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作为西方文学史上最受人瞩目的作家之一，莎士比亚无疑吸引了全世界学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目光，歌德的那句“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早已成为各国学者的共识。希腊和罗马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文艺复兴时期正是整个欧洲知识界重新发现并认识希腊罗马文化的历史变革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作家无疑会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对古典文学和文化的了解成为当时“博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毫无疑问，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也常常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下进行文学创作活动。
然而长久以来，“不学”却是许多人对莎士比亚的固有印象。“少拉丁，更少希腊（small Latin and less Greek）”，这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作家本·琼生在莎士比亚死后对他的评价，这个评价奠定了后世对莎翁“不学”的基本认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莎士比亚不喜欢引经据典并不意味着他的无知，数百年来不断深入的莎学研究持续拷问着琼生的这句名言。在莎士比亚逐渐成为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偶像之后，甚至有不少人试图完全推翻琼生的判断，继而证明莎士比亚的博学以及他对希腊罗马文学的了解。那么，莎士比亚到底懂不懂拉丁语和希腊语？他究竟了解多少古希腊罗马文学与文化？他的古典文学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古典文学又是如何影响了他的创作？这些都是17世纪以来的莎学家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三百余年来[1]，西方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约翰·威尔茨（John W.Velz）教授在其所编写的《莎士比亚与古典传统：相关评论指南——1660—1960》（Shakespeare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A Critical Guide to Commentary 1660—1960）一书中列举并简要介绍了300年间与这一问题有关的专著或论文，共计2483个条目；而刘易斯·沃克（Lewis Walker）于2002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与古典传统：相关论著提要——1961—1991》（Shakespeare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61—1991）则可以被看作是威尔茨那本书的续篇。沃克在此书中介绍了20世纪下半叶30年间与这一问题有关的专著或论文，共计3120 个条目。如今，又过去了三十年，国外莎学界仍然不断有相关专著和论文问世，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以及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程度。
总的来说，莎士比亚与古典文学的关系问题或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可以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两部分，其中外部研究主要是考察莎士比亚的相关生平记录、当时的古典作品传播情况、当时的文法学校教育情况等等。由于莎翁生平资料的匮乏和其他资料的有限，外部研究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其实并不多。因此，文本内部研究才是该问题的重点所在。内部研究较为复杂，在我们看来，起码可以分为古典文学对莎士比亚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行研究三种。根据这样的基本划分，我们会在本书的前半部分用一定篇幅对相关问题的外部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后半部分则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文本内部研究。
在文本内部研究方面，鉴于国内学界目前对此问题关注并不多，也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自身能力与篇幅等因素的限制，我们决定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研究：如果莎士比亚与古代作家之间有明确的文本细节对应关系，那么这些对应无疑可以证明直接影响的存在，比如莎士比亚对奥维德的《变形记》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明显借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将精力主要集中在这种直接影响上，进而研究直接影响的来源问题。而在找不到文本细节上的对应来证明直接影响的情况下，我们会适当兼顾间接影响和平行关系问题。
因此，在直接影响研究方面，我们会以莎士比亚与古典文学之间的文本细节对应为主要考察对象。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文本细节对应是以成句或成段的对应为主——不论这种对应是来自当时的翻译资料，还是来自古典文学的拉丁文或希腊文原文；在文本证据不足而不能确定这种直接影响的时候，则需要将各种可能产生影响的情况进行一定说明。
