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伏羲氏
伏羲氏族及其母系华胥氏族世居雷泽、大野泽、菏泽、孟渚及济水、濮水岸边，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治屋庐，去巢穴。伏羲氏把石斧磨得光亮，呈镜面状，砍树省时省力。伏羲氏先在地上挖一长方形土坑，再以木柱为骨架，用草拌泥垛成墙壁，上盖屋顶，房的一侧挖有一个底呈斜坡形的窄房门，用于通向地面，室内地面铺垫着黄沙。伏羲氏教民建造半地穴式的房屋，由此形成了众多大大小小的聚落。
六千年前的龙即北方湾鳄。时气温比今高2-3度，雨量充沛，适宜鳄鱼的生存。从长江之南到蒙古之北，无处不有鳄鱼的存在。鳄为水陆两栖动物，既是水中霸王，又是陆地猛兽，是渔猎社会先民的天敌。《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鳄鱼群居水中，每遇雷雨，群吼如雷，由此被先民奉为雷神。伏羲氏族先民既惧怕鳄鱼，又崇拜鳄鱼，希望人人都像鳄鱼那样威猛，因而鳄鱼又成为伏羲氏族崇拜的图腾。伏羲氏从母亲“结绳记事”中得到启发，模仿蜘蛛结绳制网，发明了网罟，增强了捕杀鳄鱼的手段。从考古发掘葬中的鳄鱼骨可证明先民合力捕杀鳄鱼，在与鳄鱼的拼搏中艰难的生存。
伏羲氏看到母亲、妻子用长干扑击禽鸟、用石块击打游鱼，命中率很低，经常空手而归。他用野生葛藤编织成长柄捕鸟网器（畢），用树杈制成弹弓，用林中的藤蔓编织成渔网，擒鸟捕鱼不再是难事。吃不完的鱼，伏羲氏教民用树皮编成篓养起来。伏羲氏从野蚕吃叶吐丝中得到启示，斫桐为琴，丝桑为瑟，均土为埙，发明了音乐，并创作出《驾辨》、《劳商》、《凤来》、《离基》等圣乐。从此，每逢祭天或丰获，人们奏起音乐，围着篝火边唱边跳。
在上古，捕鸟易，擒兽难。伏羲发现弹弓对于大兽来说，毫发无伤。他发明了比弹弓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弯弓，配上石箭用来捕猎野兔麋鹿之类的小兽和驯兽。他教民在地上挖陷阱，铺上树叶掩盖洞口，组织人们执锐器把大兽、野兽赶进陷阱里。他在村庄周围用竹子和树枝搭建鸡舍、牛棚、马厩、羊圈、猪圈。他教民将那些受轻伤的禽鸟、野兽或小兽圈养起来，从而揭开了人类饲养六畜的序幕。
伏羲氏帮助人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大家遇到无法解答的问题，都去问伏羲氏。上古时代，先民对大自然一无所知。伏羲氏时代，人类还没有进入农耕社会，人们靠捕鱼、狩猎过日子。出去捕鱼、狩猎，最害怕的是半路上遇到天气骤变，来不及躲避，很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所以很多人问伏羲氏：明天要出去，天气会怎么样？伏羲氏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座气象台的台长，他告诉大家：“明天是大晴天，你去好了”，“明天往南走有雷电，要小心”，“你往西北走，有大雨”……刚开始大家还是将信将疑，可是后来随着验证次数的增多，大家都觉得伏羲氏说得很准，于是来问天气的人越来越多。
人多了以后，伏羲氏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一解答，怎么办？他说：“从明天开始，我在这棵树上挂一个≡的图像，就表示明天天气是晴天……”伏羲氏跟大家讲，这是“1、1、1”代表晴天。“1、1、1”是人类所知道的第一个密码。伏羲氏得到人们的信赖，并根据人们的需要，把他的气象预报逐渐地扩大，慢慢地推出不同的卦象，就变成了大家都很熟悉的八卦。他告诉大家，“1、2、1”代表什么，“1、2、2”代表什么，“2、1、2”代表什么……跟今天的电脑完全一样。电脑的基础是二进制。打电报也是一样的道理，给出一组数字，对方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数字化时代最早是从伏羲氏开始的，我们今天不过是承继伏羲氏的路线走下来而已。
现代计算机用得最多的也是cpu唯一能认出的数制，就是二进制。计算机是处理信息的机器，信息处理的前提是信息的表示。计算机内信息的表示形式是二进制数字编码。各种类型的信息（数值、文字、声音、图像）必须转换成数字量即二进制数字编码的形式，才能在计算机中进行处理。cpu也就是几百条指令而已，在软件和系统的层层迭加下让我们根本就不了解计算机内部是什么样？其实没什么，就是0和1两个状态而已。两个数字就能设计出这么完美的东西，发明计算机的人太厉害了。
有人说，计算机能在今天广泛使用，应该归功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是他遵循二进制原理，对世界计算机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确，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莱布尼兹功不可没。可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莱布尼兹正是在《易经》八卦一分为二哲理的启示下，才获得了对二进制原理的认证。计算机所有信息的储存，是根据《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二进制原理，借以衍生为0和1的基本符号，演变出无穷无尽的变化，才使计算机在当今世界大放异彩。
