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开皇十五年《鹿善暨妻刘氏墓志》释读[1]
周晓薇 李皓
提要:隋代鹿善与其子唐代鹿裕墓志铭近年先后出土于咸阳和西安两地,此一门鹿氏乃为“作牧凉土,名高河外”的鲜卑族属,且鹿善祖鹿悆更在《魏书》与《北史》中有传,鹿善之子鹿愿也见载于《隋书》与《北史》的《裴矩传》、《谯国夫人传》和《周法尚传》中,鹿善娶弘农刘氏白马公之女,北周建德五年死于伐齐之战,入隋后追封河内郡公,鹿善之子鹿裕亦高攀为唐高祖李渊妹夫,遂致其家族入唐后犹能在政治社会地位上得以荣升,则新出鹿善父子墓志正是可资史志互证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鹿善 鹿裕 胡族 墓志 隋唐
隋开皇十五年(595)《鹿善暨妻刘氏墓志》(见图1、图2),2009年出土于咸阳渭城区底张镇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征地区域,志石今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该墓志披露于《陕西咸阳隋鹿善夫妇墓发掘简报》[2],去岁,又见唐贞观元年(627)鹿善之子、唐高祖李渊妹夫鹿裕墓志拓本流于坊间,兹据鹿善父子墓志一并考之。《鹿善暨妻刘氏墓志》志文31行,满行30字,正书,有方界格。盖题“周故上大将军河内国鹿壮公之墓志铭”16字,4行,行4字,阳文篆书,有方界格。志石长66厘米、宽69厘米、厚8.5厘米。志盖盝顶,长67厘米、宽70厘米、厚8.5厘米。志石四侧与志盖四杀均为素面。墓志文字如下:
图1 隋开皇十五年《鹿善暨妻刘氏墓志》志盖拓本
图2 隋开皇十五年《鹿善暨妻刘氏墓志》拓本
周故上大将军河内鹿壮公墓志铭
公讳善,字基诞,济阴乘氏人,汉巴郡太守旗之后也。自白虎戏朝,黑龟出地,导灵源而不绝,延庆绪而无穷。十世祖敷,作牧凉土,名高河外;祖悆,字永吉,魏给事黄门侍郎、梁州刺史、定陶侯,枕仁席义,秉德蹈道,入拜青琐,出辟丹帷,振风彩于当年,垂声猷于没世;父僧晓,大丞相府内郎、开府仪同三司、定陶侯。志气宏远,襟神爽亮,内赞霸朝,外开幕府,英规重誉,籍甚一时。公禀气川岳,降精亢昂,鸿鹄同远大之心,龟虎表公侯之相。击羊头之剑,传法竹林;弯乌弭之弓,擅名扬叶。至如黄石玄女,军决兵韬,鹤迾鹅化之形,龙滕蛇首之势,莫不深研机数,妙体权奇,理翮而待风飙,潜鳞而须云雨。周武成二年补都督,后为左侍上士。保定元年授帅都督。天和三年转大都督。五年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黑首亚公,黄扉早辟,礼祑增峻,任寄逾重。授小司金大夫。六年,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七年,转司金大夫,又为同州总监。于时九州未壹,三方鼎峙,军国所须,器械弥切。公规度指授,夙夜经始。函人桃氏之工,效其技业;武库云台之仗,积若丘山。周武资此五戎,亲行九伐,公亦率兹介士,陪随革辂。而义心感激,雄志从横,既陷敌而摧锋,遂捐生而殉节。春秋卅有五,薨于并州之阵。武皇言念虎臣,哀深辍食,饰终之典,有加恒数,赠上大将军、金安齐平广沧六州诸军事、六州刺史,追封河内郡开国公,邑二千户,谥曰壮公。夫人刘氏,弘农人。父猛,开府仪同三司、白马公。世擅羽仪,门传礼教。夫人禀润珠薮,资芳兰簿,风神秀澈,性质闲婉。作俪君子,缉谐内政,始欣举案,终泣崩城。以桃李之年,守松筠之节,徙居引综,垂训诸子,象贤载德,克广前基。以大隋开皇二年拜河内国太夫人。而草尘易落,风树难止,以开皇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寝疾,薨于大兴县广福里第,时年五十三。世子上大将军、信州总管、河内公愿兄弟等,仰惟陟岵,感缠霜露,永念倚闾,哀集荼蓼。乃以十五年岁次乙卯十月丙戌朔廿一日丙午合葬于洪渎原,恐石路松摧,空传两鹤之地;丰城气灭,莫知双剑之所。乃为铭曰:
玉筐廌祉,金符效灵。根深叶茂,源洁流清。凉州秉德,树以风声。曰祖曰祢,咸擅民英。惟公秀出,早标器望。风表瑰奇,心神雄王。闻义斯践,当仁不让。提剑曲城,横弓矍相。云足远,抟空羽逸。一就嘉招,频升显祑。高辟盛府,仪形鼎实。笳管咽风,幡旗炫日。誓众汾浦,陈师晋阳。蛇分帝白,龙战血黄。威行敌败,功立身亡。哀缠齐妇,悲深杞梁。青鸟定兆,玄宫永厝。夫人之城,将军之树。寒原旷野,含烟笼露。勒此泉门,腾芳垂衮。
