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毒气战的高潮

德军的最后攻势

1918年，德军在西线投入的毒气弹，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对德军来说，毒气战是自当年3月启动的一系列攻势中的重要一环，这次“最后的进攻”被称为“春季攻势”或更为人们熟知的“皇帝会战”，其目的是赶在强大的美军部队抵达欧洲战线之前，最后一次试图彻底击败协约国。攻势中，德国人采取了由布鲁赫姆勒（Bruchmuller）上校发明的、高度复杂的炮兵战术。他曾经在东线亲自试验过这种战术：1917年9月，在针对德维纳（Dvina）的炮击行动中，布鲁赫姆勒曾首次将蓝十字毒气弹和光气弹混合使用。此时，德军的化学武器清单上已经有22种不同的毒气弹了，形成了异常复杂的体系。为便于使用，前线只能将它们简单地划分为“绿十字”“蓝十字”和“黄十字”，其中“绿十字”代表窒息性毒气，“蓝十字”代表刺激性毒气，“黄十字”代表芥子气。绿十字和蓝十字毒气的效果都是非持续性的，可以在遭受敌军攻击的地域使用；黄十字毒气/芥子气的效果是持久的，因此德军主要利用它来对付敌军炮兵，进行战场遮断或防御己方部队的侧翼，以及封闭后方区域，防止敌军乘虚而入。这些复杂的火力计划被德军统称为“彩色炮弹射击”（德语Buntschiessen）。

3月10日到13日，连续4夜，德军用15万发黄十字炮弹对康布雷—萨利恩特地区进行了地毯式的炮击。后来又在15个小时内向阿尔芒蒂耶尔镇倾泻了2万发炮弹，液态芥子气像雨水一样在大街小巷中流淌。为了求生，人们佩戴防毒面具长达数小时，防毒面具里的空气变得腐臭难闻，令人不堪忍受。此地春季气候温和，芥子气从液态迅速挥发成气态，无孔不入。当人们解开衣服或者擦眼睛周围的汗水时，毒气就向他们进攻。至3月16日为止，在一周的时间内，协约国军有6195人中毒，被送进医院；接下来的一周又有6874人被送进医院。4月13日之前的一周可能是他们伤亡最惨重的一段时间，有7000名受害者潮水般地涌进了野战医院。

3月21日，德军针对英军第3军和第5军发动了“皇帝会战”中的第一次总攻，即著名的“圣米迦勒攻势”。纵观规模、强度、兵力与战果，这次攻势毫无疑问被视为是绝无仅有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猛烈的进攻。战斗中，德军将布鲁赫姆勒上校的毒气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使英军炮兵阵地瘫痪，还给英军步兵造成了惨重的伤亡。袭击英军步兵的时候，德军将全部炮弹中的50%分给光气和蓝十字毒气弹；压制英军炮兵的时候，德军发射的芥子气弹所占比例更是高达同期发射的高爆弹的80%。为阻止英军反击，德军使用大量芥子气弹封锁了己方步兵攻击区以外的地域。3月10日至16日，德军曾在福莱奎尔斯（Flesquieres）突出部采取了此类行动：为防止英军在此处布置炮兵阵地，并阻碍英军救援部队与突出部内的被困部队会合，整整2.5英亩的长方形土地都遭到了芥子气炮弹的完全覆盖。

支援步兵进攻的时候，德军采用了“炮兵华尔兹”（Feuerwalze）和“徐进弹幕射击”两种战术。这些战术对协约国来说并不新鲜，实际上英法军队都运用已久了。贯彻上述两种战术时，德军发射了大量毒气弹，著名的精锐步兵“暴风突击队”就跟在炮弹落点之后328码处。因此，虽然毒气削弱了当面英军的抵抗，但也对德军暴风突击队的进攻造成了阻碍，后者不得不一直佩戴防毒面具作战。德军制定的火力支援计划非常复杂，不同火力密度的武器配属了不同种类的毒气弹。不过，在反炮兵作战中，最有效的武器还是芥子气，甚至连英军苦心钻研的各项防毒措施也对它无能为力。3月的攻势中，德国人几乎将这些复杂战术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

4月9日至25日，德军在弗兰德斯发动了代号为“若尔热特”（Georgette）的攻势。战斗中，德军使用的芥子气弹占到了全部毒气弹的三分之一；阿尔芒蒂耶尔镇再次遭到德军的重点“关照”，此地英军战壕内的芥子气液滴甚至多到可以流淌的程度。在于吕什和贝蒂纳（Bethune）有大约4000名平民暴露在芥子气中，但由于事前已经做好了预防措施，只有230人严重受伤、19人死亡。另外，德军还利用芥子气来孤立凯梅尔山的英军阵地：在该山的北坡散播了大量芥子气液滴并派兵攻占了南坡。

