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有关理论及其演变

有关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理论起源于商品链与价值链的概念，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是目前刻画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主要理论，全球创新网络则关注对全球范围内创新活动如何组织的研究，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概念和理论与此密切相关。这些概念反映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不断演变。

一 链条理论

（一）商品链与价值链

1977年，Hopkins和Wallerstein（1977）基于世界系统（World-Systems）的分析框架，提出商品链概念。他们认为，从最终的消费产品出发，不断向上游追溯到原料的生产，便形成一条商品链。可以看出，这样的商品链其实是以最终产品和要素的生产为两端的链条。世界系统的分析范式认为，商品链不只是从投入到产出的各个阶段，同时还包括结合了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一系列关联活动，而劳动力是这一过程的关键投入。在世界系统理论中，商品链问题不是新现象，而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成以来便已经具有的重要部分。世界资本主义向心力和地缘政治秩序在整个商品链中具有重要作用。尽管该理论承认要素的国际流动，但是商品链的结构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等级体系的历史重建，才是其研究的重点。因此，该理论没有将商品链当作连续的价值增值活动。从等级结构的角度出发，全球国家被分为“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结构。通过工业化，较低等级的国家获得了参与到商品链的机会，但由于整体能力低，只能停留于商品链的低级环节。因此，半边缘和边缘地区的工业化将会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等级结构的重建而不是颠覆（Arrighi and Drangel，1986）。

价值链/增值链是产业经济中提出较早的一个概念。影响最为广泛的是迈克尔·波特所做的定义：“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也就是说，价值分布于连续和紧密联系的经济活动结构中，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和部门将会增加生产过程中的价值（Porter，1985；1990）。价值链概念是对商品链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延长了Hopkins等人以产品为终端的商品链，形成了包括基础活动（进料后勤、生产作业、发货后勤、销售和服务）与辅助活动（企业基础活动、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等在内的价值链环节。但是，波特的定义有一个局限，他的概念是基于企业和企业间网络，没有考虑到企业权力和企业价值链活动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因而不适用于对经济发展的研究（Henderson and Dicken et al.，2002）。

（二）全球商品链

以世界系统的商品链研究为基础，Gary Gereffi等提出了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全球商品链分析框架（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全球商品链强调谁控制全球贸易和产业，以及被锁定于全球贸易和产业的低价值片段的单位如何突破这一局面的问题。在全球商品链上存在“各种围绕某种商品或产品的跨组织的网络集群，在全球经济范围内连接了不同地域的家庭、企业和国家”，“这些网络基于特定的环境、社会结构和区域化整合，强调经济组织的社会嵌入”（Gereffi，1994）。与基于世界系统的商品链理论相比，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对商品链历史维度的界定，世界系统理论认为商品链始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全球商品链理论则认为商品链是近来所形成的较新现象。也就是说，全球商品链偏离了历史的与全面的世界系统分析。同时，全球商品链将增值链直接纳入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分析中，认为商品链是连接全球不同产业的企业间网络，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商品链获得升级。全球商品链既关注包括产品生产和服务设计过程中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在内的全球生产组织，也涉及对企业间关系的描述。其理论分析的目标是研究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是由何人、何地以及何种方式进行的（Appelbaum and Gereffi，1994）。因此，Gereffi（1995）强调全球商品链研究必须要考虑投入—产出结构、地域性、治理结构和制度框架四个问题。

随后的研究者较多地从治理角度研究了全球商品链，形成了购买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和生产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两类模型（Gereffi，1995）。购买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描述了一个在企业没有直接所有权的情况下，全球的购买者通过具体的协调，建立全球规模且高度互补的生产与分配供应基础。生产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描述了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组织的协调和配置，更加强调网络关系在推动国际协同生产组织中的作用。但是这样的二分法研究存在较多缺陷。第一，这种区分是基于不同市场进入门槛差异决定的（Dicken and Kelly et al.，2001），也是按照部门或组织的特定经验事实来确定的，因此不能满足一般性的分析，不是一个理想的模型结构。第二，绝大多数的研究仅仅涉及的是现存的链条，而忽视了链条的重建问题。同时，社会关系会产生路径依赖的问题，并制约着链条的发展轨迹。第三，忽视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公司所有权问题。第四，全球商品链不仅连接不同地域的企业，同时还联系了国家层面的特定社会和体制背景。全球商品链研究往往意味着企业是在给定的价值链和地域结构下做出反应，缺少了独立的自主变动权，这也就无法研究不同的企业和经济发展的选择。

