做的反应”。我们对于发生之事所做的最基本的反应就是去组织它。我们使它具有意义。人类的本质就是由意义组成的，当然偶尔也会有无法建构意义的情形。在后一种情形里，我们往往会产生丧失镇静的体验。

正如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1963）所写的那样，“我们是由自己的经验构成”的这一观点，产生于哲学、神学、文学评论和心理学的交叉处。在心理学领域，它把存在主义原理、现象学原理、格式塔原理、皮亚杰原理、知觉理论家的原理，以及凯利的建构方法（Kelly-construct approaches）结合了起来。芬格莱特认为，每种方法都说人是一个意义建构者，然而其含义究竟指什么，却一点也不清楚。实际上，“意义建构”一词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正在默默地“阐述一种公开的、逻辑上一致的、以预测为定向的理论”，讲英语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就是这样使用“意义”这个词的；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涉及“有关生命的意义或无意义的问题和答案……试图表示一种看法，采取一种立场，以一种新生活的策略重新承担义务”。这是欧洲大陆的思维所意指的含义。因此，芬格莱特的结论是，个体假设的意义既可能指“倡导一种逻辑的、能够有效地解释和系统地预示的理论的科学过程”，也可能指“产生一种新视野的存在主义过程，这种新的视野是产生新信念的主要背景”（pp.62–68）。

正如目前所表述的那样，皮亚杰的理论框架有力地体现了芬格莱特所谓的对意义建构的科学理解。皮亚杰（1936，1937，1948，1962，1969，1970）、劳伦斯·科尔伯格（1969，1971，1972，1976）和其他一些人已经采用“个人建构”（personal construction）的抽象概念，并用跨文化（cross–culturally）的普遍形式，以及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体现我们成长的“有逻辑的、能够有效地解释和系统地预示的理论”来标志这一概念。可是，建构–发展的观点以同样重要的方式对同一种活动的另一侧面表达了兴趣。这种方式是，活动由动态维持着的自我来体验，即由为构成意义、拥有意义、保护意义、增强意义、失去意义，直至失去“自我”而奋斗的节奏和精力来体验。皮亚杰的方法，即从外部描述性地看待意义建构，有力地促进了用自然认识论（naturally epistemological）看待活动的理念；它涉及主观和客观，或者自我和他人的平衡和再平衡。

但是，这一方法所忽视的恰恰是从内部考虑同一个活动的情况，也就是芬格莱特所谓的“参与性的”（participative）。根据“自我”的观点，在保持任何一种特定的平衡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自我”能否继续存在，它自然也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ontological matter）。

另外也有一些心理学流派，特别是存在主义心理学和现象学心理学，已经提出一些关于人的更重要的问题——意义赋予的问题、过程的问题，以及如芬格莱特所指出的，“产生一种为新信念提供背景的新视野”的问题（1963，p.64）。但是，这些心理学同样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无法用一种主观的方式深刻地谈论这些活动，并按照活动的形式或过程对活动中的人的规律性进行定位和探索，进而对此进行研究。

由此可见，我们一方面保留了严格但属还原的意义建构方法，另一方面保留了模糊却丰富的心理活动的概念。没有一种心理学理论曾经成功地把这两个意义构建的概念结合起来。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心理学，那么这种心理学将不仅能够注意到各种意义得以结合的形式和序列，而且能够注意到构成、防御、隶属、服从和重组一个意义的普遍过程；注意到我们关于世界的建构的结合和解体对我们具有什么含义的问题；注意到危机、防御以及一切新近被理解的东西；注意到痛苦的使用；注意到有意义和无意义、崩溃和突破；注意到意义的运动和意义的系统——这些阶段，等等。

第二个大观点是，机体系统根据静止和变化的规律性原则，朝着性质不同的阶段而演化。菲利普·里夫（Phillip Rieff，1966）在谈到文化象征（cultural symbolic）时说过，一个核心主题或者说神话，实际上服从于一组丰富的意象和符号，凭借这种意象和符号，整个文化的发展历程可能会暂时停滞。