尽管德军的攻势取得重大进展，攻占大片土地，却依然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4月11日，英国陆军元帅黑格发布了著名的“特殊命令”:“我们前面没有路，但要打出一条路，每一块阵地都要坚守到最后一个人，任何人不许退却。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是有强大后盾的，我们每个人都应坚持战斗到底。”在其后的几周内，德军200个师突进40多英里，俘获英军8万人，缴获大炮1000多门。特别工兵旅也在节节败退，其A连指挥官A. E．霍奇金上尉描述道：“白天和夜间的任何时刻，都处在敌人袭击的威胁中。当夜，新月当空，轰炸的时刻又开始了，空中密布敌人的战机。”

6月至7月，德军针对南部的法军防线继续展开一系列大规模进攻，连续发动“布吕歇尔（Blucher）攻势”“格奈森瑙（Gneisenau）攻势”和“马恩河—兰斯攻势”，但毒气弹发挥的作用都不大。鉴于佩戴防毒面具作战十分容易疲劳，出于对影响己方进攻效率的担心，德军减少了毒气弹的用量，给协约国军队造成的伤亡也相应减轻了许多。7月15日，马恩河战场的德军部队正在发射毒气弹时，风向突然改变，逆流的毒气杀死了大量猝不及防的德军突击队员。此战过后，德军开始将红色和紫色的苯胺染料填充到芥子气炮弹中，以便部队识别受芥子气污染的弹坑。当然，这对协约国军来说同样是个好消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如果德军用芥子气炮弹轰击某处地域，那就意味着在未来48—72小时内，德军将不会从这处地域发起进攻。由此可以预判相邻区域很可能是德军的主攻方向。为扩大毒气弹的杀伤面，德军研制了一种空爆定时引信。然而，一旦德军转入防御状态，这种引信就没法使用了，否则很可能误伤自己人。

德军进攻得逞主要得力于芥子气，协约国部队后来缴获了德军的军火库，发现里面有一多半都是化学武器。仅美军就有7万人因芥子气伤亡，占整个战争中美军全部死伤人数的1/4以上。德军虽然长驱直入，却为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7月和8月，协约国军队恢复了力量，马上就对德军拉得过长的战线进行了打击。协约国军终于也可以依靠化学武器了——到了8月，英美两国从工厂订购的毒气弹已经增加到炮弹总量的20%—30%。

战争剩余的时间内，德军开始大踏步撤退，芥子气在这个阶段表现出更大的威力。实战证明，它更适合用于防御而非进攻。7月31日，为抵御美国远征军在凡尔登以西发动的一次进攻，德军发射了34万枚芥子气弹。9月至10月间，英军每周都有3000到4000人因芥子气而伤亡，但情况正在逐渐改善。随着英军在战场上不断推进，德军的目标越来越狭窄，炮击的效果也越来越差。由于补给和指挥都开始变得混乱，德军已经不可能制定复杂的火力计划。当法军开始推进时，德国人沮丧地发现他们并没有被芥子气挡住脚步，因为法军已经学会如何以较低的伤亡通过染毒区。9月份，德军芥子气炮弹的供应已经无法满足前线巨大的需求，但他们还是动用最后的库存延缓了美军对圣米耶尔（St Mihiel）的进攻。到了10月，毒气已经不再是阻挡协约国军队前进的重要因素了，德军战斗力发生了滑坡式的衰竭。

1917—1918年，法军的进攻

1917年，法军对云状毒气攻击的兴趣也在迅速减退，事实上，从1916年12月直到1918年3月20日最后一次采取行动，法军只发动了14次毒气云攻击。值得一提的是，从1917年年初开始，为增强毒性，法军也开始使用氯气—光气混合毒气。但如此之低的攻击频率不可能给德军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法军改进了使用毒气弹的战术，试图利用长时间制造较低浓度的毒气，迫使德军士兵一直佩戴防毒面具，从而消耗其体能。1917年10月，法军曾用毒气弹轰击德军阵地长达7个半小时，导致当面德军一个步兵师由于长期戴着防毒面具而精疲力竭。实际上，在德军大肆使用芥子气的同一时期，法国就已经具备了生产这种毒气的能力，但限于工艺不佳，事故频发，在毒气工厂的工人以及前线士兵因事故产生的伤亡降到一定水平之前，法军不敢将其投入实战。终于解决可靠性的问题（花了整整1年时间）之后，1918年6月16日至17日、17日至18日，连续两个夜晚，法军首次将芥子气投入战场，造成当面德军265人伤亡，其中26人重伤。实战中，法军发现，数天内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射若干枚芥子气弹，是在目标周围保持一定毒气浓度的最佳方式。直到1918年9月月末，法军宣称已经在战场上投放了多达984吨芥子气。

