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的受益者

低地国家或者“尼德兰”因少海岬、多宽阔滩涂及沼泽的地貌而得名，在地理上包括从查理曼帝国（Charlemagne’s empire）分割出来的中法兰克王国（Middle Kingdom）的北部地区。虽然当地有密集高效的水利管理系统，包括河道疏浚、河道开挖、堤坝修筑等，但很多地方还是常常受到周期性的洪涝影响。这些土地形成了一大片楔形地带，从索姆河（Somme）河口的北部开始，向东越过沼泽、湿地及牧场，一直到达阿尔贡（Argonne）的山脉和丛林，北部直达埃姆斯河（Ems）河口，然后转向西南，沿着海岸的山丘和沙滩一直延伸。也就是说，这块区域从今日的法国北部，延伸至当今的德国，还包括比利时、荷兰以及卢森堡的部分地区。频繁的降雨以及雪山融水给两条大河——莱茵河（Rhine）与马斯河（Maas或者Meuse）带来了充沛的水量，它们由东南向西北流经低地国家，最终汇入北海。

【7】【8】这一地区并非没有优势。在南部省份，例如佛兰德斯（Flanders），土地肥沃、牧草丰美，能够饲养战马和驮马。在西北部，沙土混合的低地三角洲地区虽然遍布着无数的湖泊、池塘和沼泽，但生产的泥煤能够满足家庭和商业的各种需求，湿润的草原滋养着各类家畜，生产出大量可供出口的肉类和奶酪。甚至燕麦和大麦（虽然小麦和黑麦不太多）也能在这里的土壤中生长，满足生活需要之后，余粮被酿制成啤酒和麦芽酒，并用于出口。与巴斯克人（Basques）一起，这些来自海边的尼德兰人（Netherlanders）在中世纪晚期就成为从事深海捕鱼的先锋，主要海产品有鲱鱼、鳕鱼和黑线鳕。他们甚至在北海以及冰岛附近捕鲸。[1]17世纪早期的一位英国冒险家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长就直率地指出，这些“贫穷的荷兰人”终日风雨无阻地在“自己的窝”里捕捞他们称为“银色飘带”的海鱼，他们已经变成勇敢、勤奋并且富裕的群体。[2]在海边生活也给他们带来了独特的政治法律遗产，使他们无须屈从于庄园式的生产生活，也就意味着这里的人无须对各领主承担太多的义务，使得渔民职业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尤其是南方一些城市，当地人从西班牙及不列颠诸岛进口羊毛原料生产布料和挂毯，其数量及质量都驰名欧洲。通过各种方法，低地国家成为当时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并且像意大利北部一样具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以及高度的商业依赖性。

使当地社会繁荣、居民富裕的商业是一个特别的因素。来自地中海的商品常常经由这个地区被运至北海或者波罗的海。在沿海地区，来自内陆河流的货物能够通过海船被运往不列颠各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地区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回程中，谷物、焦油、木材、皮革以及其他必需品则从波罗的海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被带回尼德兰，或是供应低地国家所需，或是再次出口到其他地方用以交换来自伊比利亚的葡萄酒和盐，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奶酪、啤酒、腌鱼甚至奢侈品。为了运输这些货物，尼德兰人发明了一种名为福禄特帆船（fluyt）的小商船。这种船底部宽阔，吃水较浅，能够装载和运输大体积的货物，同时由于利用了滑轮系统，操纵船只并不太费人力。所有这些赋予了当地商人从事贸易的优势。他们勉力经营，最终成为西北欧地区最重要的商人。

他们同时也是与亚洲进行直接贸易的受益者。1497—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成功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紧接着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率领一支大型船队满载香料回到里斯本。卡布拉尔在航行中一共损失了13艘船，约半支船队，即便如此，他仍然给欧洲带回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回报。欧洲与亚洲的贸易由此兴起。数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只知道香料原产于遥远的东方、中国之南的土地，这块传说中的广袤地区被称为“印度”，根据某些记录，当时的印度被一个神奇而又强大的基督教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统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各种各样奇怪的人、动物和植物：站在灼热的沙地里的牧师们整日注视着太阳，注视着那些仅靠花香生活的森林里的居住者。[3]更往南部的一些小岛，即“印度群岛”（Indies），遍布更多的神奇以及惊人的财富。马可·波罗（Marco Polo）从未到过那里，虽然他的报告提到一些可靠的领航员和水手说“印度群岛”包含7748个岛屿，“并且我向你们保证，这些岛屿上的每一棵树都散发着强烈又宜人的香味，对身心都有益”。此外，“这里还出产各种珍贵的香料”，包括白胡椒和黑胡椒。[4]

