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与东突厥首次和亲始末考[1]
刘兴成
提要：长期以来，关于唐与东突厥和亲问题，一直存在有无之争，而且即便是在主张实现过和亲的众研究者中也存在和亲多少次之争。事实上，李渊父子曾与东突厥多次和亲。早在大业十三年五月庚午（5月21日），李渊便给东突厥始毕可汗写信，提出“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的和亲方案。始毕可汗收到来信后，提出“唐公自作天子”以和亲的修正方案。李渊因不愿“自作天子”，再次提出“废皇帝而立代王”的折中方案。东突厥接受这一方案，双方首次和亲建立。此次和亲关系的实质是李渊“诡臣”于东突厥，其类型是君臣和亲。这一和亲关系的建立，不仅为李渊父子稳定太原后方，起兵反隋、进军关中创造有利条件，还争取到了东突厥的兵马支持，增强了李渊的信心和实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和亲，李渊父子成功探索了与东突厥相处、相资之道，为其统一天下、重建东亚秩序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李渊 东突厥 和亲
一 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关于唐与东突厥和亲问题，虽未见有人专门研究，但相关研究者在对唐代和亲，尤其是唐与突厥和亲的考察中，都或多或少有所讨论。总的来看，关于唐与东突厥和亲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唐与东突厥从未实现过和亲。1929年王桐龄在《汉唐之和亲政策》[2]中，在全面介绍汉、唐和亲情况时，对唐与突厥和亲也有所涉及，其在附表“突厥可汗尚主表”中列有16次和亲，其中唐与突厥两次，分别是唐睿宗以金山公主妻默啜可汗、玄宗以南和县主妻默啜可汗子杨我支。默啜可汗和杨我支都是后突厥人物。这说明作者认为唐与东突厥没有实现过和亲。1993年，王寿南《唐代的和亲政策》[3]一文统计了唐朝对外和亲的次数，认为唐代以公主下嫁外族酋长共17次，有18位公主。但这些和亲都与突厥无关。因此，作者明确说“唐朝与突厥始终未曾和亲”。既然唐与突厥没有和亲，那么唐与东突厥也就没有和亲。此外，周佳荣、王双怀[4]、古晓凤[5]等研究者都先后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唐与东突厥实现过和亲。1935年邝平樟《唐代和亲公主考》[6]一文，虽然没有能够证明唐与东突厥实现过和亲的确切材料，但作者断言双方必定实现过和亲，只不过和亲公主“其名不传耳”。另外，作者还有两个论断，对此后唐与突厥和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作者将唐高祖给东突厥始毕可汗送女妓视为“和亲政策之变相”，这为后来不少研究者将此事视为正式和亲开了先河。2.作者明确表示不应将唐朝皇帝给突厥降将赐婚“以和亲视之”。这对后来不少认为唐与东突厥没有和亲的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响。1970年台湾学者林恩显《隋唐两代对突厥的和亲政策研究》[7]一文认为唐与突厥共有五次和亲，其中东突厥两次，即唐太宗给阿史那忠、阿史那社尔赐婚。这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明确将唐朝皇帝给东突厥降将赐婚视为和亲的研究。1979年张效禹《略论汉唐的“和亲”问题》[8]一文也将“唐太宗以衡阳长公主嫁突厥王子”视为和亲。这是笔者所见首次将唐朝皇帝给外族降将赐婚视为和亲的大陆学者。1983年崔明德《对唐朝和亲的一些考察》[9]一文认为唐与东突厥虽未正式和亲，但唐高祖给始毕可汗送女妓以及唐朝皇帝给东突厥降将赐婚，“也具有和亲的性质”。后来，作者在《汉唐和亲简表》[10]《唐与突厥和亲述论》[11]《中国古代和亲通史》[12]等论著中逐渐将这些事件视为正式和亲。在《唐与突厥和亲述论》一文及《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一书相关部分，崔明德认为唐与突厥间有11次和亲，其中6次发生于唐与东突厥之间，即：1.李渊结交始毕可汗；2.许婚颉利可汗；3.衡阳公主与阿史那社尔；4.淮南公主与突利可汗；5.定襄县主与阿史那忠；6.九江公主与执失思力。崔明德是目前认为唐与东突厥和亲次数最多的研究者。
可见，长期以来，关于唐与东突厥和亲问题，不仅存在有无之争，对究竟有没有实现过和亲的问题尚未形成统一意见，还存在和亲多少次之争，即在主张实现过和亲的众研究者中，对究竟实现过哪些和亲，也没有达成共识，如林恩显仅将唐给东突厥降将赐婚视为和亲，而崔明德等则还将唐给东突厥可汗送女妓视为和亲，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不同研究者所持判定政治联姻的标准并不统一，对和亲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划分并不完全相同。对此，拙文《唐与突厥“和亲”研究述评》[13]《试论判定政治联姻的标准问题——以唐与突厥“和亲”研究为例》[14]均有所讨论。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这一研究事实上还存在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始终未能囊括唐与东突厥间所有“和亲”史实。因为从文献记载来看，除了研究者们一直讨论的这些历史事实之外，还有很多发生于唐与东突厥间的历史事件也被称为“和亲”，如《旧唐书·李瓌传》记载：
（武德四年四五月间）时突厥屡为侵寇，高祖使（李）瓌赍布帛数万段与结和亲。颉利可汗初见瓌，箕踞；瓌饵以厚利，颉利大悦，改容加敬，遣使随瓌献名马。[15]
《新唐书·李瓌传》记载：
（武德四年四五月间）高祖使（李瓌）持币遗突厥颉利可汗言和亲事。颉利始见瓌，倨甚。瓌开说，示以厚币，乃大喜，改容加礼，因遣使随入献名马。[16]
唐高祖派遣李瓌“赍布帛数万段与结和亲”，颉利可汗“大悦，改容加敬，遣使随瓌献名马”，这就是唐高祖派人向东突厥请求和亲，东突厥同意和亲的完整过程，双方建立了和亲关系。
又《资治通鉴》记载：
（武德五年八月）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关。上遣郑元璹诣颉利。是时，突厥精骑数十万，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元璹见颉利，责以负约，与相辨诘，颉利颇惭。元璹因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掳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17]
郑元璹给颉利可汗“不如旋师，复修和亲”的建议，一方面说明在此之前，唐与东突厥是和亲关系，另一方面透露出郑元璹代表唐朝再次请求和亲的消息。而“颉利悦，引兵还”一语则说明，颉利可汗听取了郑元璹的建议，接受了唐朝的和亲请求，双方再次恢复和亲关系。
又比如《资治通鉴》记载：
（武德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连营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世民乃帅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颉利不之测，笑而不应。……（颉利）遣突利与其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来见世民，请和亲，世民许之。[18]