英军最后的毒气攻击

随着德国人逐渐将他们的部队从第一线后撤，以加强纵深防御，英国皇家特别工兵旅的战果也呈直线下降，因为他们手中的斯托克斯迫击炮和李文斯毒气抛射炮的射程都很近，无法对快速撤退的德军产生威胁。因此，福克斯（于1917年6月晋升为准将）开发了一种新战术，他称之为“毒气集束行动”（gas beam）。这种新战术甚至可以将毒气的攻击范围延伸至德军后方。“毒气集束”实际就是将毒气瓶安放在牵引机车的车厢中，再将车厢布置在特别铺设的轨道上，这些轨道就位于英军战线后方不远处。之所以得到这个名称，是因为“毒气集束”可以在极其狭窄的攻击正面施放大量毒气，浓度足以穿透德军的防毒面具；还可以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地向德军纵深发动攻击。1918年5月23日，英军发起了一次经典的“毒气集束行动”。当晚，英军沿2000码的攻击正面投放了3789个气瓶，将120吨光气散播到斯卡尔普河谷（Scarpe Valley）中，浓缩的烟云以细柱状飘向敌人阵地，把沿途1.2万码内的植物都漂白了，烟云在河谷里集聚数小时不散。这样的袭击使驻守在防线后几英里外的村子和城镇里的德军士兵陷入一片恐慌。当一团毒气被发现时（常常在夜里），最靠近毒气的报警铃响了起来，部队和居民都急忙抓起防毒面具，跑到最高一层的房间里去，关闭所有的窗子和门。毒烟就在门窗下盘旋，花园里的花和蔬菜全部枯萎。这些袭击的威力远达德军防线之后的地区，第一次伤害到大批平民，使人心惊胆战。德国人生怕他们的伤亡情况泄露出去，据福克斯说：“此事被德国人作为绝密情报严加封锁……埋葬尸体和撤出伤员的行动全部都在夜间进行。”

整个1918年，英军共采取了9次“毒气集束行动”，但这种新战术并没有撼动李文斯毒气抛射炮的主力地位。发动这种袭击常常是危险而艰难的。特别旅A连指挥官霍奇金上尉在他的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临战前几个月的情境：“凌晨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工作，狂风怒号，天寒地冻，漆黑一片，部队在简易铁路上把数吨重的液态光气瓶搬运到前线，这些铁路从来没有好好维修过，运货时常常跳动。这种说法毫无夸张之处。每一辆车分别由5—6人推动，每走100码左右就要越过一条壕沟，不得不卸下毒剂人工搬运过壕沟，然后再装上车。执行这次任务扩大了我的脏话范围，而士兵们的话甚至比我的更加粗俗不堪……”一夜接一夜，A连的士兵都在伺机施放毒气，霍奇金在一个“长满了菌类，老鼠横行”的坑道中通过电话进行联络，到黎明时他接到电话通知，可以把袭击一事暂放一边，等到第二天晚上再说。几百码外的德军哨兵常常听得见英军移动和工兵们谈话的声音。有一次，霍奇金在遭到大规模炮击时一筹莫展：“凌晨2点，我们开始撤回，这个夜晚仍然静谧得令人害怕，我们走在简易铁路上，走到半途时，敌人突然开始发射毒气弹。敌人一次打了这么多炮，这是我从来没经历过的。我们钻进后备战壕的掩体处躲藏了一个半小时。敌人对我们的必经之路康布雷的炮击似乎已经结束，正在这时，我们的烟幕信号升起，战斗开始在运河的背面打响。接着在拉巴锡路上空出现了一片毒气和高爆炸药的火网。我全然不知道我们所有士兵是怎么返回的赛利，因为我们需要经过的地段全都弥漫着毒气，而整个地段又都是火炮轰击的目标。”等了数周后，霍奇金终于接到了施放毒气的命令。他们将钢瓶架到10辆载重为10吨的卡车上，用4辆机车牵引到距离德军前线700码的地方。凌晨1点，月光皎洁，霍奇金惶恐地注视着第一批毒气攻击波飘向德军阵地。其实，在德军阵地中，有哨兵报告说，在凌晨1点“可以听见敌方有响亮的谈笑声”。施放毒气的过程长达3个多小时，霍奇金怀着复仇的心理，不顾一切地向德军阵地施放毒气，至于攻击的效果如何，他全然不知道。唯一准确的伤亡报告是他回到基地时获悉的，这次攻击“杀死了3名自己人，这3个可怜虫，在发动袭击的时候，没有得到指挥官的警告，因而他们弄不清楚哪些是危险地区”。