（三）全球价值链

在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确定之前，关于全球商品或生产的研究使用了大量相近的术语，形成一种混乱和模糊的局面，包括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Ernst，1999；Henderson and Dicken et al.，2002）、国际生产网络（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Borrus and Ernst et al.，2000）、全球生产系统（Global Production Systems）（Milberg，2003）和等级体系（Filière）（Raikes and Jensen et al.，2000）等。其中，等级体系概念的影响较大，指一系列满足最终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代理机构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描述商品流动和识别这一体系中的机构与活动（Raikes and Jensen et al.，2000）。但是这一概念的研究缺乏明确的理论核心，表现为一种多元的理论分析。受世界系统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是大型公司和国家机构以及活动范围如何受到技术约束的限制，对整个网络的企业作用解释不够。

为了形成一个统一和清晰的概念，2000年9月在意大利贝拉乔（Bellagio）发起的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全球价值链计划之后，学术界提出了共同认同的全球价值链概念。相比其他术语，全球价值链融合不同概念的研究领域，从此，全球价值链框架便逐渐确立起来。

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的核心内容就是价值链治理理论。参照社会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Kaplinsky和Morris（2001）区分了三种价值链治理形式：（1）立法治理，通过设立标准，保证及时交货和供货质量；（2）司法治理，通过监督，保障供应商按规定实施标准；（3）执法治理，通过专业化的服务提供和政府政策支持，加强供应链管理，使供应商满足标准。

在威廉姆森对公司治理研究的基础上，Schmitz（2004）提出了更符合经济研究的四种典型治理模式。他认为，企业间的权力是不均衡的，交易的过程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的问题。依据权力关系，价值链治理模式可以分为：（1）市场型，价值链各环节关系平等，通过价格协调的市场机制能充分满足企业间交易；（2）网络型，价值链环节权力关系平等，但是存在跨链的协作和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主要依靠信任机制进行治理；（3）准层级型，价值链环节存在权力的不平等，部分环节的企业将会对其他企业产生非基于产权的控制，标准和规则是主要的治理机制；（4）层级型，价值链环节权力关系不平等，主导公司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所有权控制是主要的治理机制。

Gereffi等（2005）认为，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主要借鉴了三个相关的理论，即交易成本经济学、生产网络、技术能力与企业层面的知识，并以此确定了三种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关键决定因素：在特定流程规范和交易的要求下，信息的复杂性和知识的转移；识别信息的能力（信息的可编码性），保证信息传递的有效和没有对特殊交易的投资；实际和潜在的供应商满足交易的能力。根据这三种因素可以得到八种组合，但只有五种有效治理模式，即科层型、控制型、关系型、模块型和市场型五种价值链治理模式（见表1-1），这五种模式沿着外在的协调能力或权力的不对称性程度，由高到低展开。与Schmitz的四种划分相比，Gereffi等的五分法保留了市场型和层级型，将网络型和准层级型做了重新划分，使价值链治理的类型更加清晰，这一划分也成为最为广泛使用的分类方法。

表1-1 价值链治理的关键决定因素

产业升级是全球价值链理论关注的重要内容，一般是指提高企业在链条中的地位，并在生产过程中有关更高附加值的环节上，获得竞争力的提高。Gereffi和Humphrey等（2001）提出四种产业升级模式：工艺升级、产品升级、链条内升级或功能升级、链条间升级。Barrientos和Gereffi等（2012）指出，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不存在明确的一致性，只有恰当的经济升级才会促进社会的升级。全球价值链具有动态和重叠的特点，在Gereffi等的价值链治理框架下，产业升级可以说是治理模式的动态解读。首先，信息将会随着领导企业对来自供应商的商品和服务的复杂性而产生变化，交易中的复杂性与企业能力呈反向变化。其次，交易的编码和创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Storper（1995）和David（1995）都指出，新技术将会重启“交易编码过程之锁”。最后，供应商能力将会随着供应商知识的积累而提高，随着购买者增加价值链中的供应商、新的技术的出现和领导企业的需求增加而降低。增加供应商的能力将会推动全球价值链结构从科层型、控制型向关系型、模块型和市场型转变。

价值链升级的多重路径是可能的。首先，在不同产业之间，生产和工艺规格的编码是不同的，并且随着市场和技术的变动而不断变化。其次，各种标准将会随着链条活动新范式的出现而变化，不断淘汰更新。最后，了解这些标准并实施这样的协议对于所有部门来说，不会是直接的、低成本的和及时的。同时，在具体应用中相互竞争的标准将会使选择和投资的困难与风险大大增加。动态的标准制定过程将会有利于规则的制定者及所在地域（Sturgeon，2003），形成新的不均衡结构。因此，在变动频繁和较少确定性下，全球价值链不存在唯一的最佳组织方式。

二 全球生产网络

（一）全球生产网络的内涵

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是两个近似的概念，研究的内容也是相近的。Sturgeon（2001）的链条概念反映了商品从配送、消费到维护的连续垂直过程，并认为不同价值链经常共享相同的经济参与者，它们被重新利用和重新配置，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而网络概念的使用将会强调将这些被绑定到更大规模经济群的企业间关系的性质和程度。同时，链条研究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生产和分配的过程是垂直的和线性的，而事实上却是高度复杂的网络结构。因此，有必要使用全球生产网络的概念，对现实问题做出更贴切的分析。全球生产网络强调了两个事实，即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和生产的网络化进程。

