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焦虑可以从实际冲突情境中得到完整的阐释。但是，如果我们在性格神经症中，发现了一种焦虑产生的情境，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之前存在的焦虑，以此来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情境下会产生敌意并被压制。我们会发现，先前的焦虑反过来是由之前既已存在的敌意所导致，如此循环往复。为了理解整个发展过程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就必须要追溯到童年时期。[16]

我很少讨论童年经历的问题，这将是少数场合之一。与精神分析文献的常规做法相比，我较少谈及童年时代经历的原因，并不是我认为童年经验不像其他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的那么重要；而是在于，本书中，我主要讨论的是神经症人格的实际结构问题，而不是导致神经症形成的个体经验。

在考察了许多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史后，我发现，所有神经症患者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该环境以不同的组合形式显示出以下特征：

缺少真诚的温暖和爱是最基本的邪恶品质。一个孩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忍受一般而言所谓的创伤，例如：突然断奶、偶尔的打骂、性体验等，只要他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是被需要和被爱的。不用说，孩子能敏锐地觉察到爱是否真诚，并不会被任何虚伪的表示所欺骗。一个孩子无法得到足够的温暖和爱的主要原因是，父母由于患有神经症而无法给予他爱和温暖。根据我的经验，最常见的情形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温暖的缺失被掩盖了，家长总是声称自己满心所想都是孩子的最佳利益。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位母亲过度关注或是自我牺牲的“理想”是造成这一氛围的基本因素；与其他任何东西相比，这种氛围更能够为孩子未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埋下隐患。

而且，我们在父母身上发现了许多必然会引发子女敌意的态度或行为。例如：偏爱其他孩子，不公正的指责，在时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和时而过度溺爱之间毫无征兆地转变，没有兑现承诺等。而最为重要的是，对孩子需求的态度存在不同等级，从暂时的置之不理到不断干涉孩子最合理的需求。例如，干涉子女的友谊，对独立思考的嘲笑，破坏孩子所追求的兴趣，无论兴趣爱好是艺术上的、体育上的还是机械操作上的。总之，父母的态度，即便不是故意为之，其实际效果仍会摧毁孩子的意志。

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关于引发孩子敌意的因素，主要是强调儿童愿望受挫，尤其是在性领域的愿望挫折，和儿童嫉妒心理。很可能，儿童敌意的出现，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文化中对一般快乐的严厉态度，尤其是对儿童性欲的禁止性文化，不论后者涉及的是性好奇、手淫还是与其他同伴的性游戏。但可以肯定的是，挫折并不是反叛性敌意的唯一原因。观察结果表明，毫无疑问，孩子像成人一样，如果觉得剥夺是公平、公正、必要或者是有目的的，他们就可以极大程度地接受挫折和剥夺。例如，只要父母没有在这方面施加过分的压力，不通过狡猾或残酷的方式强迫孩子，他们是不会介意接受有关清洁卫生方面的教育的。同样，孩子也不介意偶然的惩罚，只要他们从总体上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惩罚是公平的，而不是有意伤害或是羞辱他。挫折是否能引起敌意，这个问题很难判断，因为在给孩子带来很多挫折的同一环境中，同时还存在其他足以引发敌意的因素。重要的是，强加于挫折之上的精神，而不是挫折本身。

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通常我们会过分强调挫折的危险，这使得许多家长怀有这样一种观点，且比弗洛伊德走得更远，他们根本不敢对孩子进行任何干涉，唯恐孩子因此受到伤害。

显然，无论在儿童还是成年人身上，嫉妒都是可怕的仇恨的来源。不用怀疑，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以及对父母任何一方的嫉妒，都会在神经症儿童身上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态度对其今后的生活也可能会产生持久的影响。但是，我们仍会问类似问题：是什么环境条件产生了这种嫉妒心理？存在于兄弟姐妹中的嫉妒，或是俄狄浦斯情结中所观察到的嫉妒反应，是不是必定会发生在每个孩子身上，抑或这只是由特定的条件所激发？

