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产业政策无用论的逻辑缺陷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难，而作为以往国民经济增长火车头的工业更是成为效率和效益恶化的重灾区。2003年以来，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2006年前后出现负增长。2012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更是由正转负。在生产效率（增速）下降的同时，企业家直接关切的企业效益指标亦不断恶化。2009年以来，制造业企业留利和折旧基金占比持续下滑，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加大。内部效率和效益的双重下滑，发达国家抑制和后发国家追赶的二元挤压，促使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积极思考和寻求破解中国制造业困境的出路。

由于中国以往的产业政策涉及范围广、干预程度深，在工业内部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开始集中爆发的时候，学术界有关工业发展症结的矛头也很自然地指向了政府和产业政策。例如，伍晓鹰认为，提高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为“经济利益中性”的政府，从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1]。江飞涛等认为，强化选择性产业政策是导致2003年以后中国工业生产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转换，过去长期奉行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工业发展的内外需求，政府应放弃干预市场、替代市场的选择性产业政策，转为实施增进市场功能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提供制度条件、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等普惠性政策方面[2]。显然，以上学者认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是阻碍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和生产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另有学者在批评中国产业政策的路上走得更远，他们不仅否定选择性产业政策，甚至认为产业政策必定失败，并进一步提出应当废止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的政策主张[3]。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产业政策无用论观点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如张维迎[4]在论证产业政策无用时提出，因为“人类未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意味着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不可能激励创新。企业家跟着政府产业走，那不可能是创新的企业家。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自由公平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扶持”。我们对产业政策无用论的批评是，这种抽象的理论演绎由于抹杀了现实世界中产业政策具体形态的丰富性和动态性，而出现理论推演看似严谨但政策主张却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的现象。

首先，具有高成长性的更加复杂的战略性产业是不是可以识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发展阶段。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发展阶段的调节，并不存在绝对无效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当后发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其产业结构尚不完整，而资本又相对稀缺，有限的资本和公共政策资源如何在不同的产业和领域间配置成为影响该国经济增长绩效的重要因素。此时，政府必须选择特定的战略性产业并通过产业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向这些产业集中。而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经济学家所揭示的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为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对标和参照。也正因此，“根据任何合理的（经济学）标准，无论是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鼓励出口政策还是70年代有针对性的重工业刺激政策，都非常成功”[5]。而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负面效应越来越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正是如此——在中国产业结构日臻完备、技术水平日益接近技术前沿的时期，政府仍然大范围地、深度干预要素在产业之间的配置。可见，在给定政府具有发展导向的前提下，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取决于该国的发展阶段。随着一国产业结构的日臻完备和技术水平向全球技术前沿的拓展，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会下降，但并不存在绝对无效的选择性产业政策。

其次，产业政策无用论忽视了产业政策实践的动态发展，其政策引申已经不符合最新的产业政策实践。产业政策无用论严厉地批判政府作为决策主体来“选择”战略性产业。诚然，政府的选择能力可能低于企业家，然而，这样的论据却并不能推演出产业政策无用的观点。虽然，以往发达工业国家的优先领域选择包括长期以来中国产业政策中优先领域的选择确实主要由政府来执行，然而，近年来，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产业政策涉及的优先领域选择恰恰是由企业家、技术专家和科学家共同完成的，政府并不是优先领域选择的决策者，而仅发挥协调和组织的作用[6]。在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传统中，由于强调市场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进而强调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主要作用不是选择胜者，而是创造环境促进企业多样化的探索和企业家精神的焕发[7]。因此，奥地利学派只是强调政府应当发挥不同的作用，却并没有完全否定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作用。产业政策无用论在提出政策主张的时候，显然陷入了“或者政府，或者市场”的简单二分法，而根据本国文化传统或制度特征不断强化政府和企业在产业政策制定或实施过程中的密切合作，恰恰是近年来发达工业国家产业政策实践的主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更愿意使用“结构性产业政策”而不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一词来表达产业政策的歧视性特征，因为选择性产业政策暗含了政府必定作为优先发展领域选择主体的误导，而结构性产业政策仅强调在特定的时期和竞争情境下产业政策资源的配置应当有优序和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