“全球的”（Global）一词与“国际的”（International）和“跨国的”（Transnational）存在着方法上和观点上的区别。后两个词尽管可以阐述许多跨界的生产活动，但是无法充分表达非特定地点与特定地点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转变，还属于一种国家中心的分析范式。而“全球的”超越了国家主体的地缘分析，突破了传统的国家中心分析。全球生产网络涉及全球、区域和地方经济以及社会层面的进程。这种全球化网络不仅通过企业间的公平或非公平的关系建立，将企业整合进网络结构中，还将通过对社会福利的重大影响，将国家性的经济体加以整合。这是一种以企业为中心，同时考虑其所嵌入的社会政治影响的生产网络。

“生产网络”的概念由Borrus（1997）较早提出，特指一种国际生产组织，在这一体系内包含了全部价值链环节。网络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这一理论强调了异质性网络中的目标和机构，并指出只有通过对企业间的关系和链接的研究，才能理解网络中企业的形成（Law and Hassard，1999）。这样的研究意味着，空间和距离不再是绝对化的问题或是几何意义的概念，而成为包括相互间影响、权力和关联性在内的空间领域与关系范围（Harvey，1969；Murdoch，1998）。同时，该理论打破了类似于全球—本地、结构—机构的人为二分法，融合了人为与非人为因素的分析，促进了技术要素的分析。Sturgeon（2002）将这种产业组织的网络化称为“生产网络范式”，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起到巨大作用。

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综合考虑了全球化和生产网络的内在联系，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逐渐形成。Ernst和Kim（2001）认为，全球生产网络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创新，结合了不同国家和公司的价值链，同时也是整合不同层次网络参与者的过程。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对生产过程的研究强调了对社会过程的分析，涉及生产产品和服务、知识、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重视全球生产活动所嵌入的社会环境，注重加入异质化、人性化的分析。

（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动因

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扩散、逐渐自由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和全球竞争的动态变化。首先，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扩散，使全球原料、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性大大提高，减少时间和空间的摩擦。信息技术和相应的组织创新为建立灵活的可用于联系与协调远程交易的基础设施提供了有效机制（Antonelli，1992；Hagstrm，2000）。长期的数字融合过程“Digital Convergence”（Chandler and Cortada，2000）降低了接触外部信息与技术的门槛，进一步促进了知识的扩散。全球的协调合作日益便捷，不同地域和产业的组织安排日益交融。其次，国际贸易与投资不断开放，贸易的自由化、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海外投资政策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开放的国际政策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成本和风险，降低了价值链的空间束缚，增加了流动性。通过直接投资（FDI）、海外特许（FL）、外包等方式，国际产业组织不断发展。最后，国际竞争加剧，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于公司、国家和任何经济参与主体的作用日益重要。竞争的加剧会打破部门间的界限，在已经建立的细分市场领域相互渗透，加速市场的细分过程。而全球生产网络的布局，增进了国际知识的扩散，给低成本地区带来了能力形成的机会，全球经济地理格局不断被重新配置。全球竞争呈现出在广阔地域范围内进行和日益复杂的特点，要求企业能在快速增长的市场中及时出现，获取更多的收益。单独的企业已经难以获得成功，需要在企业外找到所需要的一系列特定能力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活动。全球生产网络已成为多维度、变动快的综合体。

（三）网络中的企业结构

全球生产网络概念涵盖了企业内和企业间的交易与协调形式，也就意味着网络内分布着不同层级的企业，共同构成全球生产网络的整体布局。Knox和Agnew（2003）区分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四种主要布局战略：中心化的全球生产、地区性生产、地区专业化、垂直跨国一体化。全球网络布局中的企业包括从具有主导能力的旗舰企业及下属公司到底层的小企业。具体来说，在整个全球生产网络中分布的节点有旗舰企业、研发联盟、独立供应商、独立分包商、分销渠道、合作协议、合资企业、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等（Ernst and Kim，2002）。全球旗舰可简单划分为品牌领导者和合同制造者。品牌领导者是指企业通过产业组织的再分解将低利润的环节逐渐分离出去；合同制造者是指这一类旗舰企业为品牌领导者提供全球供应链服务，根据合同制造确定的外包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万能药”（Lakenan et al.，2001）。根据供应商所处的层次，可分为：（1）高层次的领导供应商，它们作为全球旗舰企业和本地供应商的中介，有重要的专有资产和以自身为主导的次级网络；（2）低层次的供应商，这一类供应商没有稳定的地位，主要的竞争优势是低成本和快速、灵活的传送，是一种所谓的“容量缓冲”（Capacity Buffers）环节。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通过知识和互补性能力的扩散、交换与外包获得收益。主导企业在全球寻找低成本的供应，供应商通过分担主导企业所分离出来的业务获得生存机会。地域内的专业化，往往会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这些分散的集群在全球范围组织协调。于是，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一种所谓的“分散的集中”现象。