最古老的汉字是根据图像造出来的，叫做象形字。本来是一个下雨的符号，倒过来就变成了“水”字。古人用锐器把这些象形字刻于木简或竹简上，故曰“书契”。人们根据伏羲八卦慢慢地造出很多字来。书契记事慢慢地取代了结绳记事。由此可知，汉字字形的产生基于上古初民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汉字的构形“笔意”由“观象取物”和模仿“鸟兽蹏迒之迹”而得，因而有较强的形象可感性。
伏羲氏时代根本没有文字，《易》整部书只有图像，没有文字，所有的字都是文字出现以后，慢慢加上去的，加到最后，整部《易经》也不过四千多字。《易经》成书所经历的时间非常长，所经历的圣人也很多，应该说《易经》是我国古圣先贤集体创作的成果。
在尚无文字的环境里，能够出现智灵人士采用“观物取象”的方法，思悟得出表达构成宇宙万象一分为二的阴阳规律，并绘制出相关标记符号，对可触可见的事物形象作出抽象性的变化分析，这是非常令人叹服的。在八卦符号诞生之初尚无文字产生，究竟其代表何义？直到三《易》问世，才有了卦象各自的定义。也就是说，卦的八种符号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作出的命名，以及其象征意义的归属，乃是在文字出现之后，经神农氏、轩辕氏、周文王等文化圣人仔细分析，深刻思悟而认定，并俗称之谓“八卦”。
没有文字，没有条条框框，不受任何局限，就可以通天下，通宇宙。伏羲氏把整个宇宙都想通了以后，才开始画八卦的。他那一画，称为“一画开天”。《易经》是从开天辟地，即现代科学所指的宇宙大爆炸说起，一直说到人类最后的状况。自此以后，华夏民族世世代代都取用于这本无字天书。伏羲八卦图这部无字天书，能够历经七千年的岁月，一直流传到今天，足以证明真理永存的道理。
伏羲氏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仪，男子用鹿皮为聘礼，女子以夫为家往之，实行男女对偶婚姻。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绵延至今。姓氏的主要作用就是明血缘、别婚姻，纯正血统。不同部族的人分别有不同的姓氏，“同姓不婚”，各个部族相互通婚混血，从而奠定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基础。
伏羲氏有圣人之德，先后征服了其他部族，统领着九大部落。这九大部落在结盟之前，都有着自己崇拜的图腾。华夏九州第一次结盟后，伏羲氏集中九大部落的图腾特色，以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须鲸的须，组成了一个新的图腾—龙。伏羲氏立九部、设九佐，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任命官员进行管理，然后又“以龙纪官”，设春官青龙氏、夏官赤龙氏、秋官白龙氏、冬官黑龙氏、中官黄龙氏；命其臣朱襄为飞龙氏、昊英为潜龙氏、大庭为居龙氏、浑沌为降龙氏、阴康为土龙氏、栗陆为水龙氏。伏羲氏以不同的龙图腾作为官员职位的名称。
图腾崇拜是母系氏族的共生物，是从自然崇拜中衍生出来的崇拜，其深刻程度远胜于一般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是真正的原始宗教。图腾是氏族、部落的象征和标志，被其成员当作神加以敬奉。他们认为图腾是自己的始祖，并且相信与之有着某种的亲属血缘关系，认为是宗族的守护神，使得本族得以持续的兴旺发达。图腾崇拜也应运而生，而图腾崇拜的主要信仰是相信他们的氏族起源与图腾有关，甚至把图腾当作是氏族的起源。
在上古，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对于自然是以一种屈服和敬畏的心态来对待，以至渴望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和存在来对其保护和愿望的寄托。图腾崇拜作为某种宗教形式，具有极其的普遍的意义，是世界上所有部落、氏族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所共有的普遍特征。
图腾崇拜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它也孕育出原始的政治文化。图腾崇拜是凝聚氏族和部落的精神纽带，还作为他们特有的标志。这也就起到了凝聚内部和区分外部的双重功用。同一图腾氏族的成员，无论其属于哪一个部落，都像亲兄弟般的一视同仁。这种关系成为氏族内部间和平共处的保证，有效地防止内部的冲突。历史上曾有不少著名的部族首领利用图腾来团结部族，更大范围地开拓自己的疆域。图腾作为一种标志，也能有效地防止本部族成员外流的发生，以保障本族群不断地发展壮大。
