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明清时期苗族史学

一、苗族概述

苗族自称Hmub（谐音：牡）、Hmongb（谐音：蒙）、Hmaob（谐音：摸）、maob（谐音：毛）、ghab nus（谐音：嘎脑）、ghab Xongb（谐音：仡熊）、deb songb（谐音：带叟）等。英文写作Miao或Hmomg，越南语作Mèo，泰语作Maew或Mong。在上古时代，曾有“三苗”、“荆蛮”、“南蛮”、“五陵蛮”等称呼。宋以后，苗族从“蛮”的称呼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的民族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民族识别，根据苗族人民的意愿，将族称定为“苗族”，在苗族聚居区先后建立了六个自治州和二十一个自治县。2010年中国苗族总人口为9426007人，人口在少数民族中居第五位。

苗族是一个古老而优秀的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炎黄传说时代。据传，苗族所尊奉的始祖蚩尤是九黎部落联盟的首领，生活在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在甘陕黄土高原上则有以炎帝和黄帝为首的两大部落。炎帝和黄帝先后与蚩尤在涿鹿一带发生战争，蚩尤大败，九黎部落大部分向南流徙。尧、舜、禹时期，华夏部落与三苗部落的战争不断，其中最著名的是“禹征三苗”。此后，苗族被迫辗转迁徙，散居于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海南等省（区）。自明、清以后，一部分苗族移居东南亚，近代又从这些地方迁居欧美，散居于越南、泰国、老挝、缅甸、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苗族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天文历法、医学建筑、文学艺术等风格独特、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苗族的口传史学

苗族口传史料内容丰富，从宇宙的诞生、人类和物种的起源、开天辟地、初民时期的滔天洪水，到苗族的大迁徙、苗族的古代社会制度和日常生产生活等，无所不包，成为苗族古代神话的总汇。苗族口传的古歌、神话大多在社祭、婚丧活动、亲友聚会和节日等场合演唱，演唱者多为中老年人、巫师、歌手等。酒席是演唱古歌的重要场合。苗族的口传古歌、神话是本民族的心灵历史记忆，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和“经典”，具有史学、民族学、哲学、人类学等多方面价值。

元代以后，苗族产生和流传了最初一批以反抗土司统治的斗争为主题的诗歌和传说故事。从传说故事看，黔东南清水江地区流传的《独戈王》和《力王》是代表作。早期反映起事的史诗，最完整和最有代表性的是《格洛格桑》，它反映的是格波禄和祖德龙领导下的苗民起事。苗族大量的苦歌是明清时代产生的，特别是改土归流以后。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进一步深入苗族地区，流官、土官和苗汉等民族的地主阶级相互勾结，进行百般的敲诈，使苗族人民陷入日益贫困的境地。苗族的苦歌题材广泛，它揭露地主阶级的贪婪残暴，诉说佃农和雇工的痛苦生活，如《安屯设堡歌》。反歌，苗语叫“夏拔丢”，是“反官家之歌”，如《荒江山》、《翻江山》等等。还有反映起义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诗歌和传说故事，如雍正﹑乾隆年间苗民大起事后的诗歌《往月载》、《久播郁纠样》、《电丢依》、《告刚》、《官兵一来就安屯》、《起义打官兵》等等。反映乾隆、嘉庆时期苗民起事的有《守寨记》、《草鞋记》、《七星山》等等。

清后期以来的传说故事：黔东南台拱苗族流传的歌颂咸同起事领袖的故事，如《张秀眉的故事》、《杨大六的故事》；流传于黄平施秉的《包大度的故事》；流传于永从、下江的《王古烈》；流传于邛水寨头一带的《刚波流的故事》；在黔南都匀一带流传的《柳天成》、《金干干》的故事；麻哈﹑贵定﹑龙里等地流传的《潘明杰的故事》；反映十八世纪末领导云南边疆人民进行抗法斗争的《项崇周的故事》；反映二十世纪初黔南各族人民反对法国教会侵略的《吴朝俊的故事》；反映湘西辛亥革命的《唐力臣的故事》等等。此外，还有《陶新春的故事》、《祝万春的故事》等等。清后期的诗歌：新的苦歌有《长工歌》、《苗家苦》等，反歌有《咸同造反歌》、《张秀眉之歌》、《议榔起义歌》、《包大度之歌》、《放烈之歌》等。其中，《苗族古歌》是最具代表性的口传史料。