（四）全球生产网络的升级

全球生产网络在研究升级问题时，主要考虑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两个方面，而发展中国家的升级是研究的重点。Memedovic（2004）研究了全球生产网络如何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创造升级它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以及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世界银行组织学者对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变化对东亚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进行了分析（Yusuf and Altaf et al.，2005）。升级被定义为提高技术、知识和技能，转向更高附加价值的活动，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获取更多的收益（Gereffi，2005）。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这一问题早期的研究重点，研究过程中使用了产业升级的概念。后来的研究内容更加广泛，使用了适用于跨部门的经济升级概念。经济升级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企业和工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从低价值活动到相对高价值活动的转变（Gereffi，2005）。经济升级可以分解为资本维度和劳动维度，资本维度涉及新的设备和高端技术的使用；劳动维度涉及工人技能的发展、灵活性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仿照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模式，GPN框架下同样具有四种经济升级模式：（1）工艺升级，通过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关系，增加机器设备，减少复杂技能的工作，提高效率；（2）产品升级，主要是指高端产品生产中使用更多的技术；（3）功能升级，集中于高附加值环节的组合，新的工作技能要求不断涌现；（4）链条升级，逐渐转向高技术生产链、新的产业或市场以及新的生产技能。

与经济升级关注的不同，社会升级是指工人作为社会参与者的权利和待遇的提高，以及就业质量改善的过程（Sen，1999；2000）。因此，社会升级的重要表现就是劳动力的变化。将劳动力按照能力水平和工作待遇划分为家庭式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中等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和知识密集型劳动力，对应了全球生产网络下不同层级和升级的变化（Barrientos and Gereffi et al.，2012）。（1）小规模的家庭生产，主要出现在贫穷地区，劳动者拥有基本的生产资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低级和最初阶段。（2）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工作，主要依靠劳资关系进行协调。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次离岸外包浪潮开始，从纺织和服装到汽车电子加工制造，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出现，全球劳动力分布不断进行调整。（3）中等技能、多样化劳动密集型工作，这是全包生产在全球买方控制下形成的劳动类型。（4）高技能、技术密集型工作。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一系列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离岸外包，涉及组装、中间产品和子装备的供应以及模块化生产的高工资、高生产率、相对稳定、适应需求的更高灵活性的工作开始出现。（5）知识密集型工作，是服务外包浪潮下的更高水平的工作。总体来看，全球经济中越是趋向于现代制造和服务经济的生产网络，家庭生产和低技能的工作比例就越低，高技能和知识密集型工作比例也就越高。

尽管直观上，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存在同向的对应关系，但事实上，经济升级不会自动地导致社会升级。案例研究表明，从较低技术到较高技术的工作类型的变化可以直接导致社会的升级，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主动的，关键是如何使所选择的战略提高各种类型工作中的劳工标准。

（五）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

Henderson等（2002）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如图1-1所示。这一框架采取价值和结构两个维度，特别强调了价值、权力和嵌入性三个方面。

价值内容包括：（1）价值创造，包括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劳动的过程与产生不同租金的可能性。前一个问题关于劳动力的雇用、技能、工作环境、生产技术和生产环境。后一个问题涉及对关键产品和工艺不对称的进入获得的技术租金、通过特殊的组织和管理技术（如及时生产技术和全面质量控制）获得的组织租金、通过对企业间多样关系管理获得的关系租金、通过建立知名品牌获得的品牌租金、由贸易保护政策导致产品稀缺而获得的贸易政策租金。（2）价值提高，包括技术转让的性质和程度、网络中主要企业在商品质量和尖端技术上的努力程度、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力技能，以及本地企业是否能够通过自身创造组织租金、关系租金和品牌租金。（3）价值获取，包括政府政策（知识产权、所有权结构的法律治理、利润遣返）、企业所有权（外资所有、本国所有、合资企业）、特定国情下的公司治理特点等问题。

权力内容包括：（1）公司权力，是一种全球生产网络中影响资源配置的企业能力。网络中的权力分布具有不对称性，只有少量企业具有充分的自主能力，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升级。但其余较小的企业仍然具有通过联合其他较小企业在生产网络内获得集体提升的可能性。（2）集体权力，主要指工会、雇用者协会、NGO组织等的作用。（3）制度权力，包括国家各级政府机构、国际经济组织、联合国机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等。

图1-1 一个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Jeffrey Henderson，Peter Dicken，Martin Hess，Neil Coe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2，9（3）：436-464.