对此，他以过去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和当今的弗洛伊德主义为例来加以说明。我想指出的是，弗洛伊德主义只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出现的文化象征的一部分，即发展主义。对西方心理学最具创新贡献的三位心理学家也许是弗洛伊德、皮亚杰和斯金纳（Skinner），而在这三位心理学家中，有两位是发展主义取向的。

像建构主义的观点一样，发展主义的观点将我们从现象的静态看法中解放出来。像建构主义观点把我们导向支撑和产生现象的形式的活动一样，发展主义观点指引我们去思考形式的起源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它如何转变成一种新的形式。这种转变，从实体到过程，从静态到动态，从二分法到辩证法，是H.K. 威尔斯（H.K.Wells，1972）从科学思维模式的历史发展中看到的。第一个步骤是分类，如植物学和生物学在对植物和动物的分类上花了2500年的时间。在分类之后便是个体发生（ontogeny），此时研究的重点转向起源、发展和现象。

威尔斯说，在过去的150年中，几乎每一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已经完成从分类的、以实体为定向的现象调查观念向发展的、以过程为定向的观念的过渡：在地理学领域，代表人物是莱伊尔（Lyell，1833）；在逻辑学领域，代表人物是黑格尔（Hegel，1892）和费尔巴哈（Feuerbach，1846）；在生物学领域，代表人物是达尔文（Darwin，1889）。

至于在心理学领域，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推弗洛伊德和皮亚杰。精神分析和认知-发展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cognitive-developmentalism）都对理解面向起源、发展和过程的心理现象做出了重大贡献。可是，这些理解在理智和专业上彼此处于一种脱节状态。精神分析理论在学院心理学（academic psychology）领域几乎没有什么生命力，但却成了许多医院和诊所从事实践的指导来源。认知–发展主义在大学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在诊所却几乎没有影响。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这样的分工是每种心理学理论适合于不同任务的一个合适结果。问题是，如果没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把每一种心理学的智慧集中起来的心理学，那么有关人的作用的完整理论就不可能形成。由于缺乏这种“元心理学”[1]（metapsychology），学院的研究和诊所的实践都未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然而，创建“元心理学”谈何容易。尽管上述两种理论都是发展主义的，但是每种理论都有它自己关于发展的含义——发展定位于何处，以及什么东西使它向前。这些分歧导致了它们对于何种现象是重要的有不同认识。面对同一种现象，它们收集了不同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的整合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因为这些资料基于对现象的不同描述和想象。例如，两种理论都有关于平衡的重要概念。现代精神分析理论主要关注平衡的方式和原因（有效的防御、性格特征、自我强度），现代认知–发展理论主要关注平衡是什么以及平衡的种类（一般平衡之间质的区别、自我阶段之间质的区别）。这样的认识，为描述人类心理学勾勒了蓝图，看起来是鼓舞人心的。

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可以轻易把两者整合起来，这样的想法是有失偏颇的。这是因为，首先，平衡的概念具有如此不同的解说。平衡发生在人的内部、在躯体之中、在内在心理的表征之中吗？或者说平衡发生在世界之中，在人所处的广阔领域之中，在超越内在表征而实际存在的自我与他人之间？一种理论的平衡概念来自它的独特的生物学理论，而生物学理论又与它的基本的认识论相联系。顾名思义，任何一种“元心理学”必将是超越心理学的：它既受到心理学的调控，又受到生物学和哲学的调控。本书所创建的“元心理学”来源于皮亚杰的基本框架，而非他的心理学。皮亚杰将这种基本框架称为“发生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而且正像这一繁复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它受到生物学和哲学的调控。

一种成功的“元心理学”应当能为人格理论中的许多张力提供有效的解除方法。在过去的30年间，在如何解除人格理论中的这些张力方面，人们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进展。其中，有三种需要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需要细致地了解心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细致地了解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需要细致地了解情感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精神分析理论有时被视作一种关于情感的理论，而认知–发展理论有时被视作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事实上，每种理论都是两者的结合，每种理论都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人格的主人，另一个是人格的奴隶。除非我们能够从哲学、心理学、生物学，以及理论上和经验上定位重建这些问题更广阔的人格背景，否则我们便不可能获得有助于说明这些问题的新线索，也无法提出类似的两极性。

