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九八四》（2）
第一节
那是四月里一个明朗而清冷的日子，时钟正报十三点。温斯顿·史密斯把下巴缩进胸前，竭力躲避讨厌的冷风，急匆匆地穿过胜利大厦的一道道玻璃门，不过快归快，却无法防止随他刮进来的一股沙尘。
门厅闻得见熬圆白菜和旧席片的气味。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宣传画贴在墙上，在室内陈设显然大而无当了。那上面只画了一张硕大无比的脸，足足有一米宽：一张四十五岁男人的脸，蓄着一撇浓密的黑胡子，见棱见角的五官很漂亮。温斯顿径直走向楼梯。想坐电梯只能白想。即便在最好的时刻，电梯也很少运行，何况眼下是白天时间，电路早拉闸了。为过仇恨周做准备，节约用电势在必行。住宅在七层，温斯顿三十九岁了，右脚脖子上有一片静脉曲张，爬楼慢吞吞的，一路上休息了几次。每到楼梯平台，电梯的对面，宣传画上那张硕大无比的脸，从墙上正往下审视。这种宣传画如出一辙，眼神画得很绝，两只眼睛盯着人不放，你走哪里追到哪里。画中人下面写了一行字：老人家在关注你。
住宅里，一条洪亮的嗓子在读一串数字，与生铁总产量有关。这声音来自一块椭圆形金属板，像一面模糊的镜子，构成了右边墙壁的一部分。温斯顿关掉开关，那声音低下去不少，只是说出来的话依然清晰可辨。这个装置（名叫电屏）可以调低声音，但是无法完全把它关上。他径直走到窗户前：他身材矮小，羸弱，单薄的身子越发凸显了那身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的统一制服。他的头发金灿灿的，脸色天生红润，脸皮却由于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剃刀片糟践得不成样子，更别说被刚刚过去的冬天的寒冷侵袭过了。
室外，即便通过关上的窗格，世界看起来也是冷飕飕的。下面的街道，阵阵冷风吹起小小的旋涡，把尘土和碎纸卷扬起来，尽管太阳炫耀，天空碧蓝，然而似乎任何东西都毫无色彩，只有宣传画张贴得到处都是。那张黑胡子浓密的脸占据了每个显眼的地方，咄咄逼人地向下注视。紧邻对面的那座房子的正面，就有这样一幅人像。老人家在关注你，人像下面的文字说，与此同时那双黑洞洞的眼睛直愣愣地逼视着温斯顿的双眼。下面街道沿路，还有一幅宣传画，一个角撕破了，在风中一张一弛地摔打，把宣传画上唯一的一个词“营私会”一会儿盖住，一会儿露开。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一闪而过，像一只绿头大苍蝇盘旋一会儿，打一个弯儿飞走了。这是警察巡逻，在窥探人们的窗户。不过，警察巡逻无关紧要。要命的是思想警察。
温斯顿的身后，电屏上传出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总产量，以及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屏管接受也管放送。温斯顿只要弄出声响，比低声细语稍大一点儿，电屏就会悉数接受；更有，只要温斯顿待在那个金属板可控的视野范围，就会被电屏看到并听见。不用说，你无法知道你是否被关注，随时随地被关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系统，思想警察介入任何个人的线路，都只能靠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到，他们关注每个人，随时随地。总之，他们可以介入你的线路，肆无忌惮。你不得不依靠本能形成的习惯活着，习惯成自然地生活——那就是假定你弄出的每一个声响都被听见了，而且，除非在黑地里，你的每一个行动都被监控到了。
温斯顿一直背对着电屏，这样比较安全。虽然，如同他很清楚的，即便是脊背也会暴露问题。一公里远就是真理部，他上班的地方，大厦拔地而起，雄踞于肃穆的市景之上，白花花一片。他带着一种模糊的反感情绪想到——这，这就是伦敦，一号简易机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简易机场本身就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努力搜寻一些童年的记忆，可以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向就是这个样子。这城市是不是一向就是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组成的景象，山墙靠木头支撑起来，窗户上挡上了硬纸板，屋顶上覆盖了凹凸不平的铁片，乱糟糟的花园墙壁东倒西歪？轰炸过的遗址上墙灰尘土弥漫空中，柳叶菜在碎石堆上杂乱无章；炸弹炸出来空地的地方怎么就一下子冒出来鸡笼一样的一丛丛破烂的木头住房呢？不过想也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他儿时的景象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串明亮的场景，没有背景映衬，几乎辨别不出来了。
真理部——用新话语[1]来说叫“真部”，一眼看去与任何别的物体都迥然不同。它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闪闪有光，高耸入云，拾级而上，三百米凌空而起。从温斯顿站立的地方望去，正好看得见白色正面墙上凸显出来的大字，那是党的三句口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真理部，据说，仅地面上就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建筑构造大同小异。在伦敦城里，类似的样式和规模的建筑物还有三处。它们在周围的建筑中大有一览众山小之势，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你能同时把四座大楼尽收眼底。它们是四大部门的大本营，整个政府机构划分成了四个大部：真理部，控制新闻、娱乐、教育以及艺术；和平部，主管战争；仁部维护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它们的名字用新话语来说，即真部、和部、仁部和富部。
仁部是真正令人胆战的部门。整栋建筑都没有窗户。温斯顿从来没有涉足过仁部，连半公里的范围都不敢涉足。那地方就不可能进入，除非办公事，即使办公事也得通过重重倒刺铁丝网、铁门以及暗藏的机关枪掩体。就连通着仁部外围道道阻隔的街道，都有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卫站岗放哨，个个凶神恶煞，佩发了多节警棍。
温斯顿猛然转过身来。他立即把面孔换成了一副相当乐观的表情，这是面对电屏时最可取的脸色。他穿过房间，进入狭窄的小厨房。一天中这个时辰离开部里，他已经牺牲了食堂的午餐，他知道厨房里没有食物，只有一块黑色面包，却是硬省下来第二天早餐吃的。他从架子上取下一瓶无色的流质，上面拴了一个标签，标明“胜利杜松子酒”。这种酒给人一种病态的油腻腻的味道，如同中国的黄酒。温斯顿倒出来差不多一满勺酒，鼓起勇气遭一次罪，如同吞服一剂苦药，喝了下去。
瞬间，他的脸变得通红，泪水夺眶而出。这东西像硝酸，吞咽下去顿时感到后脑勺上像挨了一橡皮棍，麻酥酥的感觉。不过，过了一会儿，他肚子里的烧灼感缓和下去，这世界开始看起来令人振奋了。他从一个瘪瘪的烟盒抽出一支香烟，牌子叫“胜利香烟”，毛毛糙糙地竖起来，烟末儿洒落了一地。抽第二支香烟时，他保住了香烟的完整。他返身回到起居室，坐在一张摆在电屏左边的小桌子前。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个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笔记本，红色后皮，大理石纹路的封面。
不知出于什么道理，安在起居室的电屏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按常理，它应该安装在端墙上，居高临下地监控整个房间，却安装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电屏的一侧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壁龛里，这地方在住宅修建时，可能是准备用来摆放书架的。安坐在这壁龛里，向后贴紧身子，从视野角度看，温斯顿便能够躲开电屏的监控范围了。当然，他还能被监听到，不过只要他躲在目前的位置，被关注到就难了。大概因为这间屋子的布局不同寻常，他才受到启发，做起面前他正要干的事情。
不过，另外受到启发的则是他刚刚从抽屉里取出来的笔记本。那是一个令人爱不释手的笔记本。纸张光滑，米色，存放时间长了有点发黄，这样的纸张至少四十多年来不再生产了。但是，他估计，这个笔记本远不止四十多年了。在本市一个破旧的贫民区，到底是哪个住宅区他记不得了，但他确是在一家脏兮兮的小旧货铺的窗台上看见了它，拥有它的欲望难以遏制，就马上买下来了。党员照理是不允许到普通店铺去的（去了就被称作“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一规定没有严格执行，因为像鞋带和剃胡刀片之类的各种小东西在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他当时迅速把街道上下张望一下，随后把笔记本装起来，花了两元五角钱。那时他没有想到买到笔记本要干什么。他把笔记本装在背包里，心中有鬼地回到了家。即便笔记本里没有写什么，得到它也不见得稳妥。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算不上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合法的，因为法律不复存在了），但是一旦被发现，十之有九的结果是被判处死刑，或者至少在劳动改造营里改造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插入笔杆，吮了一下，把笔尖上的油腻弄掉。这蘸水笔已是老古董，即使签字也很少使用了，他还保存着一支，是偷偷摸摸费了一番周折才得手的，仅仅因为他觉得这种漂亮的米色的纸张配得上用真正的笔尖写字，不能用墨水铅笔在上面涂抹。实际上，他已经不习惯用手写字了。除了极其简短的便条，通常都是对着说写器口授一切，而他眼下要做的事情，显然是不能口授的。他把蘸水笔在墨水里蘸了蘸，随后踌躇一会儿。他的五脏六腑间抽搐了一阵。在纸上动笔，可是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笨拙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了靠身子。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传遍全身。首先，他心中无数，一点儿不知道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这个年份大体上是肯定的，因为他很清楚他的岁数是三十九了，而且他相信他出生在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不过，在当今，一两年左右的误差记下任何日期，都是绝不可能的。
为了谁，他突然感到纳闷儿，他要记这日记？为了未来，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他的脑子一时间为写在纸页上的这个可疑的日期翻腾不已，随后灵机一动，新话语中的一个词“双重思想”冒出来。他第一次感悟到他所要承担的事情有多么巨大。你如何才能与未来沟通呢？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的。要么未来很像现在，那样的话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么未来和现在截然不同，他的两难处境会没有任何意义。
有那么一会儿，他干坐着，不知所措地凝视那张纸页。电屏已经改换成了刺耳的军乐。不可思议的是，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自己的力量，而且忘记了他本来想要说些什么。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他却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勇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动手写作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不得已做的是把在他脑海里多年来真切流动的独白，无休无止而又躁动不安的独白，用笔写在纸上。然而，此时此刻，就是那种独白也枯竭了。更有，他的那块静脉曲张开始痒痒得不堪忍受。他不敢乱挠，因为如果他乱挠一气，那块病灶就会发炎。时钟嘀嗒嘀嗒地响着。他什么都无感觉，只有眼前纸页上那片空白、脚脖子上那块皮肤奇痒难忍、军乐的聒噪，以及杜松子酒引起的微微醉意。
突然，他开始动笔写作，心里忐忑不安，不大清晰他到底写下些什么。他细小而孩子气的字迹在纸页上潦潦草草地出现，开始只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标点都省去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电影了，都是战争片。一部电影很好，一艘载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个地方被炸。观众津津有味地看到一个块头很大的胖子，身后一架直升机在追赶，他拼命地游泳逃脱。一开始你看见他在海水里像一头海豚一样上下翻滚，随后你从直升机的瞄准器看见了他，随后他弹孔遍身，他周围的海水变成了粉红色，他突然沉了下去，仿佛那些弹孔给他灌满了水。观众看见他沉没后哄然大笑起来。随后你看见救生船上挤满了孩子，一架直升机在救生船上空盘旋。船上有一个中年妇女，可能是一个犹太人，坐在船上，怀里抱着一个三岁大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叫，头直往她的胸脯里钻，仿佛他一股脑儿要钻进她身子里去，那个妇女两条胳膊紧紧护住他，安抚他，尽管她自己也早吓得面色发青。她始终尽可能护着他，仿佛她以为她的胳膊能够挡住子弹射到他。随后直升机一下子往他们中间投下二十公斤炸弹，爆炸轰然响起，那只救生船一下子成了木头碎片。随后是一个精彩的镜头推出一条孩子的胳膊向空中伸去再伸去再伸去直升机头上装的摄影机对准了那只胳膊观众席上响起了一阵掌声可是在影院的无产者区一个女人突然开始大呼小叫起来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这种电影他们在孩子面前放这种电影是不对的直到警察轰她把她轰了出来我推测没有对她怎么样没人关心无产者们说了些什么典型的无产者反映他们绝不会——
温斯顿停下写作，部分原因是他书写痉挛，手指不听话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能这样像溪水一样倾泻这些垃圾话。不过奇怪的事情是，他这样倾泻的时候，一种截然不同的记忆在他脑子里清晰起来，清晰得明明白白，他觉得可以一字不差地写下来。他现在认识到，这是因为另一件事情发生了，他才突然决定回家并且今天就开始写日记。
这另一件事情是上午在部里发生的，如果有什么事情模糊一团却说发生就会发生的话。
眼看就到十一点儿了，温斯顿上班的记录司里，人们从小格子间往外拖椅子，集中放在大厅的中间，正好与电屏对着，为“两分钟仇恨”活动做准备。温斯顿恰好坐在中间一排上，这时两个他见过面却从未说过话的人意外地走进屋子。其中一个是姑娘，他经常在过道里错肩而过。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虚构司上班。推测起来——因为他有时看见她两手油渍，拿着扳手——她在那架虚构写作机器上做某件机械性的工作。她二十七八岁，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张生有雀斑的脸，看上去一副果敢的样子，来去脚下生风，像运动员。一条窄窄的红绶带，青年反性团的团徽，在她工作服的腰际缠了好几圈，松紧得当，把她胯部优美的曲线凸显出来。温斯顿从第一眼看见她就不喜欢她。他知道原因。那是因为曲棍球场的气氛、冷水浴、团体远足以及总体思想纯洁之类东西，她生着法子在她身上一一表现出来了。温斯顿几乎不喜欢所有的女人，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一贯都是党的最偏执的信徒，见口号就喊的人，业余都打小报告，见人思想不正统就告密，然而，这个特别的姑娘给他的印象比大多数女人更加危险。他们有一次在过道里错肩而过时，她迅速地斜睨了他一眼，似乎一眼看透了他，当场就让他心头充满黑色的恐怖。他脑子里甚至闪过了这样的念头——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线人。当然，那是不大可能的。不过，他不断地感觉到一种特别的不安，其中还掺杂了惧怕以及敌意，只要她出现在他附近的什么地方。
另一个是男人，名叫奥布莱恩，是核心党员，担任某个十分重要且高高在上的职务，温斯顿因此对那个职务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群看见一身黑制服的核心党员走来，一时间寂静无声。奥布莱恩是一个粗壮结实的人，脖子短粗，一张粗暴、冷酷、残忍的脸。尽管他相貌令人生畏，举止倒是有某种魅力。他动不动就把鼻梁上的眼镜扶一下，这个不起眼的动作莫名其妙地令人放松——从某种难以界定的角度看，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文明内涵。如果有人用这样的尺度看，那个动作也许会让人想到十八世纪贵族人士递上鼻烟壶款待人。这么多年来，温斯顿或许见过奥布莱恩十几次。他感觉深深地为奥布莱恩所吸引，还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奥布莱恩优雅举止和拳击手的体格的鲜明对比感兴趣。更因为他暗自相信——或者也许甚至不只是相信，完全是希望——奥布莱恩的政治正统思想不是百分之百。奥布莱恩脸上的某种东西暗示了这点，不相信也不行。再有，也许他脸上表明的甚至不是非正统，而索性就是智力。不过，不管怎样，如果你能躲开电屏单独和他相见，他的容貌表明他是那种可以交谈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敢轻举妄动，去检验这样的猜测是否正确；的确，也没有机会这样尝试。这时，奥布莱恩扫了一眼手表，看见时间快十一点儿了，索性决定待在记录司，等到“两分钟仇恨”活动结束。他在温斯顿所在的那排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与温斯顿相隔两个座位。一个娇小、淡黄色头发的女人坐在他们之间，她就在温斯顿旁边的小格子间办公。那个一头乌发的姑娘坐在后面，近在咫尺。
接下来，一阵不堪忍受的讨厌的摩擦声，好像一台庞大机器没有润滑油还在运转，从屋子那头的大电屏一下传出来。那声音让你直咬牙，脖子后面毛发倒竖。仇恨开始了。
一如通常，伊曼纽尔·戈尔茨坦，这个人民公敌在屏幕上闪现了。观众中响起了嘘声，此起彼伏。那个淡黄头发小个子女人尖叫一声，有恐惧，也有厌恶。戈尔茨坦是一个变节分子，异己分子，可他曾经，很久以前（到底有多么久，无人记得清楚了），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几乎与老人家本人平起平坐，可后来他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却神秘地逃走消失了。“两分钟仇恨”活动每天都玩花样，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戈尔茨坦都是罪魁祸首。他是头号卖国贼，党内纯洁的首批异己分子，一切背叛活动、阴谋活动、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他教唆的结果。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人还在心不死，图谋东山再起：也许在海外的什么地方，在其外国主子的庇护下；也许甚至——时有这样的传言——就躲藏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
温斯顿紧缩了一下。他只要看见戈尔茨坦的脸，就会五味杂陈，痛苦袭来。那是一张消瘦的犹太人面孔，一头硕大蓬松的白发，一抹山羊胡子——一张机警的脸，但是他生来有几分可鄙，修长的鼻子呈现一种衰老的痴呆状，鼻尖上架了一副眼镜。这是一张酷似山羊的脸，他的嗓子也有山羊的特质。戈尔茨坦正在对党的教条进行恶毒的攻击——一种全然言过其实、自说自话的攻击，连三岁小孩都能看穿，可是又貌似有理，让人油然产生一种警惕的感觉，觉得其他不如自己头脑清醒的人会受骗上当。他在污蔑老人家，攻击党的专政，要求马上与欧亚国达成和约，一味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嚣革命被出卖了——所有这番言论都使用了快速的连珠炮似的言辞，是党的演说家惯用风格的拙劣模仿，甚至还用了一些新话语的遣词：的确，要比真实生活中任何党员一般使用的新话语词都多。与此同时，唯恐有人会怀疑戈尔茨坦的花言巧语，胡说八道，他脑袋后面的电屏上没完没了的欧亚国军队在进行阅兵——一队接一队强壮的士兵一脸麻木不仁，在电屏上蜂拥而过，随后又是别的一模一样的士兵。士兵的军靴千篇一律、节奏鲜明的踏步声，形成了戈尔茨坦叫嚣声的背景。