嵌入性内容包括：（1）地域嵌入性。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选择不同地点进行活动，并影响该地区的发展。嵌入性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和获得全球机会的关键因素（Harrison，1992；Amin and Thrift，1994）。政府政策（如培训计划、税收优惠）将会支持网络中新的节点形成，成为所谓的“群岛经济中的新岛屿”（HEIN，2000），而领导企业切断投资将会导致反嵌入的发生（Pike and Lagendijk et al.，2000）。（2）网络嵌入性。网络结构、联系程度、关系的稳定性和网络对参与者的重要性共同决定了网络对参与者的作用。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网络关系，参与者之间紧密联系。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关系的建立可以说是信任建立的过程。

结合商品链、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表1-2从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导向性概念和学术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比较。

表1-2 商品链、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比较

三 全球创新网络

技术是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演变的核心推动力量，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国家/地区和企业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而技术的发展研究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之上，创新成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知识的移动也更加频繁，今天的创新不仅在个体的国家中实施，而且常常以全球创新网络（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s，GINs）的形式跨越国家边界（Dedrick et al.，2007）。中国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06）的年度报告提出了与生产全球化相伴随的R&D的国际化现象。Ernst（2006a）指出，跨国公司正在增加海外R&D投资，同时寻求将地理上分散的创新集群集成入全球生产、工程、发展和研究网络，这一趋势给全球生产网络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将其转变为全球创新网络。GINs将创新的地理重置（Geographic Relocation，也即Offshoring）与企业边界的变化（即外包）联系起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企业的调查表明了R&D离岸正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它们的调查对象在2007年至少有65%的R&D功能在海外，预计三年内达到84%（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07）。目前，全球创新网络正处于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并已不限于美国、欧盟、日本的传统高科技地区（Ernst，2006b）。虽然全球创新网络的构成元素（全球化、创新和网络）已经被长期研究，但全球创新网络仍然是一个较新的组织形式（Barnard and Chaminade，2011），国外的直接研究不多，国内的直接研究更是罕有（马琳、吴金希，2011）。

（一）全球创新网络的分类

Ernst（2006b）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全球创新网络。（1）企业内全球创新网络（Intra-Firm GINs）。例如，全球公司为了进入低成本人才库和获得领先的出口经济体创新能力，将创新的一些阶段离岸到其亚洲分公司。（2）企业间全球创新网络（Inter-Firm GINs）。例如，全球企业将创新的一些阶段外包给专业化的亚洲供应商，作为其复杂分包安排的一部分。（3）亚洲全球创新网络。例如，来自韩国、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建立它们自己的网络（大部分是企业内的）。Miotti等（2006）将跨国公司建立的全球创新网络划分为不同类型的R&D单元，包括本地发展中心（The Local Development Center），主要从事适应本地市场的R&D活动，构成海外R&D单元的主要部分；全球研究实验室（The Global Research Laboratory），是提升的、以母国为基础的R&D单元，其产出有助于公司的全球创新过程；全球发展中心（The Global Development Center），是新型的国外R&D单元，实施能够分离的并且能够返回到跨国公司创新过程的R&D任务。全球发展中心从最初类似R&D活动的子单元，从母国到低成本国家的重新配置，升级到从事更加独立自主和复杂的任务。Tidd（2006）根据创新的激进程度以及参与公司的相似程度来看待全球创新网络的差异。第一类全球创新网络由聚焦于激进创新问题的相似公司构成，这类创新网络的成功依赖于它们分享经验、公开信息以及发展新人和透明度的能力；第二类全球创新网络包括来自同一或临近产业（如生物技术和医药）的公司之间的合作，合作开发和创造新的产品。由于这类网络在本质上是探索性的，挑战了既有的边界，信息和风险的分享常常形成合资公司或战略联盟的形式；另外，两类创新网络（如复杂产品系统的多公司创新网络和地区集群）包括更异质性的公司，通常给网络带来不同的技术和知识，要求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和协议来分享收益与风险。Barnard和Chaminade（2011）则从全球创新网络的构成——全球化、创新、网络三个维度的相对强弱程度将全球创新网络划分为平衡的全球创新网络、全球资产利用型、创新型、网络型和全球网络型。纳如拉、赞菲（2009）提出创新活动国际化的三种形式，即国内层面创新的国际性拓展、全球范围的创新、全球技术—科学合作。