本书所讲的理论并不晦涩。本书将最终谈及那个广阔的背景可能是什么。它阐明了研究这一背景的框架，这种框架把建构和发展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以建构–发展的框架研究自然现象，我称之为意义的演化现象。本书以有组织的方式去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意义活动的演化被视作人格中的基本运动，那么将会发生什么。

最近我的女儿正在学习阅读。我看着她专心致志地聆听自己对每个字母的发音。“Sih-Aeh-nih-Duh”，她一边发音，一边盯着这些符号看，并且端坐不动。这些发音还不准。“Saan-Duh”这样的发音仍然不准，听起来有点怪，离标准发音还有点距离。她紧张地等待着。“Sand!”她念道，发音终于标准了。

在这里，我想关注的并不是她的经验，而是我的经验。我发现自己被这个小小的举动打动了。当她抬起前额，我见她如此专心致志，心中充满怜惜。她掌握了一个词，但同时也左右了我。我甚至可以说，此时此刻的情境令我更爱她了。而我承认，我心里有那么一点愧疚。这点愧疚这样责备我：“什么？她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让你爱她吗？‘无条件关注’去哪儿了？吸引你的究竟是她的努力还是她的成功？”

实际上，我并不真的感到内疚。我认为这是因为，不论有多么沾沾自喜，也不论我多么欣赏她的“成功”或“聪明”，它们最终都不是我被打动后所经历的东西。应该说，存在一些更简单且深刻的东西，一些这里未曾提及的东西。我以前曾经感知过它们，与一些与我无关的人一起感知过它们。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她竟能如此专心地努力从事一种令人惊讶的个人活动——意义的建构活动。无论如何，这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在我看来，与青少年和成人相比，我们与儿童相处时更常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因为年龄稍长的人不常以这种动人的、基本的方式表现他们自己呢，或因为我们不大能够看到他们表现自己的方式呢？

实际上，个人的意义活动既与成人在冲突和变化的感情中努力认识他自己的活动相似，也与一个小女孩努力认识一个单词的活动相似；个人的意义活动既与青少年在忠于自己的满足和忠于互惠关系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相似，也与一个1岁儿童努力保持双腿平衡相似；个人的意义活动，既与成人的压抑或青少年的减肥相似，也与6岁儿童不愿意离家上学的表现相似；个人的意义活动既与一名男子羞于承认他的亲密需要或一名女子追求独立和个人权力相似，也与一名10岁儿童需要和其他重要人物建立密切关系的活动相似。

如果说本书涉及观察他人的方法，那么它针对的是人们在看待他人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颇。对此，本书也许应该提出一些告诫。尽管它的目的在于改善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以便帮助我们正确看待人们正在做的事情，但俗话说得好，“眼睛明亮的人的内心感觉也一定深刻”，我们被感动的可能性增加了，感动所带来的危险也增加了。这是因为我们总在某处被感动，而这个“某处”实际上体现在生活之中，并与共同生活的人们相关。我们越是清楚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我们被别人所吸引的易感性就越容易增强。这就是我们的可吸纳性（recruitability），是我们一旦被吸引该怎么办的知识——它使我们在关注别人的发展时有价值，这种关注可以是教师式的、治疗师式的或心理健康工作者式的职业关心，也可以是来自双亲、朋友和爱人的自然过程。