李世民对东突厥“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的责备，说明战前唐与东突厥是“和亲”关系；颉利可汗临阵再“请和亲”，“世民许之”，则说明双方再次恢复“和亲”关系。类似记载还很多，无须一一列举。
通过对长期以来学界唐与东突厥和亲研究的梳理可知，研究者主要考察了唐与东突厥间政治联姻交涉、唐给东突厥可汗送女妓以及唐朝皇帝给东突厥降将赐婚等事件，而将上述这些被称为“和亲”的历史事件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从理论上来讲，既然是和亲史研究，就应以历史上所有和亲事件为考察对象，而不能只研究其中一部分，而将另外一部分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否则，这一研究就不是和亲史研究，至少不是完整的和亲史研究。具体到唐与东突厥和亲研究上，应以唐与东突厥间所有和亲史实为考察对象，而不应只考察唐与东突厥间政治联姻交涉以及唐朝皇帝给东突厥降将赐婚、给东突厥可汗送女妓等。显然，当前唐与东突厥和亲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
实际上，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长期在河东北部地区任职，与东突厥接触较多。在此期间，李渊不仅代表隋朝与东突厥展开了武装对抗，还对如何处理好与东突厥的关系有过比较深入、成熟的思考，制定了明确的和亲东突厥战略。大业十二年（616），李渊就曾说过要对东突厥“和亲而使之”[19]的话，也就是说，早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就已经制定了和亲东突厥战略，而且在太原起兵过程中及其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李渊父子一直都在按照既定战略实施和亲东突厥的政策，为其反隋立国、巩固政权、统一全国，甚至最后消灭东突厥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在此过程中，和亲局面一再受到破坏，因此，李渊父子从在太原起兵到唐灭东突厥这段时间内，曾多次实施和亲东突厥政策，据初步研究，多达10次。拙文《李渊和亲东突厥战略探析》（未刊）已经详细讨论了李渊和亲东突厥战略的制定及其相关问题。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主要探讨这一战略的首次实施及其相关问题。
二 李渊与东突厥首次和亲始末
隋炀帝大业末年，全国各地相继爆发叛乱。用李渊的话说就是“当今天下贼盗，十室而九，称帝图王，专城据郡”。[20]当时，李渊主政河东北部地区，担任太原留守一职，掌握着河东北部地区的军政大权，所谓“握五郡之兵，当四战之地”。[21]据胡三省注释，所谓“五郡”是指太原、雁门、马邑、楼烦、西河。[22]基于当时天下行将崩溃，各地纷纷割据独立的现实，李渊也悄然谋划以太原为基地起兵反隋，并进而南下争夺天下。而当时，与隋朝局势动荡不安、国力急剧下降不同，北方草原上的东突厥政权正处在始毕可汗的领导下，实力不断增强。随着隋朝与东突厥关系的不断恶化，一方面，东突厥不断南下，侵扰、劫掠隋朝边境地区，给边境地区的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灾难；另一方面，东突厥还联合与扶持隋朝境内，尤其是北方边境地区的割据势力，这不仅给隋王朝中央政权造成较大压力，也给地方社会造成较大破坏。
太原是河东地区政治、军事中心，是当时抵抗东突厥南下的前沿重镇。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就是希望他能够担当起抵抗东突厥南下的重任。现在李渊欲以太原为基地起兵反隋，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处理好与东突厥的关系，争取得到它的支持和帮助。对此，李渊实际上早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战略考量，制定了和亲东突厥战略。关于这一问题，拙文《李渊和亲东突厥战略探析》（未刊）已有详细探讨，故不再赘述。
当时，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稳住刘武周。在李渊太原起兵之前，刘武周已在太原北部马邑郡发动叛乱，建立了割据政权，并与东突厥联合。《资治通鉴》记载：
（义宁元年二月己丑）（马邑郡太守王）仁恭坐听事，武周上谒，其党张万岁等随入，升阶，斩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无敢动者。于是开仓以赈饥民，驰檄境内属城，皆下之，收兵得万余人。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23]
同书还记载，刘武周在东突厥的支持下势力发展很快，短短几十天的时间，就占领了马邑、楼烦、定襄、雁门等四郡，也就是说，控制了太原以北隋朝疆域。
（义宁元年二月）雁门郡丞河东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共讨刘武周，围其桑乾镇。壬寅，武周与突厥合兵击智辩，杀之；孝意奔还雁门。三月，丁卯，武周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始毕以马报之，兵势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为皇后，改元天兴。……武周引兵围雁门……围城百余日，食尽，校尉张伦杀孝意以降。[24]
在这种形势下，李渊欲在太原起兵，并率军南下夺取关中，进而争夺天下，除了要妥善处理与东突厥的关系之外，还需要稳住刘武周，使其不要继续南下攻击太原。当然，刘武周已向东突厥称臣，受其制约，故在某种层面上说，要处理好与刘武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与东突厥的关系。
正是在此背景下，李渊在太原起兵过程中，实施了和亲东突厥战略，主动向东突厥提出和亲请求，经过双方反复讨价还价，最终实现了第一次和亲。对于此次和亲的具体经过，《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得十分详细：
大业十三年（617）五月“丙寅，而突厥数万骑抄逼太原。……己亥（疑为己巳，笔者按）夜，（突厥）潜遁。明旦，……文武官入贺，帝（指李渊，笔者按）曰：‘且莫相贺，当为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与突厥书，曰：‘……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总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题，署云‘某启’。”[25]
从这段材料记载来看，李渊在起兵之前亲自写信给东突厥始毕可汗，提出“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的和亲方案。同时，李渊还提出了两种和亲情况下的合作方式供始毕可汗选择：一是东突厥派遣兵马帮助起义军南下进攻关中，但是要求突厥军队“不侵百姓”，这样“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归可汗所有；二是如果东突厥不愿意出兵帮助，只要东突厥信守和亲约定，也可以“坐受宝玩”。显然，第一种合作方式是李渊极力争取东突厥兵马支持，而第二种合作方式则是在东突厥不能提供兵马支持的前提下，李渊希望东突厥保持中立，不干预、不破坏其南下进攻关中的计划。