（二）全球创新网络的成因

全球创新网络的形成是多种因素推动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调查表明，推动全球创新网络发展的两个最主要因素是产品复杂性的提高及由此带来的成本攀升以及为了更好地了解顾客需求而出现的顾客中心化趋势（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07）。Ernst（2002）认为，全球创新网络能够提供给国际公司获得海外低成本的能力，从而能够应对不断增长的创新成本。Perks和Jeffery（2006）指出，许多产业正出现企业间相互依赖的新特征，企业的创新战略必须考虑网络中其他企业的互补产品的开发活动，一个企业被与其他企业的创新捆绑在一起。例如，ICT产业最终产品是很多部件（Components）、技术和架构的组合。因此，获得新的或互补的知识成为创新网络的最通常原因。鲍威尔和格罗达尔（2009）也持同样观点，认为网络为企业提供获取多种不同的信息和能力源泉的途径，这些关联又增加了企业内部创新的水平，这是缺乏这些关联的企业可望而不可即的。杜克国际商业教育和研究中心（CIBER）2006年实施的调查显示，尽管劳动套利战略继续是离岸的关键动力，但获得人才是下一代离岸的主要驱动力（Lewin and Couto，2007）。Spencer（2003）通过世界平板产业的研究证明，那些与其创新系统分享知识的企业比没有分享知识的企业获得更高的创新绩效。另外，与全球创新系统相互作用的企业比仅与国家创新系统相互作用的企业获得更高的创新绩效。Ernst（2005）认为，自由化（包括贸易、资本流动、FDI和私有化四个方面）的总效应显著降低了国际交易的成本和风险，提高了国际流动性。自由化提供给全球公司更广泛的市场进入选择：通过贸易、许可、下包和特许（本地专业化，Locational Specialization），更好地利用与它们核心能力互补的外部资源和能力，对价值链的地理分散约束更少。因此，自由化成为全球生产和创新网络扩张的强大催化剂。知识生产的片段化导致全球创新网络成了跨越企业边界和地理边界的分散的工程、产品开发和研究活动（Ernst，2005）。Chesbrough（2003）提出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概念。他认为，在传统的封闭模式中，公司在内部创新，主要依赖于内部的R&D部门来开发新产品和过程，而现在公司越来越依赖于外部的创新来实现新的产品和过程，并且在许可和销售它们自己的创新结果给第三方方面也越来越活跃。在此基础上，OECD（2008）认为向开放式创新的转变导致了全球创新网络的发展。基于公司外部知识资产的创新与合作成为获得知识进而产生新的思想并把它们迅速推向市场的方法，为了将从客户、供应商等渠道获得知识的增长需求与知识和技术世界范围的供给相匹配，（大）公司越来越需要将不同国家的人、机构（大学、政府机构）和其他公司的网络联系起来，除了国外R&D设施数量的增长，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合同安排（合同R&D、联合R&D协议、公司的高技术风投）获得私有技术和技术诀窍（Know-How），以及与供应商、客户、大学等建立更多的合作。公司创新系统的逐渐开放和网络化引致全球创新网络的出现（Ernst，2005）。在全球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跨国公司是这一变化的主要推动者，它们在增加海外R&D投资的同时寻求将地理上分散的创新集群集成入全球生产、工程、发展和研究网络（Ernst，2006a），但是发展中国家的R&D现在包含了与在发达国进行的平等的R&D复杂阶段，并出现在国外建立R&D单元的趋势（OECD，2008）。

（三）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分工地位

不同国家和不同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具有不同的地位。美国、欧洲、日本保持它们在科学和高影响知识产权（High-Imp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方面的统治地位，以便控制正在出现的新的知识地理（Ernst，2006b）。最有价值的知识是难以解码的，知识转移是有黏性的，通常要求在国外建立R&D附属机构，因此创新的国际化要求一定水平的投资和资源，这是小公司通常不具备的。此外，中小企业由于其国际网络薄弱而受制于高昂的和增加的搜寻与沟通成本。全球创新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一样具有不对称的特征——旗舰控制网络资源和决策（Ernst，2005）。UNCTAD（2005）指出，从创造新技术和新技术全球扩散的角度，跨国公司在许多产业是世界的领导者。它们占世界商业R&D支出的大部分，统治新专利，常常领导管理和组织的创新。传统上，当R&D国际化发生时，母国和东道国都在发达国家（UNCTAD，2005），全球创新网络的出现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国家）及其企业在全球创新地位的不断提升（虽然仍处于低层次），但集成入GINs在亚洲产生了一些新的且多样的、激烈竞争的创新离岸中枢（Ernst，2006b）。由于R&D投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存在差距，一体化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不一定能达到帮助亚洲企业作为跟随者的赶超目标，除非亚洲政府在企业层面和跨产业发展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方面采取合适的政策（Ernst，2006b）。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国际化的R&D网络联系的程度依赖于它们国家创新系统的实力，这又反过来依赖于政策、制度的质量（包括治理创新活动的组织和规则）、人力资本的质量以及企业的生产和创新能力（UNCTAD，2005）。Ernst（2006b）提出三点建议：（1）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对于试图发展和升级创新能力是关键的；（2）亚洲企业现在必须增加R&D以避免网络一体化的递减收益；（3）一体化进入多样化的生产和创新网络提供了通过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新机会，技术多样化与增量的和架构的创新一起能够作为技术领先战略的补充的选择，这是在亚洲新兴经济体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的。