志云“公讳善,字基诞,济阴乘氏人,汉巴郡太守旗之后也”。据《元和姓纂》卷一〇“鹿”氏云:“赵大夫食采五鹿,因氏焉。汉有巴郡太守鹿旗。”鹿氏有巴郡、济阴、河南三房。济阴房云:“后梁有乐郡太守鹿蕴,见《十六国春秋》。元孙悆,西魏光禄大夫、河内公,自西平徙济阴;孙善,隋长春宫监、河内公,生願、裕、注。願,唐司农少卿、定陶公。注,巂州司功。”[3]岑仲勉校记指出“后梁”为“后凉”之讹,“乐郡”为“乐都郡”之夺。又指出“願”误,应作“愿”。且任唐司农少卿、定陶公者应为愿弟裕,因“愿卒隋末,未迨事唐也”。[4]今据墓志,多可佐证岑氏之说。又,《魏书·官氏志》载余部诸姓内入者有“阿鹿桓氏后改为鹿氏”[5],《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三”“赵邑鹿氏”亦云:“赵大夫食采五鹿,因氏焉。汉有巴郡太守鹿旗,子孙因家焉。又阿鹿元氏,改为鹿氏。后魏黄门侍郎鹿悆。”[6]可知北朝鹿氏又有鲜卑胡族一系[7],而鹿善一支当即鲜卑族属。
志云“十世祖敷,作牧凉土,名高河外”,鹿敷,史传与《元和姓纂》皆不载,而“凉土”“河外”之说,正道出其鲜卑民族属性。志云“祖悆,字永吉,魏给事黄门侍郎、梁州刺史、定陶侯”。《魏书》卷七九、《北史》卷四六皆为鹿悆立传。《魏书》本传略云“鹿悆,字永吉,济阴人。父生,在《良吏传》……庄帝为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监临淮王彧军”,诏封“定陶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永安中,入为左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又以前赏悆入徐之功未尽,增邑二百户,进爵为侯……及东徐城民吕文欣杀刺史元大宾,南引贼众,屯栅曲术,诏悆使持节、散骑常侍、安东将军,为六州大使,与行台樊子鹄讨破之……还,拜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寻诏为使持节、兼尚书左仆射、东南道三徐行台……普泰中,加征东将军,转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兼度支尚书、河北五州和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时荥阳民郑荣业等聚众反,围逼州城。悆不能固守,遂以城降。荣业送悆于关西。”[8]本传与墓志所载差相符合,且本传多详于墓志,如鹿悆入关西之因由,乃是在天平年间被俘虏,遂从东魏进入长安。鹿悆本传与《鹿善墓志》均未载悆封“河内公”爵,《鹿善墓志》则仅云鹿善殉国后被“追封河内郡开国公”,故《元和姓纂》记鹿悆为“河内公”,未详是否可信。且鹿善卒于北周建德五年(576),则《元和姓纂》记鹿善尝任“隋长春宫监、河内公”者,自亦有误。志云鹿善“父僧晓”,史传与《元和姓纂》皆无载,据志又知其曾任“大丞相府内郎、开府仪同三司、定陶侯”,“内郎”即“中郎”,隋代避讳文帝父杨忠嫌名改“中”为“内”。
鹿善,史传无载。据墓志知其“周武成二年补都督,后为左侍上士。保定元年授帅都督。天和三年转大都督。五年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六年,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七年,转司金大夫,又为同州总监”,“于时九州未壹,三方鼎峙,军国所须,器械弥切。公规度指授,夙夜经始。函人桃氏之工,效其技业;武库云台之仗,积若丘山。周武资此五戎,亲行九伐,公亦率兹介士,陪随革辂。而义心感激,雄志从横,既陷敌而摧锋,遂捐生而殉节。春秋卅有五,薨于并州之阵”。可知鹿善是在跟随周武帝攻伐北齐的战役中捐躯于并州的。据《周书》卷六《武帝纪下》载,建德五年十二月,在并州进行的伐齐战役打得非常艰苦:“戊午,高延宗僭即伪位,改年德昌。己未,军次并州。庚申,延宗拥兵四万出城抗拒,帝率诸军合战,齐人退,帝乘胜逐北,率千余骑入东门,诏诸军绕城置阵。至夜,延宗率其众排阵而前,城中军却,人相蹂践,大为延宗所败,死伤略尽。齐人欲闭门,以阍下积尸,扉不得阖。帝从数骑,崎岖危险,仅得出门。至明,率诸军更战,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9]北周军队“死伤略尽”,周武帝由数骑护拥而冒险突围,第二天早晨再次进攻方拿下并州,取得灭齐的决定性胜利。鹿善正是在此次浴血奋战中捐躯殉国,后被周武帝追“赠上大将军、金安齐平广沧六州诸军事、六州刺史,追封河内郡开国公,邑二千户,谥曰壮公”。又见新出土唐贞观元年(627)鹿善子《鹿裕墓志》拓本(见图3),所记“曾祖永吉,东魏尚书左仆射、徐州大行台、定陶侯……祖晓,周上柱国、兖州刺史、河内郡公,父善,使持节、上柱国、金安齐平兖五州刺史十州诸军事、河内郡开国公”,鹿裕在隋初又曾随蜀王入蜀,领左库真、大都督,又任鄫州司马、濮阳令,更娶唐景皇帝之孙、太上皇之妹,入唐又任司农少卿、西韩州刺史[10],可见鹿氏一支入唐后之政治地位犹高。另外,据《鹿裕墓志》又可佐证前文所说岑仲勉纠正《元和姓纂》之“任唐司农少卿定陶公者应为愿弟裕”一语不误,只是鹿裕并未见袭爵“定陶公”,故袭定陶公者可能还是鹿善的长子鹿愿。