仇恨活动刚刚进行了三十秒钟，难以控制的愤怒的叫喊从屋里的人群中爆发出来。屏幕上那张扬扬自得的山羊脸，以及那张山羊脸后面欧亚国军队的可怕力量，让人不堪承受；还有，戈尔茨坦的露面及其思想已经自动地产生了恐惧和愤怒。比起欧亚国或者东亚国，他更经常地成为仇恨的目标，因为当大洋国和这两个强国其中一个打仗，一般会与另一个和平相处。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戈尔茨坦遭人仇恨，大家都蔑视他，尽管每天，而且一天上千次，在讲台上、电屏上、报纸上、书本里，他的理论被驳斥、被痛斥、被嘲笑，当作可怜的垃圾话在大庭广众面前被剖析批判——尽管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被削弱了。总是有新笨蛋冒出来，被他欺骗。每一天，他指示下的特务和阴谋分子都在伺机而动，被思想警察所破获。他是一支庞大的隐藏部队的总司令，他们构成了一张阴谋分子的地下活动网，一心要颠覆国家政权。据传言，它的名字叫“兄弟会”。另有一本可怕的书的各种故事在私下议论，那是一本把所有异端邪说收集一册的书，戈尔茨坦就是作者，人们随时随地都在暗中传递。这本书没有书名。人们如果提及它，只是说那本书。但是，人们得知这样的事情，都只是通过人云亦云的谣言。只要可以避而不谈，一般党员都三缄其口，既不提“兄弟会”，也不说“那本书”。
到了第二分钟，仇恨活动升温到了发疯的程度。人们在他们座位上蹿上蹿下，扯尖嗓子高呼，决心把电屏上传出来的令人发疯的山羊般叫声压下去。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女子脸色涨红，小口一张一合，像一条困在陆地的鱼儿。甚至奥布莱恩凝重的脸都涨红了。他在椅子上坐得笔直，他强有力的胸部起伏不定，仿佛他在经受电波的攻击。温斯顿身后那个黑发姑娘开始喊叫“猪猡！猪猡！猪猡！”而且猛然间她拿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语词典，朝电屏扔了过去。词典打中了戈尔茨坦的鼻子，反弹下来；那个声音继续演说，不屈不挠。在神志清醒的瞬间，温斯顿发现他在和别人一起喊叫，激烈地在他椅子的横档上乱踢脚后跟。“两分钟仇恨”活动的可怕之处，不仅是每个人被迫参与其中，而且你不可能不参与其中。三十秒钟过去，一切矜持都一扫而光。一种恐惧和报仇的可怕的狂妄，一种要杀戮、折磨、用大铁锤砸人面孔的欲望，好像一股电流，在整个人群中传输，甚至违背你的意志变成一股恶意尖叫的疯子。然而，你感觉到的这种愤怒的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方向的情感，如同喷灯的火苗，可以被支配，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因此，有那么一会儿，温斯顿的仇恨根本没有针对戈尔茨坦，却反其道而行之，针对上了老人家、党以及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心投向了电屏上那孤单的、被嘲弄的异端分子，一个谎言世界里真理和理智的唯一捍卫者。可是接下来，他又成了身边人群中的一个，一切攻击戈尔茨坦的言行在他看来都似乎很有道理。在这样的时刻，他暗地对老人家的厌恶变成了崇拜，老人家似乎高大起来，俨然一个所向披靡的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如同一块岩石岿然不动，阻挡亚洲的乌合之众，而戈尔茨坦，尽管孤立、无援，而且让人怀疑是否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似乎如同某个凶险的巫师，只管凭借他声音的力量就能够摧毁文明的结构。
有时候，你甚至能够通过自愿的行动，这样或那样地转移自己仇恨的目标。突然间，使用一种猛烈的努力，如同一个人在噩梦中从枕头上把头甩起来，温斯顿一下子把他的仇恨从电瓶那张脸转移到了他身后那个黑发姑娘身上。生动而美丽的幻觉在他脑海里闪现。他恨不得用一根橡皮棍把她打死。他恨不得把她赤裸裸地捆在桩子上用乱箭射杀，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仇恨到了顶点时，他恨不得强暴了她，随后割断她的喉咙。而且，比过去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为什么这样仇恨她。他仇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没有性感，因为他想和她上床却永远不能得逞，因为在她美妙的柔软的腰际，似乎在要求你用两臂把它搂抱住，却围了一条讨厌的红色绶带，贞洁的咄咄逼人的象征。
仇恨活动达到了顶点。戈尔茨坦的声音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山羊的咩咩叫唤，而且有那么一会儿那张脸变成了山羊脸。随后，那张山羊脸转化成了欧亚国士兵的形象，似乎在阔步前进，高大而威猛，他的轻机枪嗒嗒怒吼，好像从屏幕的表面飞溅起来，这样，前排的一些人在座位上真的向后躲藏。然而，与此同时，大家如释重负，深深地松了口气，因为那个敌对的人影转化成了老人家的脸，乌黑的头发，乌黑的胡须，充满力量，神秘而平静，巨大无比，几乎覆盖了电屏。没有人听到老人家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个鼓励的词，那种在战斗的喧闹中喊出的呼唤，每个字听不大清楚，但是话一出口就会让人振作信心。然后，老人家的脸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党的那三句口号，用粗大的大写字母呈现在屏幕上：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然而，老人家的脸似乎在屏幕上滞留了几秒钟，仿佛它在大家的眼球上制造的效果太强烈，不能马上消失。那个浅黄色头发的小女子一下子扑在她前面的椅子背上。一声出声的絮叨，听起来像“我的救星！”她把自己两条胳膊伸向电屏。接着，她把自己的脸埋在两只手里。显然，她在进行一次祈祷。
在这时刻，整个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低沉、缓慢、有节奏的赞美：“老——大！……老——大！……老——大！”一遍又一遍，非常缓慢，“老”字先说出之后是一阵长长的停顿，然后是“大”字——一种沉重的絮叨的声音，有几分奇怪的野蛮味道，在其背景下，你似乎听到了赤脚踩踏声和手鼓的砰砰敲击声。大约过了三十秒钟，他们持续不断地喊叫。那是一种压倒情感的时刻经常听见的反复吟唱。它部分是对老人家英明伟大的一种赞美，更多的是自我催眠的行动，有意地淹没意识，手段就是有节奏的喧闹。温斯顿五脏六腑似乎变得冰冷了。在“两分钟仇恨”活动里，他不能不分享那种普遍的狂妄状态，但是这野人般的“老大！……老大！”呼喊，却总是让他充满恐怖。当然，他是和别人一起呼喊的——换在别的场合也做不到。掩饰你的感情，控制你的面部，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眼中的神色也许可以想象地出卖了他。而且就在这个时刻，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如果，确实，它真的发生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捕捉到了奥布莱恩的眼神。奥布莱恩已经站了起来。他取下了眼镜，正在用他那个性鲜明的动作把眼镜戴在鼻子上。但是，就在一瞬间，他们的目光碰在了一起，而且在这目光相碰的瞬间，温斯顿知道——是的，他知道——奥布莱恩与他自己一样在想同样的事情。一个准确无误的资讯已经传递了。仿佛他们两个人的心扉已经打开，思想通过他们的眼睛彼此交流了。“我和你一起。”奥布莱恩好像要跟他说，“我很清楚你在感受什么。你的蔑视、你的仇恨、你的厌恶，我全都知道。但是别担惊害怕，我站在你一边！”随后，心心相通的感受过去了，奥布莱恩的面孔像大家的一样不可捉摸了。
这就是全部，他已经不大确定上述情况是否发生过。这样的偶然事件从来没有后续。他们做过的一切只能在心里保持信仰，或者希望，自己除外，别人都是党的敌人。也许，谣传庞大的地下阴谋活动的确是真的——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尽管逮捕、忏悔和处决没完没了，却不能肯定兄弟会不只是一个神话。有些日子他相信，有些日子他不相信。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一些飘忽不定的感觉也许就意味着什么或者什么都不是：偷听谈话的片段、厕所墙上模糊的乱写乱画——一次，甚至两个陌生人相遇，手上一个微小的动作看上去仿佛都是默认的暗号。这都是瞎猜：很可能他瞎想出了一切。他回到他的小格子间，没有再看奥布莱恩。他心里没有再想顺着思绪追溯他们瞬间的接触。即使他知道如何处理这事，那也是危险的，这不难想象。一秒钟，两秒钟，他们交换过心照不宣的目光，可故事就此打住吧。然而，在你不得不活下去的封锁的孤独氛围里，瞬间的目光交流也是一个难忘的事件了。
温斯顿打起精神，坐直身子。他打了一个嗝儿。杜松子酒从他的胃里往上翻腾呢。
他的眼睛重新聚焦在纸页上。他发现他坐着无可奈何地默想时，竟然还在写，仿佛是自动的行为。所写的东西不再像以前一样是歪扭的笨拙的字迹。他的笔在光滑的纸上挥洒自如，又大又简洁的大写字母赫然在目——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一遍又一遍，占了半页纸。
他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慌。这很多余，因为写下这些特别的字，一点儿也不比开始写日记这样最初的行为更具危险；但是有那么一会儿，他还是忍不住要撕掉那些写了字的纸页，把这项工作统统放弃算了。
然而，他到底没有撕掉纸页，因为他知道那样做没有用。他是否写了“打倒老人家”，或者压根儿没有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他是否继续写日记，或者就此打住不写，也没有什么区别。思想警察迟早会抓住他的。他已经犯了——即使他从来没有动笔，也已经犯事儿了——罪大恶极之罪，别的罪就不在话下了。思想犯，他们这样界定。思想犯是一件很难永远藏住的事情。你也许可以成功地躲过一时，但是他们迟早会逮住你的。
行动总是在夜晚——秘密逮捕十回有十回都是在夜间进行的。突然从睡梦中搞醒你，粗鲁的手拉扯你肩膀，光亮在你的眼睛前闪动，一圈阴沉的脸围在床边。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没有审讯，没有逮捕报道。人说没有就没有了，总是在黑夜发生的。你的名字在登记册抹掉，你过去做过的所有事情都一笔抹掉，你曾经来过世上一次被否定了，然后被忘记了。你被消灭了，灭迹了：常用的说法是蒸发了。
瞬间，他被一阵歇斯底里的情绪紧紧抓住。他开始写起来，急不可待，字迹潦草：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从脑后枪毙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家他们会从脑袋后面枪毙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家——
他仰坐在椅子里，为自己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接着把笔放下。紧接着他吓得魂飞魄散。门边传来敲门声。
居然就来了！他静静地坐着，像一只耗子，徒劳地希望不管谁敲门，敲一敲就走人了。但是，没有的事，门又敲响了。拖延是最不可取的。他的心通通跳得像一面鼓，但是他因为长期养成的习惯，却尽可能不露声色。他站起身，步履沉重地走向门边。
第二节
温斯顿把手伸向门把手时，看见他留在桌子上的日记本没有合上。打倒老人家写满纸页，字体倍儿大，隔着房间看去都清清楚楚。这可是犯下了一件再愚蠢不过的事情。但是，他意识到，尽管他惊恐不已，他原本就不想在墨汁没有干时合上笔记本，弄脏那乳白色纸页。
他屏住气，打开了门。如释重负的暖流一时间传遍全身。一位没有血色、愁容满面的女人，稀薄的头发，面纹毕露。
“哦，同志。”她干巴巴地开口道，声音呜呜咽咽的，“我听见你回来了，你能过来一下看看我们厨房的下水池吗？下水管好像堵上了——”
来人是帕森斯太太，同一层楼的一家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词也是党不大提倡的——你应该叫每个人“同志”——不过对有些女人来说，你会本能地使用这个称呼。）她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你得到的印象是，她脸上的纹路里都是灰尘。温斯顿跟随她进入过道。这些业余的修理活儿几乎每天都让人恼火。胜利大厦是旧住宅，修建于一九三〇年左右，眼看就要坍塌了。泥灰不断从天花板和墙壁往下掉落，只要下雪屋顶就会漏水，供暖系统通常烧得半热，要不会出于节约的动机索性统统关上。修理的活儿，除非你自己动手，要不就不得已由高高在上的委员们批准才行，一拖就可能拖上一两年，哪怕是换一换窗户玻璃这样的小事儿。
“当然只是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糊地说。
帕森斯的住家比温斯顿的大，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些脏乱。每样东西看上去都磕碰过，糟践过，仿佛这住地儿刚刚闯入过什么大猛兽。运动行头——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瘪足球、一条外翻的汗渍斑斑的短裤——扔满一地，饭桌上摆了一堆脏兮兮的碟子和卷角的作业本。墙壁上挂了青年团和少年揭发队的旗帜，还有一张老人家巨幅招贴画。房间里那股熬圆白菜味儿一如既往，整栋楼里都习以为常，但是一种刺鼻的汗臭味儿又无处不在，那股味儿——你一下子就闻出来了，可就是难很说清楚为什么——是某个此时此刻不在场的人的汗臭味儿。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拿着一把马蜂窝和一张卫生纸，正试着与电屏上发出来的军乐保持一个调子。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说，冲着那扇门瞅了一眼，一副放心不下的样子，“他们今天没有到外面去。不过当然——”
她习惯话说到一半欲言又止。厨房的下水池满边满沿的脏水，绿汪汪的，要比熬圆白菜味儿难闻多了。温斯顿跪下来检查那根下水管的拐弯接头。他很不情愿上手，他很不情愿跪下，这个姿势总是引发他的咳嗽。帕森斯太太帮不上忙，一旁干看着。
“当然要是汤姆在家，他一会儿就修理好了。”她说，“他喜欢这类活儿。他手上利索，汤姆很在行。”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这人发胖，活跃，愚笨得没救，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属于那种全然不问青红皂白、只会表忠诚的走卒，甚至超过了思想警察，党的稳定靠的就是这种人。三十五岁时，他才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而且在升入青年团之前还曾不顾超龄在少年揭发队多待了一年。在真理部，他就职于一个次要的岗位，不需要什么智力，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是运动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物，该委员会所有委员都忙于组织团体远足、自发游行示威、节约运动，以及一般性的自愿活动。他会一边叭叭抽着烟斗，一副自得满满的样子，告诉你四年来每个夜晚他都在社区活动中心出头露面。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一种难以阻隔的汗臭味儿，一种他生活向上的不言自明的证明，即使在他离去之后还久久不散。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问道，一边鼓捣接头处的螺丝帽。
“扳手呀，”帕森斯太太答道，一种软弱无力的口吻，“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呢。也许孩子们——”
传来一阵靴子走动声和又一阵马蜂窝喇叭吹出来的军乐，因为孩子们冲进了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放掉脏水，取出一团堵塞下水管的头发，感到一阵恶心。他就着水龙头流出的冷水尽可能把手指清洗干净，然后回到另一间屋子。
“举起手来！”一个野腔野调的声音喝道。
一个漂亮男孩从饭桌后跳出来，八九岁，凶巴巴的样子，用一把自动玩具手枪对准了他，而他的小妹妹六七岁了，用一根木棍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们都身穿蓝色短裤，灰色衬衫，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这是少年揭发队的队服。温斯顿把两手举过头，但是感觉很不舒服，因为那男孩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根本不像在进行一场游戏。
“你是卖国贼！”那个男孩叫喊道，“你是一个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开枪打死你，我要让你蒸发掉，我要把你送往盐矿改造！”
他们两个突然朝他扑过来，大喊“卖国贼”和“思想犯”，那个小姑娘学着他哥哥的样子，亦步亦趋的。这场面怎么说都有几分令人胆战，好比小虎崽在嬉戏，很快就会长大，成为吃人的大虫。那男孩眼光里有一种虎视眈眈的野蛮，显然渴望暴打或者踢翻温斯顿，而且意识到做到这步几乎唾手可得了。真是万幸，他举起的不是真枪，温斯顿心下思忖。
帕森斯太太的两眼惶惶地从温斯顿身上转向两个孩子，又转了回来。在起居室更亮堂的光线下，温斯顿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帕森斯太太脸上的纹路里果真有尘土。
“他们闹死人了。”她说，“他们因为不能去看绞刑心里有气，不是因为别的。我很忙，没有功夫带他们去，汤姆不到时间下不了班。”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男孩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
“就要去看绞刑！就要去看绞刑！”那小姑娘学舌道，一边不停地蹿跳。
几个欧亚国罪犯因为战争罪，当天晚上要在公园被送上绞刑架，温斯顿记起来了。这种事儿一个月发生一次，成了一种广受欢迎的围观活动。孩子们总是叫嚷着让大人带着去看热闹。他向帕森斯太太道别，向门口走去。但是，他顺着过道还没有走出去五六步，他的脑后就挨了一下，一阵不堪忍受的疼痛袭来。那感觉像是一根烧红的铁丝捅进了他身上。他立即转过身来，看见帕森斯太太把自己的儿子拽进了门道，那男孩正在把弹弓装进口袋里。
“戈尔茨坦！”那男孩随着身后的门关上，吼叫道。不过，最让温斯顿难忘的是那个女人灰不溜丢的脸上无可奈何的神情。
回到他的住处，他步子急速地走过电屏，又坐在桌子前，不停地揉着脖子。电屏上的军乐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脆生生的军人的嗓子在宣读东西，口气粗鲁，自得其乐，绘声绘色地报道停泊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情况。
养了这样的孩子，温斯顿想，那个倒霉的女人一定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日夜夜地关注她思想改造的苗头了。当今之日，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很恐怖。最糟糕的还是，通过像少年揭发队这样的组织工具，他们被系统地改造成了无法管束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任何反对党的纪律的倾向。相反，他们紧跟党，尊崇与党有联系的所有东西。歌曲、游行、旗帜、远足、木枪训练、高呼口号、崇拜老人家——在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光荣的活动。他们的一切残忍本性都发泄出来，撒在国家敌人、外国人、卖国贼、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三十来岁的人都担心自己的孩子，已经屡见不鲜了。理由很充足，因为不到一个星期《泰晤士报》就会报道一条消息，描述某个偷听别人说话的小密探——“儿童英雄”，人们一般这样称呼——偷听到了大人们背地里的怨言，然后向思想警察揭发。
弹弓球射击的疼痛终于过去了。他半心半意地拿起笔，纳闷儿他能不能找到新东西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莱恩。
若干年前——究竟有多少年了呢？一定有七年了——他曾经梦见自己穿过一间漆黑的屋子。他走过去时，他身边坐着的一个人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话说得非常平静，几乎是随口而出——一种陈述，不是命令。他继续向前走，没有停下。奇怪的是，在那时，在梦中，那句话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是到了后来，一步步的，那话似乎显露出了非凡的意义。他现在记不起来，做过那个梦之前还是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奥布莱恩；他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认准那就是奥布莱恩的声音。但是，他反正认准了。是奥布莱恩在黑暗中对他说话的。