关于如何通过文本间的对应关系来判断莎士比亚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也有几点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虽然莎士比亚文本中对古典神话有只言片语的指涉，其对各种人物名称的指涉也似乎处处都带有古典文学影响的痕迹，而且这些指涉本身也具有统计学意义和一定的参考价值，反映出莎士比亚的古典神话知识，但却不能作为莎士比亚受到古典文学直接影响的确证。正如古典学家汤姆森（J.A.K.Thomson）所指出的，在伊丽莎白时代，古典神话几乎无处不在，莎士比亚除了阅读以外，还有许多方式可以接触到古典神话，甚至连当时的文盲也能说出许多神话人物的名字。[2] 在研究莎士比亚的神话指涉时，鲁特（R.K.Root）教授也曾明智地指出，要区分泛泛的指涉和明确的、带有细节的指涉，比如如果只提到赫拉克勒斯的功绩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因为这是当时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的、脍炙人口的神话常识，但如果莎士比亚能说出赫拉克勒斯之死的细节的话，便能够说明他受到了奥维德等人的影响。[3]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参考著名莎学家多佛·威尔逊（J.D.Wilson）教授对《威尼斯商人》第五幕第一场开篇这段对话的分析：
罗兰佐：好皎洁的月色！微风轻轻地吻着树枝，不发出一点声响；我想正是在这样一个夜里，特洛伊罗斯登上了特洛亚的城墙，遥望着克瑞西达所寄身的希腊人的营幕，发出他的深心中的悲叹。
杰西卡：正是在这样一个夜里，提斯柏心惊胆战地踩着露水，去赴她情人的约会，因为看见了一头狮子的影子，吓得远远逃走。
罗兰佐：正是在这样一个夜里，狄多手里执着柳枝，站在辽阔的海滨，招她的爱人回到迦太基来。
杰西卡：正是在这样一个夜里，美狄亚采集了灵芝仙草，使衰迈的埃宋返老还童。[4]
不难看出，莎士比亚在这几句对话里集中提到了好几个古典神话故事，第一个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故事；第二个是皮拉摩斯与提斯柏的故事；第三个是狄多与埃涅阿斯的故事；第四个是美狄亚与埃宋的故事。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指涉都不是简单的人名指涉，而是有人物也有情节，但威尔逊教授指出，第一个故事几乎完全来自中世纪传统，不是古典时代的产物，后面三个故事虽然在奥维德那里都有记载，但在乔叟的《贞女传奇》（The Legende of Good Women）中也可以找到，而且乔叟的描写甚至和莎士比亚的这段话更接近一些。也就是说，莎士比亚不通过奥维德也完全可以了解到这些故事，而且他在这里确实很可能只是参考了乔叟的描写而已。不仅如此，莎士比亚在这里还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奥维德与乔叟所描写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在海滨等待忒修斯（Theseus）的情景放在了狄多与埃涅阿斯身上，这说明莎士比亚对神话素材的使用是有一定创造性的，但同时也是比较随意的。[5] 因此，虽然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此类对于古代神话人物的指涉，但并不一定都能说明某位具体的古代作家对他有直接的影响关系，这种影响很可能也往往是间接的。
第二，主题或思想上的对应虽然能够反映出莎士比亚受到了古典时期的影响，但很难说明他受到了某个特定古典作家的直接影响，我们一般不会对此进行深入考察，即便考察也会根据这种思想的流行程度等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贺拉斯在《颂诗集》中曾自信地说：
我完成了这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恒久，比皇家的金字塔更巍峨，无论是饕餮的雨水，还是狂暴的北风，还是飞逝的时光和无穷年岁的更替，都不能伤它分厘。……后世的颂扬将让我长青不朽。[6]
同样，奥维德在《变形记》的结尾也说道：
我的作品完成了。任凭朱庇特的怒气，任凭刀、火，任凭时光的蚕食，都不能毁灭我的作品。时光只能销毁我的肉身，死期愿意来就请它来吧，来终结我这飘摇的寿命。但是我的精粹部分却是不朽的，它将与日月同寿；我的声明也将永不磨灭。罗马的势力征服到哪里，我的作品就会在那里被人们诵读。如果诗人的预言不爽，我的声明必将千载流传。[7]
此外，在《爱经》的结尾奥维德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诗作在我死亡以后长存于世”。[8]
诗歌能够战胜死亡并与时间对抗，这样的主题在伊丽莎白时代应该是十分流行的，它也不断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为了与你相爱，我将向时间提出挑战，它使你枯萎，我令你移花接木换新装。”“如果那时候你有子孙健在，你就双倍活于他身和我的诗行。”“然而你永恒的夏季却不会终止，你优美的形象也永远不会消亡，死神难夸口说你在它的罗网中游荡，只因你借我的诗行便可长寿无疆。只要人口能呼吸，人眼看得清，我这诗就长存，使你万世留芳。”“时光老头啊，凭你展淫威、施强暴，有我诗卷，我爱人便韶华常驻永不凋。”“他的美将长留于这些墨染的诗行，行行诗不老，诗里人自万古流芳。”“凡有活人处你便活在人口，你与天齐寿，全仗我笔力千钧。”“你也能凭我的诗行如坚碑长在，而暴君的勋徽与铜墓将化作埃尘。”[9] 这些诗句与贺拉斯和奥维德等人在主题和思想上都很相似，然而，文学主题可能通过各种媒介在历代作家间流传，很难说明莎士比亚究竟参考了哪位古典作家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关于这一点国外莎学界有大量相关研究，并得出了许多积极的结论，但将影响研究大而化之、试图通过主题的相似性证明莎士比亚对古典文学的熟悉，却有一种莎翁崇拜思想在作祟，其方法并不一定可取，这样的处理往往只会让莎士比亚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关系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面对这种对应关系，除非有文本细节上的进一步对应，否则我们大部分时候会选择放弃讨论。