（四）全球创新网络的空间布局

创新与价值链的大部分其他阶段不同，是高度不可移动的，它保持束缚于特定的地理位置。空间黏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创新需要用户和生产者之间活跃的知识交换，而且大部分是默会知识。因此，Ernst（2002）指出，价值链的一些阶段（创新）是国际分散的，并且分散程度不断提高（Fifarek and Veloso，2010），但国际分散的活动典型地聚集于有限数量的海外集群之中。外国R&D设施在全球系统中的角色，依赖于技术能力和东道国市场的战略重要性（OECD，2008）。Verspagen和Schoenmakers（2004）区分了资产利用的国外R&D（Asset-Exploiting Foreign R&D）和资产寻求的国外R&D（Asset-Seeking Foreign R&D），认为前者在于使产品和技术适应外国的当地环境，因此需要显著的本地化，这导致R&D活动的分散；由于既有R&D溢出和价值链活动潜在溢出的存在，特定区域对于R&D机构具有特别的优势，后者与更高的空间集中相联系。Ernst（2005）认为，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不是只存在几个卓越的创新中心，而是具有多个创新位置，甚至低层次和不发达的中心也能成为创新的来源。

四 其他相关概念

（一）片断化、垂直解体

全球生产网络实际上是生产过程垂直分解等产业组织演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呈现的结果（Feenstra，1998）。McLaren（2000）分析了全球化对垂直结构的影响，全球化的开放扩大了市场，推动了精益和较少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中，最基本的形式是“由结合原料和劳动力投入的技术所推进的过程，包括组装、销售和分配。任何一个单独的企业仅仅构成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者可能广泛的整合……”（Kogut，1985）。这就会涉及企业选择什么业务在企业内进行生产，而什么业务外包给别的企业，以及这一系列的活动在什么区位进行。企业存在着将生产环节分离出去的可能，垂直分解不断进行。Jones和 Kierzkowski（1988）提出了分析“片断化”（Fragmentation）的框架，他们将片断化定义为生产过程分解为由服务连接起来的分开的组成部分。Arndt和Kierzkowski（2001）主编的《片断化：世界经济中的新生产模式》一书对“片断化”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片断化使生产可以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分离，推动企业形成跨国界的生产网络。Feenstra（1998）提出了全球经济中生产的分离和贸易的一体化。众多的企业通过全球化的贸易，寻找可为其提供非核心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全球市场也因此不断整合。这样一种“片断化”在全球贸易结构中的表现就是Yeats（2001）所指出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占国家贸易比重的不断增加；而在地域空间的表现就是企业间的协调合作。片断化和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强化了企业对核心竞争优势与效率的关注，加速了生产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和全球网络的形成。

（二）外包、离岸外包和垂直专业化

外包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促进了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地域的分布。从企业层面讲，垂直分解的结果是企业的专业化和非核心业务的外包。Grossman和Helpman（2002）研究了分包活动地点的决定因素，他们的研究表明，国际外包活动的范围取决于在每个市场搜寻的相对成本、个性化投入品的相对成本以及在每个国家契约环境的性质。而从国家层面看，企业的跨境外包行为形成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和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延伸为多个连续的生产阶段，每一个国家只在某个连续的特殊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外包业务的增长加速了产业片断化和丰富了全球网络结构。全球外包进程从发包方开始，涉及不同环节的层层下包和转包，Arndt（1997）利用国际贸易常规分析技术对全球外包和转包进行了研究。从外包所包含的内容来看，从第一次离岸外包浪潮开始，外包下的工作特点不断演变，从纺织和服装到汽车电子加工制造，从简单的组装加工到全包生产，外包内容变化也意味着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

（三）模块化

20世纪末，伴随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和产品设计、研发、生产等领域大量外包的生产，模块化网络逐渐形成。Baldwin和Clark（2000）认为，尽管存在许多争议，但是产品设计模块化对于企业边界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不可忽视。模块化生产网络的趋势越来越表现为领导企业聚焦于创造、渗透和开拓终端产品市场，而将制造能力转向全球化运行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供应商。Sturgeon（2002）研究了美国电子产业领域的合同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将其称为模块化生产网络（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并认为这是美国新的产业组织方式。产品设计的模块化对于价值链的制造环节的分解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对于其他活动，尤其是核心的R&D活动和市场营销活动的影响目前并不是十分清楚。在模块化设计下，形式化的界面和开放的产业标准有利于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Sturgeon，2002；Chesbrough，2003）。Sturgeon（2006）继而又对美国的模块生产系统对日本电子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价值链的模块化使供应商和需求方很容易连接或脱钩，导致一个灵活和流动性的网络结构。Schilling和Steensma（2001）对美国制造业部门采用模块化组织形式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Jacobides（2005）发展了用以解释垂直解体为何发生和怎样发生的理论框架，认为主要是因为标准化信息和简化的协调机制以及中间市场的兴起。Ernst（2005）的研究表明，尽管知识的显性化、技术的不可预测和快速变化要求通过公司管理进行更多的协调，但是外包不是产品模块化架构带来的必然结果。对于模块化与片断化和外包的关系，价值链的模块化在供应商有能力为领导企业提供更高水平的价值链捆绑时更有可能实现，然而，当交易编码非常困难的时候，组织的片断化不会导致价值链的模块化；Hoetker（2006）指出，产品模块化和外包的对应关系并不能得到证实，产品模块化增强了组织的重组能力，而不是使企业将更多的活动移出科层组织之外。