同书还记载了始毕可汗收到来信后的态度及回信内容：
始毕得书，大喜。其部达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异常之事。隋主前在雁门，人马甚众，我辈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还也。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隋主为人，我所知悉。若迎来也，即忌唐公，于我旧怨，决相诛伐。唐公以此唤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帝。[26]
从始毕可汗“大喜”的态度及其与大臣的讨论内容来看，始毕可汗原则上是同意李渊和亲请求的，只是反对李渊继续拥戴隋炀帝。因此，始毕可汗提出“唐公自作天子”以和亲的修正方案，并表示只要李渊“自作天子”，东突厥愿意派兵“不避时热”以支持李渊进攻关中。显然，始毕可汗不仅同意和亲，还选取了李渊提出的第一种合作方式，愿意为李渊提供兵马支持，帮助李渊进攻关中。
面对东突厥让李渊“自作天子”的要求，李渊很是无奈和纠结，最后经过几天时间的考虑，提出了“废皇帝而立代王”的折中方案。于是再次写信给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最终同意李渊提出的这一方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
六月己卯，太子与齐王至自河东，帝欢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于是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27]
从这一记载来看，始毕可汗同意了李渊的折中办法，不仅派人送马来太原，而且许诺派兵帮助李渊进攻关中。这说明李渊首次实施和亲东突厥战略取得了成功，双方第一次和亲关系正式确立。
对此，《唐会要》《资治通鉴》等文献均有记载。《唐会要》记载：
高祖初起义兵晋阳，刘文静曰：“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从之。自为手启，遗始毕可汗云：“欲举义兵，迎主上。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视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以兵马助之。”即复书。将佐皆请从突厥言，帝不可。裴寂乃请尊隋主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遣使如北突厥。突厥遣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许发兵送帝入阙。帝受书，命刘文静报突厥以请兵。[28]
《资治通鉴》义宁元年（即大业十三年，笔者按）六月己卯条记载：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即命以此意为复书。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遣使以此议告突厥。……突厥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29]
这些文献记载，虽在细节方面与《大唐创业起居注》有一些差异，但整个事件的经过大体上是一致的。这说明在太原起兵之时，李渊将和亲东突厥的战略付诸实践，主动向东突厥提出和亲请求，而且这一请求得到了东突厥的积极回应，双方经过多次商讨最后建立了和亲关系。这是双方第一次和亲。
对于这一和亲关系，李渊曾在给李密的书信中谈论过，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在给李密的信中说：
吾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八屯，位未为高，足成非贱。……但颠而不扶，通贤所责。主忧臣辱，无义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极贾生之恸哭。所以仗旗投袂，大会义兵，绥抚河朔，和亲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隋。[30]
《资治通鉴》也有“所以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31]的话。根据当时的形势推断，“蕃塞”“北狄”实际上都指东突厥。李渊与李密的此次通信，发生在李渊率军进攻关中途中，这时李渊早已与东突厥建立了和亲关系。从“所以……和亲蕃塞……，志在尊隋”的语气来看，李渊不仅将和亲东突厥作为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表明“和亲蕃塞”这一战略正在实施，并且取得了十分令人满意的效果。
和亲关系建立以后，双方都曾积极落实和亲约定。据《资治通鉴》记载：
（义宁元年六月丙申）突厥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32]
（义宁元年六月己巳）康鞘利北还。渊命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33]
（义宁元年七月）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且与之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始毕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级失特勒先至渊军，告以兵已上道。[34]
（义宁元年八月）癸巳，渊至龙门，刘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来至。渊喜其来缓，谓文静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马多，皆君将命之功也。”[35]
从这些记载看，李渊派人向东突厥请求兵马支持，同时承诺“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东突厥则兑现“以兵马助之”的诺言，派“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支持李渊进军关中。显然，李渊和亲东突厥战略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李渊与东突厥的关系完全在朝着李渊、刘文静等人所希望的“复与突厥和亲”的方向发展，随着东突厥兵马加入，双方和亲关系得到进一步确立。
关于李渊给东突厥可汗写信请求和亲的时间，《大唐创业起居注》明确记载为大业十三年五月己亥（疑为己巳，笔者按）日之次日，即庚子（实为庚午，笔者按），而《资治通鉴》则系于义宁元年六月己卯条下。五月庚午即21日，六月己卯为初一，两者相距9天。这一矛盾如何解释？实际上，矛盾源于温大雅与司马光对事件叙述方式的不同。温大雅叙述此事件时，将事件的全部经过系于事件发生之日，即李渊给东突厥可汗写信之日，而司马光则将事件全部经过系于事件结束之日，即李渊收到东突厥可汗回信后最终商量出对策的时间。诚如温大雅所记，“使人往返，不逾七日”[36]。另外，李渊收到始毕可汗回信之后，犹豫了几天，等到6月1日，李建成、李元吉回到太原以后，裴寂等人才与李建成、李世民等人一起，再次劝说李渊按照折中方案满足了突厥的部分要求。