温斯顿一直不能确定——即便在今天早上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之后依然无法确定——奥布莱恩是朋友还是敌人。连这点也似乎无关紧要了。他们之间存在理解的链子，要比友爱或者党派效忠更重要。“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他说过。温斯顿不知道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只清楚这话无论怎样都会成为真的。
电屏的声音停止了。喇叭响了，清脆而美丽，飘向静止的空中。喇叭声不停地呱呱道：“注意了！请你们注意了！马拉巴前线传来急电。我们的军队在南印度打了一场辉煌的胜仗。我授权宣布，我们现在报道的这一行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战争。急电如下——”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理所当然，一番骇人听闻地描述歼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之后，伤亡和俘虏的数字想说多大说多大，紧接着就要宣布，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会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了。
温斯顿又打嗝儿了。杜松子酒的酒劲儿没有了，只剩一种令人沮丧的感觉。电屏——也许为庆祝这次胜利，也许为冲淡减量供应巧克力的记忆——开始播放《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按要求你应该立正。不过，处在目前的位置，他是没有人能看见的。
《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播送完毕，轻松的音乐响起来。温斯顿走到窗户前，背部仍然朝着电屏。天气还很冷，却清澈。远处什么地方，火箭弹爆炸，传来一声沉闷的振动的轰响。一周之内，二三十枚火箭弹会在伦敦城落下。
下面街道上，冷风把招贴画吹起来，甩来甩去，“英社”两个字儿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英社。英社那些神圣的原则。新话语，双重思想，篡改的过去。他感觉仿佛他在大海底的森林里徘徊，迷失在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他自己也是一个魑魅。他很孤独。过去已经死了，未来无法想象。他怎么能确定他身边现在还活着一个人呢？他怎么才能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呢？如同一个答案，真理部白色的前面那三句口号回到他脑际：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掏出来两毛五分钱。这硬币上也用清晰的小字体，刻上了这三句口号，而硬币另一面则是老人家的头像。就是在这硬币上，那双眼睛也在关注你。硬币上、邮票上、旗帜上、招贴画上，甚至在香烟盒上——无处不在。那双眼睛永远在关注你，那声音把你包裹起来。不管睡着还是醒着，干活儿还是吃饭，室内还是室外，在浴室还是在床上——躲都躲不开的。什么都不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脑壳里那几个立方厘米的脑子。
太阳已经西斜，真理部数不清的窗户不再有阳光照射，看上去如同堡垒的小幽洞一样阴森可怖。在这庞大的金字塔形状面前，他的心一阵阵紧缩。它太强壮，无法摧毁。一千枚火箭弹都不能把它炸烂。他究竟为了谁而写日记，他很犯嘀咕。为了未来，为了过去——为了一个可以想象的时代。可在他面前，没有死亡，只有歼灭。日记也许会化成灰烬，他本人也许会被蒸发。只有思想警察会看到他写了些什么，然后他们会清除日记的存在，清除记忆。当你没有痕迹留下，你还怎么向未来诉求？甚至一个写在纸片上的匿名的词都留不下，不能清清楚楚地留下，你怎么向未来诉求？
电屏敲响了十四点钟。他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离去。十四点半，他不得已回去上班。
很奇怪，钟点的鸣响似乎给他鼓起了全新的勇气。他是一个孤独的幽灵，说出了一个无人听见的真相。然而，只要他说出来了，其延续性就不知怎的不会被打断了。不是你自己被人听见而是保留心智健全，你才延续了人类遗产。他回到桌子边，把笔蘸上墨水，写道：
为了未来或者过去，为了思想自由的时代，人们你我各不相同，不再孤独地生活——为了真理存在的时代，所作所为都不再白干的时代。
告别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的时代，告别孤独的时代，告别老人家的时代，告别双重思想的时代——庆祝吧！
他已经死了，他思忖。他似乎觉得只有现在，当他已经能够支配自己的思想时，他才采取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一个行动的结果都包括在行动的本身里。他写道：
思想犯不会造成死亡：思想犯这一说法才是死亡。
既然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个死人，那么能够活着就好好活着，这就至关重要了。他右手的两根指头染上了墨水。这正是那种会出卖你的细节。真理部有人就是鼻子很长的信徒（也许是个女人；某个像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女人或者那个虚构部的黑色头发的姑娘），在午餐时间开始猜测他为什么写作，为什么使用一种老式蘸水笔，究竟在写些什么——然后向有关方面打小报告。他走进浴室，用一块粗糙的深棕色肥皂仔细地擦洗掉墨迹，这种肥皂像砂纸一样摩擦你的皮肤，这时用起来倒是很管用。
他把日记放进抽屉里。想把日记藏起来是白费心思，不过他至少要清楚日记放在抽屉里是否被发现了。纸页里夹根头发太显而易见了。他用指尖蘸起一粒很不起眼的白色尘土放在日记本封面的角上，只要有人翻动日记本，小小尘粒就一定会掉落。
第三节
温斯顿梦见了自己的母亲。
他一定是在十一二岁时，他想，他母亲失踪了。母亲高大，如一尊雕像，却是个少言寡语的女人，动作慢悠悠的，一头密匝匝的金发。他对父亲的记忆更为模糊，又黑又瘦，总是一身干净利落的黑色衣服（温斯顿尤其记得父亲那双鞋的底子非常薄），戴一副眼镜。他们两个显然都是在五十年代第一次大清洗时被吞噬的。
这时刻他母亲坐在他下面很深的某个地方，怀里抱着幼小的妹妹。他一点儿也记不起他妹妹了，印象中她是个小不点儿婴儿，总是悄无声息，大眼睛东瞧瞧西瞧瞧。母女两个都在打量他。她们处在某个地下的地方——比如说井底，或者一个非常深的坟墓——总之是一个已经处在他下面很深的地方，却还在不停地下沉。她们是在一艘沉船的大厅里，透过黑幽幽的海水向上张望他。大厅里还有空气，她们仍能看见他，他也能看见她们，但是与此同时她们在下沉，下沉到绿色的海水里，可转眼之间她们就永远隐藏在什么地方了。他在外面的阳光和空气里，她们却被吮吸下去死掉了，她们沉了下去，因为他还在上面活着。他知道为什么，她们也知道为什么，他从她们面部表情能看出来。她们脸上没有责备之色，她们的心里没有埋怨之意，只知道只有她们死掉他才可以继续活下去，这是诸多不可违抗之命的一部分。
他记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在梦中知道他母亲和妹妹以某种方式为了他自己的性命牺牲了。在这样一种梦里，梦境的特点依旧，却又是你的智力生活的继续，梦里你意识到的事实和观念，醒来时似乎依然新颖，有价值。现在突然让温斯顿想起来的，是他母亲的死，过去快三十年了，当初很悲惨很伤感，现在却不再有这样的情感了。悲剧，他发觉，是属于古代的，那时还有私生活、爱情和友谊，那时一家人站在一起无须知道理由。他母亲的记忆在他心中撕扯，是因为她爱他而死的，那时他很幼小，不懂事儿，不会用爱来报答，还因为他怎么也记不清楚，母亲如何为了个人的不可改变的忠诚观念而牺牲了自己。他看出来，今天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了。今天只有惧怕、仇恨、痛苦，却没有情感尊严，没有深沉的或者复杂的悲愁。他似乎从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里看见了这一切，她们从几百米深的绿色海水下向上望着他，还在不停地下沉。
突然，他站在松软的短草皮上，一个夏日傍晚，日头西斜的光芒给大地铺满了金光。他正在观看的景色在他的梦境里反复出现，可他从来没有弄清楚他是否在真实的世界里看见过。在他清醒的思想里，他称这种景色为“金色乡野”。它是一种古老的兔子觅草的草地，一行脚印徘徊而过，鼹鼠洞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草地对面杂乱的树篱间，榆树枝在微风中轻轻地摇动，叶子异常浓密，蠢蠢欲动，如同女人的秀发。近处不远的地方，尽管看不见，有一条清澈的缓缓流动的小溪，柳树遮蔽下的水塘里小鲤鱼在游动。
那个黑发姑娘穿过田地正向他走来。好像只用了一个动作，她撕扯掉身上的衣服，不屑一顾地扔到一边。她的身体雪白，光滑，但是没有唤起他体内的欲望；的确，他只是注视着它。这瞬间征服他的是她把衣服一下子扔到一旁的那个动作。那动作优雅、洒脱，似乎歼灭了整个文化，整个思想系统，仿佛老人家和党以及思想警察在这玉臂潇洒地一挥间，统统被扫进了空无世界。这只属于古代才有的一挥。温斯顿嘴唇上喊着莎士比亚这个名字，醒了过来。
电屏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单调地持续了三十秒钟。时间七点十五分，办公人员该起床了。温斯顿扭动身子起了床——赤身裸体，因为外围党员一年只配给三千张布票，而一套睡衣就需要六百张布票——一把抓过搭在椅子上的一件破旧的背心和一条短裤。三分钟后体操就要开始。接下来他猛烈地咳嗽起来，弓腰曲背的，这种咳嗽他醒来后总是不放过他。他的肺咳嗽得清空一般，他只好仰身躺下喘气，一口接一口地深呼吸。他因为剧烈咳嗽青筋暴起，那块静脉曲张开始痒痒起来。
“三十岁到四十岁一组！”一个刺耳的女人声音喊道，“三十岁到四十岁一组！请你们各就各位。三十岁到四十岁一组！”
温斯顿一跃打起精神站到电屏前，只见电屏上早已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影像，骨瘦如柴却肌肉发达，身穿运动服和球鞋。
“两臂伸屈运动！”她喊道，“跟我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做起来，同志们，打起精神！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剧烈咳嗽的疼痛并未彻底驱散温斯顿脑海里做梦的印象，体操有节奏的运动反而恢复了几许。他机械地把两臂弯回来，伸出去，脸上带着一丝不苟的喜悦，这被认为是体操活动的合适表情，同时又在苦苦地往回思索，追溯他儿时的那段模糊的岁月。这非同一般的困难。五十年代晚期往前追溯，一切都很遥远。在没有你可以参照的外部记录时，连你自己生活的轮廓都失去了棱角。你只记得重大的事件，可它们很可能没有发生过，你记得一些事件的细节，却不能够重温它们的氛围，还有一些很长的空白时段，你却什么都填补不上。当时什么事情都大不一样。连国家的名字，国家在地图上的形状，都大不一样。一号简易机场，比如说，在那时候就不叫这个名字：它当时叫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是一直叫作伦敦的，他很有把握。
温斯顿无法确切记得他的国家没有战争的时候，但是显然他儿时曾经有过相当长久的和平时期，因为早期的一次记忆是一次空袭，大家看样子都吓坏了。也许那就是原子弹投放在科尔切斯特的时候。他记不得空袭本身了，但是真切地记得他父亲抓住他的手，急慌慌地往下走，往下走，深深地走下地下的什么地方，沿着他脚下的那个螺旋楼梯一圈接一圈往下走，他的两条腿累得不行，开始哭闹，他们父子不得不停下来歇脚。他母亲梦游一般慢悠悠的，跟在他们身后老远的地方。她抱着他的小不点儿妹妹——也许她怀抱的只是一大包毯子：他不大确定他的妹妹当时出生了没有。最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吵闹的拥挤的地方，他看出来那是一个地铁站。
人们散坐在青石铺成的地上，另一些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坐在铁铺上，一层压一层。温斯顿和母亲父亲在地上找到了一块地儿，附近是一个老头和老妇紧紧依偎着坐在铁铺上。老头穿了一身讲究的深色西装，头戴一顶黑布帽子，在雪白的头发上往后仰着；他的脸红红的，眼睛发蓝，满是泪水。他身上发出一股杜松子酒的气味。那好像是他身上出汗的地方散发出来的，你不由得想象到，他眼睛涌出来的泪水就是纯粹的杜松子酒。但是，尽管有几分醉意，他还是在忍受真切的不堪承受的悲痛。温斯顿凭着幼小的感触，捕捉到了某件可怕的事情，无法原谅，也无法挽回，刚刚发生过。他好像还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老头深爱的什么人，也许是小孙女被炸死了。每隔几分钟，老头就絮叨道：“我们原本就不应该相信他们。我说过这话，孩子他妈，不是吗？这就是相信他们的苦果。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本不应该相信那些没用的家伙。”
然而，他们本不应该相信那些没用的家伙到底指谁，温斯顿现在记不得了。
从那时起，不夸张地说，战争持续不断，不过严格说来，却不总是同一场战争。他儿时的几个月里，伦敦城巷战混乱，其中几起他还记得很清楚。可是要追溯那整个时期的过去，说清楚特定时刻谁和谁打仗，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书面记录没有，口头文字不存在，倒是有人提到过另外的同盟。目前，举例来说，一九八四年（如果就是一九八四年的话），大洋国正在和欧亚国交战，则与东亚国结为联盟。在公开或者私下的谈话中，却没有人承认这三个大国任何时候按不同路线组合过。实际上，一如温斯顿很清楚的，大洋国和东亚国交战并与欧亚国结盟，只不过四年时间。但是，这只是一鳞半爪的一知半解，他碰巧记住了，还是因为他的记忆控制不大令人满意的结果。官方看来，伙伴关系的变动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洋国在和欧亚国打仗：因此，大洋国就一直在和欧亚国交战。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绝对的邪恶，以此类推，不论过去和未来，与敌人攻守同盟都是不可能的。
打仗这种事儿，他一万次思考过，如同他痛苦地向后抻肩膀一样（手扶胯部，从腰部强扭身体，一种被认为锻炼背肌的好方法）——打仗这种事儿也许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党可以插手干预过去，声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毫无疑问，比起只是折磨和死亡，这招更加恐怖。
党声称大洋国从来没有和欧亚国建立同盟。可他，温斯顿·史密斯，知道大洋国就在四年前还曾与欧亚国短暂结盟。然而，这种认知在什么地方存在过呢？只在他自己的意识里，可这种意识不管怎样都很快会被消灭的。如果大家都接受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的记录记下同样的鬼话——那么这谎言就会载入过去，变成真理。“谁控制过去，”党的口号说，“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然而，过去从来没有改变过，尽管过去的本质是可以改变的。凡是现在是真的东西，则永远都是真的。这很简单。做到这一切只需要永无休止的一系列胜利占据你的记忆。“现实控制。”他们这样声称。用新话语来说：“双重思想。”
“稍息！”女领操员喊道，口气多少温和了一点儿。
温斯顿放下两臂，缓缓地往肺里吸气。他的脑子坠入了双重思想的迷宫。知道与不知道，了解全部真实情况却说着精心构建的谎言，同时主张两种互相抵销的观点，明知道它们互相矛盾却还坚信不疑，利用逻辑反对逻辑，拒绝道德却高喊道德，相信民主不可行却认定党是民主的卫士，忘记需要忘记的一切却在需要时塞回记忆里，然后又迫不及待地忘掉，尤其是同样的把戏应用于同样的把戏本身——这套手法玄妙之极：有意识地导致无意识，然后，再对你刚刚完成的催眠状态变得无意识。即便为了理解“双重思想”这个词，你还得使用双重思想。
女领操员又吆喝他们集中注意力。“让我们看看谁能够到脚趾！”她热情地说，“请从腰部下弯，同志们。一二！一二！……”
温斯顿讨厌这节体操，这动作引起的疼痛从脚跟一直传到屁股，往往会在结束时带来又一次咳嗽。他沉思得到的一星半点儿的快活全抵销了。过去，他想，不仅仅被篡改了，实际上早已经被摧毁了。因为，除了你自己的记忆外已不存在记录，你如何能够确立显而易见的事实呢？他努力记忆他第一次听到人家提及老人家是哪一年。他想那一定是六十年代的某一段时间，但是很难弄准确了。在党史里，当然，老人家自打革命的早期岁月就以革命的领导和卫士自居。他的功劳过去一步步往回追溯，一直追溯到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寓言般的世界，那时，资本家们仍旧戴着新奇的高顶礼帽，坐在明晃晃的大汽车或者镶满玻璃的马车里，在伦敦大街上驰骋。无法知道这种传说多少是真实，多少是虚构。温斯顿甚至记不得党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温斯顿不相信在一九六〇年之前，他曾听说过“英社”这个词，不过在老话语里可能存在——那就是“英国社会主义”——已经早在流行了。一切都融化到迷雾里了。有时候，的确，你能指出哪句是谎言。比如说，在党史课本里声称党发明了飞机，这话显然不真实。他从小就记得飞机。可是你证明不了什么。证据从来是没有的。他长了这么大，只有一次掌握了无可置疑的文件，证明一个过去事实是伪造的。而那一次……
“史密斯！”电屏那个尖里尖气的声音喝道，“六〇七九号温·史密斯！是的，就是你！弯腰，请深度弯腰！你能做得更好。你不使劲儿。弯低一些，快！这就好多了，同志。现在稍息，全队注意，看着我。”
一身热汗一下子冒出来。他的脸上仍保持着完全琢磨不透的表情。千万别露出不快神色！千万别露出恼怒的神色！两眼闪现一丝神情就会露馅。他站直身子注视那个女领操员把两臂举过头——谈不上多么优雅，但是相当干净利索——然后弯下身体，手指第一个指节摸到了脚趾。
“就这样，同志们！这就是我想看到你们做到的。再看我做一遍。我三十九岁了，有四个孩子。现在看看吧。”她再次弯下腰。“你们看我的膝盖一点儿都不弯。只要你想做，你就能做到。”她伸直身子时补充说，“任何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绝对能够触摸到脚趾。我们大家没有到前线打仗的身体优势，但是至少我们大家能保持身体健康。记住我们在马拉巴前线打仗的孩子们吧！记住那些在水上堡垒里的战士吧！想一想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困难吧。现在再试一遍。这次好多了，同志，这次好多了。”她注意到温斯顿使劲儿弯腰，膝盖笔直，几年来第一次成功地摸到了脚趾，补充鼓励道。
第四节
日常工作开始了，温斯顿不自觉地深叹一口气，哪怕电屏近在咫尺也不能阻止他，随后他拉过来说写器，吹掉说写器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接下来，他展开并夹住四个小纸卷，它们是从写字台右边那个风动管跌落出来的。
小格子间的墙壁上有三个孔。说写器右边，一条细风动管送来书面资讯；左边，一个粗风动管送来报纸；在侧墙上，温斯顿伸手就能够到，是一个铁丝网罩着的大长方形口。这口子是为了处理废纸的。整栋楼里类似的洞口准备了成千上万个，不只是每个房间里都有，每条过道还隔不远就备有一个。因为某种原因，它们被戏称为记忆洞。一旦你知道什么文件应该毁掉，或者正好看见一片废纸掉在地上，都要自动地掀起最近的记忆洞盖，把它扔进去，由一股热气流旋入无以数计的焚烧炉里，它们就隐藏在大楼的某个隐蔽处。
温斯顿把展开的四张纸单逐一检查一番。每张纸单上写了一两行资讯，全部是缩写术语——不完全是新话语，不过使用了不少新话语词——为部里内部专用。它们如下：
《泰晤士报》17.3.84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校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报三年计划八三年四季度误排校正近期
《泰晤士报》14.2.84富部误引巧克力校正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下令双加不妥提及非人全部重写上交存档
温斯顿心头掠过一丝满足感，把第四张纸单放在一边。这是一种繁复的要负责任的工作，还是最后解决为好。其他三项是例行公事，尽管第二件也许需要清理一连串数字，难免枯燥。
温斯顿在电屏上拨了“过期报刊”号码，要求相关各期《泰晤士报》，几分钟后风动管就传送过来了。他接到的资讯涉及的文章或者新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被认为需要改动，或者，一如官方使用的语言，需要校正。比如说，三月十七号的《泰晤士报》刊文说，老人家在前一天的讲话里预言南印度前线无战事，但是欧亚国蠢蠢欲动，不久会在北非发动攻势。实际情况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却在南印度发起攻势，让北非相安无事。因此，这就需要仔细改写老人家讲话中的一段，让他预言的事情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保持一致。还有，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官方预报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各类消费产品的产量，这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第四季度。今天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实际产量的文章，两相对照，原来的预报每一项都很离谱。温斯顿的活儿就是校正原来的数字，让它们与后来的数字相符。至于第三份资讯，只是涉及一个很简单的错误，一两分钟就改正了。刚过去的二月份，富足部下文许诺（官方话是“绝对保证”）一九八四年的巧克力供应不再减量。实际上，一如温斯顿知道的，本周末还未到，巧克力供应已经从三十克减到了二十克。温斯顿所要做的是把原来的许诺改成一种提醒，说也许在四月份的某个时候需要减少巧克力的供应量。
