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20世纪末以来，在后福特主义以精益生产、柔性专业化等非大规模生产方式为核心的新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下，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快速兴起，新的产业组织特征不断涌现，如全球生产网络、片段化、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垂直专业化、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等。在全球化进程中，自由化政策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竞争的加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呈现出自由化加强的趋势，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扩大了全球商品市场、原料和中间产品供应地，全球范围寻找成本洼地的海外投资迅速蔓延。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全球生产和市场紧密联系，大大降低了全球跨区域的信息交流和协调成本，缩短了跨区域的生产和贸易周期。加之全球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为寻求全球价值链中的有利位置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将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产业的垂直分解进程和企业间网络的建立成为现今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

早期世界系统理论的商品链研究涉及了较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种国家中心的分析范式。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之下，商品链的问题产生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之初，整个商品链问题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重建的问题。围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各国在商品链上进行等级排序，表现出一种“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分布格局。然而，在现今环境下，这种国家中心假设下的经济发展分析难以适用于经济组织活动的日益分离和国家间关系的不均衡分布。与之不同，全球商品链分析将这一问题界定为近期所发生的新现象，突破了世界系统历史和全面的国家中心分析体系，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企业中心的分析范式。伴随全球经济交往日趋频繁，要素流动大大增强，全球经济的研究不可能局限在固定的地点上。Castells（2000）曾经提出世界由“地域上的空间”（Space of Places）逐渐转变为“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如今，要考虑一个特定地域的发展动态，就必须综合衡量资本、劳动力、知识、权力的流动和作为特定地域（特别是其所在的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要素转移。于是，全球商品链研究将不得不涉及流动问题、地域问题和二者之间的辩证联系，地域内的流动和流动下的地域分布也丰富了全球商品链的研究内容。在全球商品链研究高涨的同时，涌现了各种不同术语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过去的研究使用了有关链条和网络不同变体的概念，使对问题分析时的术语使用更加困惑（Sturgeon，2001）。这些不同的概念变体涉及商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框架等不同的分析角度，为此学术界决定使用全球价值链来进行统一的规范，而全球的价值链治理是这一研究的重要内容。最初的购买者驱动的商品链和生产者驱动的商品链治理研究开启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但是现实中很多情况都是二者并存的状态，这样简单的人为二分法已然无法解释日益复杂的链条结构。在借鉴社会政治领域的权力概念之后，形成了立法治理、司法治理和执法治理的三分法治理模式，但这样的分析很难充分阐述经济的运行。在威廉姆森等的研究基础上，市场型、网络型、准层级型和层级型的治理模式形成，为价值链治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这样的边界界定也同样存在较大的模糊性，有必要进一步划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控制型和科层型五类。从此，有关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规范基本形成。为了进一步突破链条理论的垂直线性假定，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被提上日程。这一分析框架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强调了网络性的重要问题。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投入—产出问题涉及价值的形成和全球生产条件的变动，是网络中的中心问题。任何产品的投入—产出过程都会涉及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等环节，以及这些活动之间的全球化或区域化组织协调。不同公司在网络中的权力地位由于在整个流程中的位置不同而不同。在面对利润、增长和经济发展时，来自不同经济环境的公司、政府和其他经济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获取能力，存在优先权顺序的差异。从发展角度来看，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和所嵌入的地域也同样需要考虑升级问题。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自产生之初就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主要包括产业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以及知识和技术等相关理论。垂直分解使公司将核心竞争力更加专注于创新、产品策略、营销以及高附加值的部门，同时也减少了对诸如通用服务和批量生产等部门的关注。产业组织在将生产环节垂直分离出去的同时，要考虑一个所有权的问题，是直接投资自己所有，还是依靠网络关系由他人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生产网络的治理模式分布在市场关系和垂直一体化关系之间。市场关系的协调机制适用于易于评估和描述的标准产品，这样的标准商品易于批量生产，并且面对的消费者数量众多，所以面临较小的资产专用性风险。然而，由于定制或特殊的交易往往具有机会主义增加的风险，并且不同企业之间的协调成本又是巨大的，此时企业往往选择内部生产。Langlois和Robertson（1995）以及Fine（1998）指出，整合的生产结构更倾向于非标准化的投入，特殊部分的设计趋向于对系统其他部分的设计产生影响。然而，强调交易成本的重要性不必然会导致产业组织的垂直一体化。相反，资产的专用性、机会主义和协调成本可以在企业间进行管理。全球生产网络下，企业所有权的分离对跨国界的产业组织结构意义重大。Arndt和Kierzkowski（2001）指出：“哪一地区的所有权分离越是不灵活，哪里的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就越会起到主要作用；而哪里的所有权分离越是灵活，哪里的市场关系越是有可能形成，外国的直接投资的作用就会减弱。”而当所有权分离之后，很明显，就需要通过企业或者是市场来发挥作用，这就要涉及资产的专用性问题。这就要解释为什么企业在面对资产专用性时会通过外部购买，并因此形成了复杂的企业间网络关系。交易成本经济理论认为，资产使用频率比较低，则倾向于外购。而关于企业学习和能力的理论则与之不同，认为特定价值链的知识的获得对于某些企业是困难、费事和无效率的，为此需要外购。同时，网络内的成员会基于特定的地理分布或社会群体，通过重复交易、声誉和社会准则降低机会主义的风险。从核心竞争力的角度看，企业将精力投放在更有效率的领域，并依靠与其他企业的互补优势，获得更好的竞争力（Prahalad and Hamel，1990），将非关键业务外包成为一种重要方式。企业业务外包的不仅仅是企业间的资本流和权力流，还包括全球网络的知识和信息流。Polanyi（1962）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一种有标准系统语言的可编码知识，可以通过各种机制结合、储存、重新获得和转移；隐性知识是基于人的且难以编码和交流的知识。Collins（1993）、Blackler（1995）将隐性知识进一步分为通过人的技能表现的具化型知识（Embodied Knowledge）、通过人的认知表现的智力型知识（Embrained Knowledge）、通过组织实践表现的嵌入型知识（Embedded Knowledge）和通过组织信仰与观念表现的文化型知识（Encultured Knowledge）。Nonaka（1991）认为，企业知识创造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四种转换实现的，即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进程，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是融合化（Combination）进程、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是具体化（Externalization）进程以及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是内部化（Internalization）进程。企业间知识的转移既可以通过正式合同和支付费用的市场主导机制，也可以通过旗舰企业向下级企业的传输机制。但由于知识所具有的特性，市场难以充分协调知识的流动，因此，企业作为知识流动的主体作用更加突出。同时，知识的转移并不是主动的，需要本地供应商具有一定水平的吸收能力和一个复杂的知识内化过程。尤其是在模块化生产网络建立之后，企业间知识的流动和组合更加灵活，传递的速度更快，企业需要将知识更好地内化和重新整合。在知识流动过程中，不仅知识的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信息和知识的复杂性、吸收和传播速度更需要企业关注。需要说明的是，信息技术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以增加市场的需求和企业的机会，又会带来成本和风险。例如，基于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大量组织成本和信息知识快速变动导致的不稳定性，都将对企业造成重要影响。

