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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莎士比亚的“少拉丁”与“更少希腊”

1623年，莎士比亚去世以后的第七年，莎士比亚当年的两位同事约翰·海明（John Heminges，1556—1630）和亨利·康戴尔（Henry Condell，？—1627）收集了这位剧作家所有的36 部戏剧作品[1]，出版了第一部《莎士比亚文集》[2]。此文集采用对开纸印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对莎士比亚的身后名来说，第一对开本的出现具有开创性意义，此文集中有一半以上的莎剧是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出现，这为莎士比亚日后的声名鹊起奠定了文本基础。虽然真正的莎学要到18 世纪才兴起，但这部文集的出现可以说是莎士比亚文本编辑与校勘的开端。同时该文集也可以被视为莎士比亚批评的开端，因为当时的著名剧作家本·琼生为这部文集写作了一首献诗，其中的许多说法后来都成为莎评史上的名言。

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为这部文集写的那首献诗同时也是一首颂词或悼词（eulogy），附在全书的开篇。作为莎士比亚生前的友人，琼生在这首诗里对莎士比亚不吝赞誉之词，“时代的灵魂”“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温柔的莎士比亚”等为后世所乐于称道的对莎士比亚的评价都出自这首颂词。不过，在这首颂词里也有一句关于莎士比亚古典学识问题的名言，引起了后人的无数争论，那就是莎士比亚“懂拉丁文不多，希腊文更少”（Small Latin and Less Greek）。

要评价莎士比亚如何受到古典文学传统的熏陶与影响，琼生的这句评价不仅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起点，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二三百年间人们对莎士比亚古典学识的总体印象。这句话虽然看似简单，但鉴于其巨大影响，还是值得我们认真考察一番。要深入理解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句话的琼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对莎士比亚做出这样的评价的。剧作家本·琼生出生在伦敦，是一位牧师的遗腹子，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带着他改嫁给了一个泥瓦匠。不过，虽然经历了这些家庭的变故，少年时的琼生还是由于受到生父的影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不仅得以在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求学，而且师从当时著名的古典学者威廉·卡姆丹（William Camden，1551—1623），并与这位恩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不过琼生在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学业并没有完成，据说他后来在继父的要求下曾经辍学并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泥瓦匠工作。经历了这段波折之后的琼生虽然没有放弃学业，但主要靠自学成才。大概在1598年左右，琼生开始从事戏剧创作。虽然与莎士比亚一样没有上过大学，但琼生的自学能力非常强，因此他的古典学识水平非常高，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可以算得上博学。因此，以琼生和他的标准来衡量，恐怕当时的绝大部分人应该都属于“少拉丁和更少希腊”的水平。

在当时的伦敦剧院，琼生是莎士比亚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但这两人无疑相互熟识，而且从琼生愿意为莎士比亚文集写献诗的情况来看，两人的关系可能还不错，[3] 不过这主要是因为莎士比亚在琼生创作早期曾给予其帮助，琼生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人人高兴》（Every Man in His Humour）便是在环球剧院上演，据说莎士比亚还亲自参与演出。但琼生为人非常自负且恃才傲物，1619年，琼生曾拜访过一位叫作威廉·德鲁芒德（William Drummond of Hawthornden，1585—1649）的苏格兰贵族，此人将琼生当时的言行做了记录，并评价了琼生的性格：“他是一个自恋且热衷于自我赞美的人，喜欢批评和讥讽他人，为了开别人的玩笑失去朋友也不在乎；非常在意任何针对他的语言或行为（尤其是在喝酒之后，而他又酷爱喝酒）。”[4] 这就牵涉到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琼生对莎士比亚的这些溢美之词是一种在颂词体裁下的公开评价。