【9】【10】一长串的根茎、种子、花、树汁、树皮、果实以及木材的名称组成了芳香类物质的目录，它们被认为是香料，其中最受欢迎的来自东南亚：胡椒、姜、肉桂、丁香、肉豆蔻（包括肉豆蔻仁和肉豆蔻衣）。黑胡椒是一种爬藤植物被晒干后的未成熟的果实，这种植物生长在印度次大陆的马拉巴尔海岸（今喀拉拉邦）、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其他若干地方；白胡椒则是成熟果实里面的种子。姜来自一种植物的地下茎，由于主要产自印度地区，所以有时候也被认为是胡椒树的根。肉桂是一种灌木的树皮，主要产自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人们常常把肉桂与桂皮（cassia）相混淆——桂皮是北美进口的一种最常见的“肉桂”，它产自中国南方地区。］剩余的几种奇异香料是欧洲制药和烹饪极度依赖的材料，它们甚至来自更遥远的地区：带刺的丁香，其名字来自拉丁语“clavus”（指甲），它是由一种树的花苞晒干后得到的，这种树只生长在被称为“香料群岛”的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Moluccas或者Malukus）；生产豆蔻仁和肉豆蔻衣的果树只能生长在班达群岛（Banda）的6个小岛上，它们位于香料群岛的最南端。（豆蔻核仁来自这种植物的种子，肉豆蔻衣则是晒干后包裹种子的红色果肉。）这些香料依次从东南亚被运到南亚，然后穿越陆路或者海路经由波斯湾和幼发拉底河被转运到阿勒颇（Aleppo）和贝鲁特（Beirut），或者经由红海至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在地中海东缘的一些城市、加泰罗尼亚、热那亚，尤其是威尼斯，商人收购这些香料并将它们出售到欧洲其他地区。[5]这些商人被称为“批发商人”（处理大宗货物）、“药商”［该词来自apotheke或者storehouse（仓库）］，或者最普通也是最简单的称呼方式，“spezieri”，即香料商人（英语spicer，荷兰语specyer或者kruidenier）。

【11】起初，香料商人交易的是来自亚洲的另一种调味品：糖。甘蔗最早是在古代由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一种野生品种驯化后得到的，之后由嗜食甘蔗的波利尼西亚人传播出去。到了公元前1—2世纪时，甘蔗开始在中国和印度种植。其中在印度河流域（Indus Valley），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追随者们偶然遇到了这种植物。[6]对于古罗马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而言，糖比胡椒更稀有，因此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日常烹调之外。蔗糖（或者糖）“是一种搜集自芦苇类植物的蜜，它像树胶一样洁白，口感又极脆，只能作为药品使用”[7]。老普林尼说的这种芦苇——甘蔗——在7—8世纪的伊斯兰征服之后被引进地中海世界种植。12世纪的十字军战士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现了种植的甘蔗以及提取后的汁液，并将这些蔗糖出口至威尼斯等西方港口，从而迅速获利。当圣地（the Holy Land）的基督教堡垒在13世纪晚期再次被占领时，面向欧洲市场的主要蔗糖产地转移到了塞浦路斯、克里特以及西西里，另一小部分则转移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甘蔗被热那亚人带到了位于热带大西洋的马德拉岛和加纳利群岛，并在当地的大种植园中大规模种植。[8]1449年，西西里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榨甘蔗提取糖的方法，从而带来了更丰厚的利润。到了15世纪晚期，出现了一种更为高效的蔗糖生产与销售体系。生甘蔗被进口至威尼斯，在一些大型工厂中提炼成粗糖，再放入水中煮沸，直至析出圆锥状的糖块，同时还生产了一些副产品，如糖浆。糖块、糖浆和其他香料一起出口、销售，为这座城市带来了额外的财富。