传说中，伏羲是“蛇身人首”，神农是“人身牛首”，祝融是“兽身人面，乘两龙”。太皡部落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等氏族部落名号。古代各族以马、虎、牛、羊等为部族图腾。东北民族以狼、鹿、狗为图腾。匈奴人崇龙拜日。鲜卑族以鹿为图腾。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在作战的时候，图腾也是区分敌我的重要标志。熊部族的人在胸前画只熊，鹿部族的人在胸前画只鹿，双方作战时才不会误杀自己人。很多部族旗帜上的形象都是以本族图腾为基本的图案，作为打仗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
图腾在巩固族外婚制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古圣先贤已经认识到，要保持种群在体质上的进化，必须进行跨族的结合，才能达到种族的优化。而图腾在区分部族这一功能上正好发挥了作用。在物质生活方面，图腾正好成为不同部族的标志，使各氏族部落的成员联合集团在生活地域上进行了划分，为后来的氏族向民族的转化提供了基础。
随着原始部族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由亲属和相邻的部落形成的联盟，便形成了一种政治的组织。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在地域、语言、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交融合一，也就形成了民族。为了巩固联盟的需要，全民族共同的标志和象征便应运而生了。这样一来，核心部族的图腾便上升成为全民族共有的图腾，一种以核心部族图腾为基础，以其他部族图腾的某一部分组合成新的图腾。而伏羲氏的龙图腾正是这样的极具特点的组合型图腾。这也是中华民族龙图腾崇拜的起源。
传说伏羲时，有龙马衔图之瑞，乃以龙名其百官师长，如青龙官、赤龙官、黄龙官等，故称龙师。《左传•昭公十七年》谓“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竹书纪年》：“太昊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命官。”司马贞《三皇本纪》谓“（庖牺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中国人称为龙的传人，当源于此。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均证明，伏羲氏“人首蛇躯”，蛇是伏羲氏的图腾。中华民族的总图腾“龙”，正是以蛇为基础，汇合了多民族图腾而成的。伏羲氏首创的龙文化是维系华夏民族众志成城的精神纽带，成为民族传统、民族感情、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伏羲氏族与太昊氏族错居在济水、濮水流域。人少兽多的时代，两族和平相处，两族互为婚姻，历经十五世，形成人口众多的炎族部落。后经炎黄之战尧舜禹千年间的氏族融合，太昊氏族和伏羲氏族已被后世视为一体。古往今来世代口耳相传到春秋，由诸子写入竹简时，已分不清太昊、伏羲的具体所指。
《左传》、《管子》、《周易》、《庄子》、《荀子》、《列子》、《战国策》、《国语》、《世本》、《逸周书》、《山海经》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太昊伏羲的表述。《周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上古的圣人包牺氏治理天下时，抬头仰望天空中的天象，俯身观察形成地形的法则，观看飞鸟、走兽身上华丽的文饰，以及与地情相适宜的种种动物、植物，在近处则从身体上取其象征，在远处则从各类事物中取其象征，于是创立了八卦，用来会通神明的美德，用来归类天下万物的情态。包栖氏发明了编结绳子并用其编织成罗网，用它来打猎和捕鱼，这大概是吸取了《离》卦之中虚外实的形象特征。包牺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他砍削树木制成犁地的耜，又将树木用火烤软后弯曲成耜上端的曲柄，而将这些翻土除草的好处，教给天下的人们，大概是吸取了《益》卦中的木体入而下动的特征。又在中午时分设立市场交易，使天下的百姓来到市场，使天下的货物聚集于市场，使他们相互交易货物后退回家中，各自取得自己需要的货物，这大概是吸取了《噬嗑》卦中的日下有震动、各取所需的象征性意蕴。
在先秦可靠的典籍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太昊与伏羲并无任何瓜葛。《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大皞之虚也。”太昊，古籍中记为大皞，东夷部族的先祖。东夷部族世居之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AH一带。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淮阳今存太昊墓。周代以后，太昊后裔属地渐次东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顼，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各支才逐渐被鲁、齐、越等国吞并。《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