我们的可吸纳性为什么如此重要？答案在于一个人的生活有赖于（确切地说，在生活的最初几年，以及在随后的所有年份中）他能否以这种方式感动别人。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把他人注意吸纳过来的能力。大自然最令人感慨的能力就是赋予每个新生儿以诱惑的能力，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婴儿那种“头重脚轻”的外表（脑袋与躯干相比不成比例，前额和脑壳与脸部和颌部相比不成比例）把人们吸引住了。我们认为婴儿是“讨人喜爱的”，在这个经验背后藏着大量的奥秘，以及几千年的遗传智慧。婴儿可爱的身体吸引着人们到婴儿身边，但是有的人，通常是母亲，不仅应该被吸引，而且还要留下来照顾婴儿。研究表明，即使为婴儿提供充分的保护，不让他们受到饥饿、寒冷和疾病的侵袭，但如果身边没有实施抚养的人，没有让婴儿依恋的客体，婴儿仍然不能成长，甚至会死亡。在婴儿吸引他人的许多方式中，最有力的方式是通过眼睛。当大自然把视觉注意的决定因素与差异联结起来时，她在心中已经假定了这些物种演进的关系。人体没有哪个地方比脸部具有更多轮廓和对比形态，脸部没有哪个部位比眼睛更具对比性。婴儿习惯通过凝视母亲的双眼来获得母亲的关注。对婴儿来说，在生存方面，任何人都比他有竞争力，但此时此刻，母亲是孩子一方最强有力的同盟者。在婴儿出生后不到8个月，他实际上已能区别母亲的脸与他人的脸，在一定程度上，这会再次拉近母亲与婴儿的距离，同时婴儿也会发现，他人的脸是令人苦恼和陌生的。

对我们的发展来说，这种用眼睛的辨认来吸引母亲的能力，与把握某件物体的能力一样，都是十分基本的。已有研究指出，人类应将其高级的意识能力归功于拇指——这根特别的手指能自行旋转180度，以便让手握住某个物体。这种抓握物体的能力引发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从而确确实实拓展了人体的功能。有争议的是，工具的使用与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起源，即一个人反映外界的能力，存在某种关系，借助身体来体验的东西，后来可以被形而上地、抽象地体验。今天能够抓住物体，明天就可能抓住理解。

但是，也存在一些始于婴儿社交世界的初生体验。这些体验区别于对事物的抓取，它们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所抓住的“物体”也是一种自我。恐怕没有哪种体验能比一瞥，即目光的交换、向正在注视你的人投去目光更加有力。这种既给人家看见又不给人家看见的经验普遍地表现在“躲猫猫”[2]的游戏之中。这有点像把握理解一样，也隶属于未来的抽象。被人注意的需要，不论其形式的复杂性如何变化，其强度可能永远不会改变。

这种哄孩子游戏的结果（婴儿与其最初的抚育者的关系），像他与有形物体的关系一样，促使他后来形成一种新的意识，这是他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一种质的成长。出生早期的婴儿常把世界和世界中的人与物看作他自身的组成部分，现在他能把自己与他人加以区分了。婴儿不但没有把自己与最初的抚育者相混淆，反而能够看到他与抚育者的关系。婴儿在首次创造一个“客观世界”或“他人世界”时，也看到了“他人”，进而开始不断地参与世界（而不是把世界作为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开始既掌握世界又保证其独特的、具有完整性的历史，这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

因此，随着婴儿学会抓握物体，他将会终身尝试理解，事物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随着婴儿学会吸引母亲的注意力，他将会终身尝试认识他人和被他人认识，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说到底，它们是同一件事：意义的活动。意义，从其起因而言，既是身体的活动（抓握、注视），也是社会的活动（需要他人），还是生存的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过程便是生存的过程）。以这种方式理解的意义，对人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的运动。它不能与人体相分离，不能与社会经历相分离，不能与有机体的生存相分离。意义，就其界定而言，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意义有赖于认识你的某个人。吃得好，穿得暖，不生病，所有这些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你不赋予它们“意义”，你仍可能会死亡。

我们为什么会被他人吸引，尤其是被他人的幸福吸引，个中原因是神秘莫测的。但是，从众多的激发情境看来，均可追溯至基本的生命运动的要求，即可以追溯至有意义的活动和没有意义的威胁。我们被一个英勇斗争的人吸引；我们关注一个懦弱而又孤独的人；我们关注一个看起来充满活力的人；我们关注一个对我们具有“完美意义”的人。我承认，我们的吸引力是由于存在某种“比我们都更大的”力量，那就是物种的同情心。对此，我们并没有充分地利用。

