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家庭住房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作为新时期的战略目标之一。2019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重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体现了住房对于群众的重要性。保障居民享有适当的住房权，不仅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民生议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

住房是居民生活的必需品，是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Cheng et al.，2016；李骏，2017）。我国传统的安居乐业思想使得住房在人们的生命历程中一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后，我国GDP快速增长，住房价格也不断攀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数据，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从2000年的2112.00元/平方米、2005年的3167.66元/平方米、2012年的5790.99元/平方米一直上升到2018年的8736.90元/平方米。房价的持续上涨导致不同阶层住房状况逐渐分化，那些具有更高经济能力的家庭往往获得住房优势，而经济能力较差的家庭则在住房市场上受到挤压（钟晓慧，2015；Ren and Hu，2016；吴开泽，2016）。特别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往往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工业园区或连片出租屋，住房条件较差且面临着较大的居住隔离风险（杨菊华、朱格，2016；陈映芳、卫伟，2015）。在中国城市中，“房奴”和“蚁族”成为一部分面临住房困境居民的代名词（廉思，2009）。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结果显示，在上海住房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上海居民的住房状况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房价也使得居民的住房支出成本不断升高。不同户籍状况对上海居民自有产权住房的获得差异显著，外地户籍居民获得自有产权住房的难度仍然很大。不同户籍状况对上海居民的租房状况也有显著影响，上海户籍居民的租房多为福利性租房，租金相对较低；外地户籍居民根据学历和收入的不同，租房的价格、区位有所不同，低收入家庭和高学历家庭的房租收入比相对较大。此外，上海居民居住迁移的现象频繁，常住人口中有超过80%的群体有居住迁移的经历（孙秀林等，2018）。

本章使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2019年数据，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上海市家庭的住房情况。本章从以下六个方面考察上海市家庭住房情况：住房类型、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房价值、住房支出和居住迁移。

为探究不同人群在住房类型、住房产权等方面的差异，本章将住房差异的影响因素分为家庭、个人、区域三个层次。家庭层次选取了家庭户籍状况和收入状况两个因素，用来反映不同家庭的户籍特征和经济特征。首先区分上海户籍家庭和外地户籍家庭，这两个群体的定义方式是，若家庭成员中有任何一人拥有上海户籍，则该家庭被定义为上海户籍家庭，其他的家庭则被定义为外地户籍家庭。家庭收入状况选用家庭年总收入作为衡量指标。个人层次的因素包括年龄和受教育程度，采用户主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作为对比的依据。区域层次的讨论将住房区位分为中心城区、近郊、远郊三种类型，用来反映不同家庭在住房区位选择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