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战略先导产业确立领先优势的战略和政策
如欲在确立战略先导产业领先地位的同时又与全球制造业生产体系深度融合，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地锁定部分我国具有制度和能力优势的领域培育“人无我有”的杀手锏。虽然目前我国在5G、稀土加工、特高压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和产业优势，但这些优势都难以对美国核心利益和长期利益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而都不是能够支撑制造强国的“非对称竞争优势”。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核心特征的第四轮产业革命，为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窗口。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战略先导产业领域实现领跑，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微观基础，是我国成为制造强国必须完成的使命。虽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国涌现出以BAT为代表一批优秀企业，但总体上看这些交易型平台企业仍然是基于美国根技术的下游应用，只有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物联网和新一代数字经济根技术领域确立领先地位，我国才能真正成为在国家间产业竞争中掌握主动性的强国。
（一）在构建国际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战略先导产业领先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战略先导产业，也是美国技术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载体，要想对美国的持续施压形成有效反制，仍然要从数字经济相关技术和产业寻求突破。未来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必争领域，也是我国应作为战略反制加以重点培育推进的领域是工业互联网，这是因为，首先，工业互联网代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最有前景的战略性领域，是未来突破性技术高密度集聚融合的领域；其次，工业互联网是处于快速拓展期的新兴领域，各国都未形成绝对的技术或市场垄断优势，不仅易于在底层技术实现“去美国化”，而且存在构筑非对称优势的机会。
与欧洲共同发展新的工业互联网架构和技术标准，共同分享工业互联网巨大市场的经济利益，形成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市场和产业共同体，是未来我国形成工业互联网领先优势的有效战略。未来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趋势是通信技术和生产运营技术的融合，我国在通信技术方面具有全球领先优势，而德国等欧洲国家在生产运营技术方面全球领先，如果中欧能够优势互补地开放合作，将大大加速全球工业互联网技术和生态培育的进程。目前欧洲国家对于发展数字经济的态度整体上是非常积极的，《德国工业战略2030》和《面向21世纪欧洲工业政策宣言》等欧洲经济战略都特别强调要改变欧洲数字经济落后的局面，实现数字经济振兴。进一步地，欧洲国家并不希望在数字经济生态上完全受制于美国。如果能够推动我国华为、中兴等企业的信息技术优势与德国西门子、博世、施耐德等企业的生产运营优势以及法国达索、德国西门子等企业的工业软件优势的融合，同时在新的工业互联网生态中给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足够的产业位置和利益，完全可能与欧洲、日、韩共同推动一个全新的工业互联网生态的发展。为了提高工业互联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工业互联网技术架构、技术标准和协议的主导权可以由欧洲的标准组织掌握并推动形成，中国则主要通过对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大规模市场应用实现技术和市场领先。
在此战略指导下，积极培育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平台型企业应成为未来我国产业政策的重点。虽然过去二十年我国在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等交易平台领域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但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腾讯、网易等领先互联网平台企业都是针对国内市场需求的交易型平台企业，面向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够引领我国物联网发展的创新型平台企业尚未形成。虽然华为、中兴、三一重工、海尔等一批我国制造业企业已经在各自领域形成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独特能力，但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技术平台都是私有技术平台和产品平台，距离成为定义行业架构和标准的领先平台型企业还有很大差距。对此，应加强我国战略性技术和产业的组织协调和顶层设计，加强各产业管理部门的横向沟通协作，清除新技术产业生态管制和扶持的政策死角，解决产业政策碎片化问题。进一步明确国家重大项目等重大产业政策制定、实施的主要权利人和责任人，同时借鉴美国DARPA等机构的任务导向政策管理模式，通过导入成熟的项目管理流程大幅提升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效率。在产业部署方面，对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进行统筹部署，聚焦于通过跨产业垂直部署培育中国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型平台企业。产业政策应有效协调产学研各方，引导产业界发展自主技术标准、开辟新的技术路线，推动我国技术标准和产业生态与国际技术标准和产业生态相互嵌入融合。在与欧洲合作推进工业互联网等物联网技术发展以及培育中国物联网创新型平台企业方面，我国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应着力突出为推动全球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贡献中国独特的人才、科技和市场贡献，突出中国平台型企业的隐私保护、信息安全和公平竞争行为规范，而不是“对标”和“赶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从而提高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包容性。