尽管利用铁路发动袭击是一件冒险的事情，1918年3月，福克斯还是准备做最后一次尝试。这将是英军使用毒气以来最大的一次使用钢瓶的毒气攻击。这场毒气战的规模之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堑壕战在一天之内可变为野战”。当时福克斯计划从几十辆牵引机车上打开20万个光气钢瓶，释放出6000吨毒气，时间持续12个小时。即使在前线后方20—30英里的地区，防毒面具也很少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毒气攻击。据估计，敌人的伤亡可能会达到50%。英军高层原计划趁敌军一片恐慌之际，用坦克为先导，再次发起强大的攻势，突破敌军防线，结束战争。但德军的“春季攻势”打乱了福克斯的计划。1918年3月，德国和俄国媾和。这大大加强了德军的力量，使之能在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于是，德军使用近4000门大炮向协约国军队发动了狂风骤雨般的打击。当时法本工业托拉斯每个月能生产1000吨芥子气，这样德国人就有条件把毒气像倾盆暴雨一样喷洒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头上了。为抵御德军进攻，大量人员被调离福克斯的部队，充作步兵部署在第一线。1917年，皇家特别工兵旅足有7000人，到了1918年3月，就只剩下了4500人。

福克斯只能继续利用抛射炮攻击德军，使他们一直保持惊惧不安的状态，从而无法得到休息。1918年3月，英军在圣康坦（St Quentin）和凯昂（Quéant）附近分别利用3000门和2900门李文斯毒气抛射炮挫败了德军的进攻。6月，在一次救援行动中，英军使用抛射炮向德军位于阿拉斯西南部的堑壕发射了975枚毒气弹，造成德军66人受伤、55人死亡。然而，第二天晚上德军就进行了报复，他们用芥子气弹轰击了英军的抛射炮阵地，导致126名英军士兵被迫撤离战场。

从7月开始，协约国军转入大规模反攻，随着战线不断移动，特别工兵旅的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和斯托克斯迫击炮的使用效率大受影响。7月4日，在哈梅尔（Hamel）战场，特别工兵旅曾用斯托克斯迫击炮向德军阵地北翼发射了720发白磷弹和154发四氯化锡弹，以防德军探知自己真正的进攻方向——南翼；总攻开始后，为掩护步兵冲锋，英军又向德军阵地南翼发射了612枚烟幕弹。为遏制德军反击，英军还在7月6日和7日连续两次展开了小规模抛射炮射击。8月8日，即亚眠（Amiens）战役爆发之前2天，英军将斯托克斯迫击炮和李文斯毒气抛射炮部署在战场左翼，以掩护步兵突击。总攻发起之前1天，英军又用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向战场北侧的德军阵地发射了175枚光气弹，以削弱德军防御。然而，在9月29日的圣康坦运河之战中，特别工兵旅几乎无所作为，只用抛射炮搞了一次小规模进攻，还发射了少量烟幕弹。到了这时候，战争的节奏已经明显加快，英军毒气部队手中那些为堑壕战特别设计的武器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战争模式了。为此，福克斯研究出一种快速部署抛射炮的新方法，即在地面只挖一道1英尺深的沟，再将抛射炮成组埋入——每组抛射炮共计24门，安放在一架木制雪橇上，再由一辆坦克拖曳。然而，当特别工兵旅赶到目标地域并按新方法将抛射炮组部署妥当时，德军还是已经撤走了。