正是由于这种叙述方式的不同，两者的时间相差9天，这看似矛盾，实则一致。
由此可见，唐与东突厥首次和亲的具体过程大体如下：大业十三年五月庚子（实为庚午，笔者按），即5月21日，李渊亲自写信给东突厥始毕可汗，请求和亲。始毕可汗收到信后，明确提出“唐公自作天子”以和亲的修正方案。对此，李渊犹豫不决。等到六月己卯，即6月1日，李建成、李元吉回到太原以后，裴寂等人再次讨论，最后提出折中方案——废皇帝而立代王。李渊随即再次写信给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接受了这一折中办法，于是双方首次和亲关系正式确立。和亲关系建立以后，双方都曾积极落实和亲约定。李渊派人向东突厥请求兵马支持，同时承诺“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而东突厥则兑现“以兵马助之”的诺言，派兵与李渊一同进军关中。双方首次和亲关系得到进一步确立。
三 李渊与东突厥首次和亲的类型与实质
如上所论，在太原起兵过程中，李渊父子与东突厥确立和亲关系。这是双方首次和亲。既然如此，那么李渊父子与东突厥此次和亲的类型与实质是什么？
长期以来，学界研究者一般认为和亲的实质和内涵就是政治联姻。然而从文献记载看，我国古代虽有不少和亲事件确实含有不同民族或政权间的联姻内容，具有政治联姻性质，但也有不少完全没有联姻内容、与政治联姻完全无关的历史事件被称为和亲，即在我国古代既有政治联姻型和亲，也有非政治联姻型和亲。显然，和亲即政治联姻并不能涵盖历史上所有和亲史实，是一种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和亲观。我们认为，对和亲概念的界定必须要满足以下两点：1.从外延看，和亲概念必须能涵盖历史上所有和亲史实，即既要包括所有政治联姻型和亲，也要能涵盖所有非政治联姻型和亲；2.从内涵看，对和亲概念实质的概括，应源于对所有和亲史实共性的总结和提炼。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古代绝大部分和亲事件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当事双方在和亲过程中都要确立某种或某几种亲属或亲属化关系。故所谓“和亲”政策，实即不同政治实体间通过建立亲属或亲属化关系，将双方政治关系亲缘化、亲情化，从而达到缓和或促进双方关系的政治策略。显然，政治关系亲缘化、亲情化才是和亲的真正内涵和实质。对此，拙文《“和亲”辨义——对“和亲”即政治联姻传统观念的质疑》[37]《政治关系亲属化才是“和亲”的真正内涵与实质》[38]等均有所探讨。由于在我国古代文化中，亲属关系比较复杂，种类很多，而且普遍存在一些非亲属关系亲属化的现象，比如师生、君臣关系被固定地亲属化为父子，等等。笔者在拙文《中国古代“和亲”类型新论》[39]《中国古代“和亲”类型及相关问题新论》[40]等文章中，根据当事双方在和亲关系过程中所确立的亲属或亲属化关系，将我国历史上的和亲划分为父子和亲、兄弟和亲、政治联姻和亲、叔侄和亲、伯侄和亲、君臣和亲等不同类型。
关于唐与东突厥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双方是君臣关系，是李渊向东突厥称臣。对此，《贞观政要》《大唐新语》《旧唐书·李靖传》《新唐书·突厥传》等都曾明确记载。1951年，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41]一文，通过文献梳理“坐实”了李渊称臣东突厥之事[42]，并且进一步指出大多数传世文献之所以对此讳莫如深，主要是“史臣颇讳饰”的缘故。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学者李树桐先后撰写《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43]《再辩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44]《三辩唐高祖称臣于突厥》[45]等文章，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在当时虽然东突厥趁机向李渊提出了称臣的要求，但李渊没有同意。而文献中所谓李渊向东突厥称臣的记载，实际上是受到许敬宗所撰《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影响的结果。许敬宗为了迎合太宗的欢心，“衬出太宗之美”，不得不“诬高祖之恶”，便移花就木，将太宗所说的“渭水之耻”改为高祖“称臣于突厥”。至于李渊为什么没有同意这一要求，作者主要基于所谓“人的常情”与“必然之理”而做出推论。如作者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中说：
称臣之事，多处于不得已的情形下为之，最低限度也要交涉数次，抗不过敌人的压力，迫于无可奈何之时，才肯接受。那时高祖既刚把突厥击退，又是开头提出交涉，采用启字，高祖左右已表示其不可了，高祖怎能遽尔称臣耶？[46]
在同书中，作者还说：
凡是不肯吃小亏的，必定更不肯吃大亏，这是人的常情，也是必然之理。高祖买突厥马，还恐怕胡人贪利无厌，而故示贫弱；使刘文静请兵，尚希望着数目尽量的少，以免扰民；都是高祖不肯轻易让步的表现，他怎肯于未受压力的初次致书突厥时即自动称臣呢？[47]
李树桐对这一问题的论证尽管十分详细和深入，但始终缺乏有利证据，其结论完全是建立在所谓“人的常情”“必然之理”之上的主观推断，值得商榷。首先，作者认为李渊向东突厥请求和亲之前“刚把突厥击退”，这可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笔者在《李渊空城计巧退突厥兵事献疑》（未刊）中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李渊与东突厥在太原的这次战斗，极有可能是双方共同导演的一出戏，并不能说明当时李渊具有军事上的优势。故所谓李渊击退突厥之事值得商榷。其次，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李渊与东突厥之间经过了反复讨价还价，经过十分曲折，并不存在“初次致书突厥时即自动称臣”的问题。对此，后文将做详细论述。显然，李树桐的推论值得商榷。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李渊在太原起兵过程中称臣于东突厥确有其事。而文章第二部分已经论述过，在太原起兵过程中，李渊与东突厥首次确立了和亲关系。由此可见，李渊与东突厥首次和亲是通过在双方之间确立君臣关系的途径实现的，属于君臣和亲这一类型。
尽管如此，李渊向东突厥称臣与当时其他割据势力向东突厥称臣明显不同。其他割据势力称臣的态度一般都十分明确，一边自称天子，另一边又都接受东突厥的可汗封号，如刘武周自称皇帝的同时，接受了东突厥“定杨可汗”的封号。《旧唐书·刘武周传》记载：
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以妻沮氏为皇后，建元为天兴。[48]
《资治通鉴》记载：
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为皇后，改元天兴。[49]
又比如，梁师都、郭子和等人都是这种情况。《资治通鉴》记载：