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察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进行的，在这些神经症患者身上，他发现与父母任何一方有关的强烈嫉妒反应极具破坏性，且足以引发恐惧，并可能会对性格形成和个人人际关系产生持久的干扰性影响。由于从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经常能够观察到这种现象，因此，他便假定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不仅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核心，还试图以此为基础去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结现象，但这一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确实很容易出现嫉妒，就像它们也很容易发生在每个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中一样。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具有破坏性和持续性的嫉妒反应（当谈论俄狄浦斯情结或是亲缘竞争时，我们所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正如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样常见，更不用说在其他文化中了。总体而言，这些嫉妒心理属于人类的反应，但只能经由儿童成长之中的文化氛围，人为得以产生出来。

具体而言，哪些因素要为嫉妒的产生负责，我们在后面将会有所了解，那时会对神经症性嫉妒的一般内涵进行阐释，在这里，只要提及缺乏温暖和鼓励竞争会导致这一结果的产生，就已经足矣。除此之外，患有神经症的父母制造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种氛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极为不满，通常没有令人满意的情感或性关系，因此倾向于将孩子作为他们爱的对象。他们将自己对爱的需求释放到孩子身上，他们爱的表达并不一定带有性色彩，但不管怎样，都具有高度的情感内涵。我很怀疑，在孩子和父母关系中暗涌的性欲，会强大到足以产生潜在的心理紊乱。无论如何，我所了解的所有病例，都是神经症父母通过温柔或威胁的方式，迫使孩子沉溺于充满情感的依恋之中，从而蒙上了弗洛伊德所描述过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等全部情感内涵。[17]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对家庭或者家庭中的某些成员表现出敌意，对儿童的成长发育来说是不幸的。当然，如果孩子不得不与患有神经症的父母的行为进行抗争，这的确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这些反抗本身有充足的理由，那么对孩子性格形成的危险，就不在于对反抗的表达和感受，而在于对这种反抗的压抑。对批评、反抗或指责的压抑会产生许多危险，其中一种危险就是孩子很可能会将所有的责备都揽在自己身上，并且感到自己不值得被爱。我们在后面会对这一情况的种种内涵进行讨论，这里我们所关注的危险是：受压抑的敌意可能会产生焦虑，并开始之前我们讨论过的那种发展过程。

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压抑自己的敌意？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以不同的程度，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发挥作用，包括：无助感、恐惧、爱或罪恶感等。

儿童的无助感常常只被认为是生物学事实。尽管事实上，儿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要依赖于环境来满足需求，与成年人相比，他们体质不够强壮、经验不够丰富，但也用不着对这一问题的生理方面过度强调。两三岁之后，儿童的依赖性会发生决定性转变，从占主要地位的生物性依赖转变为心理、智力以及精神生活的依赖，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儿童成熟至青春期，能够独立掌控自己的生活时为止。尽管在继续依赖父母的程度上，不同儿童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在教育子女过程中所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倾向于让孩子变得强壮、勇敢、自立，能够应对各种情境，还是倾向于为孩子提供庇护，使他顺从、听话，对实际生活一无所知（或简而言之，使他直到20岁甚至更晚，都保持一种幼稚天真的状态）。在这种不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其无助感会通过恐吓、溺爱，或是出于情感依赖状态，而人为地得以强化。一个孩子越无助，他就越不敢去感受或表达反抗，这种反抗心理就会被迁延得越久。这种情况下，潜在的情感，或者孩子心中奉为格言的是：我不得不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威胁、禁令、惩罚以及孩子目睹的大发雷霆等暴力场景，都能够直接引发恐惧；间接的恐吓也能引发恐惧，例如，让孩子们对生活中的种种重大危险（细菌、马路上的车辆、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留下深刻印象。孩子越是感到恐惧，就越不敢表达反抗甚至不敢去感受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就是：我不得不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你。