三、汉文典籍中的苗族史

历史上苗族的文字不成熟，没有留下本民族文字记录的史籍，但是，汉文史籍中保留了不少关于苗族的记录，它们是苗族历史的重要参考。

在先秦典籍和《史记》、《汉书》中，即有关于苗族先民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到了“盘瓠蛮”的传说，《后汉书·马援传》也提及了苗族与朝廷的冲突。此后历代王朝统治者对苗族的“征伐”不断，在官方文献中，更是史不绝书。从宋代开始，由于苗族和汉族的交往和经济文化联系的逐步加强，除正史和官书外，产生了一批专门或比较集中地记载苗族的私人著述。[62]如南宋朱熹的《记三苗》、朱辅的《溪蛮丛笑》、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陆游的《老学庵笔记》。

元代，苗族的族称已经以规范形式进入正史。《元史》中将其称为“苗（猫）蛮”，为了明辨苗族的不同支系，在这个族称之前还要得加注相应的地名，如“紫江苗蛮”、“平伐苗蛮”、“桑州生苗”等等，这一称谓习惯，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而单一以苗作为族称的民间文本使用史实，则首见于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周达观《异域志》等，两书均以苗为族称，并有专条记载。

明朝对苗族的了解逐步丰富，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已经有了“东苗”、“西苗”、“紫江苗”、“苗质”等等。在《嘉靖贵州通志》中对苗族的记载更为翔实，凡贵州境内各府州县和卫所，有苗族定居者皆有苗族风俗及其社会文化状况的专条介绍，而使用的族称，是针对苗族的那一个支系而取，已经能够做到准确考订。其中在《镇远府》卷，就有一则专名描述苗族按习惯法审理案件的生动记载，对认识苗族的习惯法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万历间成书的郭子章撰《黔记》，该书末卷对苗族作了系统介绍。最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转载了江进之的《黔中杂诗》十二首，对认识苗族的传统生计方式、社会生活规范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在《黔记》的其他卷目内还零星记载了地方行政当局与苗族的关系，特别是土地纠纷关系和刑事纠纷关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他涉及苗族的文献还有《万历野获篇》、《万历武功录》、《平播全书》等等。前者材料虽很分散，但却翔实可凭。后两者均涉及在“平播之役”过程中，苗族对朝廷政治背向的众多具体的事实。明代后期，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对苗族也有系统的介绍，涉及苗族各个支系标志性差异以及政治事件和突出史实。类似的书，还有王士性《广志绎》、沈瓒《五溪蛮图志》、侯加地《苗缴纪事》等等。

清朝初年，涉及苗族的私家专著有《黔书》、《续黔书》等，两书对苗族均有可信的记载。其中《黔书》对苗族的各支系做了一次系统疏理，开启了以后苗族支系研究的先河。雍正“改土归流”后，“生界”苗疆被彻底纳入了朝廷统治，朝廷才更多地了解苗族各支系实情，其了解的结果都收编在《皇清职贡图》、《乾隆贵州通志》、陈浩的《百苗图》等书中。这一时期涉及苗族的文献还有《朱批谕旨》、《清实录》、历朝《圣训》、《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钦定平苗述略》、《苗疆屯防实录》、赵尔巽《清史稿》、蒋良骐《东华录》、魏源《圣武记》、《滇黔志略》、《黔囊》、《苗荒小记》、《古州杂记》、徐家干《苗疆闻见录》、爱必达《黔南识略》、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严如煜《苗防备览》、陆次云《峒溪纤志》、段汝霖《楚南苗志》、贝青乔《苗俗记》、方显《平苗纪略》、刘应中《平苗记》、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韩超《苗变纪事》、阿琳《红苗归流图》、《黔中苗乘》、黄典恺《征苗笔记》、方亨咸《苗俗记闻》、魏祝亭《荆南苗俗考》、龚柴《苗民考》等等。另外，一些清代的西南地方志书，也有苗族相关情况的记载，如《道光贵阳府志》、《光绪铜仁府志》等等。

由上可见，自先秦至清代关于苗族的汉文记载是不少的，但是，正如伍新福先生指出的：“这些著作，不少是对历代苗民治、乱轨迹的镇压、统治‘苗族’方略的考察，也有关于苗族各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记述，而通史大多都有苗族生活状况和民情风俗的见闻。”“谈不上什么深入的研究……但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至今仍可供研究苗族历史和文化参考。”[63]后起的苗族学者马国君也持与伍先生同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