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扼杀天真
先生，我叫托马斯·格雷戈林。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一个讲究实际又精于计算的人。一个遵循“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更多”这样一条原则的人，没有人能说服我接受另外一个答案。先生，我就是托马斯·格雷戈林——不折不扣的托马斯——托马斯·格雷戈林。我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一把尺子、一台天平秤、一张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告诉你确切的重量和长度。这仅仅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你可能有希望把某些荒唐的想法塞进乔治·格雷戈林，或奥古斯都·格雷戈林，或约翰·格雷戈林，或约瑟夫·格雷戈林（这都是些假设的人物，实际上并不存在）等人的脑子里，但要想塞进托马斯·格雷戈林的脑子里——行不通，先生！
无论是在熟人的圈子里，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格雷戈林骨子里就是用这样的话来介绍自己的。现在托马斯·格雷戈林无疑也以同样的话将自己介绍给眼前那些等待装满事实的小罐子，只是“先生”这一称呼换成了“孩子们”。
确实，当他从上面提到的两个洞穴里急切地向他们眨巴眼睛时，他似乎成了一门装满了事实的大炮，恨不得一炮就把他们轰出童年时代。他似乎还是一台令人惊讶的机器，装配着一整套用来替代即将被轰走的少年的想象力的零部件。
“第二十号女生，”格雷戈林直截了当地伸着粗壮的食指说，“我不认识这个女生。她是谁？”
“西丝·朱帕，先生。”第二十号女生红着脸站了起来，行了个屈膝礼，自我介绍说。
“西丝不可以作为正式名字，”格雷戈林说，“别叫西丝了。叫塞西莉亚吧。”
“是父亲叫我西丝的，先生！”那女孩儿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又行了个屈膝礼。
“他没有权利这样叫你，”格雷戈林说，“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叫。要叫塞西莉亚·朱帕。等等，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在马戏班里做事，先生，对不起。”
格雷戈林皱起眉头，挥了挥手，表示他讨厌这个职业。
“我们不想在这里谈论马戏班。你不必在这里跟我们说这个。你父亲驯不驯马？”
“对不起，先生，当他们有马可驯时，他们就在马戏场里驯马，先生。”
“你不必在这里跟我们谈马戏场。好吧，就说说你父亲驯马的事吧。我敢说，他能治疗病马吗？”
“是的，先生。”
“那很好。他是个兽医、蹄铁匠和驯马师。你给我说说马的定义。”
（西丝·朱帕被这一问题弄得惊慌失措。）
“第二十号女生不能给马下定义！”为了教育所有的小罐子，格雷戈林先生说，“第二十号女生连最普通的动物的事实都没有掌握！让男生来给马下定义吧。比泽，你来吧。”
粗壮的手指点来点去，突然点着了比泽，也许这是因为阳光从那间刷得雪白的教室的一个没挂帘子的窗口射进来，照见了西丝，而比泽也恰好坐在有阳光的地方。这些男女孩子分成两组坐在斜坡形的地板上，中间隔着一条狭窄的过道。西丝坐在阳光照着的一排座位的一角，正好处在那束阳光的源头，而比泽坐在另一排座位的一角，与西丝隔了几排，正好迎着那束阳光的尾巴。女孩儿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很深，当阳光照在她身上时，那颜色似乎变得更深、更有光泽了；而男孩儿的眼睛和头发很淡，同样的阳光照在他身上，却好像要把他仅有的那点儿淡淡的色彩都抹了去。他那双冷漠的眼睛简直算不上眼睛，要不是短短的眼睫毛与之相比显得更苍白些，这双眼睛的形状就衬托不出来了。他那剪短的头发几乎与额头上、脸上的沙色雀斑混为一色。他的皮肤缺乏自然的色泽，病恹恹的，好像一旦被刀子划破，血很快就会流光似的。
“比泽，”托马斯·格雷戈林说，“你来说说马的定义吧。”
“四足动物。食草类。有四十颗牙齿，即臼齿二十四颗，犬齿四颗，门牙十二颗。春天换毛；在沼泽地，还要换蹄。蹄很硬，但仍需上蹄铁。看它的牙口可以知道它的年龄。”比泽如此这般说了一大堆。
“第二十号女生，”格雷戈林先生说，“现在你知道什么是马了吧？”
她又行了个屈膝礼。她的脸一直涨得通红，现在已红得不能再红了。比泽对托马斯·格雷戈林迅速地眨了眨眼睛，他那不断闪动的眼睫毛在阳光下像忙忙碌碌的昆虫的触须。他用手抹了抹长满雀斑的额头，重新坐下。
这时第三位绅士走了上来。这是个办事很利索的人，一个政府要员；就他自己而言（对于其他许多人来说也是如此），称得上一名拳击师；一直在训练，始终想把他的一套规则像硬塞一枚大药丸那样塞进公众的喉咙里；他的名字在他小小的办公室的门口经常能听见；他随时准备与全英国的人比试比试。继续用拳击术语说话，随时随地准备登上竞技台，证明自己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像拳击师那样，他要摧毁任何事物，先出右拳，紧跟着出左拳，停顿一会儿，双方交手，还击，把对手逼向绳圈（他经常与全英格兰争斗），然后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他肯定能把别人打得上气不接下气，使不幸的对手倒地后连数数儿的声音都听不见。他以促成官僚政治的黄金时代为己任，以便政府官员在人间飞扬跋扈。