1918年的毒气战中，普通炮兵部队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特别工兵旅，只要弹药的补给跟得上，毒气就可以被视作常规火力体系的一部分。直到1918年秋天，有20%至33%的炮弹中装填了毒气；各国所用毒气弹的94%都是用大炮来投射的。整个战争中共使用了6600万颗毒气弹。这样大规模的炮击意味着，这种人类没有料想到的恐怖战争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的威胁。譬如，在7月4日爆发的哈梅尔战役中，除了特别工兵旅继续展开攻击外，英军炮兵部队也在每次进攻前的火力准备中任意发射毒气弹。以澳大利亚第4师为例，其师属炮兵发射的炮弹中有54%都是毒气弹；6月23日夜间，其装备的4.5英寸榴弹炮发射的炮弹中，毒气弹的比例更是高达95%（其余5%是烟幕弹）。但是，哈梅尔战役中，英军发动攻势的前一天晚上，炮兵部队并没有发射毒气弹，以免在第二天影响步兵前进。进攻当天清晨，英军炮兵发射了大量烟幕弹，想以此迷惑德军，诱骗他们戴上防毒面具从而妨碍其行动。此外，从总攻开始时刻直到其后的150分钟内，英军炮兵还利用大量KSK催泪瓦斯压制位于瑟里西峡谷（Cerisy Valley）的德军炮兵阵地，令其无法发挥作用。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英军当天的战斗主力——澳大利亚第4师取得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轻松的一次胜利。值得一提的是，英军炮兵在进行徐进弹幕射击的时候，并没有发射任何毒气弹，这与德军的战术完全不同。但一旦己方步兵完成作战目标，英军炮兵就立刻将弹种更换为毒气弹。从进攻日晚上10点开始，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20分，英军炮兵持续进行反炮兵作战，不断以毒气弹压制德军炮兵，保护刚刚占领的阵地。英军的反炮兵作战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甚至可以说是攻势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战斗中，英军炮兵首先确定了德军炮兵阵地的位置，再用大量装填KSK的炮弹准确命中目标，在高浓度催泪瓦斯的刺激下，德军炮手不是眼睛看不见，就是被迫戴上防毒面具工作，大受干扰，其炮兵阵地很快就陷于瘫痪。

8月8日的亚眠战役中，英军炮兵以更大的规模将这一战术流程重演了一遍，但由于这次攻势的目标非常深远，已经超出了德军炮兵阵地的范围，怕影响己方步兵推进，英军没有在反炮兵作战中投入催泪瓦斯，只在目标有限的战场北翼使用了少量KSK弹。在英军发动总攻的时刻——凌晨3点20分，位于瑟里西峡谷内的德军炮兵阵地（尽管屡遭催泪瓦斯攻击，但出于不明原因没有撤离）再次遭到大量KSK弹轰击，而后陷入沉寂。由此可见，德军利用芥子气进行战场封锁和反炮兵（重中之重）战术已经被英军掌握，只不过后者采用的是SK和KSK催泪瓦斯。其中，KSK一直是英军最有效的反炮兵武器，直到1918年8月才被芥子气取代。在那之后，为了能将芥子气散播到战场的各个角落，英军为多种口径的大炮（从18磅炮到9.3英寸炮）都配备了相应的芥子气弹。此时，普通炮兵部队取代特别工兵旅，成为毒气战的主角。

亚眠战役是英军毒气战的最高峰，此后，英军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改变——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使用毒气的机会也大幅减少，而且如果在战线游移不定的时候使用毒气，会给战区平民带来巨大的危险。只有9月29日的圣康坦运河之战是个例外，此战中英军首次将自己生产的芥子气投入使用（之前曾用过从德军那儿缴获的芥子气弹）。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德国和法国，英国人在大规模生产芥子气方面遇到了更多的困难。这不仅是因为其化学合成过程极其复杂，更因为它十分危险。日产20吨以上芥子气的一座英国大工厂坐落在阿冯默恩。1918年12月，这个厂的军医报告说：“全厂的1100名工人中，有1400多种疾病直接和工作有关”；此外，发生过160起突发事故、1000多起烧伤事故；在工厂生产的6个月中，有3人因中毒而死，另有4人死于有关疾病。尽管英国人疯狂地生产自己的芥子气，但直到停战2个月之前，自产芥子气才被投入战场。

9月29日一整夜，英军都在用芥子气弹猛烈攻击德军的炮兵阵地和通信中心，不但使德军炮火沉寂，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由于英军步兵在50个小时之后才发起冲锋，因此芥子气不会对他们造成阻碍。圣康坦运河战役中，英军炮兵发射的弹种不只有芥子气弹，还有光气弹、氯化苦弹、高爆弹和烟幕弹，毒气弥漫至战场的各个角落，只留下一个缺口——己方步兵的前进路径（从总攻发起时刻直到其后的6个小时内没有使用毒气）。另外，英军炮兵向运河隧道发射的唯一弹种就是毒气弹，试图用毒气淹没隧道，以杀伤躲在里面的德军士兵。