因此，要理解琼生的这句话，还要看一下这句话在这首颂词里的语境和颂词这种诗体。琼生先是说要赞美莎士比亚，然后以“时代的灵魂”开始，声称莎士比亚比乔叟、斯宾塞、鲍芒（Beaumont）更伟大，也超过同时代的剧作家黎里、基德、马洛等人；因此尽管琼生说莎士比亚“懂拉丁文不多，希腊文更少”，但却意在说明他完全可以比肩古代剧作家。现在看来，琼生对莎士比亚的这些评价基本上是公正客观的，符合莎士比亚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中有些话甚至对莎士比亚还有一些低估。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琼生的评价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颂词”，这种颂词旨在向死者致敬，并给予其比事实更高的评价。用被歌颂的诗人与古典作家进行对比也是颂词的一种固定套路，比如当时的诗人乔治·图伯维尔（George Tuberville，约1540—约1610）在剧作家和作曲家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约1525—1566）死后为其写的颂词《爱德华兹先生悼词》（An Epitaph on Maister Edwards）中也说此人的诗才不仅超越了所有的英国人，也超越了那些希腊罗马的古代作家，但这个评价显然是严重夸张的。[5]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颂词就是这样一种热情洋溢的文类，它的内容多是套话或老生常谈，将古代作家与颂词赞美的对象做对比也绝不是琼生为莎士比亚所量身定制的评价。“在一个古典作品被视为完美标准的时代，这种对比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变成了一个传统而已。”[6] 因此，在莎士比亚去世后的几百年间，莎翁的名望不断提升，以至于我们今天会认为琼生给了莎士比亚公正的评价，但当时的情况却远非如此，虽然莎士比亚在世时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剧作家，但琼生显然是出于礼节性的恭维而将溢美之词赠予这位曾经的好友。

因此同样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个问题的第三个方面，即琼生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心理其实是很微妙的，而且琼生私下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并没有这么好。[7] 作为长期存在竞争关系的同行，琼生对莎士比亚其实是有所微词的，也绝不会给莎士比亚如此高的评价。但作为一首颂词，平时为人轻狂自负的琼生对莎士比亚的公开评价无疑是非常慷慨的。不过，即便在如此慷慨的溢美之词中，琼生也绝不会承认乃至赞扬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因为古典知识渊博是贴在琼生本人身上的一个标签，这也是琼生引以为自豪的，他绝不会以此称赞另一位同行。

总的来说，一方面，琼生的这篇颂词看起来热情洋溢，将莎士比亚抬高到能与古典作家抗衡的英国诗人之代表的地位，但另一方面，这也仅仅是一些套路化的话语，而且当他说到莎士比亚“少拉丁、更少希腊”的时候，仍不能排除有一定的嫉妒心理在作祟。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从这句话本身出发我们也会有所收获。因为即便这是一句客观的评价，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琼生也并没有否认莎士比亚的拉丁语水平，只是说他懂拉丁文不多（small）；而且单从字面上看，琼生甚至也没有完全否认莎士比亚的希腊语水平，因为他没有说“没有希腊”（no greek），而是用了一个比较级“更少”（less）。[8]

总之，琼生这首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信息，但完全不能作为一个关于莎士比亚古典学识问题的定论来看待。然而作为莎士比亚生前的友人，琼生的“少拉丁”与“更少希腊”这个评价被后世不断地断章取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为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定下一个基调，并在长时间内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基本事实。在此之后的200余年间，大部分莎学家们都以此作为考察莎士比亚古典学识问题的前提，即便有少数学者试图提出异议，争论的焦点也不外乎这样的问题，即莎士比亚到底是不屑于学习古典知识，还是即便学习了也不屑于在创作中通过引经据典来卖弄学问。

其实在莎士比亚和琼生都还在世的时候，琼生的博学与莎士比亚的“不学”就已经成为明显的对比。大概在1615年左右，一位署名F.B.的作者[9]用诗体写了一封信给琼生，在提到自己写此信的风格时，作者说道：

如果我还有些学问的话

我应该尽量不在这里卖弄学问

不用学问来把这封信变得晦涩

正如我们的后人所应该了解莎士比亚最好的那些成就

未来的布道者要恰如其分地展示给他的听众

一个普通人在仅仅凭借自然之微光的照耀下

能走多远[10]