爱可能是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孩子真正的爱时，父母通常在语言上会强调自己很爱孩子，如何为孩子牺牲，直到耗尽心血。一个处在这种环境中，特别是在其他方面不断受到恐吓的孩子，可能会紧紧抓住这种爱的替代物不放手，不敢表达任何反抗，唯恐会因此失去自己做乖孩子时所获得的奖励。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是：我不得不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怕失去爱。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了种种孩子压抑对父母的敌意的情景，因为他担心，自己一旦表达了任何敌意，就会破坏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他受这种恐惧的驱使，深恐这些强有力的巨人会抛弃他，会收回令人安心的仁慈转而攻击他。除此之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孩子常常会被教育得因为任何敌对感或任何反抗表现，而感到愧疚。也就是说，孩子们已经被教育成这样：如果他们表达或者感受到了自己对父母的愤恨，或是违反了父母制定的规则，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变得一文不值、无比可耻。产生罪恶感的两个原因是密切相关的，孩子越是被教育得因闯入禁区而感到罪恶，他就越不敢对父母怀有恨意或者指责。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是最易于产生罪恶情感的领域。不论禁令是采用可以感受到的沉默方式，还是通过公开威胁和惩罚的方式表现出来，孩子们经常会感到：性好奇和性行为是被禁止的，而且如果他们沉溺于此，那么就是肮脏和卑劣的。如果出现任何涉及对父母一方的性幻想或性愿望，虽然它们由于一般的性禁忌态度而不能得以公开表达，也同样可能会引发孩子们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是：我不得不压抑敌意，因为如果我感受到敌意，我就是一个坏孩子。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以上所提及的因素，都会让孩子压抑自己的敌意并最终导致焦虑。

但是，每一种幼年期的焦虑都会最终导致一种神经症的产生吗？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知识尚不足以恰当地解答这一问题。我的观点是：幼年期焦虑是神经症形成的一个必要因素，但并不是导致其产生的充分条件。有利的环境，例如，及早改变不利环境或通过各种形式消除不利因素的影响，似乎都可能预防某种特定神经症的形成。但是，正如事实通常所发生的那样，如果生活环境并不能减少焦虑，那么焦虑不仅会持续下去，如同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的那样，它还会持续增强，并推动所有足以构成神经症的内在进程。

在可能影响婴儿期焦虑进一步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其中一个是我要特别考虑的：焦虑和敌意的反应，是被局限在迫使孩子产生该反应的环境中，还是会发展成一种针对所有人的普遍性敌意和焦虑？这两者之间具有很大区别。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孩子非常幸运，有一个慈爱的祖母，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师，几个好朋友，那么，他与他们交往的经历，就会避免让他感到所有人都是坏人。但是，如果他在家庭中的处境越困难，他就越可能会形成不仅针对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的仇恨心理，而且对每个人都会形成怀疑和仇恨的态度。一个孩子越是与他人隔绝，越无法将他人的经验变为自身经验，就越可能往这方面发展。最终，一个孩子对自身家庭的怨恨掩盖的越多，例如通过顺从父母的态度来掩盖，他向外界投射的焦虑就越多，并因此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危险、可怕的。

对外界的普遍焦虑也可能会逐渐发展和增长。在上述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在与其他孩子的交往过程中，不敢像他们一样有胆量或好斗。他会失去被人需要这种最令人幸福的自信心，甚至会将一个无害的玩笑看成是残忍的排斥、打击。与其他孩子相比，他更易于受到伤害，并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由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或与之相似的因素所产生的状况，是一种在内心世界中不断增长且无处不在的孤独感，以及身处一个敌意世界中的无助感。对个人情境所做出的这种尖锐的个人反应，会固化为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并不构成神经症，它却是合适的肥沃土壤，可以随时形成某种特定的神经症。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为它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