荀子生于战国末期，他在《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两名共见一书，自非一人。最早将太昊与伏羲并称为一体的，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刘歆与其父刘向是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世经》存录于《汉书•律历志下》。在《世经》中，刘歆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突破传统的以黄帝为历代帝王之首的体系，以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与神农并称，列于黄帝之上，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
上古帝王世系的建立，始于战国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五帝配五方，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史记•历书》：“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自此以后，人们都以“五德终始说”作为王朝建立的合理依据。邹衍所构建的古史帝王世系，所叙述的只有黄帝、夏禹、商汤和周朝四代。然而到了西汉，人们的古史观念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认为在黄帝之上还有伏羲氏、神农氏和炎帝等古圣帝王，《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只叙述黄帝以来的四代，未能全部涵盖，因而需向上推演，重新排序。
刘歆根据当时人们的古史观念，将古帝的代序从黄帝向上推，认为最古的帝王应是伏羲。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理论，刘歆认为帝王应从木德始。《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刘歆据此而推：“言郯子据少皞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皞，故先言黄帝，上及太皞。”以太皞为古帝之首。
《易传》曰：“帝出乎震”。震为东方之卦，五行属木。按五行相生之序，首为木，且太昊为东方之帝，“东方曰夷”，故太昊配木德。又《易•系辞下》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所以刘歆说：“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伏羲就是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太昊伏羲氏继天而立，神农、黄帝皆继太昊伏羲而立。刘歆将伏羲与太昊相附而并称，推之于古代帝王世系之首，其后班固引之于《汉书》，后世史籍相继采从此说。
随着人们历史意识的丰富，司马迁从黄帝开始排定帝王世系已不足以反映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上古帝王，因而需要再向上推溯，重新安排上古帝王世系。伏羲传说本始于南方楚地，而太昊是东方夷族的先祖，随着战国、秦汉时期民族血脉和文化大交流融汇，伏羲与太昊的传说合流成为可能，司马迁仅以华夏先祖黄帝为全体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已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民族和合、文化融汇的实际情况，而以太昊伏羲为百王之祖，表现当时民族统一、文化主脉已经形成。刘歆排定的古帝王世系宣扬了“圣王同祖”的思想，将先王古帝同纳于伏羲一系，有利于民族凝聚，文化一统。
周代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到黄帝。《尚书》从尧写起，整部《尚书》没有出现“黄帝”字样，甲骨文中也未见“黄帝”。黄帝的名号源于“五方”观念。从甲骨文看，殷人已有了五方的观念，卜辞中就有东南西北四土受年的记载。“四土”加上“中商”就是“五方”。周人起于黄土高原的陕地，以黄色为贵。沿袭殷人五方观念，周人也将天下划分为五方，并以五方色称五方之帝。王权所在地洛阳为中土，中土为黄，国称“中国”，帝称“黄帝”。《淮南子•天文》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黄帝在周代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理念有关，是周族加强对四方各族统治的需要。黄帝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形态化。