图3 唐贞观元年《鹿裕墓志》拓本
鹿善夫人刘氏,为弘农人。其父白马公刘猛,史籍无载。志云刘氏家传礼教,“风神秀澈,性质闲婉。作俪君子,缉谐内政”。这位相貌秀丽、品性婉柔的妇女,“始欣举案,终泣崩城”,且“以桃李之年,守松筠之节”。寡妇守节,还要承担养孤的重任,刘氏“徙居引综,垂训诸子,象贤载德,克广前基”,如此叙述,亦正合乎隋代社会对女性贞节道德观念的主流引导,更因此得以在“大隋开皇二年拜河内国太夫人”。志云“世子上大将军、信州总管、河内公愿”,可知长子鹿愿爵“河内公”乃袭承其父焉。鹿愿,《隋书》《北史》均有提及,事迹见《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明年,奉诏巡抚岭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进等相聚作乱,吴、越道闭,上难遣矩行。矩请速进,上许之。行至南康,得兵数千人。时俚帅王仲宣逼广州,遣其所部将周师举围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赴之,贼立九栅,屯大庾岭,共为声援。[11]
关于鹿愿参与平叛王仲宣事,又见于《隋书》卷八〇《谯国夫人传》的记载:
未几,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领皆应之,围洸于州城,进兵屯衡岭。夫人遣孙暄帅师救洸。暄与逆党陈佛智素相友善,故迟留不进。夫人知之,大怒,遣使执暄,系于州狱。又遣孙盎出讨佛智,战克,斩之。进兵至南海,与鹿愿军会,共败仲宣。[12]
关于鹿愿之死,《隋书》卷六五《周法尚传》云:“炀帝嗣位,转云州刺史。后三岁,转定襄太守,进位金紫光禄大夫。时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宫。……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杀将军鹿愿,围太守萧造,法尚与将军李景分路讨之。”[13]所谓“时帝幸榆林”之史实,可证之《隋书》卷三《焬帝纪》载大业三年六月“戊子,次榆林郡”,“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14]由是知鹿愿卒年当为隋炀帝大业四年。盖缘史料阙遗不足,《隋书》有云:“时有将军鹿愿、范贵、冯孝慈,俱为将帅,数从征讨,并有名于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无所述焉。”[15]今据《鹿善墓志》,则不仅可知鹿愿的祖籍、世系,亦可知其父鹿善一生行事及其母亲刘氏家族概况,以及可以补鹿愿开皇十五年所任“上大将军、信州总管、河内公”之职官与爵位。
志云刘氏“以开皇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寝疾,薨于大兴县广福里第,时年五十三”,“乃以十五年岁次乙卯十月丙戌朔廿一日丙午合葬于洪渎原”。鹿善卒于建德五年,享年三十五岁,刘氏卒于开皇十三年,享年五十三岁,则鹿善生年竟比刘氏小一岁。广福里,隋大兴城无此辖于大兴县之坊里名,推测墓志葬在开皇年间,大业以后或因避炀帝名讳而改名且为史籍所缺载焉[16],姑且视为待考之大兴城新见里名[17]。葬地洪渎原,亦多作洪渎川。传世文献所见有北周庾信《庾子山集注》卷一一《周使持节大将军广化郡开国公丘乃敦崇传》“以天和六年某月日葬于长安之洪渎原”。[18]《隋书》卷八〇《兰陵公主传》:“主忧愤而卒,时年三十二。临终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诗,鄎妫不言,传芳往诰。妾虽负罪,窃慕古人。生既不得从夫,死乞葬于柳氏。’帝览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于洪渎川,资送甚薄。朝野伤之。”[19]《北齐书》卷八《幼主纪》:“至大象末,阳休之、陈德信等启大丞相隋公,请收葬,听之,葬长安北原洪渎川。”[20]出土碑志文献所见有庾信撰北周建德二年(573)《宇文显墓志铭》“以今建德二年二月廿五日迁葬于咸阳石安县之洪渎原”[21]。庾信撰北周天和元年(566)《豆卢恩碑》“天和元年二月六日葬于咸阳之洪渎川”[22]。1988年出土于咸阳市底张湾飞机场候机楼基址的北周宣政元年(578)《若干云墓志》“窆于泾阳洪渎川赵村东北”[23]。