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用

当年我们做学生和今天非常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不用学习（课仍然照上），也很少有什么考试。就算是有考试也肯定是开卷。所谓的开卷就是可以抄书、抄笔记，也可以抄别人，大家互相抄。实在抄不出来还可以举手问监考的老师。后者有问必答，不答或者答不出来则是老师的失职。因此每当考试的时候，课堂上不免一片喧哗，翻书翻作业本的声音、问题和念答案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大家还不好好地在座位上待着，到处乱窜。考试的时候比平时上课还要热闹，学生们也更加地兴奋。

实际上，大可不必这么忙活，因为考试的结果肯定是所有的人都及格，没有不及格的。批卷不分等级，没有具体的分数，原则上只有及格和不及格两种成绩，但在实际操作中则通通及格，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谁不及格。当然参加考试的学生也有区别，有的人字写得快，有的人字写得慢。写得慢的就写得少，抄不完全。那也没有关系。哪怕你一个字也没有写，交的是白卷，及格也是不成问题的。那年头，交白卷还挺时髦。有一个交白卷的家伙叫张铁生，我们都曾学习过他勇交白卷的英雄事迹。当然啦，人家是考大学，并不是中学考试。中学里的考试就没必要那么丢人现眼了，况且也不需要——反正都是及格。也就是说，共水县中的学生完全可以交白卷，但实际上并没有人交白卷。

但无论如何，考试只是一个形式。即使你平时认真听讲，用功读书，也不过是一个及格，最多也只是一个及格。就算你根本不来上课，来上课也不听讲，还是一个及格，至少也是一个及格。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考试呢？这个问题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

老师批改试卷也是当着大家的面，坐在讲桌后面，拿着一支蘸水钢笔，刷啦刷啦地批着。就是“及格”也得写上四五十遍。我怀疑，他们根本不读卷子，否则的话，一堂课全部改完又怎么可能呢？说他们不读卷子也不准确，因为改卷子的老师会不时地发表评论，说某某某的字写得不丑，某某某的字写得实在难看。某某的字小得就像蚂蚁爬，某某的字则如何地龙飞凤舞。这是我听到过的对试卷唯一的评判。大概老师们也闲得无聊，或者是积习难改，总得说点什么，判断一番高下。因此后来考试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注意书法和卷面了，所有的考试都变成了书法考试。

我因为从小喜欢画画，字一向写得不赖（书画一家嘛）。但即使如此我也不敢掉以轻心，特地找来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硬笔书法，在家里勤学苦练。像我这样埋头苦练书法的学生当时应该不在少数。然而数学老师却不管这一套，也许数学考试是一个例外，老师从来不评论书法，而是说圆。圆画得怎么样？画得圆不圆？是用圆规还是徒手画的？这里面大有文章。当然还有直线、抛物线、三角等等，画起来都是有讲究的，可以分高下的。因此所谓数学好的同学都是在家里苦练画圆、抛物线和三角的同学。从考试成绩上自然反映不出来，大家都是及格。

学生们公认的最好的数学老师也是画圆画得最好的，画得最圆的。比如教我们数学的杨老师。他可以不借助任何工具（圆规、直尺），手上只拿半截粉笔头，以自己的胳膊肘为圆心，左边一道，右边一道，再转过身去，下面再来一道，一个完美无缺的比圆还要圆的圆就在黑板上出现了。大家认为他是最好的数学老师，主要是因为他有这一手。至于杨老师讲课到底如何，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的判断范围。

由于考试非常轻松，怎么样都可以过关，大家压根儿就不听讲。当年课堂上的混乱你是难以想象的。学生们来到学校里，毫无学习上的压力，唯一的任务就是玩，就是换一个地方玩。家长把子女送到学校，也不指望他们学有所成，既然有人带着他们一起玩，自己也就不用再操心了。难办的是老师，他们的权威一向来自传统的考试制度，一旦名存实亡，管理学生、树立威信就变得非常地力不从心。于是便各逞其能，画圆的画圆，说笑话的说笑话，想尽一切办法笼络学生。当年共水县中里最好的老师显然不是讲课讲得最好的，而是有手段对付我们，能和学生玩到一起去的。学生（也就是我们）则得寸进尺，一心一意地要把老师变成玩具。可以说，师生关系中仅有的区别就在于：是老师玩学生，还是学生玩老师。能玩转学生的老师就是好老师，而被学生玩的老师肯定是最差劲的老师。