梁师都略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国号梁，改元永隆。始毕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左翊卫蒲城郭子和……自称永乐王，改元丑平。……始毕以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以为屋利设。[50]
这些割据势力虽然都称王称帝，但同时都要接受东突厥的封号，对其称臣。与此不同的是，李渊并没有直接向东突厥称臣。李渊首次给始毕可汗写信时提出“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的和亲方案。这里的“主上”指远在扬州的隋炀帝。显然，李渊最初的和亲方案是起兵迎回隋炀帝，恢复隋与东突厥的和亲关系，就像隋文帝时期一样。当然，这只是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并不能代表李渊真实意图。文帝时期隋与东突厥关系最为融洽，启民可汗向文帝称臣，双方确立明确的君臣和亲关系。隋炀帝时期双方和亲关系遭到破坏，即李密批评隋炀帝“和亲绝于突厥”。[51]现在李渊提出恢复隋与东突厥间的和亲关系，“似开皇之时”，这说明李渊最早是希望恢复东突厥向隋称臣的君臣和亲关系。
当然，从当时东亚国际形势来看，李渊这一方案并不切实际，东突厥不可能同意这一和亲方案。据文献记载，始毕可汗收到李渊的来信后明确表示：“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隋主为人，我所知悉，若迎来也，即忌唐公，于我旧怨，决相诛伐。唐公以此唤我，我不能去。”[52]显然，李渊迎回隋炀帝，恢复隋与东突厥君臣和亲关系的方案没有得到东突厥的支持。为什么会这样？从字面意思来看，始毕可汗只是不同意李渊迎回隋炀帝，不愿意让隋炀帝重掌政权，因为他与隋炀帝有“旧怨”，若隋炀帝重掌政权，必不可轻饶他。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因，而且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实际上，在当时东亚国际形势下，即便始毕可汗与隋炀帝没有“旧怨”，李渊恢复隋与东突厥君臣和亲关系的主张和愿望也不切实际。当时隋王朝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各地分裂势力纷纷抬头，帝国即将土崩瓦解；而与此同时，东突厥汗国在始毕可汗的领导下，国力蒸蒸日上，逐渐成为东亚霸主。隋与东突厥实力对比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东突厥不可能再向隋称臣，双方关系也不可能再“似开皇之时”。故始毕可汗收到李渊来信后，随即否定了李渊的方案，进而提出“唐公自作天子”以和亲的修正方案。
对于东突厥提出的“唐公自作天子”的条件，研究者们一般将其解释为东突厥逼迫李渊向其称臣。鉴于当时依附于东突厥的其他割据势力都自称天子的事实，这种解释无疑颇有见地。李渊长期经营河东，现欲以太原为基地起兵反隋，这在东突厥看来与当时其他割据势力并无太大差别。东突厥想把李渊这一反隋势力也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于是东突厥建议李渊“自作天子”，实乃欲复制控制其他割据政权的模式，赐予李渊一个可汗称号，使其臣服于己。显然，始毕可汗这一修正和亲方案，在内容方面与李渊的最初和亲方案实际上已有较大变化，由原来的东突厥向隋称臣变成了李渊向东突厥称臣。
也正因此，李渊对始毕可汗的这一修正和亲方案很是纠结，《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帝开书叹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宁岂如此？但孤为人臣，须尽节。主忧臣辱，当未立功，欲举义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长恶无君，可谓阶乱之人，非复尊隋之事。本虑兵行以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蕃夷，无有从其所劝。’”[53]故李渊收到始毕可汗回信之后，迟迟没有回应。直到数天之后，李建成、李元吉回到太原，李渊才再次召集众人商议，最后提出了“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54]的折中方案。于是李渊再次“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55]始毕可汗接受了李渊的折中方案，“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56]。从当时双方反复讨价还价的过程以及最终结果看，李渊顶住了东突厥的压力，并未直接向东突厥称臣。
李渊为什么不接受东突厥“自作天子”的方案？难道真是不想“自作天子”？显然不是。他之所以拒绝东突厥的方案，主要是因为他非常清楚东突厥提出此方案的真实意图，他不愿向东突厥称臣，不想成其附庸，受其约束，但在当时的东亚国际形势下又无法抗拒东突厥的影响和压力。当时，不仅东突厥本身势力强大，是东亚霸主，而且太原周边不少地方割据势力，如刘武周、梁师都等都已臣服于东突厥，太原已在东突厥及其附庸的包围圈中，若李渊胆敢违抗东突厥的意志，必将遭到东突厥及其附庸的联合围剿。而当时李渊实力相对而言还十分弱。故李渊就有必要想出一个办法，既能避免直接向东突厥称臣，又能避免得罪东突厥，并获得其理解和支持。“废皇帝而立代王”的折中方案就是在此情况下产生的。
表面上看来，在这一折中方案中，李渊只是放弃了继续拥戴隋炀帝的主张，代之以拥立代王为帝，而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始毕可汗之所以拒绝李渊初始和亲方案，表面上看是他不愿隋炀帝重掌政权，实则是他不愿再向隋称臣。不仅如此，他还希望控制李渊这一反隋力量，建立一个以李渊为首的傀儡政权。从始毕可汗“依旨”并遣使来太原交市，以及“许遣兵送帝往西京”的结果来看，李渊“废皇帝而立代王”的折中方案，应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东突厥的称臣要求。史称李渊“诡臣”于东突厥。《新唐书·突厥传》记载：
当此时，四夷侵，中国微，而突厥最强，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皆往从之，惎之谋，导之入边，故颉利自以为强大古无有也。高祖初即位，与和，因数出军助讨贼，故诡臣之，赠予不可计。[57]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五记载，孝宗隆兴元年同知枢密院周麟之也说：
在武德之初则诡臣突厥，在贞观之盛则生擒颉利。[58]
因李渊拒绝东突厥“自作天子”以和亲的修正方案，李渊并未向东突厥直接称臣，故“诡臣”一词颇值玩味，它绝非史臣讳饰之词，也并非“假装称臣”之意，而当别有深意。李渊拒绝“自作天子”，避免了直接向东突厥称臣的局面出现，而又通过“废皇帝而立代王”“诡臣”于东突厥。这说明“废皇帝而立代王”这一折中方案的内容不仅仅是废炀帝而立代王这么简单，极有可能包含有代王登基之后需向东突厥称臣的内容。李渊拥立代王，是代王的臣子，是有主之臣，一臣不事二主，因此，李渊拒绝向东突厥直接称臣。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代王都要向东突厥称臣，李渊作为代王臣子，名义上也可以说是东突厥的臣子。这样李渊就间接称臣于东突厥。这可能就是李渊“诡臣”于东突厥的实情。通过这种方式，李渊成功避免了直接称臣于东突厥的局面，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东突厥控制李渊的政治愿望，巧妙地化解了李渊当时面临的诸多困境。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材料证明。
