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文典籍对壮族历史的记载

一、先秦至南北朝汉籍对壮族的记载

我国古史有着记载周边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期，汉文古籍就有关于壮族祖先越人的记载。如《吕氏春秋·恃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糜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58]说明，到战国末百越中的各支尚无自己的首领或君主。

壮族直系祖先之一西瓯的记载，最早见于《淮南子·人间训》：“（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59]从上述记载中，能够看到，秦朝时，壮族直系先民西越已经拥有自己的君主（或者说是领袖），形成特殊的风俗习惯，有着丰富的物产，有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因条件限制，中原地区对壮族先民还没有系统的了解。

自汉至隋，汉文史籍中关于壮族先民历史事迹的记载，逐渐增多。诸“正史”列传中，往往在记录历史人物的征伐功绩时稍带记载其对壮族先民的见闻，其中包含对壮族先民生活环境、民族性情、风俗习惯、治理政策等各方面的内容。如《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记载：“……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60]或在民族专传中专门记载壮族先民的族源、族群分布、风俗习惯、历史事件等等。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记载了壮族先民的特殊习俗：“《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其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北齐魏收《魏书》卷一〇一《獠》详细记载了时称獠的壮族的族源、分布、政治、社会、居住、继承法则、习性、丧葬、信仰等，以及北魏对西南地区獠人的治理与征伐的史事。

关于壮族的记载还散见于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异物志中，如东汉杨孚《异物志》（又名《南裔异物志》、《交州异物志》、《南越异物志》）、王歆《始安记》（又名《始安郡记》）、吴万震《南州异物志》、晋张华《博物志》、裴渊《广州志》、刘欣期《交州记》、顾微《广州记》、黄恭《交广二州记》、王范《交广春秋》、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等。

二、隋唐至清汉文典籍对壮族的记载

隋唐以后，壮族先民与中原地区的交流逐渐增多，汉文史籍中关于壮族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内容更为丰富。但其记述壮族历史的视角仍然是以汉族文化为中心，壮族历史仍然散见于正史列传对历史人物的记录中，其内容也多是当时统治者对壮族先民的武功政绩。当然，隋以后大量关于广西风土人情的著述以及地方志的出现，为我们了解壮族的历史人文提供了最为丰富的史料。

1.文人著述中关于壮族的记载。隋以后，不少内地文人因贬官、为宦或游历进入广西地区，撰述一些关于广西的著作，主要有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刘恂《岭表录异》、段公路《北户录》、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孟琯《岭南异物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蔡絛《铁围山丛谈》，明张鸣凤《桂胜》与《桂故》、田汝成《炎徼纪闻》、邝露《赤雅》、魏濬《西事珥》、《峤南琐记》、欧大任《百越先贤志》、王士性《广志绎》、徐霞客《粤西游日记》、马光《两粤梦游记》、曹学俭《广西名胜志》、唐顺之《广右战功录》、郭应聘《西南纪事》、高岱《鸿猷录》、韩雍《平蛮录》、吴文华《粤西疏稿》、杨芳《殿粤要纂》，清陆祚蕃《粤西偶记》、闵叙《粤述》、张祥河《粤西笔述》、杨翰《粤西得碑记》、林德钧《粤西溪蛮琐记》、沈日霖《粤西琐记》、张心泰《粤游小志》等。这些文人撰述中对壮族社会的描述和简单评点，其资料多得自实地采访或辑自地方文献，内容涉及壮族的文物古迹、风土人情、民族状况、物产资源、阶级斗争、社会现象、政治制度等，是我们了解壮族先民生产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性情的重要史料。