在传世文献典籍中，关于太昊的记载是在战国中晚期以后，从《庄子》开始出现并逐渐载入正史的。春秋以前典籍未见太昊伏羲。战国以至秦汉，时代越往后，关于太昊的记载越详细，太昊功业越卓勋，在古帝王世系中的地位越高。这说明，在传世的古代典籍中，太昊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神到帝，对太昊的记载从凌乱到系统的衍化过程。太昊伏羲传说经历了一个从神话到历史的演化过程。
太昊伏羲是人们意识中的产物，是先民对宇宙起源的追索和构想的产物，最初的形态存在于原始的创世神话之中，而历史上未必确有其人。随着人们思维形式的发展和历史意识的丰富，原始神话经历了一个观念化、哲学化和历史化的过程。太昊伏羲的传说和想象也进入了原始哲学和历史之中，于是人们将创世神话中的伏羲抽象为宇宙的本原和起始的概念，将作为创世神祗的太昊伏羲想象为人类的祖先和帝王，伏羲因此而进入历史领域，成为了历史上最早的帝王。太昊伏羲最后成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确立在古史帝王世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于刘歆根据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根据其政治需要，以其新五德终始说将伏羲附援于太昊，重新排定古史帝王世系的结果。
刘歆打破了董仲舒开创的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刘歆认为今文经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根本无法达到用日少、畜德多、对民进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他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凭训诂读经，据古文的字体笔意解经。刘歆还对今文经学的以家法传授的弊端进行了指责，认为他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他们这样做无非要达到党同门、妒道真的政治目的。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刘向、刘歆父子长期校理群书，接触大批古文经籍，他们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录（后代的提要），然后又将各书的叙录集合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别录》，这主要是刘向完成的。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六书是汉代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当有了“六书”理论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个系统为依据。“六书”理论可能是战国末期至西汉的学者研究当时的汉字系统所抽绎出来的条例，刘歆取而传予弟子，然后辗转递传下来。
许慎师事贾逵，逵父贾徽是刘歆弟子。许慎受刘歆的启示，费几十年的精力整理汉字，编成《说文解字》一书。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明确了“六书”的具体所指，谓：“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贾逵修理旧文，许慎撰著《说文解字》，汉儒注释群经，标志着古训、训诂历经千载放失、衰微、沉寂之后，再度得到整合、重光与复生。上古汉语语词，生动地存在于上古先民的口语表达中，当汉字产生后，这些成体系的字词也活跃于当时的书面表达中。成体系的汉语字词，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以六经、诸子书、方言及一些有影响的学者的口头表述作为载体而存在着的。这些存在于六经、诸子书、方言与某些有声望的学者口头上的汉语字词，一直使用与流传到东汉，才由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作了系统的整理。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六书”作了界定并运用这些规则来分析小篆体系的字形结构，提纲挈领，运用自如，对此后的汉字研究与应用影响深远。小篆的“笔意”直接来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说文解字》全面保存了小篆字系的形音义及其构形意图。同时，小篆又是上古文献汉字的典型材料，其所含的内容往往可从文献用例中得以考证，即戴震所谓“以字证经，以经证字”。