第三，相对于前两种，情节上的对应关系还要更复杂一些。在文本直接对应的基础上，我们偶尔也会兼顾莎士比亚文本与古典文学在情节上的对应关系，但这些对应关系往往与间接影响有关，很难被完全证实，比如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与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之间在情节上有对应关系，虽然大部分莎学家认为这种对应说明莎士比亚直接参考了普劳图斯的这部作品，甚至认为他读的就是拉丁文原文，但这仍然不能算是定论，媒介证据的缺失是此类研究的主要问题。诸如此类情节上的对应关系有时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深化我们对莎士比亚与古典文学传统之间各种复杂联系的认识，但并不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因此，面对莎剧中复杂纷繁的古典文学指涉，我们认为只有文本细节层面成句成段的对应最能反映出莎士比亚对古典作家的真正了解。在著名的《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一书中，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教授在谈到莎士比亚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时曾经总结过判断文本是否直接关联的几个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证明某位作家读过或很可能读过另一人的作品。然后，必须表明两人在思想和意象上是极为相似的。第三，二者在结构上应该存在清晰的对应关系：比如推理的步骤、句子的结构、词句中词语的位置，或者同时满足多种或全部上述对应关系。[10]
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目前的研究，也就是说，同时满足以上三个原则的文本对应是我们所要考察的重点，也是古典文学对莎士比亚最有说服力的实际影响。
不过，在难以考证出实际影响的情况下，莎士比亚作品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平行对应关系有时也能够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有不少学者从平行比较的角度去研究其背后的深层次人类精神的共通之处，这一点在莎士比亚与希腊文学——尤其是希腊悲剧——之间的关系方面尤其明显，也产生了许多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对此我们会在考察莎士比亚与希腊悲剧的关系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加以讨论。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戏剧常常是剧作家们合作的产物。今天被收入各种莎士比亚文集中的这些戏剧作品，有些实际上也是莎士比亚与他人合作的成果。因此，像《两个贵亲戚》和《爱德华三世》等疑剧中到底有多少出自莎士比亚本人的创作向来都是莎学界的难题。而如今的莎学家们甚至清楚地意识到，一般被较早归入莎剧的如《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雅典的泰门》《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亨利八世》等剧中也应该有其他剧作家参与创作的痕迹，尤其是《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这部作品，其中有不少对拉丁文原文的引用，有学者便认为这些拉丁文是出自另一位剧作家乔治·皮尔之手，所以并不能反映莎士比亚对古典文学的了解。我们认为，在没有手稿存世的情况下，类似这种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与其将问题复杂化，不如搁置争议，先把莎剧文本中的古典指涉梳理清楚再说。
总之，莎士比亚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基督教的影响依然强大，古典思想开始大规模复兴，而包括哥白尼、马基雅维利、蒙田在内的各种新思想也在萌发和传播，莎士比亚所受到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古典文学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种复杂的影响和对多种影响源的消化吸收成就了莎士比亚的伟大。因此，考察古典文学对莎士比亚的影响，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莎士比亚的复杂性，进而揭示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这个文学之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注明译者或版本的以外，本书中的所有莎剧引文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六卷版，因此只标明场次，不再单独标注出处。本文中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的引文出自杨周翰、席代岳等先生的汉译本，均已在文中有所标注，因此并未单独说明出处。此外，全书最后附上两篇与莎士比亚和古典文学传统这一题目有关的两篇文章，第一篇从莎学史的角度考察了与本书内容相关的几个问题，第二篇简单梳理了莎士比亚与古代宇宙论的关系。
[2]J.A.K.Thomson，Shakespeare and the Classics，New York：Barnes & Noble，Inc.，1952，pp.36-38.
[3]R.K.Root，Classical Mythology in Shakespeare，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03，pp.2-3.
[4][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6][古罗马]贺拉斯：《贺拉斯诗选》，李永毅译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9]以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均引自《莎士比亚全集（增订本）》第八卷，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10][美]吉尔伯特·海厄特：《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王晨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