这应该是除了莎士比亚本人之外，最早将莎士比亚看作自然诗人的评论之一。这位署名 F.B.的作者如果真的是剧作家鲍芒的话，那么他在这里对莎士比亚这位同行的评价就很有意思，一方面他预言了后世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因为自然正是后世赋予莎士比亚最重要的特点；而另一方面，考虑到鲍芒是在写给琼生的信中提到莎士比亚，但莎士比亚又是两人共同的竞争对手，这也意味着鲍芒的话很可能并不是对莎士比亚的褒奖，而是指出了他的缺点，大意是莎士比亚充其量是一个未来布道者口中的例证，证明了一个没有学识的人在戏剧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不过这至少说明，在莎士比亚和琼生都还在世的时候，琼生的博学与莎士比亚的“不学”就已经成为明显的对比，莎士比亚与琼生也分别成为自然与艺术技巧的代表。而且莎士比亚也不断自认不学，多次称自己所依赖的是自然，而非技艺。这种思想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多有表现，比如在第78首中，诗人赞美诗神，承认诗神能让博学的人锦上添花，但最后却对其说道：

但对于我，你就是我全部艺术，

把我的愚拙提到博学的高度。

此诗的言外之意便是，诗人自知自己不学，无法靠学识写诗，完全依靠诗神的帮助，后世将莎士比亚视为对抗技艺的诗歌天才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在第85 首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再次将“我的哑口无言的真诚”与他们“经过艺神雕琢的名言”进行对比，只是为了说明“我对你的爱，虽拙于辞令，行动却永远带头”。在《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的献词中，莎士比亚也将这首诗称为“未经雕琢的诗句（unpolished lines）”。

在这种情况下，在莎士比亚去世之后，他的不学很快便被后人也贴上了“自然”（nature）这个标签。早在1640年，就有人用“自然”来标榜莎士比亚。当时的诗人和翻译家伦纳德·迪格斯（Leonard Digges，1588—1635）在为《莎士比亚诗集》写的一首序诗中说道：

只有自然对他有所助益，因为翻遍此书

你会发现他没有引用

任何一句希腊文，也没模仿任何拉丁文

甚至没有借用任何其他语言。[11]

托马斯·福勒（Thomas Fuller，1608—1661）在 1662年出版的《英国名人传》（The history of the worthies of England）中也认为莎士比亚是“Poeta non fit sed nascitur（天生的诗人）”，[12] 并说莎士比亚像钻石一样生来就不需雕琢，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他的艺术”。[13] 福勒紧接着还非常生动地形容了莎士比亚与琼生两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他与琼生之间有许多斗智（wit-combat），我觉得就像是西班牙的巨型盖伦战舰（great Galleon）和英国战艇（man-of-war）间的对决：琼生就像前者，学识超群，表现得坚实却缓慢；莎士比亚则像后者，体量虽小却轻盈迅捷，用他的智慧和对各种风向的创造性利用，应付各种浪潮。”[14] 福勒这个也许是无意间想到的比喻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已经暗示出两层含义：第一，莎士比亚能够代表英国，而本·琼生则不能；第二，英国在1588年的海战中成功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逐渐确立了海洋霸权，并走上了称霸世界的道路，这也预示着莎士比亚终将在这场智力的角逐中胜出，并走出英国走向世界。

早期莎评家中许多人都有类似说法，限于篇幅我们不再一一讨论。总之，莎士比亚的不学一开始并没有被视为他的优点，但当“自然”成为他的一个重要标签，从而与琼生的博学和技艺（art）相对立之后，人们逐渐开始将其视为他的优点和特质。这个变化过程很复杂，是许多种历史因素相互角力相互影响的结果。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继承了古代的摹仿说，认为艺术是对自然或人性的摹仿，但当时的艺术家同时又以古代艺术为摹仿的典范，因此注重追求的是一种技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两者不可偏废。但是到了17 世纪后期，随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和民族国家的诞生，逐渐开始有人将莎士比亚视为英国的民族诗人，并以莎士比亚的“自然”为工具对抗法国古典主义的文化入侵。伊顿的黑尔（Hales of Eton）是较早从这个角度解读莎士比亚的人，并以此为莎士比亚的不学进行辩护。他对莎士比亚的辩护非常有名，在17、18世纪广为流传。莎士比亚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1674—1718）在他的莎士比亚传记里记载了这件事：