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最早形成自身完善系统的汉字体系，也是最后一个完整而又全面地保持了构形意图的汉字系统。《说文解字》对小篆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系统的描写，严格地遵循形义统一的原则，以部首为经，以六书为纬，全面展示了汉字在构形和表义上的整体相关性、有序性和系统性。形义统一的构字原则，使得汉字的形体构造与据以构形的词义之间保持可解释性关系，也就使单字的构形理据存在于形义统一关系之中。
《说文解字》所收的是上古经书所用的文字，反映的文化以商周时代为主，兼及史前及两汉的古代文化。许慎撰《说文解字》说字、解经、谈文化，解释经典，引经为说字之证也是必然的。先秦典籍的准确解释，往往需要对其所涉及的内容进行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照，强调阴阳相合和辨证统一的整体贯通，所以《易》有八八六十四卦，《老子》有九九八十一章。许慎编《说文解字》承其统绪，也是有意地多方面体现上古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系统性，如：“一”为天地万物之始，“亥”为十二地支之终而扩展为万物之终，故《说文解字》所收9353个字是始于“一”而终于“亥”；所立540部首，六九五十四，正应了《易》象阴爻为六阳爻为九的卦爻之数，540部含6、9、10相乘，6为阴数之极，9为阳数之终，10为全数，则540暗含包罗万象之意。
刘歆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他对《易》颇有研究，认为《易》经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因此，六艺之首当推《易经》。从此以后，历代志书和目录关于六艺的次序，均以刘歆的说法为准。西汉施氏《易》、孟氏《易》、梁氏《易》、京房《易》、费氏《易》、高氏《易》，都是隶书的抄写本子。刘向、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本，只有费氏《易》与古文本相同，于是确定费氏《易》为古文经典。
古人论述人事物，多追根溯源，高远其所从来，示不忘本，故“人道”从三皇之首的伏羲开始。伏羲生有圣德，观象于天，观法于地，始画八卦，开创中华文明。《周易》是一部专论“八卦”的书。《周易》为六经之首，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许多思想，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亢龙有悔”、“履霜坚冰”都出自这部著作。许多科学现象也和《周易》理论不谋而合。
《易》源于河图洛书，上古有三本《易》：连山、归藏、周易。《连山易》由炎帝神农氏所著，相传内容为三万言。《归藏易》为轩辕黄帝执笔，内文四千三百言。据史料记载，这两部书从晋朝永嘉时期便失传了，其具体内容已不得详知。直至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周易》，《易经》现在等于《周易》。关于《周易》的作者、成书时间以及其著书的来由等问题，至今也无定论。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上的一个难解的谜。
对于上古传说时代伏羲、炎帝、黄帝、尧、舜、太昊、少昊、蚩尤等帝王，古史记载存在着许多混乱。上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辨”学派提出许多疑问和考辨，随着现代考古发现，对于上古史的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近年来，古代文明的探源和对古帝世系的研究又成为热点，但由于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缺陷，许多问题仍聚讼不止。例如太昊伏羲的地望，有西部仰韶文化说、西部马家窑文化说、东部大汶口文化说、中原说、中原裴李岗文化说、长江流域说。炎帝神农的地望，有黄河上游说、中原说、黄河下游说、长城以北红山文化说、长江中游湖南湖北说。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的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历史事实是一回事，对历史的记忆是一回事，对于历史的表述又是一回事。史前时期，文明初开，历史记载全凭口耳相传，由于历史意识本身的历史性，先民们探究和传诵历史时，难免会因为历史意识的局限和出于人为目的而附会历史，因而可能有虚构和想象的成份，对此，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观点，古人对上古帝王及其世系的创造过程，是做加法，逐渐敷衍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