1988年前后出土于咸阳市底张湾的北周大成元年(579)《尉迟运墓志》“反葬于咸阳郡泾阳洪渎乡永贵里”[24]。隋开皇三年(583)《王士良墓志》“粤其年岁次癸卯十一月丙申朔十四日己酉迁葬泾阳县洪渎川”[25]。隋开皇十五年(595)《段威暨妻刘妙容墓志》“以十五年岁次乙卯十月丙戌朔廿四日己酉合厝于洪渎川奉贤乡大和里”[26]。隋开皇二十年(600)《独孤罗墓志》“粤廿年岁次庚申二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厝于雍州泾阳县洪渎原奉贤乡静民里”[27]。隋仁寿元年(601)《元威妻于宜容墓志》:“以仁寿元年五月十九日气疾而终,时年五十有八。即以其年十月廿二日合葬于咸阳洪渎川。”[28]贺知章撰唐开元十五年(727)《杨执一墓志》“与故夫人独孤氏同祔于京兆府咸阳县洪渎原”[29],等等。可知从北周到隋唐,洪渎原与洪渎川的名称一直被沿用。在行政区划上,洪渎原在隋代隶属京兆郡雍州泾阳县(咸阳县),而不属长安县。其地理位置大约在今渭河北岸从咸阳市到窑店镇以北呈东西走向的原地,亦即文献中所称的长安北原或咸阳北原。北朝旧臣与北胡豪贵的家族茔域,在西魏、北周与隋代多集中在咸阳北原之地,鲜卑族河内郡公鹿善得以葬在今咸阳以北的洪渎原上,自然也是属于这一类族群范畴。
新出唐贞观元年(627)鹿善之子《鹿裕墓志》略云:“君讳裕,字法藏,兖州定陶县人。汉五鹿充宗之后也。……曾祖永吉,东魏尚书左仆射、徐州大行台、定陶侯。……祖晓,周上柱国、兖州刺史、河内郡公。父善,使持节、上柱国、金安齐平兖五州刺史、十州诸军事、河内郡开国公。”鹿裕“周建德三年,释褐任东宫司射上士。……隋开皇二年从蜀王入蜀,领左库真、大都督。仁寿二年,任鄫州司马。四年,寻转东郡濮阳县令。……武德二年,诏授司农少卿。四年,任龙门镇将。六年,任西韩州刺史。……以贞观元年八月十七日薨于京城崇仁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八。妻李氏,唐景皇帝之孙、太上皇之妹。……即以其年岁次丁亥十二月己卯朔十七日乙酉合葬于雍州万年县少陵乡之原小陵原礼也。”[30]由是可知“鹿氏”与“五鹿”确为同源姓氏,汉以后皆称鹿氏焉。五鹿充宗即汉元帝时少府,著有《易略说》三篇,见载于《汉书·百官表》及《艺文志》。《鹿善墓志》云“济阴乘氏人”,《鹿裕墓志》则云“兖州定陶县人”,盖鹿氏先从“西平徙济阴”,复缘鹿悆与鹿晓皆封定陶侯且鹿晓又任兖州刺史遂再徙籍于斯焉。至于鹿善被“追封河内郡开国公”,或许与鹿晓尝封河内郡开国公有关。鹿裕妻李氏为唐代景皇帝李虎之孙、太上皇李渊之妹,这应该是鹿裕在入唐后能够升任西韩州刺史的重要资本。《新唐书》仅载世祖一女,即高祖同母妹而下嫁隋州刺史王裕的同安公主[31],故此鹿裕妻李氏当为史传所缺载焉。鹿善在大兴城所居“广福里”之位置虽无着落,但鹿裕在长安城中所居之“崇仁里”则可知位于朱雀街东第三街街东从北第四坊。由葬地“少陵乡之原小陵原”之谓,又可知唐贞观元年(627)已有“少陵乡”之谓,而“小陵原”之名亦并未消失,此志即犹称“小陵原”焉,这说明“小陵”与“少陵”名称的并用及“少陵”名称的出现至少始于贞观元年,直到贞观末年至永徽初年,“小陵原”的称谓方始绝迹。[32]从鹿善葬于咸阳洪渎原到鹿裕葬于京城长安少陵原,葬地的变迁应能见证鹿氏虽非枝繁叶茂的鲜卑世家大族,却毕竟因缘与李唐皇族结亲而获得了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荣升。
(周晓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皓: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新出隋代墓志铭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4AZS004)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北朝时期区域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8BZS048)阶段性成果。
[2]刘呆运、苏庆元、李明等:《陕西咸阳隋鹿善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4期。
[3](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中华书局,1994,第1440页。
[4](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第1441页。
[5]《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第3008页。