五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全球生产组织方式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从全球产业分工的角度进行的。李海舰、聂辉华（2002）利用微观分工的理论，指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脑体产业分离的重要趋势，分析了脑体产业分离和脑体产业再分离的内在微观分工原因，进而指出了脑体产业分工在地域上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脑体产业分离的全球化时代，企业如何应变局势，如何获取新的竞争优势以及如何融入全球分工网络。卢峰（2004）提出了产品内分工的概念，他认为，比较优势、规模经济是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和源泉，并分析了影响不同行业产品内分工强度差异的因素以及当代产业内分工发展的动力。曹明福、李树民（2005）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趋势。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涉及中间品的进口，又涉及最终产品的出口，就产生了“分工利益”和“贸易利益”。分工后的比较优势、规模优势属于“分工利益”，而“价格倾斜”优势属于“贸易利益”，进而可以认为，最发达国家能从分工中获取“分工利益”和“贸易利益”，而落后国家在获取“分工利益”的同时“贸易利益”可能受损。张辉（2006）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避免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前提条件，他提出全球价值链的驱动类型有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和混合驱动三种。

国际分工最重要的产业组织表现是产业的垂直分离过程。刘志彪、张晔（2005）是国内较早关注生产的垂直分离问题的学者，他们用“垂直专业化”或“国际外包化生产”来描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象，测量了中国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并对中国垂直专业化的动因和效应进行了分析。张小蒂、孙景蔚（2006）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呈现上升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呈现下降趋势。通过对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动态变化的影响做经验分析，他们揭示了该影响在不同产业中的差异性，并对“差异”形成的机理做了理论探索。从长期看，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利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李国学、何帆（2008）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网络分析的基础、生产的技术和制度环境以及全球化对生产网络的意义等方面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性质。他们认为，全球生产网络是介于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以关系契约为治理基础的一种组织形式。全球生产网络通过功能一体化和地理一体化进行资源配置，通过垂直一体化或外包组织不同环节的生产活动，在全球垂直分离和地方产业集聚中有效地克服了机会主义，促进了资产专用性投资，降低了生产成本，扩大了市场份额。

在具体产业的实证研究中，文嫮、曾刚（2004），段文娟、聂鸣等（2006），谭力文、马海燕等（2008），陶锋、李诗田（2008）分别对陶瓷、汽车、服装、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了研究。文嫮、曾刚（2004）以建筑陶瓷产业的实例分析为依托，阐述意大利、西班牙建筑陶瓷产业集群如何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集群的升级和发展，并控制全球产业的动态变化；探讨中国本土建筑陶瓷集群与国际建筑陶瓷集群间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对中国建筑陶瓷地方产业集群产生、发展、升级和区域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目前国内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挑战，提出在全球产业视角下促进集群升级的可能途径。段文娟、聂鸣等（2006）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升级的基本理论出发，在分析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重构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汽车产业升级的若干思路，指出我国汽车企业要在世界汽车产业体系中寻求合适的发展利基，适时沿着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向利润更高或技术更复杂的资本和技能密集型环节攀升。谭力文、马海燕等（2008）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从企业微观层面分析了我国服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现状，并以Nike全球价值链作为实证，得出的结论是：现有的评价夸大了我国服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服装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最低位次，大多数本土企业还没有切入主流的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力非常脆弱。就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与目标来说，全然从OEM向ODM与OBM的转变来谈产业升级可能过于任意。中国服装企业要坚持同时走两条路，强化制造环节做强OEM是当务之急；积极主动地进行超越代工所需的额外学习，为实现OBM长期目标做好准备。打造中高档、大规模的服装生产企业，创建基于大国优势的本土品牌是贴近我国当前服装产业现状的发展之路。陶锋、李诗田（2008）选择电子信息制造业代工最为典型的广东省东莞市105家相关OEM企业作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倾向、知识复杂性、厂商间信任等因素对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研究最后指出，中国内地OEM企业应融入全球价值链，遵循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创新模式，并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