在约翰·萨克林、威廉·德维南特（Sir William D'Avenant，1606—1668）、恩底弥翁·波特（Endymion Porter，1587—1649）、伊顿的黑尔先生以及本·琼生之间有一个对话；约翰·萨克林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热情地反驳了本·琼生对莎士比亚的指责；黑尔先生则一直坐着没有说话，听着本一再指责莎士比亚不学、不了解古代先贤，最后他告诉本，如果说莎士比亚没有阅读古人的话，他恰恰也没有从古人那里偷窃任何东西；而且如果说他也写出了古人所擅长写作的内容的话，那说明同样的内容是莎士比亚自己所创作。[15]

这是一段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对话，著名戏剧家约翰·德莱顿在17世纪时就曾提到过此事。德莱顿自己在替莎翁的不学辩护方面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在1668年出版的著名的《论戏剧诗》（An Essay of Dramatic Poesy）中，他为莎士比亚辩解说：“那些指责他不学的人们反而会给了他更高的褒奖。他的学识浑然天成；他无需带着书本这副眼镜来阅读自然，他能直视自己的内心，并在那里找寻到她。”[16] 另外，德莱顿还有一段不太被人注意却更有代表性的话：“在我们民族的所有作家中，莎士比亚像是一只孑然独立的不死鸟；他在充盈的自然（bounteous Nature）中获得了一个伟大诗人和优异雄辩者的所有补给；只有对他这样的人我们才敢说，如果他有更多的学识的话，也许就不会成为这么伟大的诗人。”[17]

于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观点在17、18 世纪开始形成，那就是将莎士比亚的“不学”视为天才与自然的结合，甚至等同于英国戏剧的特质与荣耀。因此，18 世纪初，当一位批评家查尔斯·吉尔登（Charles Gildon，1665—1724）试图反驳琼生的说法，认为莎士比亚有学识的时候，当时的另一位批评家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1658—1734）就回应道：“所有让莎士比亚有学识的人，尤其是认为他有古典学识的，都应被视为贬低伟大的英国荣耀的人。”[18] 因为莎士比亚在没有古典学识的情况下能达到甚至超越法国戏剧的成就，本身就是英国的骄傲。

这里涉及18世纪莎士比亚评论的一个重要语境，那就是评论家们逐渐把莎士比亚视为代表英国诗歌的民族诗人，并用他来对抗法国通过古典主义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莎士比亚被视为天赋异禀的“自然之子”，与法国从古代作家那里继承而来的“新古典主义”所讲究的“艺术”（art）相对立。因此，莎士比亚的“不学”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是优点，被伴随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出现的英国民族主义情绪所宣扬和赞美。在这种大环境下，莎士比亚的“不学”被进一步强化，以至于18世纪的莎学家如亚历山大·蒲柏等人即便想对琼生所建立的这个传统有所挑战，但也只能采取一个较为温和而折中的态度，声称莎士比亚并不是对古典知识一无所知。

不过，随着莎学研究的深入，莎学家们对莎士比亚古典学识较为客观的考察也在18 世纪后期开始出现。1746年，英国学者约翰·厄普顿（John Upton，1707—1760）在一本叫作《莎士比亚评论》（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Shakespeare）的著作中试图通过一些模糊的、并不准确的平行对应来证明，莎士比亚其实很熟悉希腊和拉丁文学。这个并不严谨的著作在1748年出版了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有所扩展。同年，另一位叫作彼得·威利（Peter Whalley，1722—1791）的学者也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莎士比亚学识研究》（Inquiry into the Learning of Shakespeare），此书与厄普顿使用的方法一样，但比前者更不严谨，因此学术价值并不高。