新生儿会被大量的同情心包围，因为他们有着引起同情心的巨大能力。可是，大自然在婴儿最需要时尽了她的一份力之后，便不再那般慷慨了。例如，获取他人关注的能力，在每个人出生时是那么一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情况就不同了：有些人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强的吸引他人注意力的能力。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曾被心理学家低估，并被教师们普遍地否认，但是青少年却不会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可能会告诉研究者，在研究者投入大量资金发现这一事实之前，教育方面最大的不平等并不存在于学校之间（例如，属于不同经济阶层的学校），而存在于学校之内；比社会阶层或成就测验得分更加不平等的是学生之间吸引他人能力的不相等。这一现象不可能被归结为社会阶层或智力，尽管社会阶层或智力是让未来繁荣发展的有力的决定因素。

进入他人生活的人可能成为一个影响那个人生活的重要因素。能够进入他人的生活，一部分是因为运气，另一部分是因为他具有吸引他人的力量，但是，更主要的是他人被吸引的能力。人与人之间被吸引的能力是不同的，正如他们吸引他人的能力不同一样。如果被他人吸引的能力可以训练，而且部分地有赖于我们的观察能力，那么我们在本书中所进行的这种探索，也许可以提高我们的可吸纳性。本书既考虑理论，又考虑实践；既考虑我们的反应能力，又考虑我们一旦被吸引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

然而，无论我们从努力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学会了多少，我们仍然无法保护自己免遭“关怀”的风险——这种风险把真正的帮助与劝告、保证或安慰分离开来。在冒这些风险时，我们保持着我们之间的联系。我们扩展了我们享有的生活，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我们扩展了与我们共享的生活。

让我用一则故事来结束这些思考。这则故事是关于里夫卡（Rifka）的。她说：“昨夜，我们全家聚齐了。我的几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来了，我的女儿和她失业的丈夫也来了。我准备为丈夫哈罗德（Harold）做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我的儿子路易斯（Louis）周末想带一位姑娘回家，所以我要做一些鸡油面包汤。你猜怎么样？我家里没有鸡油。我家来了满满一屋子的客人。我的路易斯从斯卡斯代尔带回来一名他喜欢的姑娘——而我的面包汤里却没有鸡油。”

听到这里，我笑了起来，里夫卡对我皱了皱眉头。

“于是，我去超市买鸡油。当我匆匆忙忙买好东西准备赶回家做晚饭时，我走过超市的走廊，见到了一位妇女。她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看起来智力有问题。我看到这位母亲正拿着两种不同的芥末在询问价格。我当时匆匆忙忙的，买了鸡油走出店门。

“那天晚上，当我的孩子和客人入睡后，我却无法入睡。我就是睡不着。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当时在想所有这些令人兴奋的事，天气也热，我睡不着。

“于是，我开始哭泣。我为那位母亲和她的有智力障碍的儿子仍然要过日子而哭泣。我为那位母亲问芥末的价格而哭泣。我为那个有着生命的孩子而哭泣。他就是生命。

“真可怕。”我咕哝着，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要这样说。可怕什么？”她说，“我正在告诉你，你应当知道的东西。我正在和你讲话。”

“那个妇女，那个母亲，我们相互之间没说一句话，但是我们却交流过了。直到我回到家许多小时后，我才知道我们交流过了。我听她讲，而她讲给我听。有什么可怕的？你生活着，你就要交谈。我们谈话了。你知道当我哭泣时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今天晚上我为这位母亲和她的儿子而哭泣，但是，生活如此美丽。明天她将不再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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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etapsychology直译为超心理学，超心理学主要用于指采取科学方法对超常心理现象或宗教心理的研究。本书中，作者所提出的metapsychology主要指在更高层次研究心理学，根据meta cognition（元认知）的翻译方式，本书将metapsychology翻译成“元心理学”。（元认知：个人关于自己的认知过程及结果或其他相关事情的知识，可以理解为对认知过程的认知。）——编者注

[2]在儿童躲猫猫游戏中，“躲”和“找”的过程表明，儿童已经“主体–客体”分离，知道除了他，他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客体，他们也有自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