10月13日至14日，英军炮兵在佛兰德斯攻势中使用了芥子气弹。当时，在最后一次攻击中，英军的芥子气炮弹像雨点般落到比利时一个叫韦尔威克的饱经战火的村庄，疲惫不堪的德国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因此伤亡惨重。在停战的前几天，一列火车装载着韦尔威克战役中受伤的德国官兵返回国内。其中有一名29岁的班长，由于暴露在芥子气中，他逃回国的时候眼睛基本什么都看不见，双眼就像“发光的煤球”——他后来这样形容道。伤残使这个自惭形秽的下士愤愤不平，他决心为这一切报仇，为德国的失败雪耻，此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大战末期德军的防护

作为“春季攻势”准备工作的一部分，1918年3月，德军为暴风突击队研发了一款卡扣式拓展过滤筒，它可以利用卡扣与现有过滤器的底部相连，以在战斗中保护突击队员——他们常常要伴随着蓝十字毒气弹的猛烈爆炸发动冲锋。拓展过滤筒是由魏格特（Weigert）博士和威廉皇帝研究院共同研制的，其内部包含特制的布料纸（布的纤维制成的纸）碎片，但只在低浓度毒气下才管用，并且对佩戴者呼吸的阻碍非常大。1918年5月，德军再次改进了过滤器。为反制李文斯毒气抛射炮，新过滤器增强了对光气的防护——内部容纳了双倍的木炭。由于首批过滤器的生产日期是在周日，这款新型过滤器被命名为“S-E过滤器”（德文Sonntags-Einstaz）。S-E过滤器可以承受0.5%的高浓度光气长达29分钟。

1918年秋，德军对M17皮制防毒面具进行了一些微小的改进，但是对当时的技术而言，防毒面具已经达到了发展的极限，如果再想增强对毒气的防御力，就只能从训练和纪律着手了。德军在1918年2月出版的防毒手册中特别强调要对现有野战工事进行改造，以防英军李文斯毒气抛射炮进行突然袭击；还强调哨兵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在工事入口处，不断检查防毒遮挡物是否完好，一有异动就立即敲响警钟；负责挖掘战壕的工作队则被要求在距离前线大约半英里的范围内全部佩戴防毒面具。

协约国获得了大规模生产芥子气的能力，这令德国人感到万分震惊和严重关切。尽管从1917年7月起德军就在战场上使用芥子气，但他们自己的步兵仍然对芥子气导致的失明和皮肤起泡等可怕症状不甚了解。对一个被芥子气液滴沾染的士兵来说，最快的救治措施是将制服、内衣和靴子都更换成新的，但大战末期，由于受协约国长期封锁，德国国内已经严重缺乏纺织原料，因此也就无从更换染毒衣物。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德国人能否把战争继续打到1919年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1918年6月21日，德军发布了利用漂白粉处理芥子气沾染的训令，但同时也在训令中强调：要仔细甄别装病的人，他们很可能会假借染毒而逃离前线。7月，德军在每个营都设立了1个毒气检测及净化班（Entgiftungstruppen），每个班由7名成员组成，由1名军士作为指挥官。此外，德军还制定了一套按前线士兵总量的2%储存备用制服的计划（实际难以完成），并为炮兵部队研发了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制服，这种制服不易沾染芥子气液滴，但产量有限。

8月，德军推出了一款抗芥子气药膏——“格尔博林”（Gelbolin，或称博林乳膏），这种药膏可以涂抹在受芥子气侵袭的患处，缓解中毒症状。从9月到10月，德军向部分医务人员发放了长筒手套和不透水围裙，还向净化班的成员发放了人造纸纤维制成的工作服——但这些工作服并不是每件都浸渍过必要的漂白粉，因此也可能毫无作用。9月27日，为回击德军内部有关芥子气影响的耸人听闻的传言，安定军心，“毒气之父”哈伯教授亲自发布训令，他保证：“芥子气造成的失明都是暂时的，而且芥子气也不会导致胳膊和腿从身体脱落……”10月，德军的医务人员也接到指示，告诉他们如何消除前线官兵心中关于芥子气会导致阳痿和生殖器损伤的忧虑。