2. 广西地方志中关于壮族的记载。隋朝非常重视编修史志，隋炀帝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据之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全国地理总志《区宇图志》。唐朝更加重视编修史志工作，唐德宗时期，明确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之后，报送期限虽有一些变化，但各地定期编修志书报送中央则成为定例。在这种官修志书制度的影响之下，广西在唐代编纂的方志有二十一部，主要形式是“图经”。广西以及世居广西的壮族人民在宋朝（尤其是南宋）经济、政治、边防等各方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编纂的广西通志，有北宋的《广西路图经》与南宋的《（乾道）广西郡邑图志》，还有州志、县志等，总数达六十七部。元代广西编纂地方志书九部。但这些广西方志绝大部分散佚，仅有一些地方志的内容散见于《永乐大典》等书之中。

明代编纂的广西省志—《广西通志》多达十部。其中周孟中的《广西通志》完成于弘治六年（1493），开广西编修省志之先河。此书已散逸。嘉靖初年广西提学黄佐的《广西通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广西通志。除省志外，还有府志六十五部、州志四十七部、县志五十四部等。这些府州县志大多散逸，现存的有陈琏《桂林郡志》、郭楠《南宁府志》、方瑜《南宁府志》、谢君惠《梧州府志》、郭荣《宾州志》、林希元《钦州志》等十几部。

清代，广西地方志书的编纂进入了鼎盛时期，有清一代，广西编纂志书二百三十六部，包括通志八部，府志三十四部，州志五十三部，厅四部，县志一百二十六部，土司志三部，乡土志八部。[61]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谢启坤《广西通志》，体例新颖，内容博洽，影响深远。此外，金《雍正广西通志》、程可则《康熙桂林郡志》、甘汝来《雍正太平府志》、苏士浚《乾隆南宁府志》、胡南藩《乾隆浔州府志》、李文琰《庆远府志》、王锦《柳州府志》、吴松龄《梧州府志》、胡醇仁《嘉庆平乐府志》、张春《道光廉州府志》、英秀《庆远府志》、羊复礼《光绪镇安府志》、夏敬颐《浔州府志》、《嘉庆临桂县志》、《乾隆全州志》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广西地方志书。

唐朝以后数量很大的广西地方志，系统地记载了广西地区疆域、沿革、山川、古迹、物产、风俗、民族、人物等方面的内容，壮族作为广西世居民族，是广西地方志记述的主要对象。但是因体裁与体例的限制，广西地方志关于壮族历史的记载并不系统，呈现出描述性、传说性、片段式、评点式的特点。但广西地方志书还是为我们研究壮族提供了珍贵资料。

三、古代壮族史学的两条轨迹及其特点

综上所述，古代壮族史学的两个重要部分，不断地发展、完善，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壮族的文学作品记录和阐发了壮族人民对于民族历史、社会生活、阶级斗争的观念与看法，这与汉文古籍关于壮族的文献记载的意义完全不同。首先是认识主体的不同，壮族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是壮族人民对于自己民族的自我认识，汉文古籍除壮人作品外体现的是他族（主要是汉族）对于壮族的认识。其次，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因认识主体的不同，看法也会不同，这主要体现在民族斗争方面。壮族文学作品体现出对于自己民族反抗斗争的理解与同情。汉文古籍多以叛乱与平叛的口吻出现，表现出统治阶级对壮族反抗者的仇视与蔑视。第三，从历史事实的留存来说，相较而言，汉文古籍对壮族的记载填补了壮族古代基本没有本族史学著作的空白。必须注意到，以汉族为本位的记述视角始终存在于汉文典籍对壮族的记述中，其表现：一是，汉文典籍树立的壮族形象多含有蔑视，甚至仇视的意味，常常将壮族与“蛮”、“獠”、“禽兽”、“贼”、“寇”、“蜒”、“攘”、“蜮”等词联系在一起。二是，汉文典籍关于壮族的记载多集中于“志怪”和“平叛”。“志怪”为广西地记记载的主要内容，“平叛”则是汉文史籍中关于壮族历史的主要内容。三是，壮族历史记载一直散见于正史、地志、地记中，没有独立、专门的记述。四是，关于壮族历史记载的正史、地志、地记的著者大多不是壮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