在精神分析中，通过处理个体不同形式的焦虑，我们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基本焦虑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虽然，个体焦虑可能会由实际因素所激发，但即使实际情境中并不存在特殊刺激的情况下，基本焦虑仍会存在。如果将神经症的整体情形与一个国家不稳定的政治局势相比，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体制的潜在不满和抗议。在这两种情况下，可能看不到任何表面现象，或出现形式纷繁的表面现象。在一个国家中，它们可能表现为骚乱、罢工、集会、示威；同样，在心理领域，焦虑的形式可能会表现为各种症状。无论这种特殊刺激是什么，所有焦虑的表现形式都产生于相同的背景。

在单纯的情境神经症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的。情境神经症是个体对现实冲突情境的神经症性反应，而这些个体的人际关系并未受到干扰。下面这个案例，也许可以作为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例子，在精神分析治疗实践中经常出现。

一位45岁的女性抱怨说，她在夜里总是心跳加速、焦虑紧张，还会伴有大量盗汗现象。她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所有证据均表明她很健康。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热心且直爽的人。20年前，主要由于环境而非她本人的原因，她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25岁的男人。他们生活得很快乐，在性方面也能得到满足，还有三个养育得非常好的孩子。她很勤劳并将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最近五六年来，她的丈夫脾气变得有些暴躁，性能力也大不如前，但她忍受了这些且没有任何神经症性反应。问题始于七个月之前，一位年龄与之相仿、可以托付终身且值得喜爱的男性开始向她献殷勤。结果，她对自己上了年纪的丈夫产生了怨恨，但是由于她整个心理和社会背景，以及基本上美满的婚姻关系等原因，她完全压抑了自己的怨恨。几次访谈后，她获得了一些帮助，能够正视这种冲突情景并摆脱了自己的焦虑。

没有什么比用性格神经症案例的个体反应与上述单纯的情境神经症比较，更能说明基本焦虑的重要性了。后者在健康人身上也会出现，由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无法有意识地解决一种冲突情景。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视冲突的存在及其性质，因此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这两类神经症之间的明显差异在于，情境神经症极易取得明显的疗效。在性格神经症中，治疗往往必须在极大的困难下进行，并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时间太长以至于患者无法等到治愈就会退出治疗；相比之下，情境神经症就相对容易治愈。对情境的一次理解性讨论，通常不仅是对症状，也是对病因的治疗。而在性格神经症治疗中，对病因的治疗要通过改变情境才能消除困扰。[18]

因此，在情境神经症中，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冲突情境和神经症性反应之间，存在着恰当的关系；但在性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存在。由于存在基本焦虑，即使是最轻微的刺激，也可能会引起最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进行详细讨论。

虽然焦虑外显形式的范围，以及为对抗焦虑而采用的防御措施的范围是无限宽广的，且在不同个体身上也是不尽相同的，但基本焦虑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或多或少是相同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它可能会被简略地描述为一种感到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被胁迫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于一个对自己充满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和嫉妒的世界中的感觉。我的一个病人，在她自发画出的一幅画中表达了这种感觉。在画中，她是一个弱小无助、赤身裸体的婴儿，坐在画面中央，周围都是正准备攻击她的各种张牙舞爪的怪物、人和动物。

在各种精神病患者身上，我们常常会发现：患者对这种焦虑的存在，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在偏执狂类病人身上，这种焦虑会限定在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对象身上；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则往往对周围环境中的潜在敌意，有着过于敏锐的感知，甚至敏锐到会将对他们的善意行为，也视为包含着潜在的敌意。

但是，在神经症中，患者对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却极少有自觉意识，至少是没有意识到它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和意义。我的一个病人，她在梦中看到自己是一个小老鼠，为了避免被人踩到，而不得不藏在一个洞中——这正是对她实际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事实上，她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她害怕任何人，而且她还告诉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焦虑。对所有人不信任的基本敌意，可能会被肤浅的信念所掩饰，即一般人都很可爱，这种肤浅的信念还可以和一种与他人表面敷衍的友好关系同时存在；对所有人极度蔑视的基本敌意，也可以借由随时称赞别人而加以掩盖。