大战末期协约国军的防护

德军在1918年的“春季攻势”中大肆使用芥子气，令协约国军的伤亡人数迅速飙升，防护的短板就此显露无遗。

实际上，早在1918年年初法军就已经发现有些士兵即便戴着长筒手套工作，还是被芥子气严重烧伤，因此有必要对现有防护措施进行改进。当年5月，曾设计过唐蓬T型防毒面具的天才装配工唐比特中士研制了一款由双层油布制作的工作服。这种工作服由连帽夹克和长裤组成，其特殊之处在于两者能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还可以用大量扣钩、拉链及松紧带等紧固件收紧，以实现密封，从而为士兵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与ARS防毒面具一样，新型工作服的所有缝线和接合处都用清漆进行了密封处理。1918年7月，法军推出了一种新型双层防毒手套，为阻挡芥子气液滴从外向内渗透，这种手套的内层和外层完全分离。此外，法军还研制了一款药膏来保护皮肤免遭芥子气的侵袭，缓解起泡、溃烂等症状。这款药膏被称为“Pommade Z”，由10%的漂白粉和90%的凡士林组成。为研制“Pommade Z”，德格雷（Desgrez）、拉巴（Labat）和吉耶马尔（Guillemard）三位药剂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测试药膏的效果，他们甚至曾经将自己的前臂暴露于芥子气中。

像法国人一样，英国人也发现在受芥子气波及的广大地区内全都撒上漂白粉是不可能的事情。1918年7月，根据一份报告，一个直径为7.7厘米的弹坑就需要11磅甚至更多漂白粉才能处理。取决于天气状况，经过处理的弹坑会在未来2小时到2天内完全消毒，但未处理的弹坑在3周以后还可能非常危险。为防止将芥子气蒸气带到工事内部，其入口处通常都准备了一堆漂白粉，士兵们被命令必须踩过它才可以进来。即便皮肤沾染到芥子气，如果用干漂白粉立即擦拭，就可以避免出现起泡发炎的症状，但受害者通常不可能立即分辨出自己是否中毒，等到出现症状往往为时已晚。8月，随着协约国军队长驱直入，节节败退的德军开始利用巨量芥子气作掩护，面对大片染毒区，英军的漂白粉和新军服库存都开始变得捉襟见肘。

1918年3月月初，黑格元帅要求军方为机枪手特别设计一款防毒手套。与法军类似，英军的防毒手套也分为内层和外层，而且完全分离，内层由浸泡过熟亚麻籽油的皮革制作；外层棉制，可以轻松拆卸并清洗。1个月内，英军就将42000双皮手套和84000双棉手套运往了前线。3月月末，随着德军使用芥子气炮弹的规模越来越大，前线迫切需要防毒工作服，英军赶忙将1917年设计的黑色油布工作服运往战场，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它们太笨重了。当年6月，英军推出了一款用熟亚麻籽油处理过的夹克，这种夹克由棉斜纹布制作，质地非常轻盈；同时推出的还有一款及膝的束腰大衣和裤子。值得一提的是，士兵从露天的堑壕进入工事之前，都要脱下这些大衣和夹克并悬挂在通风良好的空地上，而且还要注意放置的时候不能翻转。如果被芥子气严重污染，这些衣物还得用肥皂和水清洗，否则通风几天就够了。防毒工作服的问题在于除了那些专门从事清理的人员之外，其他人在急需的时候不能立即取用。另外，防毒工作服的维护流程过于复杂，这显然使它们在战地的价值大大下降；而且由于穿在身上非常不舒服，这种衣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受将士们欢迎的。

1918年秋天，美国远征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这表明低估芥子气的威力是非常危险的。此后，吸取教训的美军采取了彻底的反制措施，包括一种能抵御芥子气长达60—90分钟的浸渍防毒服，还有便携式冲淋设备，后者可以在短短18分钟内对500人进行皮肤消毒并冲去衣物上残留的芥子气液滴。