到了1767年，终于出现了理查德·法玛尔（Richard Farmer，1735—1797）著名的小册子《论莎士比亚的学识》（Essay on the Learning of Shakespeare）。法玛尔所用的方法比较严谨，学术价值很高，但其结论却非常保守，他试图用一种经得起推敲的学术方法证明琼生的那句名言，即莎士比亚几乎没有任何来自一手资料的古典学识。这本小册子初版时只有50 页，但当年就出了第二版，增加为 95页。在第二版中法玛尔增加了一些新的证据，但结论保持不变，即莎士比亚所有的古典指涉几乎都来自英文翻译和二手资料。法玛尔的结论可以用他在此书中的两句话来概括：

莎士比亚也许记得儿时所学的hig hag hog，并将其放在了休师傅的口中；他也许从当时的一些作家和他自己与别人的闲谈中学习了一两句法语和意大利语；但是他的学习对象主要还是被限制在自然以及他自己的母语。[19]

相对于前人对此问题的讨论，法玛尔的方法比较科学，但他的结论却把这一问题拉回了琼生那个有失偏颇的论断。由于方法上的严谨，法玛尔的这本小书影响非常大，当时的大部分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研究非常有价值，比如重要的莎学家艾德蒙·马隆（Edmond Malone，1741—1812）就认为此书的结论非常令人信服；而18 世纪的文坛领袖人物约翰逊博士甚至认为法玛尔一劳永逸地为后人解决了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20]

因此，在法玛尔之后，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在18世纪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传统，即倾向于拒绝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不过应当指出的是，18 世纪的大部分莎士比亚批评家们在承认莎士比亚“不学”的同时，也不断宣称他不摹仿古人的典范是无罪的，这无疑更加强化了莎士比亚与“自然”乃至“天才”之间的联系，无形中将他抬高到了与古典作家比肩的地步，为他之后成为全欧洲对抗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英雄奠定了学理上的基础。

法玛尔的影响本身也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他引用了大量无可争议的文本证据，一时间很难反驳，短期内将莎士比亚的“不学”之说变为定论；而另一方面，从更长远的方向来看，法玛尔也开启了对于此问题的严谨学术研究，使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由各种各样的传说进入真正的莎学考证。自从此问题变成莎学研究的一部分，琼生与法玛尔的“莎翁不学”这一论断便被一代代的莎学家不断拷问，并被逐渐推翻。到了19 世纪，莎士比亚已经完成了在文学和文化领域的经典化过程，不仅成为英国的民族诗人，而且借着浪漫主义运动的春风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偶像，莎翁崇拜成为一种大范围的文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法玛尔的影响还在继续，但也有学者开始试图从同样专业的角度来反驳法玛尔。

一位叫作威廉·麦吉恩（William Maginn，1794—1842）的英国批评家在1839年发表了长篇论文《论莎士比亚的学识》（On the Learning of Shakespeare），系统地考察了莎士比亚掌握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现代欧洲语言的可能性。在一篇名为《莎士比亚在学校学了什么》（What Shakespeare Learnt at School，1879）的长篇论文中，英国学者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Spencer Baynes，1823—1887）详细考察了莎士比亚的教育和求学情况，并从中推测出莎士比亚的学识和能力。到了1880年，法国批评家保罗·施塔普费尔（Paul Stapfer，1840—1917）的著作《莎士比亚与古典遗产》（Shakespeare et l'antiquité）被翻译成英文，在英美学术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著作都在某种程度上反驳了法玛尔的观点，证明了莎士比亚具有一定的古典学识。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莎士比亚的学识问题上与法玛尔观点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开始出现，英国批评家约翰·丘顿·柯林斯（John Churton Collins，1848—1908）在一篇名为《作为古典学者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s a Classical Scholar）的论文中列举了许多文本证据，试图证明莎士比亚不仅非常熟悉拉丁文，而且能够通过拉丁文接触到许多希腊文学，因为他熟读过当时许多希腊文学的拉丁译本。此文被收录在柯林斯的《莎士比亚研究》（Studies in Shakespeare）一书中。