因此，李渊称臣东突厥一事确实存在，但与其他割据势力的称臣有所不同。其他割据政权是接受东突厥的册封，直接称臣，而李渊则是通过“废皇帝而立代王”“诡臣”于东突厥，是间接称臣于东突厥。
那么，在当时各地割据势力纷纷称臣于东突厥的形势下，李渊如何做到使东突厥接受他的折中方案？这除了艰难的外交谈判之外，可能还与李渊对东突厥所采取的金钱收买政策有关。相关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东突厥“见利而动”[59]的贪婪“特质”的分析和描述。如《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初次给始毕可汗写信时，关于“封题”有过一段争论：
（李渊）仍命封题，署云：“某启”。所司报请云：“突厥不识文字，惟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60]
又《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七年七月，李建成在诋毁李世民时曾说：
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则退。秦王外讬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61]
这些关于东突厥“惟重货财”的看法，虽然不免有些诋毁与夸张，但大体上比较符合东突厥“以战求贿”的社会特征。正是基于这一特征，李渊父子反复使用“贿以金帛”的金钱收买政策，屡试不爽。《旧唐书·突厥传》记载：
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始毕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62]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记载：
帝以初起资其兵马，前后饷遗，不可胜纪。突厥恃功骄倨，每遣使者至长安，多暴横，帝优容之。[63]
在李渊与东突厥首次和亲过程中，李渊同样赠送了大量的财物。如《资治通鉴》卷一八四记载：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64]
不仅如此，在这次和亲过程中，李渊还承诺给东突厥大量好处。如《资治通鉴》记载：
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且与之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始毕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级失特勒先至渊军，告以兵已上道。[65]
后来东突厥派遣兵马随李渊进入长安，应该得到了大量的“金玉缯帛”，只不过文献没有记载而已。因此，可以想象在谈判过程中，李渊派人给东突厥送去大量财物，以此换取东突厥有限的妥协和让步，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东突厥暂时接受了李渊的折中方案，双方建立了一种间接的君臣关系。
由此可见，李渊与东突厥的首次和亲是通过在双方之间确立间接君臣关系，即“诡臣”的途径实现的，属于君臣和亲类型。
四 首次和亲的作用和意义
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前就已制定了明确的和亲东突厥战略，并在起兵过程中首次实施了这一战略，实现了与东突厥的首次和亲。这次和亲关系的确立，为李渊父子反隋建国、统一天下、重建东亚秩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首次和亲关系的建立，使李渊这一反隋势力得到了东突厥的认可和支持，为其壮大势力、巩固太原基地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自隋炀帝即位以来，隋与东突厥的和亲关系逐渐遭到破坏，大业十一年，始毕可汗率大军围困隋炀帝于雁门。此后，东突厥频繁入寇隋朝边郡，尤其是河东北部各郡。与此同时，北方各地方分裂势力逐渐抬头，相继建立依附于东突厥的割据政权。如大业十三年二月，马邑郡斩杀郡守王仁恭，自称太守，遣使附于东突厥。此后，刘武周在东突厥兵马的支持下，迅速攻占雁门、楼烦、定襄等郡。其间东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不久又改定杨天子。在这种形势下，李渊决定以太原为基地起兵，实际上周边形势是极为不利的。
正是在此形势下，李渊开始实施和亲东突厥战略，亲自写信给始毕可汗请求和亲。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实现首次和亲。这次和亲关系的建立，不仅改善了李渊与东突厥的关系，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东突厥不断南下骚扰的局面，还巧妙地化解了刘武周等割据势力的攻势，缓解了太原方面的压力。这为太原这一新生力量的壮大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当年五月己巳日东突厥退兵一直到李渊占领长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东突厥，包括依附于它的刘武周等割据势力都与李渊这一势力保持相对和平与友好的关系。李渊正是抓住和利用了这一有利的外部环境，快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自尔已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众得数万。”[66]随着军队人数的不断增加，李渊还创立了比较完备的三军军事建制。“孤今霸业，差拟晋文，可作三军，分置左右。谋简统帅，妙选其人。”[67]
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李渊开始消灭周边一些顽固拥隋力量，《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太原辽山县令高斌廉拒不从命，仍遣使间行往江都，奏帝主兵。炀帝恶李氏据有太原，闻而甚惧。乃敕东都、西京，严为备御。西河不时送款。帝曰：‘辽山守株，未足为虑。西河绕山之路，当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6月6日），乃命大郎、二郎率众取之。”[68]义军在李建成、李世民的领导下，“往还九日，西河遂定”。[69]
