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写作本书时，我从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 Erikson）的事迹中获得了勇气。和埃里克森一样，我也是不太情愿地从人文学科领域渐渐转向了心理学领域，并且和他一样，我也受到了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天才的鼓舞，这位天才人物榜样让我对文学、哲学和神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埃里克森的榜样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nd）。而我的榜样是让·皮亚杰（Jean Piaget）。读者们可能对皮亚杰了解不多，所以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让我对上述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30年前，一个持有冷酷的宿命论且侧重于研究身体束缚的本我心理学（body-bound id-psychology）学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埃里克森充满希望的心理社会-自我心理学（psychosocial ego psychology）提供支持呢？埃里克森主要研究精神分析学理论，并且也明白——让人有这样的印象——怎样不受这种理论控制。不过因为他知道，从根本上而言，他能够找到不断塑造和更新他自己对于人类精神很重要的观念的认知，以及他认为存在的、对这种理论发展很重要，但却没有机会发展成熟的东西。当然，这“东西”就是人“以恰当的方式使感受和行为保持一致的能力”（Erikson，1950，p.15）。我们一般认为是自我的发展，本书中，我称之为意义的演化。埃里克森以弗洛伊德为榜样学到的，也是我认为我以皮亚杰为榜样所学到的——关于自我培养和发展的一种深奥难懂的推测。

像埃里克森一样，我已经改变了我所沉浸的理论的面貌，以至于尽管每一个变化都可以被证明是从理论的基本前提发展出来的，并不背离理论的基本前提，但仍然留下了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好像创造之父可能不承认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

最后，我鼓起勇气，做出像埃里克森那样的选择，发表那个他称之为“概念路线”的本质上是基于经验的推测。像埃里克森一样，我正在对本书中的框架进行了测试，以确保它能够以一致的和实质性的方式考虑到非常广泛且复杂的，需要仔细观察的人类现象。像埃里克森一样，我从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经验、自己和他人的临床经验，以及自己的经验中获得这些现象和其他人的研究。由于指导我的理论思想源于学术而不是临床心理学，确实，所以我有大量严格收集的观察可以借鉴，尤其是皮亚杰本人的工作，他的研究导向的追随者，以及社会认知主义者的追随者，尤其是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虽然这给了我一个可能比埃里克森的更完整的现象类别，但我仍然将这些研究的材料定位为能够被理论框架涵盖的现象，而不是声称这些研究“证明”了我的立场。实际上，这些理论本身就成为必须被纳入框架的现象，我确实试图在这里提出一些最适于整合发展理论的背景。

我是一名老师、一位诊疗师、一位理论研究者。所有帮我创作本书的人，我希望能跟你们一起进行这种高度个人化的学习探索，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探索，我们怎么能够通过理解人的意义体系来认识一个人，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意义体系的工作方式，以及这些方式让我们产生的感受。作为一个临床诊疗师，我正在研究这些体系的工作方式怎么能帮助临床诊疗师进行他们的基本工作，即向他们的患者表达，他们完全能够理解患者的体验经历，就跟亲身体验过一样。诊疗师的这项工作为什么对患者努力摆脱负面的心理因素影响至关重要，这一点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理解和认识，不过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现象学和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心理学家的赞赏，且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在精神学方面的钻研也发现了这一点。在本书中，我试图证明，这种特别的同理心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培养这种行为习惯的过程中所固有的。最后，我也是一位理论研究者，我也发现，自我或人格发展培养受到了一些不够成熟的元心理学问题的困扰，如：“谁是个性的主人，是情感还是认知？”“哪一方面应该是人注重的中心，是个人化的问题，还是社会化的问题？调查研究的主题应该是什么，是关注内心还是关注人际？”甚至还有这样的问题：“哪一种是更为有效的发展框架，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还是认知结构学方面的？”在本书中，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重新构建，从二元对立变成了使这对立的双方都凸显出其重要性的辩证的陈述。本书问道：人格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东西，从哲学上讲，是在这些对立面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是构建这种两极对立的条件，且能够让人观察和研究的？本书提出，意义构建的进化过程就是这样的条件，只要考虑临床诊疗、实验研究和日常生活等一系列人类活动经历，就能够证明这一观念。

换言之，本书中的观念是另一种根据经验而得到的推论，是对推论概念进行的又一次探索。本书是为了心理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以及人格的理论学者和研究者，精神治疗师、咨询师、老师，以及所有致力于他人成长发展工作的职业人员，还有对心理学有一定了解和认识的普通读者而写作的。这些人，从集体到个人，都相信他们个人提出的令人信服的标准，即分析学和美学在某些方面是相互融合的，他们借此认为某种事物可能是真实或不真实的。也许，我之所以从埃里克森那里获得了勇气，将这一篇幅较长的文章以我自己的观念和认知表述出来，是因为我相信读者能够自己去探索书中的问题，以及书中就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