刘连喜就是一个被学生玩的老师。据说，他也是当兵出身（那年头，当兵的可真多啊），从部队转业来到共水。按道理，大家对当兵出身的人理应充满敬意，但对刘连喜却不是这样。大概因为他身体瘦长，长得比较单薄，从外貌上根本看不出是行伍出身的人。刘连喜说的是当地方言，甚至都不是共水县县城的方言，而是下面某个边远公社的方言。这也是他让人瞧不起的原因之一。他只带政治课。由于缺乏专门的教材，上政治课的时候刘连喜只好念报纸，并且只念两报一刊社论。那两报一刊社论每年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元旦，是为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简称为元旦社论。一次是国庆，是为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简称为国庆社论。刘连喜每学期念一张报纸，一年念两张报纸，这便是他的全部任务。

然而一张报纸也念不了几堂课，而政治课每周有两节，就算刘连喜反复地念，每堂课还是有很多的空余时间。于是他就开班会，对学生训话（他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唠唠叨叨地没完没了。直到他再也说不下去，就捡起报纸再念一段。印有社论的那期报纸他收集了好几份，如果只有一份早就被他念烂了。念报纸的时候刘连喜逐字逐句，念了一个学期还结结巴巴的。他从来不做阐释，也没有任何发挥，只是干念。所以后来就有了一种传说，说他的文化水平不过是小学毕业，能把一张报纸念周全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谈得上理解、分析呢？很多年以后，我对这一问题有了不同的理解。刘连喜之所以只念报纸，照本宣科，也许是因为谨小慎微。两报一刊社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它代表的是党中央的声音，随意地解释、发挥弄不好是要犯政治错误的。

刘连喜没有文化，水平不高，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奇怪的是，那年头大家都不喜欢学习，是不讲究文化水平这一套的，为什么会因为刘连喜没有文化而瞧不起他呢？至今我仍然想不明白。据说刘连喜好不容易才结了婚，老婆是下面公社的农民。像他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正常，但发生在刘连喜的身上却显得很不光彩。结婚的头几年，刘连喜没有孩子，这个问题的确有点严重了。大家小瞧他，到底有了一些过得硬的理由。不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连一个女儿都生不出来，可不就是没有生育能力吗？不就成了一头骡子了吗？那还要结婚干什么？占着茅坑不拉屎！多年以来，刘连喜在县中里抬不起头来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件事，在学生中间没有威信也是因为这个。可是有一年，刘连喜的老婆突然就生了，并且还是一个儿子，刘连喜当真是扬眉吐气啊！

我转来共水县中的时候，刘连喜的儿子已经两岁了。刘连喜经常把他的儿子抱在手上，走到哪里都带着，就差没有抱着儿子念两报一刊社论了。刘连喜的家在县中里面。有一次我路过学校后面的那排教师宿舍，看见刘连喜带着儿子在门口玩。儿子趴在地上，像一只小狗，刘连喜也趴在地上，像一只大狗，冲他的儿子汪汪叫，把小宝贝儿都吓哭了。刘连喜哈哈大笑，连忙上去抱起了儿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笑得如此灿烂，当真是父子情深，令人感动呵！