可见，李渊与东突厥首次和亲局面的形成，为李渊壮大势力、巩固太原基地，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为进一步南下攻取长安，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首次和亲关系的建立，稳定了太原后方，为顺利进军关中创造了有利条件。李渊在太原起兵之时面临的局势非常复杂，不仅要面对隋朝拥护者的对抗和进攻，还要面对北方东突厥势力与刘武周等割据政权。李渊与当时其他割据政权的建立者如刘武周、梁师都等不同，在起兵之前就制定了明确的占领关中、挟天子以令诸侯，进而一统天下的战略决策，而不是以太原为中心建立地方性割据政权。故李渊在壮大势力、巩固太原基地之后，很快就制订了进取关中的具体计划。按照“往还九日”的记载，大约在6月15日，平定西河的大军班师回到太原，大约20天以后，李渊便誓师进取长安，“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文武后事并委焉。义师欲西入关，移营于武德南。癸丑，将引帝立军门，仗白旗而大号誓众”。[70]大军出发以后，太原就成了李渊的后方基地，义军家眷都留在太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71]因此，能否确保太原这一后方基地的安全，成为李渊此次行动成败与否的关键。
李渊非常清楚这一点，故在大军出发之前，他已派刘文静再次前往东突厥。刘文静此次出使，一方面是为了请求东突厥兵马支援，六月“乙巳，康鞘利等还蕃。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72]。另一方面是担心东突厥会趁李渊进攻关中的时机进攻太原，这可从刘文静临行前李渊的叮嘱中看出，“静辞，帝私诫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敬烦天心，欲存民命。突厥多来，民无存理。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又胡马牧放，不烦粟草。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73]显然，刘文静请兵东突厥，固然有寻求帮助的意思，但是也不乏牵制东突厥，稳定太原后方，解决李渊大军后顾之忧的用意。
正因如此，在李渊挥师进攻关中的过程中，由于东突厥承诺的兵马迟迟未到，当时军中传言东突厥将联合刘武周“乘虚掩袭太原”，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少人主张回师太原。[74]后来，刘文静以及东突厥兵马到来，才稳定了军心。这说明在当时的局势下，处理好与东突厥的关系，对于稳定太原后方很重要。因此，李渊与东突厥首次和亲关系的建立，稳定了太原后方，为顺利进军关中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是李渊制定与最初实施和亲东突厥战略的主要目标。
再次，首次和亲关系的建立，使李渊争取到了东突厥的兵马支持，增强了信心和实力，为顺利占领长安提供了保障。当时东突厥势力强盛，是东亚世界的霸主，争取到其兵马支持，对于李渊实现其进攻关中、占领长安的战略目标也十分有利。因此，李渊在起兵过程中，也积极争取东突厥武力支持。这也是李渊最初制定与实施和亲东突厥战略的另一目标。
为了处理好与东突厥的关系，李渊在起兵之前便开始实施和亲东突厥的战略，专门写信给东突厥始毕可汗，请求和亲，并提出两种具体的实施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双方和亲，而且东突厥派兵马协助进攻长安，第二种方案是双方只是和亲，东突厥不派兵马，言外之意就是要东突厥不干预、不破坏李渊军事计划。两种方案，看似平行，实为上、下两策。前者为上策，是李渊积极争取的方案；后者是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最后，东突厥选择了第一种方案，明确表示“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75]显然，东突厥不仅同意了李渊的和亲请求，还同意派遣兵马参与李渊的军事行动。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李渊与东突厥之间一直维持着和亲关系，突厥派遣一支由500人、2000匹马组成的军队协助李渊的军事行动，而李渊则履行着相应的承诺。
通过此次和亲东突厥战略的实施，李渊争取到了东突厥武力支持，增强了信心和实力，为顺利进军关中、占领长安创造了条件，在唐朝建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首次和亲关系的建立，是李渊父子对与东突厥相处、相资之道的成功探索。隋炀帝后期，由于内外政策失当，社会矛盾激化，帝国逐渐衰落。李渊曾说：“当今天下贼盗，十室而九，称帝图王，专城据郡。”[76]而与此同时，北方草原上的东突厥帝国，在始毕可汗的领导下，势力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东亚霸主。在此背景下，李渊长期在楼烦、马邑等河东北部地区任职，与东突厥多有接触。鉴于隋炀帝“和亲绝于突厥”外交政策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他提出和亲东突厥战略，并在太原起兵过程中将这一战略付诸实践，实现双方首次和亲。这一战略的首次实施，不仅为李渊壮大势力、巩固太原基地，进而进军关中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而且李渊借此争取到了东突厥的兵马支援，增强了信心和实力。由此可见，这是李渊在当时背景下，对与东突厥相处、相资之道的成功探索。这一成功经验为李渊父子统一天下、重建隋末东亚秩序创造了条件，在隋末东亚政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刘兴成：云南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1]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唐与突厥‘和亲’问题再研究”（项目批准号：2015GH10）阶段性成果。
[2]王桐龄：《汉唐之和亲政策》，《史学年报》1929年第1卷第1期。
[3]王寿南：《唐代的和亲政策》，《唐代研究论集》（第四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
[4]周佳荣：《唐代“和亲”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王双怀、周佳荣：《论唐代的和亲公主》，《唐史论丛》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6。
[5]古晓凤：《论唐王朝与突厥的和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A2期。
[6]邝平樟：《唐代和亲公主考》，《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
[7]林恩显：《隋唐两代对突厥的和亲政策研究》，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0年第3期。
[8]张效禹：《略论汉唐的“和亲”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9]崔明德：《对唐朝和亲的一些考察》，《历史教学》1983年第12期。
[10]崔明德：《汉唐和亲简表》，《历史教学》1990年第3期。
[11]崔明德：《唐与突厥和亲述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2]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人民出版社，2007。