1918年年初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福克斯旅旅部的一名军官——亨利·西森（Henry Sisson）从德军的一枚“蓝十字”炮弹中小心翼翼地刮下了一小撮DA（二苯氯胂）颗粒，并将其放在自己房间的火炉上。随后，情形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毒烟开始弥漫，它的毒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必须立即疏散整栋建筑物的人员，而且没有任何防毒面具挡得住它。英国人终于意识到这种含砷的烟雾具有可怕的威力——足以穿透他们所有的防毒面具。为此，英军专家对过滤器做了改进：在原有过滤器的前端罩上一个由织物制作的“防护罩”，其内部有多层纤维素填充物。蓝十字毒气“防护罩”于1918年年初就完成了原型设计，4月月初才少量发放给前线部队，但不久后就在5月被全部收回，原因可能是当时德国人尚未充分发掘蓝十字毒气的潜力，为避免刺激德国人加强对这种毒气的重视，最好的策略就是隐藏对它的恐惧。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增强对德军新型毒气的防护力，米尔班克（英国皇家陆军医学院所在地）的哈里森和兰伯特对小型盒式防毒面具进行了重新设计。从1918年3月开始，英军更换了防毒面具的目镜，原本的赛璐珞镜片由三层无裂痕玻璃取代。米尔班克的新设计最初被称为“XY防毒面具”，不久后得到了“绿条防毒面具”的昵称，因为它被涂成黑色的过滤盒中间有一条醒目的绿色色带。绿条防毒面具于1918年9月9日开始量产，停战时，它们大部分被封存在法国的仓库内，一旦英军决定使用“M装置”（见后文）就立即重新启用。1919年，当武装干涉俄国内战的英国远征军在俄国北方登陆时，随“M装置”一起被他们携带的正是这批防毒面具。

如前文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小型盒式防毒面具挽救了成千上万名英军官兵的生命，米尔班克的天才专家爱德华·哈里森为此殚精竭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1918年11月4日，由于长期过度劳累，以及在试验时吸入过量毒气，哈里森因肺炎与世长辞，没能看到战争胜利的一天。

大战末期毒气战的装备

到1918年11月11日两大战争集团签订停战协议时，协约国的毒气产量已经赶上了德国，甚至有超过德国的趋势，特别是美国唤醒了超强的产能之后。美军首次使用芥子气弹是在11月1日，当天美军炮兵向凡尔登以北的德军阵地发射了36000枚炮弹。1918年11月，埃奇伍德兵工厂（位于美国马里兰州，专门生产化学武器）已经具备了每个月装填270万枚75毫米毒气炮弹的能力。这座兵工厂“或许是为了这个特殊目的而建立的最大的研究机构”，囊括了1200名技术人员和700名辅助人员，对4000多种潜在的有毒物质进行了研究。在25年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开始之前，这项科研计划的规模之大，无出其右者。此时，美军将毒气弹的数量维持在全部炮弹总量的20%，预计从1919年年初开始提升至25%。到1919年5月，美国的芥子气产量将达到每天200吨，而德国在停战前夕只有每天18吨。英国也计划在1919年将毒气产量提高3倍。

1918年，英军研发了一种被称为“M装置”的大型手榴弹（因外形得到绰号“热偶发电机”），其内部可以装填DA（二苯氯胂）并产生高浓度“砷烟”。其灵感来自于西森的“蓝十字炮弹填充物试验”，除了他们自己的绿条防毒面具，试验中产生的含砷烟雾可以在15秒内穿透当时世界上任何已知的防毒面具，1分钟内即令受害者痛苦不堪。英国著名科学家老霍尔丹曾描述过中毒后的头痛：“就像洗澡时淡水呛进了鼻子，但比那还要厉害得多。”这种毒烟不但可以造成鼻窦和头部的剧烈疼痛，还能引发暂时但极端的精神烦躁和痛苦。这些症状的强度在波顿的实验室内得到了证明：一些被当作“小白鼠”笼罩在毒烟下进行测试的志愿者们突然具有严重的自杀倾向，试验人员不得不将他们看护起来；其他一些人则在一段时间里如痴如狂，想钻到地里去逃避想象中的追捕者。福克斯准将打算在1919年利用“M装置”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以他的特别工兵旅为主导，全面突破德军防线，但突如其来的停战使这个计划成了泡影。

1918年春，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一个工作组发明了“路易士气”，其毒性反应比芥子气来得更快，“中毒时眼睛立即疼痛难忍，皮肤感觉如同针扎，打喷嚏，咳嗽，吸气时胸部紧张，经常伴随有恶心和呕吐”。签署停战协定时，第一批150吨路易士气正在运往欧洲的海路上。

1918年，德国人也成功研制出新型抛射炮——毒气抛射炮1918。把浸有光气的细小浮石装在霰弹中，这种发射器可以将炮弹掷射到2英里远的地方，而且既能用毒气也能用弹片来杀伤敌人。

战争末期，毒气战装备向前跨了一大步，其威力之大，已经远不是战争初期的催泪手榴弹和氯气钢瓶所能比拟的。4年前出现的这些“与文明背道而驰”的武器，在战争结束前夕，几个交战国都雇用了大批的科学家、技术工人和士兵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研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