我将本书的创作归功于10年来与非凡的男男女女的沟通交流，我和他们是以师生、诊疗师和患者、研究者和研究受访者、同事等各种关系相处的，我想在这里谢谢他们，无论他们以什么身份跟我相处，他们都向我展露了真实的自我——他们让我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学习，也让我有机会向他们学习。他们教给了我很多东西，我欠了他们很多，无法偿还。本书对人类发展观念的理解，让我们质疑了每个人的绝对独立性和对自我包容的习惯。在一般情况下，书籍作者通常会向这些人和事表达感激——如他所拥有的及所离开的人际关系，他自己得到过的帮助和教育拓展，以及让他保持独立性和个性化的人和事物，还有让他能真正袒露自己心声的人和事物等。我不仅想在这里感激帮过我的人（这样我就“偿还了人情”，会再次“无人情一身轻”）；还要感激我的工作嵌入（是个体和组织内外所有与工作有关的情境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的密切程度，这个词在前面的几章里很重要）。我不仅从我的关系网中获得了好处，我也确定我是为我的关系网发声的。在本书中，我显然是从某种特定关系的人群的角度来写的，是他们给了我灵感，我试图去报答这一群人，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也是我工作嵌入的一部分。

如果我不是总能明白我是在为谁写书，我至少可以识别并感激那些给我创造机会写书的人。多年来，我一直在哈佛教育研究学院和马萨诸塞职业心理学院辅导学生。如果本书适合当作教材，我应该感谢那些听我授课的学生，感谢他们在他们听不明白的时候愿意把他们的问题告诉我。

我曾有幸参加两个真正的相关的学术社团，一个专攻研究，一个专攻临床实践，它们都受到了一个优秀的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劳伦斯·科尔伯格，他一直秉承哈佛道德教育中心所倡导的慷慨、亲切、谦虚和明智的精神，他让我能够从他那里学习，让我们大家能够相互取长补短。虽然赞扬他的人很多，但科尔伯格对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做出的贡献，我们也才刚开始有一点认识而已。

威廉·佩里（Willian Perry），哈佛非凡的咨询中心（哈佛大学研究顾问局）的创始者和三十多年的主任，为我提供了很多我感兴趣的知识内容，让我免于对其进行专业化的钻研。到他退休时，他10年前所著的开创性著作，比刚出版时对社会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作用。他有很多地方能够吸引我，但要我说，最重要的还是他在自我介绍时经常只说的那一句“我是比尔（威廉的昵称）·佩里”，那么，也只有见过他的人才能真正明白我这话的含义。在研究顾问局，我有机会结识了一群友善亲和的临床医生，我跟他们一起思考和学习，就像佩里所说的那样，“虽然（他们）接受过专业训练，但很人性化”。

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的一小部分人开始聚集到一起，一部分原因是构思本书进行调研实验。虽然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很高的期待，但这里我也要表达对过去的感恩。在那段日子里，我与大家相处得很愉快，那也是一段对我而言很重要的时期。我说的这些人包括安妮·科尔比（Anne Colby），安·弗莱克·亨德森（Ann Fleck Henderson），亚历山德拉·休尔（Alexandra Hewer），吉尔·诺姆（Gil Noum），沙仑·帕克斯（Sharon Parks），乔·雷默（Joe Reimer），劳拉·罗杰斯（Laura Rogers）和齐娜·斯坦伯格（Zina Steinberg）。

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卡洛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威廉·托伯特（William Torbert）和唐纳德·昆兰（Donald Quinlan）都对我多年来的学习钻研很重要。虽然本书并没有真正表述他们的任何观念，但他们不断发展进化的思想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方式。

我还要感激劳拉·罗杰斯从知识和精神上提供的支持和陪伴，她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支持我写作本书。她对本书的整个出版过程都很重要，她是本书的合作研究者，审读了本书的草稿。她是出版这样一本需要无休止地进行理论探讨的书所需要的一位杰出且活跃的合作伙伴。

因为有了优秀的编者埃里克·万纳（Eric Wanner）和凯塔琳娜·赖斯（Katarina Rice），本书才得以变得更好。埃里克所有的一切都尽善尽美，他总是在我还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时，就已经赶在他的最后期限前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审阅本书的次数也比我要多，他的时间把握精准得令人发指。凯塔琳娜为本书提供了所需的所有确切经验和经历；本书如同接受诊疗的患者一样，在她的监督下顺利出版。吉尔·布罗特曼（Jill Brotman）为本书准备手稿，亚历山德拉·休尔编写索引，她们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因为这两位都熟悉稿件且负责稿件的资料整合，因此她们也都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我还要感谢很多这里没有提及的人们，他们艰难且痛苦的生活经历，也为本书提供了素材。他们为我们提供“资料”（从字面上而言，“是被给予出去的”），他们给了我们灵感，他们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勇气，鼓舞着我们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