温斯顿每处理过一条资讯，就把说写器更正的东西夹在《泰晤士报》相关的版面上，送进风动管。然后，用了一个尽可能无意识的动作，他把原始资讯和他做的笔记都攥成团，扔进记忆洞，由火焰烧掉。
风动管通着的那个看不见的迷宫又会发生什么，他并不知道细节，但是他知道一般情况。不管哪天的《泰晤士报》，所有需要校正的内容收集并修改过后，那天的报纸就会立即重印，原来的版本同时销毁，校正的版本取代原来的存入档案。这一不断篡改的程序不仅应用于报纸，也应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任何一种文学或者文献，只要涉嫌政治意义或者意识形态，都要经历这一程序。每一天，每一刻，过去都要和当前挂钩。这样，党做出的每个预言都会由文献证明是正确的；任何新闻或者观点表达，只要与当前的需要不合，绝不允许保留记录。所有的过去都是一张羊皮纸，只要需要就会经常被刮干净，彻底重写。这种活儿一旦干过，就绝不可能留下把柄，让人看出发生过篡改的事情。记录司那个最大的处，比温斯顿工作的这个处要大很多，所有上班人员的本职工作就是顺藤摸瓜，收集所有早该更新和销毁的书籍、报纸，以及其他文献。若干《泰晤士报》，由于政治风云变幻，或者老人家说了错误的预言，会篡改十几遍，却仍按原来的日期存档，没有别的版本留下来与之对照。书籍也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被篡改，重新发行时没有任何说明修改过了。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一旦处理过就无一例外地销毁，也从来没有声明或者暗示曾篡改过什么内容；说明的总是那些疏忽、错误、误印或者误引等，是为了准确起见才逐一改正的。
然而，他一边修改富足部的数字，一边心下思忖，这种行为事实上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事儿只是一个瞎话代替另一个瞎话而已。你处理掉的大多数材料都与真实的世界毫无关系，连十足的谎言里所包含的那种联系都没有。统计数字原来的版本就毫无根据，修改过的版本则是为所欲为。很多时候你都得按上头的意思，从你脑袋里凭空弄出那些统计数字。举例来说，富足部的预报说本季度靴子的产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双。实际生产给出的产量是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改写那个预报数字时，要减少到五千七百万双，这样一来，就可以一如既往声称超额完成了任务。不管怎样，六千二百万并不比五千七百万更接近真实情况，也不比一亿四千五百万双更具真实性。很可能，靴子根本就没有生产出来。还有可能的是，无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靴子，也无人关心这个。你只知道每个季度纸面上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靴子，与此同时大洋国一半人口都没靴子穿。每样事实的记录都是这个样子，不论大小。所有事情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连这年是什么年份都变得难以确定了。
温斯顿向大厅那边瞄了一眼。在对面相应的那间小格子间，坐着一个面相刻板、下巴发黑的小个子男人，名叫蒂洛森，正在忙着干活儿，膝盖上摆了一张折叠的报纸，嘴巴紧紧地对着说写器的话筒。他那副样子，竭力让自己和电屏之间所说的话不为人知。他抬头看人，他的眼睛向温斯顿这边投来充满敌意的一瞥。
温斯顿几乎不认识蒂洛森，不知道他在从事什么工作。记录司的人员开口不谈他们的工作。在这间没有窗户的长长的大厅里，小格子间排成两行，窸窸窣窣的翻纸声不绝于耳，嗡嗡的声音是对着说写器发出来的，有十几个人温斯顿根本就不知道名叫什么，尽管他每天在楼道里看见他们走来走去，或者在“两分钟仇恨”活动中咬牙切齿挥手舞脚什么的。他知道紧挨他的那个小格子间是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女人，一天到晚埋头干活儿，只是在报纸上查找已经蒸发、因此认为从来不曾存在过的人的名字，把它们统统划掉。这活儿真是找对人了，因为她自己的丈夫两年前就蒸发了。隔着几个小格子间，坐了一个温和、低效、梦游的家伙，名叫安普尔福思，耳朵上汗毛很多，窜改韵文和韵律很拿手，每天起来就是鼓捣出一些窜改过的诗歌版本——他们称为定稿本——因为这类诗歌已经造成意识形态上的麻烦，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保留在各种选集里。这个大厅里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还只是一个科，可以说是记录司这个庞大的复杂机构里的一个细胞。远远近近，上上下下，还有成群的工作人员，都在从事一种无法想象的工作。庞大的印刷车间都配备编辑、排印专家、伪造照片的设备精良的暗房，一应俱全。电视节目科有工程师、制片人、各种演员，他们各有专长，特别挑选来模仿别人的声音。资料人员也齐备，他们的工作只是开列应该召回的书籍和杂志的清单。各种陈列室都很宽敞，篡改过的文件就收藏在这里，而焚烧炉则很隐秘，原始文件版本都在那里烧掉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概匿名，那些负责指导的智囊团协调着整个艰难的工作，决策必不可少的方针路线，规定过去的这个碎片应该保留，那个碎片应该篡改，另一个碎片则应该彻底被消灭。记录司，说到底，本身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因为真理部的工作不是重构过去，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剧本、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有信息、教诲或者娱乐，从一座雕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田园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儿童识字课本到新话语词典，面面俱到。真理部不仅为党提供多种多样的需要，而且也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复制了一整套低级的系统。各个部门形成了一整条链子，专门处理无产阶级文学、音乐、戏剧，以及一般性娱乐。这条链子出版了垃圾报纸，几乎空洞无物，实在的只有体育、犯罪、星相学、耸人听闻的廉价小说、色情电影，还有完全靠一种名叫“韵文器”的特别万花筒、通过机械手段谱写出来的靡靡之音。甚至还有一个配套的附属科——新话语叫作“春宫”——负责生产低俗不堪的色情文学，密封发行，除了干活儿的人，任何党员不得阅读。
温斯顿在忙活，三条资讯又从风动管里跌落出来；不过它们是些简单的事情，“两分钟仇恨”活动插进来之前，他就都处理了。仇恨活动结束后，他回到小格子间，从书架上取下新话语词典，把说写器推开，擦了擦眼镜，开始干上午的主要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工作。多数活儿是枯燥的例行公事，但是其中也有些活儿很困难，很棘手，你一旦上手，就好像迷失在一道数学难题的深渊——例如复杂的伪造活儿，没有任何依托，只能依靠你对英社各种原则的了解以及猜测党想让你说什么。温斯顿干这种活儿得心应手。有一次，他甚至接手校正《泰晤士报》的社论，通篇都是用新话语写成的。他打开早些时候放在一边的那条资讯。全文如下：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人家双加不好提及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用新话语（或者标准英语）可以破译为：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号《泰晤士报》报道老人家“当日指示”极为不妥，提及了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存档前把你的草稿提交上级复查。
温斯顿把那篇犯事儿的文章通读了一遍。老人家“当日指示”，看起来主要是表扬一个名叫FFCC组织的工作，是为水上堡垒服役的士兵提供香烟和其他享受物品。有个名叫威瑟斯的同志，一名主要核心党员，获得特别提名，授予奖章，二级特殊勋章。
三个月后，FFCC突然毫无缘由地解体了。你可以推测，威瑟斯及其同事现在失宠了，但是报纸和电屏上没有报道这件事儿。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政治犯一般不审讯，连公开谴责都没有。大清洗涉及成千上万的人，公开审讯卖国贼和思想犯，让他们可怜巴巴地认罪后再执行枪决，专门示众，一两年之内不过一次。更常态的情况是，对党不满的人索性就销声匿迹了，从此杳无音信。谁都再也无法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在有些案例中，他们也许还没有死掉。温斯顿知道的案例中，大约三十多个人都是这样先后失踪的，还不包括他的父母。
温斯顿用纸条轻轻地掸拂几下鼻子。对面那个小格子间里的蒂洛森同志，仍在对着说写器诡秘地说话。他抬了一会儿头：又是那种满是敌意的一瞥。温斯顿怀疑蒂洛森是不是像他本人一样在从事同一种工作。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诡异的活儿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来做；再说了，把这种活儿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那就等于公开承认篡改行为发生过。很可能，十几个人现在都在对老人家实际上说过的话进行修改。过不久，某个核心党内智囊人物挑选其中一个版本，重新编辑，启动必要的交叉核对程序，然后选中的谎言就载入永久的记录，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威瑟斯为什么后来失宠。也许因为腐败，也许因为失职。也许老人家只是剪除了一个深得人心的下属。也许威瑟斯或者他身边的某个人被怀疑有异端倾向。也许——最大的可能——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大清洗和人间蒸发是政府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唯一的真正线索在于“提及非人”几个字眼，表明威瑟斯已经死了。你不能一口咬定这种情况是有人被捕了。有时候，他们会被释放，被允许再活一两年，然后执行枪决。非常偶然的情况里，你相信某些人很早就死了，随后会在公开审判时幽灵般出现，他的供词牵连到几百人，之后销声匿迹，永无音信。但是，威瑟斯已经不存在了，他再也不存在了。温斯顿拿定主意，仅仅改变老人家讲话的倾向是不够的。把老人家的讲话改得完全与原来的话题毫无关联更为可取。
他可以把老人家的讲话修改成对卖国贼和思想犯的一般性谴责，但是这有点过于露骨，而杜撰成一次前线的胜利，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超产胜利，也许会让记录过分复杂。他所需要的是一种纯粹的幻想。突然他脑子一闪，好像有了现成的东西，一个名叫奥格尔维的同志的影子出现了，最近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有时候，老人家发出的“今日指示”，是赞扬某个卑微的低级别党员，认为这种人的生死可以成为榜样，值得仿效。今天，他应该赞扬奥格尔维同志。是的，没有奥格尔维同志这样一个人，但是只需印上几行字，伪造一两幅照片，就可以马上让他存在了。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随后把说写器拉过来，开始用老人家熟悉的口气口授：一种军事与学问兼具的口吻，而且，因为使用先提问题而后立即回答的把戏（“我们从这件事上吸取什么教训呢，同志们？教训就是——这也是英社的基本原子之一，就是——”等等，等等），容易模仿。
奥格尔维同志三岁的时候拒绝所有的玩具，只喜欢战鼓、机关枪和模型直升机。到了六岁——提早一年对他放宽规定，予以特殊照顾——他加入了少年揭发队；九岁时，他当上了队长。十一岁时，他向思想警察揭发了他的叔叔，因为偷听到了叔叔一次显然在他看来有犯罪倾向的谈话。十七岁时，他成为少年反性团的区队长。十九岁时，他发明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了，第一次试用，就炸死了三十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时，他在作战中牺牲。他驾驶喷气式飞机，携带重要的急件，飞越印度洋，被敌人追击，最后身带机关枪，跳出直升机，连同急件一同坠入海底——这样的死法，老人家说，一想起来不可能没有钦佩之情。老人家还对奥格尔维同志的一生的纯洁和单纯补充了几句。他不喝酒，不沾烟，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健身一小时，没有别的娱乐，而且发誓过独身生活，相信婚姻和拉家带口与一天二十四小时献身公职不可兼顾。他开口必谈英社的各种原则，打败欧亚国敌人并且搜捕特务分子、破坏分子、思想犯、卖国贼是他终生的目的。
温斯顿心下争辩，是否授予奥格尔维同志特殊勋章；最后，他决定取消，因为这需要反复核查，不值得。
他又瞅了一眼对面小格子间那个对手。说不清什么东西似乎肯定地告诉他，蒂洛森与他自己一样在忙同一件活儿。无法知道谁的版本会最终被采纳，但是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版本会被采纳。奥格尔维同志一个小时前还云里雾里的，现在就既成事实了。他觉得不可思议：你竟然可以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奥格尔维同志从来没有在现在存在过，这下却在过去存在了，而且一旦这一伪造行为被忘记，他就真正存在了，证据确凿，如同查理曼大帝或者尤里乌斯·恺撒确有其人那样。
第五节
天花板低矮的食堂沉下地面很多，午餐队伍缓缓地前行。饭厅里已经人满为患，人声鼎沸。格子窗后面的餐台上，烂炖的雾气飘过来，带着一种酸酸的铁腥味儿，倒还没有压过杜松子酒的酒气。在饭厅那头，有一个小酒吧，不过一个墙洞大小，花一毛钱可以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哦。”温斯顿身后一个声音说。
温斯顿转过身去。来人是他的朋友赛姆，在调研司上班。也许“朋友”二字不是一个确切的词。当今之日，你是没有朋友的，你只有同志；不过与有些同志交往比与另一些同志交往更令人愉快。赛姆是一个语言学家，一个新话语的专家。没错，他就是目前正在编辑新话语词典第十一版的庞大专家组的人。他身量瘦小，比温斯顿还矮小，黑头发，凸出的大眼，表情悲伤却不乏嘲弄，那样子好像一边跟你说话，一边仔细审查你的脸。
“我一直想问问你搞到刀片了没有。”他说。
“一片也没有搞到！”温斯顿说，带了几分心虚，“我踅摸了所有的地方，怎么也找不到刀片了。”
大家都在不停地和你要刀片。其实他有两个没有使用的刀片，藏起来了。几个月来刀片奇缺。不论什么时候，党的商店总有一些必需品没有供应。有时候是扣子，有时候是织补毛线，有时候是鞋带，目前则是刀片。如果你迫不得已，你只能到“自由”市场上偷偷摸摸地踅摸一些缺货。
“一个刀片我用了六个星期了。”他找补一句，不是真话。
队伍又向前挪动了几步。他们停下时，他转过身来又面向赛姆。他们两个从餐台边上一摞餐盘上各拿了一个油乎乎的铁盘子。
“你昨天去看那些战俘执行绞刑了吗？”赛姆问道。
“我在干活儿。”温斯顿说，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想我会在电影上看的。”
“那可不是一回事儿。”赛姆说。
他那双嘲弄的眼睛上下打量了一下温斯顿的脸。“我了解你。”那双眼睛好像在说，“我看透你了，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没有去看那些战俘被绞死。”从一个知识分子角度看，赛姆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隔岸观火的满足，谈论起直升机袭击敌人的村庄、思想犯的审讯和忏悔、喜爱司地下室的处决。和他谈话，大体上就是一件让他赶快脱离这样的话题苦差，尽量让他纠缠新话语的技术细节，他在这方面是权威，乐此不疲。温斯顿把头侧向一边，避开他那双黑眼睛的审视。
“绞刑进行得不错。”赛姆回忆说，“我想他们把战俘的脚捆上令人扫兴。我喜欢看见他们两脚踢腾。更带劲儿的是，到了最后，舌头吐出来了，变青了——青紫青紫的。那种细节很过瘾。”
“下一个，过来！”戴白围裙的无产者手持勺子，喊道。
温斯顿和赛姆赶紧把他们的盘子放在格子窗下面。每个盘子里立即得到了一份午餐——一小铁锅粉灰色烂炖，一块面包，一小块奶酪，一杯无奶胜利牌咖啡，还有一片糖精。
“那边有一张饭桌，在电屏下。”赛姆说，“顺道我们捎带一杯杜松子酒。”
供应他们的杜松子酒装在没有把子的瓷杯里。他们一路留心，穿过拥挤的饭厅，把盘子放在铁皮面饭桌上，一个桌角上有人洒下了一片烂炖，稀糊糊的一堆，看上去像呕吐物。温斯顿拿起杜松子酒杯，停下来鼓起勇气，咕咕几口吞下了油腻味的杜松子酒。他挤了挤眼睛，泪水流了出来，一下子发现他很饿。他开始一勺接一勺地吞咽烂炖，习以为常的稀汤里有几块海绵状的东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两个谁都没有再开口说话，埋头把饭吃完。温斯顿左边的饭桌，在他身后边一点儿，传来一个人的话音，语速很快，喋喋不休，刺耳的呱呱声像是鸭子在叫，压过了饭厅那种惯常的嗡嗡声。
“词典进展得怎么样了？”温斯顿说，为了压过那个声音故意大声说。
“慢呀。”赛姆说，“我在整理形容词。蛮有意思的。”
他一听人提到新话语，马上来了兴致。他把小饭锅推向一边，一只修长的手拿起自己的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奶酪，身子探向饭桌，以便交谈时不用扯起嗓子。
“这第十一版是定稿本。”他说，“我们把这种语言最后定型了——人们张口说话就是这种形式，无人再用别的形式说话。等我们把这部词典完成了，像你这样的人就得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它。你以为，我敢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明新词。才不是呢！我们在摧毁老词——每天摧毁几十个，几百个。我们把语言砍削成骨头架子。第十一版没有一个词在二〇五〇年之前会成为过时的。”
他饥肠辘辘地啃食面包，吞咽了几口，然后接着说话，带了一种学究气的激情。他那又瘦又黑的脸生动起来，两眼没有了嘲弄的神色，几乎像在做梦。
“那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把老词一个个摧毁。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不过几百个名词也弃掉不用了。不仅仅是同义词，还有反义词。说到底，一个词要只是另一个词的对立面，还有什么正当理由存在呢？一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其对立面。比如说‘好’这个词。如果你有一个像‘好’这样的词，还有什么必要知道‘坏’这个词吗？‘不好’一词就一举两得了——甚至更可取，因为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对立面，那另一个词就多余了。再比如，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更强有力的版本，留着像‘优秀’和‘出色’这样一连串词义模糊没有用处的词，又有什么意义呢？所有这类词都算上又有什么意义呢？‘加好’一个词的意思就都有了，或者，如果你想表达得更强烈一些，‘双加好’一个词全解决了。当然，我们已经在使用这些形式了，不过在新话语的最后版本里，别的形式就都不存在了。等到最后，好和坏的整个概念只用六个词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呢，只用了一个词。难道你不觉得这很带劲儿吗，温斯顿？这是老人家的创意，当然。”他把话补充完整了一些。
温斯顿听见他提到老人家，脸上掠过一种乏味的急切神色。然而，赛姆还是立刻看出来温斯顿缺乏一种热情。
“你不是真的欣赏新话语，温斯顿。”他说，很有些悲哀，“即便你在用新话语写作，却还用老话语思考呢。我偶尔在《泰晤士报》上读过你写的一些文章。文章写得不错，但是它们是译文。在你心里，你更愿意守住老话语不放，就是舍不掉老话语模糊而无用的形态。你领会不了摧毁老话语的妙处。你知道新话语是世界上唯一的语言吗？新语言的词汇每年都在缩小。”