然而却有一种传说，刘连喜的儿子不是刘连喜亲生的，是借的别人的种。说的人条分缕析，振振有辞。那刘连喜结婚已经有四五年了，为什么早不生晚不生，非要这会儿生？早他干吗去了？要是能生他还不早就生了？即使是响应党的号召，晚生晚育，最多也就拖个一两年了不得了。结婚四年老婆才怀上，你说能不让人起疑吗？最大的疑点还是那儿子，长得一点也不像刘连喜。他是长脸，而儿子是圆脸。刘连喜是小眼睛，儿子却是大眼睛。刘连喜一副苦相，儿子总是笑眯眯的，也不怎么爱哭（除非是被刘连喜吓的）。刘连喜黑得像木炭，他儿子白得像面团。刘连喜笨得连张报纸都念不周全，儿子半岁不到就开口叫他“叔叔”了。

最后一条尤其要命，被自己的儿子叫成叔叔而不是爸爸看来确有其事。虽说后来刘连喜的儿子被训练得能叫刘连喜爸爸了，后者也总是当着众人的面对抱在手上的儿子说：“叫爸爸，叫爸爸……”但曾经被叫成叔叔的事实已经不可更改。大家都说，童言无忌，这孩子真是聪明极了。

所有的人都知道刘连喜的儿子不是亲生的，但并没有谁会当着刘连喜的面谈论这件事，打人不打脸嘛。魏东却是一个例外。一天上政治课，他突然举手，站起来后便对刘连喜说：“刘老师，人家说你的儿子不是你生的，到底是不是啊？”

后者一时语塞，脸涨得像猪肝一样，气得浑身发抖。那抖动一直传递到手上，使得拿着的报纸发出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

“你，你，你说什么？”

魏东又重复了一遍，比刚才更加地言简意赅：“你儿子不是你生的！”说完还四下里张望一番，向我们挤眉弄眼的。

刘连喜从讲桌后面走出来，一直走到了魏东和我的课桌前面，与魏东怒目相向。我们都以为刘连喜会动手，痛打魏东一顿。只听后者低吼一声：“你敢！”竟然把刘连喜给镇住了。他垂下眼睛，拿着报纸返回到讲桌后面，一面走一面含糊地说：“别听人家胡说。”

也不知道这话是对魏东说的，还是对班上全体同学说的，或者是对他自己说的。

从此以后，刘连喜在学生中的威信就更是一落千丈了。魏东则更加张狂，专门以作弄老师为乐。面对魏东的放肆无礼，所有的男老师不免沉默是金，女老师则只好以泪洗面。比如教我们语文的叶老师，个子极矮，大概一米五不到。上语文课的时候，讲桌后面的地上必须放上两块砖（由语文课代表负责码放），叶老师就站在砖头上面讲课。

一天叶老师走进教室，发现那两块砖不见了。她当时也不便询问，只好往没有砖头的讲桌后面一站，没想到讲桌却升高了。开始的时候，叶老师还以为是没有站在砖头上的缘故，勉强讲了几句，怎么会觉得这么别扭呢？我们坐在下面往上看，只见林老师在讲桌后面只露出一个脑袋。课堂里窃窃私语，大家已经快活得不行了。都说叶老师矮，没想到这么矮呵，这么矮的老师真是太可笑了！叶老师大概也在想：我虽然比较矮，但也不至于这么矮呀。于是她开始仔细打量讲桌，原来讲桌后面的那两块砖跑到桌腿下面去了，因此站着的地方就降低了，而前面的讲桌则抬高了。这一升一降，差别就大哪里去了。

发现问题的所在后，叶老师不禁释然。她清了清嗓子说：“是谁干的？是谁干的谁就给我把砖头搬回原处。”

叶老师大概觉得不会有人承认，这样一来自己也就好下坡了，让课代表或者自己动手把砖头搬回去。没想到魏东立马举手（他早就等着这一刻了），大声地说道：“是我，潘冬子！”

当时县城的电影院里正在放《闪闪的红星》，看完电影魏东就自称潘冬子了。但在我看来，这两个人除了名字里都有一个“冬（东）”字，就再没有任何相像的地方了。潘冬子细皮嫩肉，魏东黑得像煤球。人家的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魏东的两只小眼则贼亮贼亮的，一只眼睛上还有一个疤，乃是疤眼……当时初二一班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外号，任课老师也不例外。这些外号通通非常恶毒，大部分都是魏东起的。他竟然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只不过不那么恶毒。岂止不恶毒？简直就是美化。魏东希望所有的人都叫他潘冬子。