20世纪上半叶，英美学术界对莎士比亚古典学识问题的讨论非常多，但不管是莎学家还是古典学家，大家都更专注于一个问题，即莎士比亚究竟有没有能力通过拉丁文（乃至希腊文）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原文。20 世纪的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莎学家们一般比较倾向于赋予莎士比亚更好的拉丁语水平，而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古典学家们则倾向于将莎士比亚的拉丁语水平最小化。由此可见，莎学家们的“莎翁崇拜”心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总体上看古典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要更客观一些。

纵观20世纪相关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著名莎学家托马斯·鲍德温（Thomas W.Baldwin，1890—1984）。鲍德温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学术功底扎实，他于1944年出版了两卷本、厚达1500余页的巨著《莎士比亚的“少拉丁”与“更少希腊”》（William Shakespere's Small Latine and Lesse Greeke）。此书百科全书式地再现了莎士比亚时代文法学校的古典教育情况，并根据这些事实考证的结果对莎士比亚的文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对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进行了推理和论证，成功地证明莎士比亚具有相当程度的拉丁语水平。由于资料翔实可信，考证精细微妙，鲍德温的结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因此，他的这一研究成果迄今为止仍然是有志于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的首要参考书。除了《莎士比亚的“少拉丁”与“更少希腊”》，鲍德温还著有《莎士比亚的学前班》（William Shakspere's Petty School，1943）、《莎士比亚的五幕剧结构》（William Shakspere's Five-Act Structure，1947）、《论莎士比亚诗歌的文学遗传》（On the Literary Genetics of Shakspere's Po ems & Sonnets，1950）和《论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遗传》（On the Literary Genetics of Shakspere's Plays，1959）等专著。在这些专著中，鲍德温系统地讨论了莎士比亚对古典知识的了解和应用等问题。鲍德温的专著均以严谨和不厌其烦的考据著称，对考察莎士比亚的学识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2年，古典学家汤姆森（J.A.K.Thomson）出版了《莎士比亚与古典学》（Shakespeare and the Classics）一书，其观点相对鲍德温来说更加保守，但作为古典学家中研究这一问题的代表作品，此书在20 世纪的影响很大，仅次于鲍德温的《莎士比亚的少拉丁与更少希腊》。对于莎士比亚有没有通过拉丁文原文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这一问题，汤姆森的研究方法更加严谨，甚至可以说是苛刻，他认为如果要通过莎士比亚与古典文学的文本对应来证明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那么被考察的文本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文本所反映的对应思想本身有与众不同之处，即这是一种不太可能在莎士比亚本人那里独立产生的思想。第二，这种思想的“用词”必须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暗示了在莎士比亚的头脑里有一个原始文本。如果没有这个转折，说明莎士比亚很可能在用翻译的文本。[21] 汤姆森用这两点考察莎剧文本，但发现经得住考验的证据并不多。因此，“莎士比亚只是一个草率的古代作品阅读者，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不是拉丁文学者，只要手头有译本就会去读译本，只在好奇心被激起的时候才会去查阅原文”[22]。

著名莎学家约翰·多佛·威尔逊（J.D.Wilson）也参与了相关讨论，在发表于莎学界的权威年刊《莎士比亚观察》（Shakespeare Survey）第10 卷的《莎士比亚的“少拉丁”——有多少？》（Shakespeare's“Small Latin”—How Much？）一文中，威尔逊综合评述了当时已有的研究，倾向于认同汤姆森的观点，即认为莎士比亚能够在需要的时候阅读拉丁文原文，但大部分时候他并不这么做，他更熟悉的显然是古典文学的各种英译本。