温斯顿当然不知道这个。他莞尔一笑，心下希望表示认同，却不相信自己说得出口。赛姆又咬下一口黑乎乎的面包，三口两口嚼咽下去，继续说道：“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新话语的全部目的就是缩小思想范围吗？最终，我们将把思想犯实际上控制到不可能再犯的程度，因为将来没有什么词汇可以表达思想犯了。每一种观念，一旦需要，只用一个词来表达，把其含义毫不含糊地界定下来，其附属含义统统除掉，彻底忘记。在第十一版里，我们距离这一点儿已经不远了。但是，在你我死后，这个过程还会长久继续下去。每年都会减少一些词，逐年递减，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了。当然，即使现在，思想犯没有了理由，也没有了借口。这只是一个自我约束的问题，实际控制的问题。但是，到了最后，连约束和控制都不需要了。等语言完美了，革命也就完成了。新话语即英社，英社即新话语。”他补充道，露出几许神秘的得意，“你可曾想过，温斯顿，到了二〇五〇年，最迟这个时间，有哪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谈话吗？”
“除了——”温斯顿疑心重重地开口道，随后马上停下来。
到了嘴边的话是“除了无产阶级”，但是他制止了自己，不完全清楚这话是不在某种程度上不够正统。但是，赛姆还是猜出来他要说什么话。
“无产阶级不是人。”他无所顾忌地说，“到了二〇五〇年——也许更早——所有关于老话语的知识都会消失。过去的整个文学都会被摧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只会在新话语的版本里存在，不仅变成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而且实际上还会成为某种与它们过去所有的意思互相矛盾的东西。连党的文学都会改变。连各种口号都会改变。自由的概念都废除了，像‘自由即奴役’这样的口号又有何用？整个思想气候都截然不同了。事实上，我们现在理解的思想不存在了。正统意味着不思考——不需要思想。正统就是无意识。”
温斯顿突然深信不疑，总有一天，赛姆会被蒸发的。他太有头脑了。他看得太明白，说得太清楚。党不喜欢这样的人。他有一天会失踪的。这点就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把面包和奶酪吃完了。他在椅子上斜过一点儿身子，喝杯子里的咖啡。他左边饭桌上那个男人，嗓子呱呱呱的，还在高谈阔论。一个年轻女子也许是他的秘书，背朝温斯顿坐着，在听他说话，似乎急于附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一次又一次，温斯顿一旁听到了“我想你是对的，我同意你说的话”这样的附和，话音很年轻，女性的，相当卖傻。但是，那男人的声音一刻也不停顿，哪怕那个姑娘在讨好附和。温斯顿与这个男人有一面之交，尽管他不知道这人在虚构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人三十来岁，喉头发达，阔大而移动的嘴。他的头稍稍后仰，因为他坐的角度，他的眼镜有些反光，温斯顿因此只能看见两个镜片，看不到人眼。令人有点恐怖的是，从他大嘴说出的滔滔不绝的话里，简直不可能听清楚一个词。只有一次，温斯顿听清了一个短语——“完全彻底地消灭戈尔茨坦主义”，这话说得非常快，而且，听起来似乎连成了一整块，好像浇灌成一行的铅字。其余的话就是吵闹声，呱呱呱叫唤。可是，尽管你不能完全听清楚这个人在说什么，你却丝毫不会怀疑其一般的性质。他也许是在谴责戈尔茨坦，要求对思想犯和坏分子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他也许是在历数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也许是在歌颂老人家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总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不管是在谈论什么，你都能肯定他说的每个词都是正统的，纯粹的英社。温斯顿一边观察那张没有眼睛的脸，只见那张嘴喋喋不休，一边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这不是一个真人，而是一种假人。那不是嘴巴在说话，那是喉咙在说话。他喋喋不休的那些玩意儿由词句组成，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讲话：那是无意识状态里的一种噪音，如同鸭子在呱呱呱叫唤。
赛姆一时间陷入沉默，用勺把子在一摊烂炖里划来划去。另一张饭桌传来的说话声很快，尽管周遭乱糟糟的，依然清晰可辨。
“新话语里有一个词。”赛姆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就是鸭语，像鸭子一样呱呱呱叫唤。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含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意思。用在对方身上，它是骂人；用在你喜欢的人身上，它就是表扬。”
毫无疑问，赛姆会被蒸发的，温斯顿再次想到这个结果。他想到这点，心里很难过，尽管他很清楚赛姆看不起他，还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只要有理由，就会振振有词地谴责他是思想犯。赛姆身上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错误东西。也有一些他所缺乏的东西：谨慎、超然、一种尚可拯救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非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各种原则，他尊敬老人家，他为各种胜利欢呼，他仇恨异端，不仅真诚地仇恨，还有一种不安的热情，对最新的资讯了如指掌，这是一般党员达不到的水准。然而，他身上总是有些名声不好的东西。他所说的话还是不说为好，他读了很多书，经常光顾栗子树咖啡店，那里画家和音乐家云集。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条文的法律，不让人经常到栗子树咖啡店，然而那个地方兆头不妙。党内不被信任的老人经常去那里聚会，最终会被清洗。戈尔茨坦本人，据说，几十年前曾经在那里露面。赛姆的命运不难预见。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如果赛姆抓住了温斯顿的内心观念的本质，哪怕只有三秒钟，也会立即向思想警察告发。在这种事儿上，换了任何人也一样，不过赛姆尤其如此。热情还不够。正统就是无意识。
赛姆向上望去。“帕森斯来了。”他说。
听他的话外之音好像在说：“那个讨厌的傻瓜。”帕森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同楼租户，这时正穿过饭厅走来——一个中年男子，矮胖，一头金发，一张青蛙脸。刚刚三十五岁，他已经把脖子吃出了脂肪褶子，腆腰叠肚的，但是他动作灵活，孩子气。他的整个长相都像发育超标的小男孩，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虽然他身着制服，但是人们简直只会想到他穿了少年揭发队的蓝短裤、灰衬衫以及红领巾的样子。想到他那副样子，你总是看见他肉乎乎的膝盖，袖子卷起露出了胖滚滚的胳膊。帕森斯，的确，只要有正当借口，十之有九会穿上短裤，参加团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他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两个喊着“哈喽，哈喽”，在饭桌旁坐下，一股浓浓的汗腥味儿挡都挡不住。粉嘟嘟的脸上细小的汗珠子清晰可见。他出汗的能力超强。在社区活动中心，你若看见他的球拍把子是湿的，说他刚刚打过乒乓球一准没错。赛姆弄出一张纸条，上面写了长长一栏字，指间夹着一根墨水笔，正在苦心琢磨。
“看他在吃午饭的时间都在工作。”帕森斯说，胳膊肘捅了捅温斯顿，“积极吧，嗯？你在那里忙什么，老伙计？我估计，对我来说那都是很高深的东西。史密斯，老伙计，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到处找你。你忘了向我缴费了。”
“什么费？”温斯顿说着，早自动地去掏钱了。你的工资的四分之一都用来自动捐赠，名目多不胜数，很难说清哪是哪。
“仇恨周捐款。你知道——户户相连基金。我是咱们片儿的财务。我们干得不遗余力——争取来一次轰动的表现。我跟你说，如果胜利大厦在整个街区挂不出最壮观的旗帜，那可不是我的错。你答应交给我两块钱呢。”
温斯顿摸出来两张皱巴巴的脏钞票，递了过去，帕森斯用文盲人爱用的干净字体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
“想起来了，老伙计。”他说，“我听说我家的那个小叫花子昨天用弹弓打你了。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实际上，我跟他说，要是他再干这种事儿，我会把弹弓没收了。”
“我想他是没有看成绞刑，心里不痛快。”温斯顿说。
“唉，也是——我的意思是说，表现了正确的精神，不是吗？他们就是无恶不作的小叫花子，两个都那德行，不过说话很积极！他们整天想的就是少年揭发队，当然还有打仗。你知道我家那个小丫头上个星期六随队到伯克汉普斯特德远足干什么了吗？她约了另外两个小丫头跟她一起，偷偷离开远足队伍，整整一个下午去跟踪一个陌生人。她们跟踪了两个小时，穿过那个森林，然后，她们到了阿莫沙姆，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这样干？”温斯顿说，颇有几分吃惊。
帕森斯扬扬得意地说：“我家小妞认定他是某种敌人的特务——也许是空降下来的。但是，关键在这里，老伙计。你想是什么东西让她首先产生怀疑的吗？她发现他穿了一双奇怪的鞋——她说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见有人穿那种鞋。因此十之八九他是个老外。七岁的娃娃够机灵的，是吧？”
“那人后来怎么办了？”温斯顿问道。
“哎，当然，我说不来。不过，我一点儿不会惊讶，如果——”帕森斯做了一个端枪瞄准的动作，舌头咔嗒一声，表示射击。
“好啊。”赛姆心不在焉地说，没有抬头，还在看他的纸条。
“我们当然不能疏忽大意。”温斯顿尽职地说。
“我要说的是，正在打仗呢。”帕森斯说。
仿佛为了验证这话，他们头顶上的电屏上传出来吹号声。但是，这次却不是宣布军事胜利，而是富足部的一个告示。
“同志们！”一个急促的年轻声音喊道，“注意了，同志们！我们向你们宣布光荣的消息。我们在生产上打了大胜仗！现在回首各类消费品的总数额，看得出生活水平在过去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今天上午，大洋国举国上下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走出工厂和办公室，高举旗帜，走上街头，高声呼喊，感谢老人家给人民带来了全新的幸福生活，这归功于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以下是一些完成的数字。食物——”
“我们全新的幸福生活”重复了好几遍。这是富足部近来挂在嘴边的话。帕森斯，他的注意力被号角声吸引住了，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一本正经，一种深受启发的无聊神态。他跟不上电屏上念数字的速度，但是他清楚这些数字反正是让人满意的。他掏出来一个又硕大又邋遢的烟斗，里面已经填上了半烟斗烟叶。因为一个星期只供应一百克烟叶，是不可能把烟斗装得满的。温斯顿在吸一根胜利牌香烟，小心翼翼地把烟横着拿。新的配额供应明天才开始，他手头只有四根香烟了。此时此刻，他对远处传来的吵闹声充耳不闻，直耳静听电屏上传出的东西。看样子，一星期巧克力的供应量提高了二十克，国人都要上街游行，感谢老人家的恩泽。他思忖，昨天电屏还宣布巧克力供应一星期削减了二十克呢。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国人就吞咽了这个碴儿了吗？是的，他们生吞活剥了。帕森斯轻而易举地吞咽了，像动物一样愚不可及。另一张饭桌上那个看不见眼睛的家伙吞咽得很狂热，很来劲，而且谁要是还敢说上星期巧克力供应量只有三十克，他就会迫切要求对其追查到底，无情谴责，予以蒸发。赛姆，他也吞咽了——方式比较复杂，涉及双重思想。那么，难道只有他一个人还有记忆吗？
神话一样的统计数字从电屏上源源不断地发送出来。与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子、家具、饭锅、燃料、船只、直升机、书籍、婴儿——一切都增加了，只有疾病、犯罪、神经病除外。一年又一年，分分秒秒，每个人，每样东西，都在飞速增长。如同赛姆早就干过的，温斯顿也拿起勺子，蘸了流过饭桌的那滩灰不溜丢的烂炖汤，画了一道长线，构成一个图案。他思考着生活的物质状况，气不打一处来。这种状况要一直持续下去吗？食物吃起来总是这个味道吗？他环顾一下食堂。低矮的天花板，拥挤的饭厅，因为人多拥挤，四壁脏兮兮的；糟烂的铁饭桌和椅子，摆放得拥挤不堪，坐下来擦肩磨肘的；弯曲的饭勺，坑坑洼洼的盘子，粗糙的白色杯子；表面都是油腻腻的，每条缝隙都塞满污物；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铁腥味儿烂炖以及脏衣服混合在一起，发出一股酸苦味儿。你的肚子，你的皮肤，总有一种抗议，感觉你有权利享受的什么东西却被你欺骗了。没错，他对任何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没有记忆了。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的，不论什么时候，都是食物从来没有够吃过，袜子或者内衣上总是布满破洞，家具总是破旧不堪，房间的暖气总是不热，地铁总是人满为患，房子总是东倒西歪，面包总是黑乎乎的，茶总是不够喝，咖啡总是很难喝，香烟总是供不应求——什么东西都不便宜，都不充足，只有杜松子酒还差强人意。当然，尽管随着年纪变大，状况越来越恶化，但是如果你对日子难过、环境肮脏、物质贫乏感到沮丧，因为冬季漫长、袜子脏破、电梯失灵、用水冰凉、肥皂粗糙、香烟糟碎、食物发霉而心情低落，这难道不是表明，这都不是事情的自然秩序吗？为什么除非你有某种祖先的记忆，明白事情原来并非这种样子，你就会觉得这一切不堪忍受呢？
他再次环顾一下食堂。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而且如果不是都穿着了蓝色制服，看上去会更加不堪入目。饭厅的那一头，一个人坐在饭桌边，一个奇怪得像甲壳虫模样的瘦小男子在喝咖啡，他那双小眼睛疑虑重重地四下张望。温斯顿想，如果你不注意周围的情况，那就很容易相信党树立的理想体格——身高体壮的青年，胸脯丰满的姑娘，金色头发，充满活力，肤色健康，无忧无虑——是存在的，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按他的判断，一号简易机场的人民大多数都身材矮小，肤色黑，不招人待见。奇怪的是，这种甲壳虫模样的人怎么在各部里随处可见：人长得五短三粗，年纪尚早就变得胖墩墩的，小短腿，行动敏捷，走道小跑，表情费解的肥嘟嘟的脸盘，小眼麻溜的。这种类型似乎在党的统治下人丁兴旺。
富足部的告示在再一次响起的号角声中结束，让位于声音微小的音乐。帕森斯在一连串数字的轰击下按捺不住呆钝的热情，把嘴里的烟斗取了出来。
“富足部今天确实干得不错。”他说，一边摇头表示欣赏，“随便问一声，史密斯老伙计，我说你有刀片借我用一下好吗？”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六个星期里一直使用一个刀片。”
“啊，没事儿——只是想到问你一声，老伙计。”
“对不住了。”温斯顿说。
紧邻的饭桌那个呱呱鸭鸣的声音由于富足部宣布消息一时间停下来，这会儿又开始呱呱了，和以前一样。不知怎的，温斯顿突然发觉自己想起了帕森斯太太——头发稀少，脸上的皱褶里藏了灰尘。用不了两年，那些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帕森斯太太会被蒸发的。赛姆会被蒸发的。温斯顿会被蒸发的。奥布莱恩会被蒸发的。而帕森斯却永远不会被蒸发。那个说话呱呱得像鸭子叫的看不见眼睛的家伙不会被蒸发。甲壳虫一样的小男人在各大部迷宫一般的过道里敏捷奔走，脚下生风——他们永远不会被蒸发的。那个在虚构司上班的黑头发姑娘——她也永远不会被蒸发。他似乎觉得他出于本能，知道谁会活下来，谁会毁灭，尽管到底靠什么能生存下来，却不容易说清楚。
这时，他猛然一惊，从思考中回过神来。临近饭桌边的那个姑娘半侧着身子，正在看他。正是那个一头黑发的姑娘。她从侧面看着他，但是莫名其妙地看得入神了。她一旦遇上他的眼神，就扭开不看了。
温斯顿背部开始冒冷汗了。一股麻嗖嗖的恐惧嗖一下穿透了他。那感觉一下子差不多都穿过去了，但是还留下一种惴惴的不安。她为什么盯着他看？她为什么一直跟踪他？不幸的是，他来到这里时没有看清她是不是已经坐在那张饭桌边了，或者是后来才过来的。但是昨天，在“两分钟仇恨”活动期间，反正她紧挨着他身后入座，显然没有必要那样做。很可能她的真正目的是他偷听他说话，弄清楚他是不是在热情高涨地呼喊。
他早些时候的思想又回来了；也许她实际上不是思想警察的成员，但是那就一准是业余的间谍，其危险就如临大敌了。他不知道她看了他多久，不过少说也有五分钟了，而且很可能他的面部表情控制得不到位。在公共场合或者电屏的范围之内，让你的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芝麻大的事情就会把你卖了。一根神经的抽搐、焦虑的下意识神色、自言自语的习惯——凡是看起来不大正常、有什么事情藏着躲着的，都会让你遭殃。不管什么情况，你脸上挂出一种不恰当的表情（比如宣布胜利消息时露出不以为意的表情），就是万恶不赦的冒犯。新语言里甚至专门有一个词，叫作脸罪。
那姑娘把后背再次冲着他了。也许她根本不是真的在盯他的梢，也许她两天前紧挨着他坐是巧合。他的香烟熄灭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饭桌的边沿儿上。下班了他会把它吸完的，如果他能保证烟丝不掉出来的话。极有可能坐在下一张饭桌的那个人是思想警察的线人，极有可能三天之内他就要到仁部那些地下室受审了，但是香烟头一定不能浪费。赛姆已经把那张纸条折叠起来，放进口袋里。帕森斯又开始说话了。
“我过去跟你说过，老伙计，”他咬着烟斗杆儿说，“有一次我家的两个小叫花子把市场上一个老太太的裙子点着了，因为他们看见她用一张老人家招贴画包裹香肠。他们悄悄地尾随在后面，用一盒火柴把裙子点着了。我相信把她烧得不轻。小叫花子真行，嗯？就是上进上进再上进！那可是他们当今在少年揭发队受到的一流训练——比我那时候强多了。你以为给他们配备的最新东西是什么呢？穿过钥匙孔窃听的耳机！我家小姑娘前天晚上带回家一个——在我们的起居室门上试了试，据说比她的耳朵贴在那个孔上听得清楚两倍。当然，那只是一个玩具，你放心吧。不过，传授给他们正确的思想了，嗯？”
这时，电屏放出了尖厉的哨声。这是上班的信号。三个男人站起来，跟着人群去挤电梯，温斯顿的香烟残留的那点烟叶掉落了。
第六节
温斯顿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那是三年前的事儿了。一个黑黢黢的晚上，大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狭窄的辅道上。她站在墙壁的门口附近，上面的街灯几乎没有什么灯光。她生了一张年轻的脸，描画得很浓。吸引我的正是那种描法，一色白，像戴了个面具，嘴唇却抹得鲜红。党的妇女从来不描抹脸。街上没有别人，也没有电屏。她说两块钱。我——
写到这里，很难写下去了。他闭上眼睛，用指头按摩，试图把那个反复出现的情景挤出来。他实在忍不住想扯起嗓子，喊出一串脏话。或者用头狠狠地撞墙，把桌子掀翻，将墨水瓶扔出窗外——暴力、喊叫、自找痛苦，只要可以把一直折磨他的记忆涂抹掉就行。
你最可怕的敌人，他思忖，是你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状态随时都会转变成某种看得见的症状。他想起了一个男人，几星期前他在大街上碰上的：一张相当平常的脸，一个党员，三十五岁或者四十岁的样子，高高的，瘦瘦的，提着一个公事皮包。还有几米远时，那个男人的脸左边突然抽搐了一阵。他们擦肩而过时这个动作又来了一次：那只是一个小动作，颤动了一下，快得像照相机快门咔嗒响了一下，但是很显然这已经成了习惯了。他记得当时就想：这个可怜的倒霉蛋完蛋了。令人心惊肉跳的是，那个小动作很可能是无意识的。最要命的危险是你在梦里说话。就他所知，这是防不胜防的。
他吸了一口气，接着写道：
我跟着她进了门道，穿过后院，进入一个地下室厨房。靠墙摆了一张床，桌子上有一盏灯，灯捻拧得很小。她——
他咬紧了牙关，心下凄然。他恨不得痛痛快快吐一口唾沫。他和那个女人待在地下室厨房的时候，他想起了凯瑟琳，他的爱妻。温斯顿结婚了——至少是曾经结过婚；也许他现在还是已婚，因为就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没有死。他好像再次呼吸到了那间地下室厨房闷热的气味，一种臭虫、脏衣服和浑浊的廉价香水味儿，但是怎么廉价也还是诱人的，因为党的妇女从来不使用香水，洒香水是不可想象的事儿。只有无产者使用香水。在他的脑子里，香水的味儿是和私通混合在一起的。
他和这个女人乱搞，是两年来他第一次行为失检。与妓女来往当然是禁止的，但是这样的清规戒律，你偶尔冒犯也就冒犯了。这种事儿有危险，却不是生死的事儿。让人逮住嫖妓会判五年，在劳改营服刑；如果你没有犯过别的事儿，就坐五年大牢。这种事易如反掌，只要你能避免正干事儿时被人逮个正着就好。贫民区准备出卖肉体的一窝一窝的。有的女人为了一瓶杜松子酒就出卖，因为无产者是不可以喝酒的。心照不宣的是，党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鼓励卖淫，当作无法彻底压制的本能的发泄口。仅仅是及时行乐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偷偷摸摸，没有乐趣，只涉及底层的受歧视的阶级的女人们。不可原谅的罪过是党员之间的乱搞。可是——在历次大清洗中被清洗者都一致供认犯过这样的乱搞罪——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在发生。