基于企业行为的资本、权力、信息和知识流动在加剧全球产业组织变化的同时，也加速着全球产业融合，推动着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借助于全球生产网络下的模块化分工和外包网络，全球产业通过在高新技术领域分化和渗透、产业内生产和组织的重组以及跨产业链条的混合扩展，整个产业融合变化日趋多样。企业网络的地域嵌入性、国家间的分工与利益分配关系以及生产网络中的升级路径，都是这一框架下的重要议题。从空间和地理角度来看，知识的空间嵌入和地理集群的企业间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全球的专业化分工使全部知识和技术与不同地域的资源结合起来，地区间以成本和市场为主要表现的比较优势成为吸引要素流入的重要因素。对专业化技术的引进会加速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不同地域之间多分工的专业化产业集群之间相互交融，构成全球生产网络的整体布局。在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中如何保持有利地位和加速升级，成为企业、地区和国家日益重视的问题。全球生产网络的经济升级主要指企业或者产业向更高附加值环节或产业的转变，而网络化所带来的是囊括了存在差异的功能与地域、企业嵌入的空间背景等在内的全球布局。在这样的空间布局下，不同企业和集群依靠自身资源，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选择优势位置，在获得网络整体价值的同时，逐渐提高自身能力。但是，通过价值创造带来的优势将会导致具有关联影响的企业之间的空间锁定，企业升级的自主性受到极大制约。众多缺乏突出优势和资源匮乏的公司，出于对自身能力和风险的考虑而主动放弃升级，进而由于集群的地域效应，区域的产业升级停滞。随着资本流动的增强，基于地理关系植入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等特征将会随之移动，这就会涉及全球范围内的管制规则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问题。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就企业间矛盾来说，网络领导企业长期占据着产业核心的技术研发、专利品牌和规则制定等关键环节，而网络中的其他小公司则经常面临价格竞争的威胁，低利润生产、订单不足和升级困难的现象。就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于跨国公司来说，离岸外包能够更充分发挥资金、品牌等方面的优势，攫取更多的利润，但是对作为其母国的发达国家来说，将面临产业的衰退和就业岗位的丧失；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国投资和生产时，虽然过低地降低标准可以吸引更多外资，但是可能对资源造成不均衡的使用，使本国市场和企业受到极大冲击。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国际贸易领域内的摩擦和发展中国家升级的问题。研究表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后，发展中国家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参与由发达国家企业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往往会陷入产业低端的锁定，长期处于微笑曲线的低价值环节。

通过上文对相关理论的文献回顾和归纳，可以发现，虽然当前学术界对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组织趋势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某个角度进行的分析，既没有统一的研究框架，也缺少对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2008年爆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会对产业组织发展趋势产生怎样的影响，也需要给予理论的解答。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冲击给中国如何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国如何既能够享受全球生产网络的好处，又能够尽量避免全球生产网络的负面影响？如何能够利用全球生产网络解决庞大劳动大军的就业，又能够摆脱低端锁定，实现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提升？对全球生产网络下产业组织发展趋势以及动力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找到符合中国资源禀赋状况和发展阶段的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与产业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