他承认砖头是他放的，叶老师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让魏东把砖头搬回去，后者说：“潘冬子只放砖头，不会把它们搬回头！”

叶老师下不了台，不禁被气得哇哇大哭。

叶老师的外号自然叫叶矮子，刘连喜的外号叫刘骡子。教我们数学的杨老师有点龅牙，所以就叫杨大牙。教英语的许老头一次从口袋里掏粉笔在黑板上写单词，咦，怎么没有写出来啊？再一看，原来手上抓的是一个鸡爪子。大概他平时喜欢吃鸡爪子，也有可能那鸡爪子是被作弄他的学生偷偷放进口袋里去的，反正从此以后他就被叫成鸡爪疯了。这些外号都是魏东的发明，并且广为传播。魏东不免十分得意。

给同学起外号，魏东就更是没有忌惮，尤其是给女同学起外号，简直可以说是灵感纷呈。比如坐在我和魏东前排的一个女同学，家里是渔民，住在湖边的渔船上，因为皮肤比较黑，魏东就给她起了一个黑鱼精。黑鱼精的同桌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的时候有一点跛，魏东就给她起了一个骚瘸子。骚瘸子并不姓骚，而姓邵，将邵读成骚属于魏东的神来之笔。如果叫邵瘸子那有什么劲啊？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也是一个女的，魏东叫她母猴子，因为她的耳朵上长了一个瘊子。母和骚的意义一样，乃是为了画龙点睛。那母猴子甚至都不姓母或者穆或木，但她总归是个女的吧？是个母的吧？所以说，魏东给女同学起外号还真的有两下子，既非常恶毒，又有那么一点根据，听了以后让人难以忘怀，也比较容易流传。

初二二班的伍奇芳因为嘴巴大，从小就被人叫作大嘴。魏东在这一外号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叫伍奇芳为伍大屄。按他的话说“嘴大屄就大”。实际上，外班有幸被魏东起外号的女生也就伍奇芳一个人。你想啊，每个班级都有十几个女生，全年级、全学校又有多少女生？虽说魏东以给女同学起外号为乐，并且乐此不疲，但每一个外号都得起得那么恶毒和贴切是要花很大的工夫的。一般的外号魏东不屑于起，要起就得起得听见的人永世不忘，被起的人难以抬头做人。魏东之所以花了心思给伍奇芳起外号，八成是想刺激朱红军。当时同学中间都在传，伍奇芳是朱红军的对象，两个人是打小就定的娃娃亲。

魏东一般不给男同学起外号，主要是因为缺少精力——给老师和女同学起外号还来不及呢。他采取了一种极不认真但又不无方便的做法，就是喊男同学爸爸的名字。这当然也是一种侮辱，但不必花费脑筋，既达到了羞辱的目的，又没有用多大的劲。这一做法开始在我们班的男生中间流行，逐渐蔓延到其他班级，以至于整个共水县中。男同学之间都不叫名字了，而是改叫对方爸爸的名字。

开始的时候大家很不习惯，后来也就无所谓了。一喊一答，还挺带劲的。比如朱红军的爸爸叫朱崇义，大家都叫朱红军朱崇义，叫朱崇义就是叫朱红军。我爸爸的名字叫张梅生，叫张梅生就是在叫我，张早反倒没有人叫了。丁小海的爸爸叫丁福海，大家都叫丁小海丁福海。只有魏东的爸爸魏顺堂没有人敢叫。魏东逼着我们叫他潘冬子，大家虽然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朱红军除外，见到魏东就叫他魏顺堂。后者自然叫朱红军朱崇义。他俩魏顺堂来朱崇义去的，叫得那么顺溜，显得格外地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