党的目的不只是防止男人和女人形成难以控制的忠诚关系。党的秘而不宣的真正目的，是铲除性交的所有快感。爱情是敌人，情欲也是敌人，婚姻之内如此，婚姻之外也如此。党员之间的所有婚姻不得不由专门因此任命的委员会批准，而且——不过这一原则却从来没有明确宣布过——如果男女双方给人的印象是肉体上的互相吸引，申请一概会被驳回。党唯一承认的婚姻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视为有点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如同灌肠。这点也从来没有形成文字，但是使用一种间接的方法，这种主张从小就灌输到每个党员的头脑里了。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都无处不在，宣扬两性不折不扣的独身生活。所有的孩子都通过人工授精（新话语称为人授）生育，由公共机构养大。温斯顿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一丝不苟执行彻底，只是大体与党的总的意识形态相符合就行。党一直力图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彻底杀死它，那就歪曲它、腌臜它。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但是好像这样干是自然而然的。就女人方面的情况看，党的努力是大体成功的。
他又想起了凯瑟琳。他们分手一定有九年了，十年——都快十一年了。他很少想到她，这有点怪。他有时能一连几天忘记自己曾经结过婚。他们在一起只过了大约十五个月。党不准离婚，但是如果夫妇还没有孩子，党则鼓励分居。
凯瑟琳高个子，金色头发，举手投足都超凡脱俗。她的脸轮廓清晰，鹰钩鼻子，那张脸你要是没有看出来其背后空洞无物，还以为颇有贵族气质呢。在他们生活的初期，他就认定——也许这只是因为他比多数人了解得更狎昵吧——认定她毫无例外地是他遇到过的最愚蠢、最低俗、脑子最空洞的人。她脑子里但凡有点思想，那就是口号，只要是党交给她的任务，不管多么愚不可及，绝对没有她不能盲目执行的。他在心里戏称她是“人声传音轨”。但是，他还是能忍耐下去，与她凑合生活，要不是因为一件事情——性。
只要他触摸她，她就一哆嗦，身体僵直起来。拥抱她就像抱着一个拼接起来的木头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她紧紧抱住他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她同时在使尽全身力气把她推开。她的肌肉僵直，很容易传达出那种印象。她会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不抵抗，也不合作，只是屈从。这超级令人窘迫，而且，过不了多会儿，就会恐怖起来。然而，即便如此，他还受得了她，勉强生活，只要两个人说好了他们不会同房了。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凯瑟琳拒绝这样。只要能够，她说，他们必须生养个孩子。因此，那种性表演得继续进行，一周一次，相当有规律，只要情况允许。她甚至上午就提醒他晚上要同房，好像某件事儿晚上必须完成，绝不可忘记。她提到这事儿用了两个名字。一个是“造个孩子”，另一个是“我们为党应尽的义务”（是的，她实际上就用了这个说法）。没有多久，等那个说好同房的日子快到了，他倒有了明确的恐怖感。幸亏没有造出孩子来，最后她同意放弃尝试，过不多久，他们就分手了。
温斯顿不出声地叹息一口。他又拿起笔，写道：
她一下子仰躺在床上，没有任何预热的行为，立即撩起裙子，那种做派粗俗不堪，让人惧怕——
他发现自己站在昏暗的灯光下，鼻孔里满是臭虫和廉价香水味儿，心下感到了挫败和愤慨，可就是在这个时刻，还是想到了凯瑟琳那白白的身体，由于党的催眠力量而变得冻僵一般。为什么总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他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女人，非要相隔一两年来搞这种下三烂呢？但是，真正的爱情是一种简直不可想象的事情。党的女人全都一样。贞洁深深地栽种在她们体内，如同对党的忠诚。通过早期的精心造势，通过游戏和冷水浴，通过在学校、少年揭发队和青年团灌输乱七八糟的东西，通过讲座、游行、唱歌、喊口号、军乐，等等，天然的感情就都被绞杀得干干净净了。他的理智告诉他，例外一定是有的，但是他的内心却不相信。她们都是坚不可破的，因为是党叫她们这样表现的。他所想得到的，甚至不是被爱，而是攻破贞洁这道壁垒，哪怕他这一辈子只有一次。性交行为，颠鸾倒凤地来一次，那就是造反了。性欲就是思想犯罪。哪怕为了唤醒凯瑟琳，如果他成功了，那就好比诱奸，尽管凯瑟琳是他的妻子。
但是，故事的其余部分还得记下来。他写道：
我把灯拧亮堂了。在灯光下我打量她——
天黑下来后，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似乎很亮。他第一次能好好地打量一下这个女人。他朝她走近一步，然后停下了，心里充满了欲望和恐惧。他痛苦地意识到他到这里来所担的风险。巡逻队完全可能在他出去时把他逮个正着；为了这种事情，他们可是不遗余力，会在室外耐心等待。如果他这时出去，哪怕没有干他来这里想干的事情，那也——
故事不得不记下来，这关系到悔过自新。在煤油灯下，他一下子看清，那个女人是老女人。她脸上描抹的那层妆其厚无比，看上去仿佛随时会像硬纸板做的面具那样皲裂了。她头发里都有了缕缕白丝，不过真正吓人的细节是那张有点收不住的嘴巴，一眼看去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黑窟窿。她满嘴都没有牙齿了。
他赶紧往下写，字迹十分潦草：
当我在灯光下打量她时，她原来是个老女人，至少五十岁了。然而，我还是赶上前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用手指按了按眼皮。他总算把这段故事写下来了，但是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疗法没有疗效。骂一通脏话的情绪涌到了嗓子眼儿，像过去一样极度难耐。
第七节
如果还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只能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还有希望，一定在无产者们的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群集的被人漠视的大众里，大洋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那种摧毁党的力量才能产生。党是不能从内部摧毁的。大洋国的敌人，如果有什么敌人的话，他们无法在一声号令下一起入侵，连彼此的身份都难以辨认。即便传说中的兄弟会存在，正像可能确有其事一样，那也很难想象他们可以揭竿而起，只能是三三两两分散活动。造反意味着眼睛中的一个眼神，声音中的一种传染；至多不过，互相间偶尔的小声传话。但是，无产者们，一旦他们多少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则无须在一起密谋。他们只需要站立起来，像骏马抖落蝇虻一样晃一晃身子。如果他们做出选择，那么明天早上他们就会把党爆成碎片。他们迟早会这样干的。不过——
他记得，有一次他走在拥挤的街道上，数百个嗓子——女人的嗓子——正在他前面一点儿的辅道上发出刺激耳鼓的喊叫。那是一种愤怒的绝望的大喊大叫，让人胆战，“吼——吼——吼——吼——吼”叫得深沉而洪亮，像大钟震颤的余音嗡嗡不停。他的心跳动起来。事情说来就来了！他想。一场动乱！无产者终于打破牢笼了！他赶到闹事的地点时，看见两三百妇女围在街市的货摊边，一张张脸上表情悲惨，仿佛她们待在一条下沉的船上，难逃厄运。但是，就在这时，全体的绝望瞬间化开，成了个人之间的争吵。看起来原是一个货摊在卖平底锅。那都是一些劣质的单薄如纸的东西，但是不管什么炊具总是很难买到。目前，炊具供应一下子断档了。买到炊具的妇女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试图带着铁锅挤出来，但是几十个女人紧紧地围在货摊边，指责摊主香仨臭俩，把更多的铁锅把持在什么地方不卖。又一阵喊叫响起来。两个气呼呼的女人，其中一个还披头散发，都死死攥住同一个铁锅，拼命想从对方手里夺过来。她们一时间你抢我夺的，随后锅把子就脱落了。温斯顿注视着她们，感到恶心。然而，就在不久前，几百个女人还扯足嗓子一起喊叫，喊出令人胆寒的力量呢！为什么她们在关系重大的问题上，永远不能那样喊叫呢？
不到他们有觉悟的时候，他们永远不会造反，不到他们造反之后，他们又总不会有觉悟。
他思忖，这种话几乎就是从党的教科书里誊写来的。当然，党声称把无产者从枷锁下解放出来了。在革命前，他们被资本家残酷地压迫，挨饿、挨打，妇女被迫到煤窑下挖煤（实际上，妇女仍在煤矿里做工），儿童六岁就被卖给了工厂。但是，双重思想的原则不能含糊，党同时又教导无产者生来低人一等，必须甘当奴隶，如同牲口，只用几条简单的条条框框就统治得服服帖帖。在现实中，无产者的情况鲜为人知。了解多了毫无必要。只要他们继续干活儿，生养后代，他们的其他活动无关紧要。随他们去吧，如同阿根廷平原上散放的牛群，他们回到了看似合乎他们天性的生活方式，一种祖祖辈辈相传的方式。他们出生了，在贫民窟长大，十二岁就干活儿去，经历美丽的短暂的蓓蕾绽放，性欲觉醒，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就人到中年，多数人活到六十岁就命归黄泉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拉家带口，与邻居鸡吵鹅斗，电影、足球、啤酒，尤其是赌博充斥了他们大脑的地平线。持续控制他们并不困难。思想警察总有几个线人在他们中间活动，散布谣言，看出来谁有危险，就盯住他们，把他们除掉；但是，无须费劲儿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无产者不必具备强烈的政治感情。要求他们具备起码的爱国主义就万事大吉了，不管什么时候，有需要就打着爱国主义号召他们加班加点，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减少配给供应。如同有时无产者心有不满一样，一旦有这种苗头，他们的不满也会不了了之，因为，没有普遍的观念，他们只能对特别的小小不快耿耿于怀。更大的邪恶注定会逃避他们的注意。无产者的大多数在家里连电屏都不安装。就是警察也很少去干涉他们。伦敦城里犯罪活动很猖獗，大世界里有小世界，窃贼、黑帮、妓女、毒贩，各种各样的诈骗分子无处不在；但是，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无产者自己中间，那就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只要涉及道德问题，让他们效仿他们先人的规矩好了。党的性禁欲规定不会强加于他们。男女乱交不受惩罚，离婚是允许的。在这类事情上，只要无产者表现出任何需求，连宗教信仰都不会干涉。他们犯不上怀疑。正如党的口号宣布的：“无产者和动物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伸手，小心翼翼地挠了挠那块静脉曲张的患处。它又开始痒痒了。你怎么都会回到一件事情上，那就是你不可能了解革命前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从抽屉拿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开始把一段文字誊写到日记里：
在旧社会，光荣革命之前，伦敦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美丽城市。伦敦城是个黑暗、肮脏、悲惨的地方，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成千上万的穷人脚上没有靴子穿，头上无片瓦睡眠。儿童还没有你大就得一天去干十二个小时活儿，为狠心的老板卖命，一旦他们干活儿太慢老板就用皮鞭抽打他们，只给他们发霉的面包吃，冷水喝。但是，劳苦大众都吃不饱穿不暖时，极少数美丽的大宅子里却住着富人，使唤着三十多个仆人伺候他们。这些富人就叫资本家。他们长得肥胖、丑陋，一脸凶相，如同另一页上的那幅画像里的人。你能看见他身穿黑色的长大衣，名叫礼服大衣，头戴一顶怪模怪样的闪亮的帽子，形状如烟筒，叫作高礼帽。这就是资本家的制服，别人是不允许穿戴这套行头的。资本家拥有这个世界的一切，别的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所有的土地，所有的房屋，所有的工厂，所有的金钱。如果有人不听话，他们就把他投入大牢，或者剥夺他们的工作，让他们饿死。平民老百姓要跟资本家说话，那就不得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取下帽子，连连称呼“老爷”。资本家们的总头儿叫作国王，而且——
这套目录其余的部分他就都知道了。文中还会提到身披没有袖子的细麻僧袍的主教、穿了貂皮法袍的法官、罪犯示众的颈手枷、足枷、踏车惩罚、九条皮条的刑鞭、市长大人的宴会、亲吻教皇脚趾的教规。还有一种用拉丁文命名的“初夜权”，也许在儿童教科书里不会提到。法律规定，每个资本家都有权利与在他工厂干活儿的女人睡觉。
你怎么能说清楚哪些是谎言呢？普通百姓的生活也许比革命前好一些。唯一的证明是你自己的骨头里在无声地抗议，本能地感觉到你生活的状况难以忍受，而在别的时间里又一定感觉大不一样。他明显感觉到，现代生活真正有特点的东西，不是其残酷和没有保障，而只是其枯燥、其灰暗、其索然无味。如果你环顾周遭，生活不仅与电屏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与党试图达到的理念也格格不入。现实生活的大部分区域，就是对一个党员来说，都是无色彩的，非政治的，无非是辛苦地做完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中抢一个位置、织补一只旧袜子、乞讨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党树立的理想是某种巨大、可怕、闪光的东西，一个钢筋水泥、怪异机器和致命武器的世界——一个武士和狂热者的民族，团结一致奔向前方，万众思想统一，高呼同一口号，顽强工作、战斗、夺取胜利、进行迫害——三亿人民长了同一张脸。现实在腐败，城市在破旧，人民营养不良，脚穿烂鞋，住着不断修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总是闻着圆白菜味儿和卫生间的臭味儿，为生活辛苦奔波。他似乎看见了伦敦的图景，庞大而败落，城市数百个垃圾箱，掺杂其间的还有帕森斯太太的照片，一个脸色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在一筹莫展地对付一个堵塞的下水管。
他伸下手去，再次挠了挠踝子骨。电屏日日夜夜都在你的耳边聒噪那些统计数字，证明人民如今有吃有穿有房住有娱乐——他们比五十年前的人活得更长、工作时间更短、身材更魁伟、身体更健康、体格更强壮、生活更幸福、脑子更聪明、教育更优质。没有一个词能够证明是对的还是错的。举例来说，党宣称，今天百分之四十的成年无产者都识字，而在革命前，据说，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识字。党宣称婴儿的死亡率如今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则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这就像两个未知数的简单等式。不难猜度，历史课本里的每个词，甚至那些你毫无疑问接受的事情，都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就他所知，像“初夜权”那样的法律、资本家那样的人物、高礼帽那样的穿戴，从来不曾有过。
一切都消退在迷雾里了。过去被抹掉了，抹掉行为又被忘记了，谎言成了真理。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掌握了——事件发生之后，这是十分可靠的——具体的、无误的造假的证据。他用指头捏住它多达三十秒钟。那一定是在一九七三年吧——反正是他和凯瑟琳分手那会儿。不过，真实相关的日期则是在七八年前。
故事真正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大清洗正在进行，革命的元老都一劳永逸地被消灭了。到了一九七〇年，元老没有一个幸存下来，只有老人家安然无恙。其余所有的人都被认定是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戈尔茨坦逃脱了，藏匿起来了，无人知道去向，别的元老、少数人就此销声匿迹，而多数人在声势浩大的公开审讯后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就被处决了。最后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名叫琼斯、阿伦森和拉什福德。那一定是在一九六五年，他们先后被逮捕。一如经常发生的，他们消失了一年多，因此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然后突然让他们露面，像通常那样招供。他们供认与敌人串通（那个时期，敌人是欧亚国），盗用公款，谋害各种各样的可靠的党员，与老人家的领导地位阴谋对抗，而这在革命发生前就早已开始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他们供认了这些罪过后，得到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安排了职位，听起来位高权重，实际上有名无实。三个人都在《泰晤士报》上写了长篇痛心疾首的检查，分析他们变节的原因，保证悔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实际上在栗子树咖啡馆见过他们仨。他记得他用眼角余光观察他们的那种担惊受怕的迷恋心情。他们都比他大很多，像古代世界的遗迹，都是建党初期英雄辈出的岁月留下来的最后一批伟大人物。地下斗争和内战的魅力在他们身上依然可见。尽管那时各种事实和日期都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是他还是觉得他听说他们的名字要比听说老人家的名字早得多。不过，他们是不法分子、敌人、不可接近者，一两年内就一准会灭迹，厄运难逃。不管谁，只要落入思想警察的手里，最终都只有九死一生的结果。他们只是等待送入坟墓的行尸走肉。
没有人在离他们最近的桌子旁边就座。在这样的人周围被人看见都是不明智的。他们一声不响地坐着，面前摆了杜松子酒玻璃杯，丁香味儿四溢，是这家咖啡馆的特色。三个人中，拉什福德的外貌留给他的印象最深。拉什福德曾经是一个著名的漫画家，他那些残忍的卡通形象在革命前和革命中，深深影响了老百姓的观念。即使现在，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卡通画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它们只是他早期风格的模仿，令人费解的没有生气，没有说服力。它们总是再现从前的题材——贫民窟居民、挨饿的孩子、街头巷战、头戴高礼帽的资本家——即便在街垒中资本家也似乎离不开高礼帽——一种无休止、无希望的回到过去的努力。他是一个身躯魁伟的人，一头油腻的灰发，脸褶松松垮垮的，嘴唇向前凸显。他一度一定强壮无比；现在他庞大的身躯委顿、松垂、鼓鼓囊囊，向四面八方坍塌而去。他看去好像一座崩溃的大山，眼看就要四分五裂了。
那时十五点了，这个时辰很孤寂。温斯顿现在记不得他当时为什么在这个时辰走进那家咖啡馆。整个咖啡馆几乎空空如也。电屏上细小的音乐在嗡嗡嘤嘤地响。那三个人坐在他们的角落里，几乎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没有人叫酒，侍者把新杜松子酒自动添上。在他们身旁的桌子上有一个棋盘，棋子都摆好了，但没有人下棋。后来，大约过了半分钟，电屏上发生了情况。电屏播放的音乐变了声调，音乐也改了调子。情况发生了——但是却很难描述。那是一种特别的、噼噼啪啪的、嘶哑的、嘲笑的调调——温斯顿在心里称它为黄色小调。随后，电屏上一个声音唱道：
在枝叶伸展的栗子树下，
我卖了你而你卖了我：
那里他们躺着，这里我们躺着，
在枝叶伸展的栗子树下。
三个人听了一动不动。温斯顿瞟了一眼拉什福德那张饱受沧桑的脸，看见他两眼里充满了泪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伦森和拉什福德破损的鼻子，内心掠过一阵哆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哆嗦。