20 世纪后期至今，学者们对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兴趣依然不减，新一代学者中以查尔斯·马丁戴尔和罗伯特·米欧拉为代表，继续执着于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罗伯特·米欧拉（Robert S.Miola）分别在1992年和1994年出版了两本书：《莎士比亚与古典悲剧：塞内加的影响》（Shakespeare and Classical Tragedy：Influence of Seneca）和《莎士比亚与古典喜剧：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影响》（Shakespeare and Classical Comedy：Influence of Plautus and Terence）。米欧拉的著作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部分出发考察了这三位罗马剧作家对莎士比亚的影响，成为这一领域里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查尔斯·马丁戴尔（Charles Martindale）等人则出版了《莎士比亚对古典遗产的使用》（Shakespeare and the Uses of Antiquity：An Introductory Essay，2005）和《莎士比亚与古典学》（Shakespeare and the Classics，2004）等一系列专著或论文集，马丁戴尔的这些成果虽然在研究上更加深入，但基本上继承了汤姆森等人较为保守的观点。

作为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2013年科林·巴柔（Collin Burrow）出版了《莎士比亚与古典遗产》（Shakespeare and Classical Antiquity）一书，提出了莎士比亚对古典文学的了解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变化的，这一观点无疑也是对前辈学者的一种补充。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莎学史上，莎士比亚的古典知识水平问题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莎士比亚的阅读问题、作者身份问题、题材来源问题等诸多问题息息相关，关于这些我们会在附录里进行相应的讨论。

[1]第三对开本（1663—64）以及第四对开本（1685）中增加了包括《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在内的七部莎剧，分别是：《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Sir John Oldcastle）、《约克郡悲剧》（A Yorkshire Tragedy）、《伦敦浪子》（The London Prodigal）、《清教寡妇》（The Puritan Widow）、《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Lord Cromwell）和《洛克林》（Locrine）。这些增补使莎剧总数短期内达到了四十三部，但后来经过18世纪的莎剧编辑们考证，这七部剧中只有《佩利克里斯》最后被认定为莎剧。

[2]这部文集的全名为《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与悲剧》（Mr.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Histories，& Tragedies）。

[3]斯特拉福镇圣三一教堂的教区牧师约翰·沃德（John Ward）在1661年的日记中曾提到三位诗人本·琼生、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和莎士比亚在1616年四月聚会，而且莎士比亚正是因为这次聚会后感染风寒而死。（a merry meeting and it seems drank too hard，for Shakespeare died of a fever there contracted.）参见S.Schoenbaum的Shakespeare's Lives第120 页，Schoenbaum认为此说法是可信的。

[4]G.B.Harrison，England in Shakespeare's day，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8.p.207.

[5]T.W.Baldwin，William Shakspere's Small Latine&Lesse Greeke Vol.1，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44，p.6.

[6]T.W.Baldwin，William Shakspere's Small Latine&Lesse Greeke Vol.1，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44，p.6.

[7]根据德鲁芒德的记载，琼生曾明确告诉他“莎士比亚缺少艺术（wanted art）”，而在琼生死后出版的一部《杂集》（Timber，or Discoveries Made upon Men and Matter）中，在提到《裘力斯·凯撒》中的一些荒唐可笑的描写之后，他对莎士比亚的总体评价是“他的优点补偿了他的缺点，被赞扬的地方多于需要原谅的地方。”这应该才是琼生对莎士比亚的真实评价。参见G.B.Harrison的England in Shakespeare's day第210—211页。

[8]因此，卞之琳先生将其译为“更不通希腊”似有不妥，还是“更少希腊”比较准确。

[9]这封信在1921年才被发现，写作的时间也不确定，大概在1608年至1615年之间，学界一般认为作者正是与莎士比亚和琼生同时代的剧作家弗兰西斯·鲍芒（Francis Beaumont）。

[10]E.K.Chambers，William Shakespeare：A Study of Facts and Problems，Vol.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p.70.

[11]Brian Vickers，ed.，Shakespeare：The Critical Heritage，Volume 1，1623—1692，London：Routledge，1974，p.27.

[12]Thomas Fuller，The history of the worthies of England Vol.3，London：T.Tegg，1840，p.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