尽管基本焦虑涉及的对象是人，但它也可以完全脱离其人格特征，并转变为一种受到暴风雨、政治事件、细菌、意外事件、变质食品威胁的感觉，或是转变为受命运摆布的感觉。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识别这些态度的潜在基础并不困难，但要使神经症患者本人意识到他的焦虑，并不是真正针对细菌之类的事情，而是人，往往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精神分析工作；同时，他对他人的愤怒并不是，或者并不只是对现实刺激所做出的恰当且合理的反应，而是因为他已经从骨子里变得不信任并仇恨他人。

在阐述神经症患者基本焦虑的含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许多读者心中可能早已存在的疑问进行讨论：这种针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被看作是神经症的基本组成因素，难道，它不是我们所有人都隐秘拥有，或许只是程度上较轻一些的正常态度吗？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必须区分两种观点。

如果“正常”一词是用来描述一种普遍的人类态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德国哲学和宗教用语里所称的“生之苦恼”（Angst der Kreatur）中，基本焦虑是一种正常的推论。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面对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时，例如在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意外事故面前，我们事实上都会感到很无助。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点是在童年的无助中，然而这一认识还会伴随我们的整个人生历程。这种“生之苦恼”与基本焦虑一样，蕴含着我们在面对更强大力量时的无助感，但却并不认为这些力量中含有敌意。

但是，如果“正常”一词从对我们文化而言来说是正常的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只要一个人的生活缺乏足够的保障，则个体成熟时的一般经验，会变得对他人更有所保留，更善于提防别人，更明白通俗而言，事实上人们的行为并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由怯懦和随机应变心理所支配。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会将自己也包含在内；如果他不是，就会在其他人身上更清楚地看到这些。简单来说，他形成了一种与基本焦虑类似的态度。但是，仍存在一些区别：健康成熟的人不会对这些人类的缺陷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不存在基本的神经症态度中存在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他仍能给某些人以真诚的友谊和信任。也许，这种差异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解释：健康之人所遭遇的大量不幸经验，发生在他能够对这些不幸经验进行整合的年岁；而神经症患者是在他无法掌控这些不幸经验的年岁，遭遇了这些，因而便因彻底的无助而产生了焦虑反应。

基本焦虑在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中，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意味着情感上的孤立，如果同时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感，则这种孤立感就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它还意味着自信心的基础被削弱。它埋下了潜在冲突的种子，一方面神经症患者渴望依赖他人，另一方面由于对他人的不信任和敌意，他又无法这样做。这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感，个体有一种将所有责任都放在其他人肩上的愿望，有一种想要受到保护和照顾的愿望；然而，由于基本敌意的存在，他不太信任他人，以至于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因此，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他不得不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寻求安全保障上。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需要越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用来保护自己不受基本焦虑困扰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爱、顺从、权力、退缩。

第一种，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成为对抗焦虑的强有力的保护手段。基本思路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种，根据其是否服从特定的个体或制度，可以对顺从粗略地做进一步划分。例如，在对标准化的传统观念的顺从中，在对某些宗教仪式或权威人物的服从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顺从焦点。此时，遵守规则和顺从需求是个体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可能会以一种不得不“听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听命”的内容会随着其所遵守的要求或规则的不同而不同。

当这种顺从的态度不与任何制度或个人相关时，它就会以一种更为一般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为顺从所有人的潜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会引发敌意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压抑了所有的自身需求，压抑了对他人的批评，宁愿自己遭受侮辱而不还击，并随时准备不加选择地为所有人提供帮助。偶尔，人们也会意识到焦虑潜藏于其行为背后，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并且还坚信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或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如此崇高，以至于他们完全放弃了自身的愿望。不论顺从采取的是特定形式还是一般形式，其基本思路是：如果我屈服，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顺从态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借爱来获得安全感的目的。如果爱对个体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他生命中的安全感全部依赖于此，那么，他为此会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而这意味着要遵从他人的意愿。但是，通常而言，人无法对任何爱产生信任，因此，他的顺从态度并不是为了赢得爱，而是为了赢得保护。有些人，他们只有通过彻底的顺从，才能获得安全感。在他们身上，焦虑是如此强大，对爱的怀疑也是如此彻底，以至于爱的可能性完全被拒之门外。