[13]刘兴成：《唐与突厥“和亲”研究述评》，《中国民族学》第16辑，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
[14]刘兴成：《试论判定政治联姻的标准问题——以唐与突厥“和亲”研究为例》，《中国边疆学》2015年第2期。
[15]《旧唐书》卷60《李瓌传》，中华书局，1975，第2350页。
[16]《新唐书》卷78《李瓌传》，中华书局，1975，第3525页。
[17]《资治通鉴》卷190，中华书局，2014，第6067页。
[18]《资治通鉴》卷191，第6103—6105页。
[19]（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页。
[20]《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8页。
[21]《资治通鉴》卷183，第5841页。
[22]《资治通鉴》卷183，第5841页。
[23]《资治通鉴》卷183，第5827页。
[24]《资治通鉴》卷183，第5831—5832页。
[25]《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7—9页。
[26]《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9页。
[27]《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10—11页。
[28]《唐会要》卷94《北突厥》，中华书局，1955，第1687页。
[29]《资治通鉴》卷184，第5845—5848页。
[30]《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第25页。
[31]《资治通鉴》卷184，第5851页。
[32]《资治通鉴》卷184，第5848页。
[33]《资治通鉴》卷184，第5849页。
[34]《资治通鉴》卷184，第5850页。
[35]《资治通鉴》卷184，第5857—5858页。
[36]《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9页。
[37]刘兴成：《“和亲”辨义——对“和亲”即政治联姻传统观念的质疑》，《民族史研究》第1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
[38]刘兴成：《政治关系亲属化才是“和亲”的真正内涵与实质》，《唐都学刊》2017年第6期。
[39]刘兴成：《中国古代“和亲”类型新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0]刘兴成：《中国古代“和亲”类型及相关问题新论》，《西北民族论丛》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41]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岭南学报》第十一卷第2期。
[42]张耕华：《陈寅恪、吕思勉治史风格的异同——以唐高祖称臣突厥之考辨为例》，《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
[43]李树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唐史考辨》，台湾中华书局，1979。
[44]李树桐：《再辩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唐史新论》，台湾中华书局，1985。
[45]李树桐：《三辩唐高祖称臣于突厥》，《唐史索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46]《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唐史考辨》，第218页。
[47]《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唐史考辨》，第219页。
[48]《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第2253页。
[49]《资治通鉴》卷183，第5832页。
[50]《资治通鉴》卷183，第5832—5833页。
[51]《旧唐书》卷53《李密传》，第2210页。
[52]《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9页。
[53]《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9—10页。
[54]《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10页。
[55]《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10页。
[56]《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10—11页。
[57]《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第6069页。
[58]《历代名臣奏议》卷335，第27页，《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6096页。
[59]《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第6069页。
[60]《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9页。
[61]《资治通鉴》卷191，第6101页。
[62]《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53—5154页。
[63]《资治通鉴》卷185，第5902页。
[64]《资治通鉴》卷184，第5845页。
[65]《资治通鉴》卷184，第5850页。
[66]《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11页。
[67]《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11页。
[68]《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12页。
[69]《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13页。
[70]《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第18页。
[71]《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第26页。
[72]《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14页。
[73]《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14页。
[74]《资治通鉴》《大唐创业起居注》等文献均有记载。
[75]《资治通鉴》卷184，第5846页。
[76]《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