[6]郑樵撰《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三”,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上册第93页。
[7]参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卷三“鹿氏”,中华书局,2007,第80—81页。
[8]《魏书》卷七九《鹿悆传》,第1761、1764、1765页。《北史》卷四六本传略同。鹿悆父鹿生载入《魏书》卷八八《良吏传》,《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又作“鹿树生”,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内入诸姓“鹿氏”以为“树生盖其原名,而收书省作单名耳”。姚薇元又举说“龙门石刻有魏孝昌二年《鹿登等三十三人造像记》,题名有鹿姓者十七人,疑亦鲜卑族人”。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81页。
[9]《周书》卷六《武帝纪下》,第98页。
[10]近年出土于西安南郊少陵原,据笔者自藏拓本著录。
[11]《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77页。《北史》卷三八《裴矩传》略同。
[12]《隋书》卷八〇《谯国夫人传》,第1802页。《北史》卷九一《谯国夫人传》略同。
[13]《隋书》卷六五《周法尚传》,第1528—1529页。《北史》卷七六《周法尚传》略同。
[14]《隋书》卷三《焬帝纪》,第70页。
[15]《隋书》卷六四《王辩传》之后一段文字,第1521页。《北史》卷七八《王辩传》之后一段文字同。
[16]文献记载隋大兴城有一辖于长安县之广恩坊,位于朱雀街西第四街街西从北第五坊。《长安志》卷一〇《唐京城四》“长寿坊”条曰:“隋曰广恩坊,避炀帝讳改。”宋敏求撰,《长安志》,辛德勇、郎洁点校,三秦出版社,2013,第338页。
[17]参周晓薇、王其祎《片石千秋:隋代墓志铭与隋代历史文化》第六章“隋代两京地名稽考”中的“辖于大兴县之地名”,科学出版社,2014,第204—210页。
[18]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册,许逸民校点,中华书局,1980,第666页。
[19]《隋书》卷八〇《兰陵公主传》,第1798页。
[20]《北齐书》卷八《幼主纪》,中华书局,1972,第111—112页。
[21]王其祎、李举纲:《新出土北周建德二年庾信撰〈宇文显墓志铭〉勘证》,《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第491页。
[22]石存咸阳市博物馆。
[23]贠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第72页。
[24]贠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第101页。
[25]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1册,线装书局,2007,第93页。
[26]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2册,第196页。
[27]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2册,第312页。
[28]石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参见赵宝良、王仓西等《隋元威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
[29]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石。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336—1338页。
[30]孔夫子旧书网宝玥斋书屋与集古楼皆有拓本披露。
[31]《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中华书局,1975,第3642页。
[32]参周晓薇、王其祎《新见隋代〈尚衣奉御尹彦卿墓志〉研读——兼说“小陵原”与“少陵原”的名称沿革》,《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