“很好，”这位绅士抱着手臂，快活地笑着，“这就是马。现在让我来问问你们这些孩子：你们愿意用马的图案来糊房间吗？”
停顿了一会儿，一半的孩子同声回答：“愿意，先生！”另一半孩子看了看那位绅士的脸，知道“愿意”是错误的答案，于是齐声高叫：“不愿意，先生！”——在这类考查中，这已司空见惯。
“当然应该不愿意。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呢？”
又停顿了一会儿。一个胖乎乎、动作迟钝的男孩儿喘着气，鼓足勇气作了回答，因为他从来就不用纸来糊房间，而是喜欢用油漆涂。
“你必须用纸糊，”托马斯·格雷戈林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别对我们说你不喜欢用纸糊。你这是什么意思，孩子？”
“那么，”经过一阵沉闷的停顿后，那位绅士说，“我来向你们解释为什么你们不应该用马的图案来糊房间的道理吧。在现实生活中，你们看见过有马在房间的墙上走来走去吗？——人们看见过吗？”
“看见过，先生！”一半人回答。“没有，先生！”另一半说。
“当然没有看见过，”绅士说，一边怒气冲冲地用眼瞪着答错的一半，“不是吗，现实中看不见的东西，你们上哪儿也看不见的；现实中没有的东西，你们上哪儿也得不到的。被人称为‘经验’的东西，只是‘事实’的别名。”
托马斯·格雷戈林赞许地点点头。
“这是一个新的原则，一个发现，一个伟大的发现。”那位绅士说，“现在我还要考考你们。假如让你们给房间铺地毯，你们喜欢用有花卉图案的地毯吗？”
这一回大家都相信“不喜欢，先生！”总是回答这位绅士的正确答案，因此，绝大多数人异口同声地说“不喜欢”。只有少数几个执迷不悟的人以微弱的声音回答“喜欢”；他们当中就有西丝·朱帕。
“第二十号女生。”那位绅士说，一边会意而沉着地笑了笑。
西丝红着脸站了起来。
“这么说你是喜欢用有花卉图案的地毯铺你的房间——或者你丈夫的房间，如果你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有了丈夫——是不是？”绅士说，“你为什么喜欢呢？”
“对不起，先生，我很喜欢鲜花。”那女孩子回答。
“那就是你甘愿把桌子和椅子搁在鲜花上面，让人穿着沉重的靴子在它们上面踩来踩去的理由吗？”
“这不会损坏花儿的，先生。对不起，它们不会被压坏，不会枯萎的。它们照样还是漂亮而悦目的图案，我还幻想过——”
“哎，哎，哎！但你不可以幻想，”绅士叫了起来，扬扬得意于自己抓住了事情的要害，“问题就在这儿了！你决不可以幻想。”
“塞西莉亚·朱帕，”托马斯·格雷戈林严肃地重复说，“你不可以有那样的念头。”
“事实，事实，事实！”那位绅士说。“事实，事实，事实！”托马斯·格雷戈林响应着。
“在任何事情上，”那位绅士说，“你们都必须受事实的制约和裁决。我们希望不久将成立一个事实委员会，由事实委员们组成，他们将促使人民成为只讲事实、不讲其他的人民。我们必须把‘幻想’一词完全抛弃掉。你们与它没有任何关系。在任何有用的或有装饰用途的事物上，你们不可以期望得到与事实相悖的东西。你们不应该在真正的鲜花上走来走去；也不允许在地毯上的花卉图案上走来走去。你们见不到外面有鸟和蝴蝶飞来栖息在你们的碗罐上，你们永远碰不到四足动物在墙上行走，因此，你们决不可把四足动物画上墙壁。在这些东西上，”绅士说，“你们必须采用容易证明和表现的几何图案，把它们加以组合或修改就行（但一定要用原色）。这是个新发现。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经验。”
那女孩子行过屈膝礼后坐了下来。她很小，看她的神态好像已被摆在这个世界面前的事实的前景吓坏了。
“好了，如果麦契克姆奇尔德先生在这间教室开始上他第一堂课的话，”那位绅士说，“格雷戈林先生，我倒很乐意在你的邀请下看看他的教学方法。”
格雷戈林很感激：“麦契克姆奇尔德先生，我们只等你了。”
于是，麦契克姆奇尔德先生以他所具备的最好的方式开始上课。他和其他一百四十名小学教师最近像一条条钢琴腿儿一样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工厂，按照同样的原则制造了出来。他通过了许多道工序，回答了大量令人头痛的问题。正字法、词源学、句法、韵律学、传记文学、天文学、地理学、宇宙概论、复比例、代数、土地测量、水平测量、声乐和写生等学问，都在他那冷冰冰的十指的掌握之中。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上了女王陛下最荣誉的枢密院所公布的B字号教师名册。在数学、物理、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方面，他也摘下了高枝上的花朵。他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流域（不管它在哪里），所有民族的历史，所有河流与山脉的名字，所有国家的出产、风土人情，还有疆界和在罗盘三十二方位上的位置。哎呀，麦契克姆奇尔德所掌握的知识实在太多了！如果他少学一点的话，他就有可能把书教得比现在好得多。
他开始上这堂预备性的课，他的方法与《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的摩根安那没有什么两样：眼前排列着那么多的罐子，他要探头一个个看过来，以便知道里面装着什么。我说，好样的，麦契克姆奇尔德！当你打算用滚油把这些罐子逐个装满时，有没有想过你会把躲在里面的强盗“幻想”给烫死——或者至少使他成为残废或畸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