【12】旧大陆（Old World）的许多人渴求香料的味道。他们的狂热促成了维持几个世纪的长距离贸易。当葡萄牙人率先到达“印度”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一个很久之前就已经建立了贸易路线的区域。这里的商路不仅通往欧洲，而且经过大海从东非通向南亚乃至更远的香料群岛、中国以及日本，将桑给巴尔（Zanzibar）与巴士拉（Basra）同科罗曼德尔海岸、爪哇、班达群岛、印度支那以及中国东海联结在一起。瓦斯科·达·伽马利用北非商人做中介，但他送给卡利卡特的扎莫林（Zamorin of Calicut）的礼物却极为尴尬（12条条纹布、12件带兜帽的大衣、2桶油和蜂蜜），这使得达·伽马被当地人狠狠嘲笑了一番，“看到这些礼物的人都笑了，‘麦加最穷的商人都看不上这些礼物’”[9]。但不管怎样，葡萄牙人在强行介入亚洲内部贸易之后迅速变得富有，破坏了已经建立起的各种关系，同时指派他人介入，把一部分亚洲商品带回了欧洲。[10]他们介入香料贸易，并威胁切断经由黎凡特（Levant）和地中海，尤其是通过亚历山大港和阿勒颇至威尼斯的香料供应。就像威尼斯人吉罗拉莫·普留利（Girolamo Priuli）在1501年收到这一信息后所担忧的：“现在这条新的商路被发现了，葡萄牙国王势必将所有的香料带到里斯本。”[11]葡萄牙人只需以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港购买香料价格的几分之一，就能在印度购得大量香料。因此即使廉价出售，葡萄牙人也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润。当然，葡萄牙国王也必须保护在亚洲的葡萄牙香料商人，并强行打开原本对他们关闭的市场，这也就意味着，葡萄牙必须将其很大一部分利润投入在亚洲的军事部署上，以保证其商业活动顺利进行。但是国王自己拿走了这些商品的很大一部分利润，并以军事保护开支为名向颁给许可证的商人征税，国王因此获利丰厚。[12]虽然葡萄牙人直达欧洲的商路并没有完全占领那些依赖东地中海香料的市场——事实上这一后果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荷兰垄断了香料贸易之后才发生——但普留利准确地觉察到了新的商路严重威胁了传统的欧洲香料贸易，同样，印度洋的传统商人也开始日渐忧虑。[13]

但是，正如事实证明，葡萄牙人经手的香料贸易以及市场的发展给北欧带来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对安特卫普以及之后的阿姆斯特丹。普留利再次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毫无疑问，匈牙利人、德意志人、佛兰德斯人以及法国人，他们之前都到威尼斯购买香料，现在必定会转向里斯本，因为对于他们而言，里斯本更近并且更容易到达。”[14]香料贸易的主要市场转到安特卫普后，这些西北欧消费者的影响进一步发酵。在进行了几次最好、最有效的香料销售试验后，葡萄牙国王发现，依靠商会分配来自亚洲的商品再带回里斯本是最佳方法。商人将商品运到安特卫普，在这里，商会能够控制香料的销售价格。安特卫普虽然早已是西北欧的商品转运港口，但是新的贸易使它从葡萄牙的商业增长中获得了更多益处。[15]与此同时，安特卫普也成为许多犹太人和新教徒的庇护所。这些被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出来的人把他们的知识、资本和人脉一起带了过来。葡萄牙财团进一步巩固了安特卫普作为来自环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以及地中海地区国家商人最重要的集会之地的地位。[16]1515年，查理五世（Charles V）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巩固了这个新体系的重要地位，因为查理五世最终得以登基有赖于德意志几个比较大的商业家族的金融支持，这些家族都被深深地卷入了这种新型贸易中。而皇帝反过来又推动安特卫普发展，成为他所管辖的北方境内的主要贸易中心。