第三种试图保护自己对抗基本焦虑的方式是通过权力，即通过获得实际的权力、成就、财富、崇拜或智力上的优势来赢得安全感。在这种获得保护的尝试中，其基本思路是：如果我有权力，就没有人可以伤害我。

第四种方式是退缩。前三种防护机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愿意与外界角逐，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与之周旋。然而，这种自我保护也可以采取不与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来获取。这并不意味着要遁入荒漠或是与世隔绝，而是指当他人对自己的外部或内部需求产生影响时，能够独立且不依赖他人。通过诸如囤积财富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对外部需求的独立性。这种占有动机与为了获取权力或是影响力的动机完全不同，而且对占有物的使用也完全不同。通常情况下，为了外部独立而囤积占有物时，个体会非常焦虑，而无法使用它们；这些占有物被个体以一种极其吝啬的态度看护，因为占有的唯一目的是用来预防不测。另一种服务于同一目的——使自己外部独立的方式是，将个人需求减少到最低程度。

内部需求的独立，可表现为试图从情感联系上与他人相脱离，以便自己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受到伤害或感到失望，这意味着要扼杀一个人的情感需求。其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包括对自己也是如此。这种态度经常会出现在知识界，不把自己当回事并不是说认为自己无足轻重，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很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这些退缩手段与顺从或屈服的策略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含着对自身意愿的放弃。但是，在后一类型中，放弃自身愿望是为了“听命”或顺从他人的愿望，以便能够获得安全感；而在前一种类型中，“听命”的想法根本不存在，放弃自己的意愿是为了独立于其他人。这里的思路是：如果我退缩，就没有什么能伤害我。

为了正确评估神经患者用来对抗基本焦虑以获得保护的方式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潜在的强度有所认识。它们并不是由一种满足享乐或是追求幸福的本能所驱动，而是由一种希望获得安全感的需要所推动。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无论如何也不像本能驱力那样强大且不可抗拒。经验表明：对某种野心的追求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与性冲动一样强烈，甚至更加强大。

只要生活情境允许这样做且不会产生任何冲突，那么片面且单独地采用这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有效地给人带来其所需要的安全感。但是这种片面的追求，通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造成整个人格的萎缩。例如，在一个要求女性服从家庭或丈夫，遵从传统规范的文化中，一个采取顺从方式的女人，可能会获得安宁和满足许多次级需要。再比如，一个一心想要攫取财富和权力的帝王，其结果也同样是能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和成功的人生。然而，事实上，对一个目标过于直接的追求可能导致这个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它所提出的要求如此过分且考虑不周，就会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更常见的是：人们常常并不是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同时通过几种互不相容的方式，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因此，神经症患者也可能被自己内心种种强迫性需求所推动，一方面希望统治所有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所有人所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一方面与他人疏远分离，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这些完全不能得以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核心。

最常发生冲突的两种尝试，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详细探讨这两种方式。

从原则上来讲，我描述的神经症结构与弗洛伊德理论并不冲突。弗洛伊德认为，大体来说，神经症是本能冲动与社会要求（或社会要求在“超我”中的体现）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但是，尽管我赞同个人需求和社会压抑之间的冲突，是每种神经症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人欲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神经症，但会导致事实上的人生限制，导致对种种欲望的简单压制或压抑，或者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即导致事实上的痛苦。只有当冲突产生焦虑，且试图减轻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导致种种尽管同样不可抗拒却彼此互不相容的防御倾向时，神经症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