没过多久，这三个人都被逮了起来。看样子是他们释放不久就又开始从事新的阴谋活动了。第二次过堂时，他们再一次供认以往的所有罪过，一连串新的罪过，老账新账一起算。他们被处决了，他们的下场被记录在党史里，警戒子孙后代。这事过了五年之后，即一九七三年，温斯顿打开风动管掉落在他办公桌上的一叠卷宗时，发现了一小片纸，显然是滑落在其他卷宗里随后忘记了。他一打开它就看出了其意义重大。那是十年前从《泰晤士报》撕下来的半张报纸——一页报纸的上半张，因此上面还有日期——版面上有一幅照片，是党在纽约举行的集会上的代表们的合影。人群中央突出的位置，分别是琼斯、阿伦森和拉什福德。一点儿没错，就是他们三个人，反正下面的说明文字里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这三个人在两次审判会上，都供认说他们一直在欧亚国境内。他们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飞往西伯利亚某个约会地点，与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会面，把重要的军事情报出卖给他们。那个日期触动了温斯顿的记忆，因为那天正好是仲夏日；但是全部故事也一定没完没了地记录在别的地方了。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他们的供认都是谎言。
当然，这事儿本身算不上什么结论。即便在那时，温斯顿也很难想象到人民在大清洗中被消灭，真的是犯下了他们被控诉的罪行。但是，这是确凿的证据；这是一个被抹掉的过去的片断，如同一根化石骨头，出现在错误的断层中，推翻了地质学上的一个理论。如果能把它设法公布于世，让其意义为世人了解，它足以把党爆成粉尘。
他本来一直在干活儿。可他一看见那幅照片上的人物，便感觉到了照片的意义，他赶紧用另一张纸覆盖上。还好，他打开卷宗时，从电屏的角度看，是一个上下颠倒的样子。
他把草稿本子放在膝盖上，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尽量躲开电屏远一点儿。保持你的脸上没有表情不是什么难事儿，甚至你的呼吸都能花些力气得到控制；但是你无法控制你的心脏的跳动，而电屏相当敏感，能捕捉到心跳。他等待了估计十分钟，十分钟里饱受折磨，害怕什么偶然事件——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阵过堂风吹过他的办公桌——让他露了馅儿。后来，没有敢把覆盖上的纸去掉，他把那幅照片一起丢进了记忆洞，一同还扔掉了一些别的报纸。也许再过一分钟，它就会粉碎成灰烬了。
那是十年或十一年前的事儿了。要是搁在今天，他也许会留住那张照片。说来奇怪，手指拿着那张照片这一事实，现在对他来说好像关系重大，虽然那张照片本身，如同那个记录在案的事件，只是记忆了。党对过去的掌控真的不如过去强有力，他心下嘀咕，仅仅因为一个证据曾经存在过而不再存在了吗？
然而，今天，假如那张照片能从灰烬里重生，它也许算不上是证据了。在他发现那幅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经不再与欧亚国交战了，对欧亚国的特务们来说，这三个死人出卖了他们的国家。此后，曾有几次别的变化——两次，三次，他记不清多少次了。很可能，那些供认已经改写了一次又一次，直到那些原始的事实和日期不再有一点儿存在的意义。过去不仅改变了，而且在继续改变。梦魇般折磨他的是，他从来就没有完全弄清楚，这种不惜成本的欺骗为什么要进行。篡改过去的立竿见影的种种好处是很明显的，但是最终的动机很难破解。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理解方法，我不理解原因。
他奇怪，如同他过去一再感到奇怪那样，他自己是不是一个疯子。也许疯子只是少数吧。曾几何时，相信地球围绕太阳转就是疯病的症状；今天，相信过去不可以改变就是疯病的症状了。他有这种信仰也许很孤立，而如果孤立，接下来就成疯子了。但是，成了疯子的念头倒也不怎么让他难过；可怕的是他也许是错的。
他拿起那本儿童历史教科书，端详卷首上老人家的那幅像。那两只催眠性的眼睛关注着他本人。仿佛某种巨大的力量在把你往下压——某种刺透你头颅内部的东西，猛击你的脑子，吓得你无所适从，放弃信仰，说服你几乎否定了你的感官的证据。临了，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而你就欣然相信了。不可避免的是，他们迟早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的：他们的地位逻辑需要这样宣布。不仅经验是无效的，而且外部现实的存在也会被他们的逻辑蛮不讲理地否定。异端集大成就是常识。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他们因为你不那么思考而杀害你，而是他们也许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如何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如何知道重力发生作用呢？如何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外部世界只是存在脑子里，而且如果脑子本身是可以控制的——那又是什么情况呢？
然而，不！他的勇气似乎突然主动地强硬起来了。奥布莱恩的脸，没有任何明显缘由，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知道，而且比以往更加肯定，奥布莱恩是站在他这边的。他在为奥布莱恩写日记——献给奥布莱恩的日记；这像一封没有尽头的信，没有人会读到，但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因为这一事实便有了色彩。
党告诉你否定你眼见的证据，耳听的证据。这是他们最基本的最后命令。他的心在往下沉，因为他想到那排山倒海的力量就在他跟前，党的任何知识分子都能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他不能够理解那些奥妙无穷的论点，哪里还会据理力争。然而，他站在正确的一边！他们错了，他是对的。明显的东西、朴素的东西、真理，都必须捍卫到底。自明之理就是真理，坚持到底吧！可靠的世界存在，可靠世界的法则没有改变。石头很坚硬，水是湿的，没有支撑的物体落在地球的中心。他带了感情和奥布莱恩交谈，而且也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公理，他写道：
自由就是自由地说二加二等于四。如果这是理所当然的，其余一切都不在话下。
第八节
一条通道尽头的某个地方，烘咖啡的味道——真正的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飘到街上来了。温斯顿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大约两秒钟里，他回到了童年那个忘掉一半的世界。随后，门砰然响了，好像把这咖啡香味儿突然切断，仿佛味道本是一种声音。
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公里，他的静脉曲张在饱胀。三个星期里，这是他第二次没有去社区活动中心：一种冒失的行为，因为你可以想见，你出席社区活动中心的人员数量会被仔细查点的。原则上，党员没有业余时间，除了上床睡觉，是不能单独待着的。按不成条文的规定，他没有工作、吃饭、睡觉时，他应该参加某种集体文娱活动；凡是具有自处的嗜好的行为，哪怕是一个人散散步，都是有些危险的。新话语对自处有一个词：自生，意味着个人主义和为人孤僻。但是，今天晚上他走出真理部时，四月的芳香吸引了他。天气暖融融，天空湛蓝湛蓝的，过年以来从未看见过，社区活动中心那种漫长的吵闹的夜晚，那些无聊的耗人的游戏，那些讲座，还有杜松子酒浇灌的大呼小叫的同志关系，好像突然变得难以忍受了。一时心血来潮，他从公共汽车站转身，向伦敦的花花世界走去，先是向南，然后向东，然后再向北，任由自己在叫不出名字的街道游逛，懒得打听他向何处走去。
“如果还有希望。”他在日记里写道，“希望在无产者身上。”这话不断回到脑海，是一种神秘的真理的阐述，一种显而易见的荒谬的破解。他大概在东北边曾经是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一带的含混土色贫民窟里溜达。他行走在一条鹅卵石街上，两边都是两层楼住宅，破败的大门直通人行道，莫名其妙地让人想到老鼠洞。在鹅卵石上，这里那里存着脏水滩。在黑魆魆的大门的里里外外，以及两旁狭窄的陋巷里，人民聚集在一起，数量惊人——花蕾盛绽的姑娘，嘴唇涂得浓艳；追逐姑娘们的青年；臃肿的摇晃的老女人让你看到十年后那些花季姑娘的影子；弯腰屈背的老翁们踩了八字脚蹒跚而行；破衣烂衫的孩子们在污水坑边玩耍，听到母亲愤怒的喊叫一哄而散。大街上大概四分之一的窗户破败不堪，用木板遮挡起来。多数人没有搭理温斯顿；少数几个瞄他几眼，几分防范，几分好奇。两个女人身宽体胖，红砖般小臂交搭在胸前，站在门口闲扯。温斯顿走过时听到了她们闲扯的只言片语。
“‘是呀，’我跟她说了，‘这样好是好，’我说，‘可是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我干过什么，你也会照干不误。横挑鼻子竖挑眼谁不会，’我说，‘不过你不会遇上和我一样的麻烦的。’”
“唉。”另一女人说，“谁说不是呢。就这么回事儿。”
叽叽喳喳的声音戛然而止。两个女人在他走过时打量他，带着无声的敌意。不过也说不上是什么敌意；只是一种警惕，一时间的静止，如同某种不熟悉的动物走过一样。党的蓝色制服在这样的街上不是常见现象。没错，在这种地方出没很不明智，除非你有迫不得已的正事要办。如果你碰上了巡逻队，他们还会盘问一番。“看一下你的证件好吧，同志？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什么时候擅离工作岗位的？这是你回家的必经之路吗？”——等等，问个没完。并非有什么规定，回家非走必经之路，但是如果思想警察听说这种事儿，足以引起他们对你的注意。
突然间，整条街骚动起来。四面八方传来报警的呼啸。人们纷纷跑进门道，动如脱兔。一个年轻女子在温斯顿前面一点儿从门里跳出来，一把拉起一个在水池边玩耍的小孩，用围裙把他罩住，三步并两步跳回门里，一串动作一气呵成。与此同时，一个身穿六角手风琴似的黑衣服的男子，从一条小巷窜出，向温斯顿跑来，慌慌张张地指向天空。
“蒸汽机！”他叫道，“看仔细，头儿！头上要爆炸。快趴下！”
“蒸汽机”是无产者不知什么缘故对火箭弹的戏称。温斯顿马上扑倒在地。无产者们告诫你这种事儿，一般来说总是对的。他们似乎具备某种本能，事先几秒钟预告火箭弹会来，尽管火箭弹按说远比声音飞得快。温斯顿用胳膊紧紧抱住脑袋。轰然一声，似乎要把人行道掀翻了；一阵碎小物体纷纷降落在他的背上，等他站起来，他发现附近窗户的碎玻璃落了他一身。
他接着向前走去。炸弹把街前面两百米处一组房屋夷为平地了。一柱黑烟冲向天空，黑烟下是一片墙灰烟雾，一群人已经围在废墟前。他前方的人行道有一堆墙灰，他能看见灰堆中间有一道鲜红的血迹。他走到跟前，原来是一个人的一只齐腕炸断的手。除了附近那摊血，那只手全无血色，像石膏脱出来的模型。
他把那只手踢进了臭水沟，然后，躲开那群人，拐进了一条小巷。三四分钟后，他走出了炸弹波及的区域，街上黏稠而蜂拥的生活一如以往，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快二十点了，无产者常去的酒店（他们称作“酒吧”）顾客盈门，拥挤不堪。黑乎乎的弹簧门没完没了地开开关关，传出来一股尿骚味儿、锯末味儿和酸啤酒味儿。在一家前墙凸出的弯角里，三个人紧紧地站在一起，中间那个人拿了一张折叠的报纸，另外两个人伸长脖子一起看报。相距一定距离还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之前，温斯顿能看见他们身上每一条线条多么用神专注。显然，他们在看某条重大的消息。距离他们几步远时，三个人突然分开，其中两个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时间，他们似乎就要拳脚相加了。
“你他娘的不能听我好好说吗？我告诉你，没有尾数是七的数字中彩，都整整十四个月了！”
“有的，中过了嘛！”
“没有的，没有中过！家里我全收着，收集了两年了，记在一张报纸上。我像钟表一样按时把它们记下来。我跟你说，尾数是七的数字没有——”
“有的，七字中过了！我他妈的可以把那个中彩号码告诉你。四〇七，尾数七。那是二月份的事儿——二月份第二个星期。”
“二月份你个奶奶！我白纸黑字地全记下了。我跟你说，没有数字——”
“哦，别嚷嚷了！”第三个人说。
他们在谈论彩票呢。温斯顿走出三十米时，回头看了看。他们还在争论，表情生动，一脸激情。彩票每星期开一次奖，奖金丰厚，无产者们格外关注，是一件公共事件。大概有三百万无产者关心彩票，这是他们生活的重大理由，如果不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的话。彩票是他们的快乐，他们的傻念头，他们的麻醉剂，他们的智力刺激剂。只要事关彩票，哪怕那些斗大字不识几个的人，也好像能够运算精确，记忆惊人。有一大帮人依靠买彩票的系统谋生，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祥小玩意儿。温斯顿与中奖活动没有任何瓜葛，那是富足部操作的项目，但是他很清楚（党内人人都很清楚）奖金大体上都是想象出来的。只有很小的奖金实际上能兑现，大奖金的得主是根本不存在的人。因为大洋国各地之间没有相互联系，这事儿不难操作。
不过如果还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要死守这一信念。你用话说出这一信念，它听起来就有道理了；你看见人群从你身边的人行道上走过，这个信念就成了信仰的行为了。他拐进去的这条街一溜下坡。他觉得他过去来过这个住宅区，不远处应该有一条大通衢。前面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叫喊声。这条街拐了个直角，顶头是一段台阶，通向一条下沉的窄道，那里有几个摊贩在兜售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来他身在哪里了。那条窄道通向一条大街，到了下个拐弯处，五分钟路，是那个旧货商店，他就在那里买了那个空白笔记本，现在成了他的日记本。不远处一个小文具店里，他又买了那个笔杆和那瓶墨水。
他在那段台阶上驻足小憩。窄道对面有一家昏暗的酒吧，窗户看去涂了雾气，而实际上是覆盖了灰尘。一个年龄很大的男人，弯腰屈背但很有活力，白胡须硬唰唰地向前矗着，如同青虾的须子，猛地把酒吧弹簧门推开，走了进去。温斯顿站着，看着，突然想到，那个老翁至少八十多了，革命爆发时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他和为数很少的像他一样的人，是现在这个世界和消失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最后的连接了。在党的内部，也没有多少人的观念是革命前形成的。老一代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多数都被消灭了，幸存的少数人长期担惊受怕，早已被改造成脑力上的招安者了。如果活着的人有谁能给你真实地讲述本世纪早期的状况，那只能是无产者了。突然间，誊写到日记里的教科书里的那段课文，在温斯顿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一阵发疯的冲动控制了他。他要到那个酒吧去，同那个老翁搭讪，问他一些问题。他会对他说：“跟我说说你小时候的生活吧。那时候生活是什么样子？情况比现在好呢，还是坏呢？”
急匆匆的，唯恐拖延久了心下害怕，他走下台阶，跨过窄街。这是发疯的行为。当然，按惯例，没有明确规定不准和无产者交谈、光顾酒吧，但是这种行为太不合常规，只要发生就会被注意到。如果巡逻队出现了，他可以借口说因为感到一阵头晕，但是他们十之八九不会相信他。他把酒吧门推开，一阵酸啤酒的难闻的干酪味儿迎面扑来。他进入酒吧时，吵闹的声音一下子静下去一半。他感觉到身后大家都在注视他的蓝制服。酒吧另一头正在进行飞镖比赛，中断了大约三十多秒。他随后跟进来的那个老翁站在吧台前，好像在和酒保争执什么，不过那酒保是个体壮、敦实、鹰钩鼻的年轻人，胳膊异常粗壮。另外几个人，手拿啤酒杯，在看热闹。
“我很客气地问你问题，不是吗？”那个老翁说着，挺直肩头，一副好斗的样子，“你告诉我这个他娘的鬼地方没有一品脱酒杯吗？”
“一品脱究竟他妈的是什么呢？”酒保问道，手指戳在吧台上，向前探着身子。
“听听他说的！自己分明是酒保，却不知道品脱是什么！咦，一品脱就是二分之一夸脱，四夸脱就是一加仑。接下来就该教你ABC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酒保不耐烦地说，“一升，半升——我们就是这样上酒的。你面前有的是酒杯。”
“我就喜欢一品脱。”老翁不依不饶地说，“你给我来一品脱，伸伸手的事儿。我年轻的时候没喝过他娘的一升半升啤酒。”
“你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还生活在树顶上呢。”酒保说，看了一眼别的顾客。
一阵哄堂大笑，温斯顿走进酒吧引起的动静似乎不见了。老翁白胡子拉碴的，脸上还出现了羞红。他转过身去，嘟嘟哝哝的，和温斯顿撞了个满怀。温斯顿连忙用胳膊轻轻地扶住了他。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温斯顿问道。
“你是一个绅士。”老翁说，再次挺直了肩膀。他看起来没有注意到温斯顿的蓝色制服。
“一品脱！”他对着酒保没好气地说，“一品脱啤酒。”
酒保在柜台下的大水桶里涮了两个厚玻璃杯，每个杯子注入了半升啤酒。啤酒是无产者酒吧唯一能喝到的东西。无产者按说喝不到杜松子酒，尽管实际中他们也很容易搞到。飞镖比赛又嗖嗖地开始了，吧台边的几个人开始谈论彩票。温斯顿一时间给忘在了脑后。窗户边有一张松木桌子，他和老翁尽可以交谈而不必担心别人偷听。这样的交谈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好在酒吧里没有电屏，他一进酒吧就把这点弄清楚了。
“他可以给我弄一品脱嘛。”老翁一边嘟哝，一边拿着酒杯坐了下来，“半升不够喝，不过瘾。一升又喝不完，喝了都尿了。更别说多花了钱。”
“和年轻时比，你一定经历了很多变化。”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翁淡蓝色的眼睛从飞镖盘转向酒吧，从酒吧转向厕所的门，仿佛他期望在这酒店里发生什么变化。
“啤酒更好，”他最后说道，“也更便宜！我年轻时，淡啤酒——我们习惯叫‘我乐’——一品脱才四便士钱。那当然是战争前的事儿了。”
“哪次战争？”温斯顿问道。
“所有战争前。”老翁含糊其辞地说，他拿起酒杯，肩部又挺了挺，“祝你身体健康！”
他消瘦的脖子间，凸出的喉结一上一下飞快地移动，啤酒瞬间就喝光了。温斯顿走向吧台，回来时又端来两个半升啤酒。老翁似乎忘了他反对喝掉一升啤酒的话了。
“你比我大多了吧。”温斯顿说，“我还没有出生，你早就是成年人了。你一定记得革命前的那些日子什么样子吧。我这样岁数的人对那时的生活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只能在课本里看到，可课本里的东西也许不真实。我很愿意听听你的高见。历史教科书说，革命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截然不同。那时的人们受尽了可怕的压迫、虐待、贫困——日子糟糕得难以想象。伦敦城里，广大人民从来吃不饱，从生到死都在挨饿。一半人脚上没有靴子穿。他们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儿，九岁就离开学校，一间屋子睡十个人。那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只有几千人——人们叫他们资本家——有钱，有权。他们拥有他们能拥有的一切。他们住在豪华宽敞的大宅邸，使用三十多个仆人，他们出门开汽车，坐四轮马车，喝香槟酒，戴高礼帽——”
老翁一听快活起来。
“高礼帽！”他说，“真有意思，你还提到了高礼帽。这东西昨天还让我想到了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到了。我很多年没有看见过高礼帽了。过时了，它们不时兴了。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去参加我妹夫的葬礼。那是——哦，我跟你说不清是哪年了，但是一定是五十年前的事儿了。就是要去参加葬礼我才去租了一顶，你知道。”
“高礼帽本身不是十分重要。”温斯顿耐心地说，“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和少数依附他们活着的律师、牧师之类是人间的主宰。世间的一切都为了他们的利益。你——普通老百姓和工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他们把你像牲口一样船运到加拿大。只要他们乐意，可以睡你的女儿。他们可以让人用九根皮条的鞭子抽打你。你从他们身边走过，还得摘帽行礼。每个资本家身边都带着一帮走狗——”
老翁又一次来精神了。
“走狗！”他说，“可有些年头没有听到这个词了。走狗！这倒让我想到了过去，真的。回想起来——哦，说不清猴年马月了——我有时星期天下午到海德公园去听人家讲演。救世军、罗马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都到那里去。有一个家伙——哦，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但是一个很能讲话的人。他讲话一点儿不客气。‘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奴才！’寄生虫——这些都是另外的叫法。还叫‘鬣狗’呢——他真的叫他们鬣狗。当然，他是指工党，你知道。”
温斯顿感觉他们的谈话两岔了。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么回事儿。”他说，“你现在比那时享有更多的自由吗？你现在所受待遇更像一个人所受的吗？在过去，富人，上层人——”
“上议院。”老翁提醒说。
“上议院，就按你说的。我只是在问，这些人把你当下等人对待，只是因为他们富有而你贫穷吗？举例来说，你碰见了他们，就真的不得不摘下帽子对他们喊‘老爷’吗？”
老翁看样子陷入了深思。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回答。