【13】此外，众所周知，在继续向西航行到达香料群岛的尝试中，哥伦布与一片新大陆不期而遇，这也给像安特卫普这样的城市带来了新的财富。虽然在这里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种，如烟草，之后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大宗商品，但是在早期真正使欧洲获利最大的是蔗糖贸易。蔗糖种植园很早就散布在非洲西海岸之外的各个岛屿，此后甘蔗又逐渐在加勒比海地区生根发芽：早在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时甘蔗就被带到了圣多明各。[17]此后不久的1515年，当地一位名叫贡萨洛·德·韦洛萨（Gonzalo de Vellosa）的外科医生从加纳利群岛招来了几名制糖熟练工，并在圣多明各建了一家制糖厂。[18]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以强迫劳役制度为特点的各种植园，包括蔗糖种植园在内，都开始使用当地人作为主要劳动力，从而导致当地所有种族被迫害甚至灭绝，劳动力的短缺遂导致之后出现了从非洲引进劳动力的严酷的奴隶制度，当地所产的蔗糖才得以满足欧洲的需求，蔗糖不仅被用作药品以及甜味素，而且可以被加工成任何形状类似黏土的物质。1565年亚历山大·法尔内塞（Alexander Farnese）和葡萄牙的玛利亚（Maria）公主的婚礼庆典，使用了超过3000件由优质蔗糖制成的器物，不仅包括各类杯盘器皿，还包括各种用以装饰的小雕像，其中有一些马匹和人的雕像，每件重量可达9~10磅。此次宴会上使用的蔗糖总重量可能超过了6000磅，价值大约3000杜卡特（ducats）。[19]制糖业转移到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地区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安特卫普再次受益，它成为优质蔗糖的主要精炼中心，1556年时全城共有19家制糖厂。[20]

随着商业的发展，16世纪的低地国家形成了极其丰富且多样化的文化。15世纪的文艺复兴属于意大利北部，16世纪的文明则属于低地国家。除了意大利北部，欧洲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有这么多的城镇。到了16世纪中期，安特卫普已经发展为继威尼斯之后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其人口规模已达10万。[21]城中的印刷工、艺术家以及其他从事奢侈品贸易的人因为各自的工作而得到国际承认。故此，城市的领袖们可以吹嘘安特卫普已经“不仅是整个欧洲第一个以及最主要的商业城市，也是所有商品的仓库，同时还是各类美德的庇护所和孕育地”[22]。

[1]Kranenburg, Zeevisscherij; Bloch, “Whaling”; Bruijn, “Fisheries.”

[2]Smith, Complete Works, 1: 330–331; 感谢安德鲁·韦尔为本条注释提供的参考。

[3]Steele, Mediaeval Lore, 94–96. 关于东方神奇事物的古代传统文献，可参见Campbell, Witness and the Other World; RossiReder, “Wonders of the Beast.”

[4] Travels, 248.

[5]Fischel, “Spice Trade”; Lane, “Pepper Prices”; Wake, “Volume of European Spice Imports”; Keay, Spice Route.

[6]Deerr, History of Sugar, 12–72.

[7]引自Brothwell and Brothwell, Food in Antiquity, 83。

[8]Deerr, History of Sugar, 73–95.

[9] Lombard, “Questions,” 180.

[10]Subrahmanyam and Thomaz, “Evolution of Empire.”相关最新叙述可参见Corn, Scents of Eden, 3–106,以及 Keay, Spice Route。

[11]引自Jardine, Worldly Goods, 290。

[12]有关葡萄牙的海外事业的文献较多，其中最扼要的是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1: 91–103。

[13]Lane, Venice, 286–294; Lane, “Mediterranean Spice Trade”; Magalhães Godinho, “Le Repli”; Wake,“Changing Pattern”; Wee, “Structural Changes”; Chaudhuri, Asia before Europe.

[14]引自Jardine, Worldly Goods, 290。

[15]Wee, Growth of Antwerp Market, 2: 124–140. 有关葡萄牙的香料贸易，参见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1: 119–126。

[16]如Ramsay, City of London, 7–32。作者认为伦敦是安特卫普的“卫星城市”（第33–80页）。

[17]Verlinden, Beginning of Colonization, 17–32; Deerr, History of Sugar, 19.

[18]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31–33.

[19] Stols, “Expansion of the Sugar Market”, 237–238.

[20]Deerr, History of Sugar, 453; Bulbeck et al.,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107–141.

[21]De Vries, European Urbanization, 158–160.

[22]引自Marnef，Antwer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