“是呀。”他说，“他们喜欢你向他们脱帽致敬。那是表示尊敬、喜欢。我不喜欢这个，我个人不喜欢，不过经常这样做。这么说吧，不得不做给人看。”
“还有——我只是在引用历史教科书里看到的东西——这些人和他们的仆人真的经常会把你从人行道推进臭水沟里吗？”
“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翁说，“想起这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那是在划艇比赛的夜晚——划艇比赛的晚上人们一贯都闹哄哄的——我在沙夫茨伯里大街撞上了一个年轻人。他挺像个绅士的——穿着白衬衫，戴着高礼帽，黑色外大衣。他在大街上东一拐西一拐地走路，我一下躲不及就和他撞上了。他说：‘难道你走路不看道吗？’我说：‘这他妈人行道你又没买下，对不？’他说：‘你喝醉了。我给你半分钟，一边去。’说来你也许不信，他上手就推，一下推在我胸口上，使大劲儿推，差一点儿把我推到公共汽车轮子下。哦，那时我很年轻，我也给了他一下，只是——”
一阵哭笑不得的感受抓住了温斯顿。这老翁的记忆只有一堆垃圾一样的琐碎。你就是问他一天，也得不到任何真正的东西。从某个角度说，党史课本也许是对的，甚至是完全对的。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也许我没有把话说明白。”他说，“我要说的是这么回事。你活了一个大寿数，你在革命前就活了半辈子了。比如说，在一九二五年，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就你记得的，你可以说，一九二五年的生活比现在的生活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如果要你选择，你愿意过那时的生活还是现在的生活？”
老翁心有所思地看着飞镖盘。他把啤酒喝完，比刚才喝得慢许多。等他开口说话，口气宽容和世故了不少，仿佛啤酒让他平和了一些。
“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他说，“你想让我说我宁愿再年轻一次。只要你去问他们，多数人都会说想再年轻一次。年轻好啊，身体好，有力气。等你活到我这把年纪，永远别指望好活了。我腿脚有毛病，膀胱很糟糕，那个难受。夜里起夜六七次。不过话看怎么说，人老了也有很多好处呢。你不用像大家一样遇事就着急了。和女人没有瓜葛了，这可是大事情。我和女人没上床都快三十年了，你相信我没错。干脆没有那个要求。”
温斯顿向后仰身，靠在窗台上。再问下去没有用了。他正想再去买些啤酒，老翁却突然站起来，拖着脚步急匆匆地赶向酒吧间那头的厕所。多喝了半升啤酒，他的事儿就来了。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看着那个空酒杯，一点儿没有注意到他的两脚已经把他带到了大街上。顶多再过二十年，他想，这个巨大而简单的问题就一劳永逸地不需要回答了：“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的生活更好呢？”然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即便现在也没有答案，因为少数从那远古的世界零星存活下来的人，是没有能力比较两个时代的优劣的。他们只记得无数没有用的东西，与干活儿的伙伴争吵啦，寻找丢失的自行车气筒啦，早已亡故的妹妹脸上的表情啦，七十年前一个上午刮起的一阵旋风啦；只是所有关系重大的事实都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里。他们像蚂蚁，只能看见微小的东西，看不见大目标。等到记忆力衰退，文字记录被篡改——等这种情况发生过，党声称提高了人民生活条件，人们也就听信了，因为所有可以检验的标准都不存在了，永远不存在了。
这时，他的思路突然停止了。他停下脚步张望了一下。他身置一条狭窄的街道，有几家黑魆魆的小店铺，夹在住宅之间。他的头顶上方悬挂着三个褪色的铁球，看去仿佛曾经镀过金。他感觉知道这个地方。一点儿没错！他就站在那家旧货铺外面，在这里买到了那个日记本。
恐惧一下子袭来。一开始买那个笔记本就够冒险的，他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可是，只要听由思想漫游，他的两脚就自动地会把他带回到这里。他开始写日记的初衷本来是希望防止他不由自主地产生自杀的冲动。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尽管快二十一点儿了，这家店铺却还开着门。感觉他在店内比在外面马路上溜达少让人怀疑，他便走进了店门。如果店主问话，他可以随口说他在踅摸剃刀片。
店主刚刚点上悬挂的煤油灯，油灯发出了不洁净却友好的味道。店主大约六十来岁，羸弱，驼背，和善的长鼻子，温和的眼睛，厚厚的眼镜后两眼有些变形。他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但是眉毛很浓，还很黑。他的眼镜、他温和的忙乱的动作、身穿年代久远的黑色平绒外衣，让他给人模糊的知识分子的气息，仿佛他曾经是一个文化人，或者也许是一个音乐家。他的声音很轻，仿佛变弱了，他说话的口气不像多数无产者那么土气。
“你还在人行道上我就认出你来了。”他马上说，“你就是那个买走那本年轻女士的纪念册子的先生。那本子纸张很美。过去叫奶油纸。不再生产那种纸了——哦，我敢说五十年来都不生产了。”他从眼镜上方瞧了瞧温斯顿，“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效劳吗？或是只是随便看看？”
“我路过，”温斯顿含糊其辞地说，“进来看看。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
“很好，很好。”店主说，“因为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效劳。”他用柔软的手掌的手做了一个致歉的动作，“你一看就明白，你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空铺子。再说，你我之间刚刚做过旧货买卖。不再有什么需求，也没有存货了。家具、瓷器、玻璃器皿——全都慢慢地用破了。当然，金属器皿也差不多回炉化掉了。我已经没看见铜蜡烛台很多年了。”
事实上，这家铺子狭窄的内部塞得满满的，很乱，只是几乎没有一件东西有一点儿价值。地上的空间很有限，因为四壁下面堆了无数落满灰尘的相框架。窗户台上摆了一碟碟螺母螺钉、用乏的凿子、破刃铅笔刀、零件全都失灵的旧手表，以及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墙角一张小桌子上摆了几样七零八碎的东西——漆器鼻烟壶、玛瑙饰针，等等，看起来好像还有些令人感兴趣的玩意儿。温斯顿向桌子走去，眼光落在一个又圆又光的物件上，在灯光下反射着幽光，于是他把它拿了起来。
那是一块沉甸甸的玻璃，一面鼓起来，另一面平整，差不多就是个半球形。玻璃的颜色和质地都让人感觉特别柔软，像雨水一般。在它的正中心，鼓起的面具有放大作用，映现出一个奇怪的粉色的卷曲的物体，让人想到玫瑰花或者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问道，好生奇怪。
“这就是珊瑚。”老人说，“应该是从印度洋过来的。人们通常都把它镶在玻璃里。少说这东西也有一百多年了。仔细端详，时间更久。”
“一件很美的物件。”温斯顿说。
“一件很美的物件。”另一位也用欣赏的口气说，“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看出好歹来。”老人咳嗽了几声，“嗯，如果有缘分，你想买下，出四块就成。我记得像这种东西，过去能卖到八镑钱呢，八镑就合多少钱来着——嗨，我换算不过来，反正是不少钱呢。可话说回来，现在谁还在意真正的古董——哪怕流传下来的很少了？”
温斯顿立刻付了四块钱，把那宝贝装进了口袋。真正吸引他的还不只是它美不胜收，它拥有的那种气息似乎属于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时代。这柔软的雨水一样的玻璃，与他见过的任何玻璃都不一样。这宝物因为显然没有实际用处而加倍吸引人，尽管他猜得出它曾经被人当作镇纸使用。它装在口袋里很沉，但是幸亏它没有什么体积，撑不鼓口袋。一个党员弄到手这样的物件，有些匪夷所思，甚至有些歪门邪道。任何老古董，更别说美的东西，总是会无端引起怀疑。老人收下那四块钱，显然变得更加来精神。温斯顿看出来，就是给他三块钱、甚至两块钱，他都会欣然收下的。
“楼上还有一间屋子，你也许有兴趣看看。”他说，“里面东西不多。只有几件东西。不过我们要是上楼，需带灯上去。”
他点着了另一盏灯，弓起身子，带头慢慢地走上那架陡直的旧楼梯，穿过一个小过道，进了一间屋子，不是面向街道，而是面向一个铺了鹅卵石的院子和林立的屋顶烟囱。温斯顿发现家具摆放有序，仿佛是备好让人睡觉的。地上铺了一溜地毯，墙上挂了一两幅画，壁炉边有一把深陷的邋遢的椅子。壁炉架上那只老式的玻璃钟表，表面是十二个小时制，在嘀嗒嘀嗒地走。窗户下，一张床占据了屋子四分之一的地方，上面放了床垫。
“我妻子死前，我们一直住这儿。”老人说，口气有些歉意，“我一点儿一点儿地都把家具卖掉了。这是一张美丽的桃花心木床，如果不是臭虫成堆，怎么都算一张好床吧。可是我敢说，你会发现这床有点笨重。”
老人把灯往高处举了举，以便把整间屋子照亮，而且在暖暖的朦胧的光线下，这地方看起来不可思议地温馨。温斯顿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也许花几块钱租用这屋子一个星期，是很容易的，如果他敢冒险的话。这是一个完全不着边际的想法，怎么想到就怎么丢开吧；但是这房间唤醒了他身上一阵怀旧情绪，一种祖先遗传的记忆。他仿佛觉得他很清楚坐在这样的屋子里是什么样的感受，一把椅子摆在旺火旁，把脚放在炉架上，上面吊着水壶，彻底独处，彻底安全，没有人监视你，没有声音干扰你，只有水壶发出的吱吱水声，还有钟表友好地嘀嗒嘀嗒响声。
“没有电屏吧！”他忍不住嘟哝道。
“哦，”老人说，“我从来不弄那种东西，价钱死贵。再说啦，我也从来没有感觉需要它。那边墙角倒是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折叠桌子。不过，当然，如果你想打开使用，你还得重新装合页。”
另一个墙角有一个小书架，温斯顿不由自主地向那边走去。书架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无产者居住区，像别的地方一样，搜书焚书进行得很彻底。大洋国无论什么地方，一九六〇年以前出版的书都可能见不到了。老人还举着灯，站在床对面壁炉旁边悬挂的一幅黄檀框架的画前。
“我说呢，要是你真的对老照片有兴趣——”他深有用意地说。
温斯顿走过去细看那幅画。那是一幅镌刻铜版画，上面有一座椭圆形建筑，窗户是长方形的，前面有小钟楼。一道围栏把建筑物圈了起来，后面尽头看上去像是一座塑像。温斯顿注视了几分钟，大有似曾相识之感，但是他记不起来那座塑像了。
“镶框固定在墙上了，”老人说，“不过，我看我可以把它给你卸下来。”
“我认得那座建筑。”温斯顿终于说，“现在成了废墟了。位置就在正义宫外面那条大街的中央。”
“没错。法律大院的外面。让炸弹炸掉了——哦，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曾经是一座教堂。圣克莱门特的丹麦人教堂，就叫这个名字。”他莞尔一笑，露出一些歉意，仿佛感觉说了些惹人发笑的话，随后补充说，“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哦——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我小的时候听过这首歌谣。歌谣里说些什么，我记不得了，但是我知道结尾那句：这里有一支蜡烛照亮你上床，这里有一把斧子劈开你的脑袋。伴随着跳舞唱的。他们向你伸出胳膊，让你从下面钻过去，等他们唱到这里有一把斧子劈开你脑袋时，会把胳膊一下子收回来，夹住你。歌谣里都是些教堂的名字。全伦敦的教堂都在歌谣里——就是说所有主要的大教堂。”
温斯顿含糊地猜度那座教堂属于哪个世纪。想确定伦敦一座建筑的年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凡是宏大和壮观的建筑物，倘若外表有几成新，就大言不惭地声称是革命以来修建的，而凡是一眼就看得出是比较早期的建筑物，又说成所谓中世纪那个黑暗时期的东西。资本主义历经几个世纪，却认为没有产生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从建筑物上学不到历史，甚至于从书本上也学不到历史。塑像、铭文、纪念碑、街道的名字——但凡可以让人看见过去的东西，都有组织有系统地改掉了。
“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座教堂。”他说。
“很多东西也都留下来了，真的。”老人说，“不过它们都另派用场了。哦，那首歌谣里说些什么吗？啊，我记起来了！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你欠我三个硬币，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
得，我就记得这些了。一个硬币，那是一枚小铜币，看上去像一分钱的样子。”
“圣马丁教堂在什么地方？”温斯顿问道。
“圣马丁教堂吗？它倒还在。就在胜利广场上，和美术馆并排。一座带了个三角形门廊的建筑物，前面有一些柱子，台阶拾级而上，长长一溜呢。”
温斯顿很熟悉那个地方。那是一座博物馆，用来做宣传，摆满了各种宣传品——火箭弹和漂浮堡垒的模型啦，揭露敌人暴行的蜡像啦，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过去叫作田地里的圣马丁教堂。”老人补充说，“不过我记不得那一带有什么田地。”
温斯顿没有买下那幅画。这是一种更加不适合拥有的物件，比那个玻璃镇纸还要命，不可能带回家，除非把画从框架里取出来。但是他延宕了几分钟，和老人搭讪着，从交谈中他得知老人的名字不叫威克斯而叫查林顿。从店铺前的招牌看，你可能会猜到这个名字。查林顿先生看样子是一个鳏夫，六十三岁，住在这铺子里三十年了。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打算改掉窗户上面那个店铺名，但是阴差阳错地一直没有机会改。他们交谈的当儿，那首记起一半的歌谣一直在温斯顿的脑壳里回响：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你欠我三个硬币，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
说来奇怪，只要你唱给自己听，就会真的觉得听见了教堂钟声，迷失的伦敦的教堂钟声，仍然在什么地方存在着，换了模样，被遗忘了。从一个个幽灵般的教堂尖塔，他似乎听见传来了悠扬的钟声。但是，就他所能记得的，他在实际生活里从来没有听见过教堂的钟声。
他离开查林顿先生，一个人下了楼梯，为的是不让老人看见他走出旧货店门时，要往街上东张西望几眼。他已经拿定主意，适当地间隔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他还会冒险来一趟这个旧货铺。这比起逃避到社区活动中心去，也许危险不到哪里去。卖了日记本，不知道这店主是否可靠，竟然再次回到这里，这种行为首先就愚蠢透了。但是——
是的，他又想，他就是要回来一次。他要再买些美丽的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他会把那件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镌刻铜版画买下来，从框架里取出，藏在制服的上衣下拿回家。他会把那首歌谣的其余部分从查林顿的记忆里发掘出来。连租用一下那间屋子的疯狂念头都又在他脑子里闪现了一下。大约五分钟时间里他想入非非，让他忘乎所以，事先没有从窗户向外张望一眼就走上了街道。他甚至开始哼起一首即兴的小调——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你欠我三个硬币，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
突然，他的心似乎变得冰冷，五脏六腑变成了一股水。一个身穿制服的人影从人行道上走来，相距不到十米的样子。是虚构司的那个姑娘，那个一头黑发的姑娘。天色暗淡下来，但是认出她来一点儿不难。她直视了他的脸一眼，随后继续前行，仿佛她不曾看过他。
几秒钟里，温斯顿浑身软瘫，动弹不得。然后向右拐弯，步履沉重地向前走去，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走错了方向。不管怎样，一个问题算是解决了。毫无疑问，这个女孩子在跟踪他。她一定是尾随他来到这里的，因为，在同一个黄昏，同一条无名的后街上，距离党员居住的地方好几公里远，她碰巧走来，这是难以置信的。巧合得太离奇了。无论她是不是思想警察的真正线人，或者就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业余侦探，都无关紧要了。她在监视他，这就足够了。也许，她还看见他走进过那个酒吧。
走路很吃力。口袋里的那块玻璃每走一步都撞一下他的大腿，他简直想掏出来扔掉算了。最要命的事情是他肚子痛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他要是不能很快找到一个厕所，他就死定了。但是，在这样一个居住区是没有公共厕所的。然后，肚子的阵痛过去了，留下一种隐隐约约的痛感。
这条街是一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下来，站了一会儿，心下嘀咕下面该怎么办，随后转身，原路返回。他回身的当儿，他突然想到那个女孩子从他身边走过不过三分钟，一路跑去，他也许会追上她。他可以一路尾随她，直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用石头砸碎她的脑袋。他口袋里的那块玻璃就足够重的，取她性命小菜一碟。但是，他马上丢开了这个念头，因为想到这事儿是件力气活儿就让他受不了。他跑不动，没有力气用力一击。另外，那女孩子很年轻，有力气，会奋起反抗的。他也想到赶往社区活动中心，一直待到那里关门，这样就能证明他那个夜晚没有别的活动。但是，这也办不到。他感到浑身软弱无力，要死的样子。他只想赶紧回家，坐下来，图个安静。
他回到公寓时，已经二十二点了。总闸会在二十三点三十分关掉电灯。他走进厨房，一口气吞服了一茶杯胜利牌杜松子酒。随后他走到了那个墙凹里的桌子边，坐下，从抽屉里取出日记本。不过，他没有立即打开。电屏传来一个沙哑的女人的声音，在呱呱地唱一支爱国歌曲。他坐在那里呆看日记本的大理石花纹封面，试图把那个声音从意识里排除掉，但是徒劳无功。
他们来逮你都是在夜间，总是在夜间的。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他们没有逮捕你时就自杀了事。有人无疑就是这样做的。很多消失的人实际上都自杀了。然而，生活在一个没有枪支、没有快速致命的毒药的世界里，自杀需要孤注一掷的勇气。他很吃惊地想到，疼痛和恐惧在生物学上毫无用处，每到需要特别力气的关口，人体总是软瘫下来，背叛了你。如果他行动迅速，他本可以结果了那个女孩子的；但是，正是因为他面临的危险到了极点，他失去了行动的力量。他不由得想到，在危机时刻，你从来无法和外部敌人搏斗，却总是在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儿。即使现在，有杜松子酒壮胆，他肚子里的隐痛也让他无法连续思考。他发觉，那些看似英雄或者悲剧的情景里，身体的背叛是一样的。在战场上，在酷刑室，在沉船上，你正在奋斗的问题总是会被忘记，因为身体膨胀起来，除非它填满宇宙，哪怕你在搏斗或者痛得号叫时没有浑身瘫痪，但是生命也只是不失时机地在跟饥饿、寒冷、失眠作战，在与肚疼或者牙痛搏斗。
他打开日记，记下几句很重要的话。电屏上的那个女人又开始唱一支新歌。她的声音好像一块玻璃碴一样戳进了他的脑子。他努力想到了奥布莱恩，日记为他而写，写给他看，但是他想不到奥布莱恩，却想到了思想警察把他逮走会发生什么事情。巴不得赶快把你结果了。但是，在死亡之前（谁都不讲这样的事情，可是谁都知道就这么回事儿），例行公事般的供认是必须过的关：在地上趴着，哀叫怜悯，打断骨头，打碎牙齿，头发结有血痂。既然结果总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还要忍受这个？为什么不在几天前、几个星期前，了结你的性命？谁都躲不过侦破，谁都不能不供认。一旦你犯了思想罪，早晚都得在特定的日期里死掉。这样的恐怖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要拖延到未来的时间呢？
他努力一下，比刚才有了一点儿进步，总算想起了奥布莱恩的形象。“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奥布莱恩曾对他说。他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认为他明白是什么意思。那个没有黑暗的地方，是想象的未来，你永远看不到，但是通过预见，你能神秘地分享。但是，电屏传来的声音在他耳边嘈杂不休，他很难按照思路进一步思考。他往嘴边放了一支香烟。一半烟丝一下子掉在了他的舌头上，一种苦涩的尘土，很难吐干净。老人家的那张脸浮现在他的脑海，取代了奥布莱恩。正像他几天前做过的，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枚硬币，打量几眼。那张脸注视着他，庄重、镇静，但是藏在那撇黑胡子下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微笑呢？如同沉闷的钟声，那些话回到他这里来了：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