（二）基于中国需求和全球领先市场重新定义传统产业技术
除了在工业互联网等战略先导产业实现技术赶超外，推动大量的传统高技术和中高技术产业实现由技术模仿和追赶到技术领先的跨越，也是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促进传统高技术和中高技术产业赶超领先的战略和政策要点，一是激励和支持本土企业充分利用中国市场需求的独特性，通过重新定义技术标准和产品实现技术领先。通常认为，技术赶超是技术机会和恰当的赶超战略交互作用的结果，而短技术周期产业（如通信、电子）由于会不断出现技术路线的替代和更迭，更有利于后发企业通过开辟新的技术路线实现赶超（中国可能在工业互联网等物联网领域实现赶超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些新兴产业的技术路线尚未确立），后发企业在长技术周期的成熟产业实现赶超的难度较大。然而经济史显示，后发企业在长技术周期的成熟产业实现技术赶超也不是全无机会，日本的汽车、家电等产业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颠覆式创新+持续改进”而实现对美欧赶超的。对于汽车、家电、工程装备等传统高技术或中高技术产业，架构创新是后发企业实现技术赶超的重要方式，而架构创新的核心是根据市场需求的差异性重新定义产品。中国市场需求具有超大规模的特征，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最终消费占全球的比重为11.6%左右，中国最终消费规模在世行界定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组中的占比高达46.9%左右，中国最终消费总额相当于欧元区国家总体水平的71.8%左右。超大规模市场为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从技术赶超的角度看，大规模市场并不是技术赶超的充分条件，或者说，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不是制造强国建设的充分条件。西班牙是全球除中国外高铁里程最长的国家之一，然而西班牙却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像德国、法国、日本一样的高铁技术能力，而仅仅是别国高铁技术和装备的用户。大规模市场优势并不必然导致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只有利用市场需求培育独立的技术能力才能实现本国产业的追赶，只有根据本国市场需求与领先国家的异质性重新定义技术、标准和产品，才能实现对领先者的超越。仍以高铁为例，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高寒、高温、地理条件复杂多样等极端气候地理条件对引进技术进行改进，根据中国互联互通的市场需求依托标准动车组开发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才是我国高铁装备在引进和正向设计基础上最终完成技术超越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总体上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的高技术和中高技术产业，面向“制造强国”的产业政策焦点，应是鼓励中国企业根据中国市场需求的独特性，特别是伴随着这些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形成的新的市场需求，开展架构性创新、甚至核心零部件和模块的重新设计，实现技术赶超。
促进我国传统高技术和中高技术产业赶超领先的另一个战略和政策要点，是以“融入本地化”为战略主线，加快推动中国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通过向发达市场国家“走出去”更直接地接入领先市场，整合利用全球高端创新要素。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和技术溢出是过去四十余年我国制造业技术学习的重要渠道。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美欧供应链安全意识的强化，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布局将更多地考虑产业链安全因素，而无人化生产范式的广泛应用，以及我国不断高企的要素成本，都会弱化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与安全驱动的供应链调整一道促进制造业向发达市场经济的回溯。为了顺应全球投资调整的趋势，同时也为了规避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未来我国制造业开放战略的重心应逐步由吸引跨国公司对内直接投资和鼓励中国企业出口转向支持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确保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损失最小。从技术赶超的角度，美、欧、日、韩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和赶超具有尤为重要的价值，首先，中国企业应通过占领这些领先市场保持深度嵌入美、欧、日、韩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通过利用当地的研究型大学、公共科研机构以及技术、工程人才流动，整合利用先进的科学、共性技术和工程技术；其次，通过与全球领先企业的直接竞争，不断改进运营效率，甚至开展突破性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最后，通过满足领先市场的本地需求，形成更加积极地用户互动，提升本地化能力和动态能力。与德、日、韩等制造强国更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发达经济市场的赶超路径不同，由于中国国内市场巨大，中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的全球化模式是“以国内对全球”，即利用国内资源生产产品、再以出口的方式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先企业开始在美、欧、日、韩等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全球科技要素开展研发活动，但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直接投资规模还非常有限，即便出现了类似吉利收购沃尔沃、美的收购库卡等案例，但这些逆向收购更多是出于技术吸收的目的，中国企业尚未进入以全球生产和科技要素直接面向发达市场竞争的“以全球对全球”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中国的汽车、家电、工程机械等产业在财务绩效方面可能好于部分欧、美、日、韩同业企业，但在能力方面与世界一流企业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通过更大规模的领先市场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从而形成卓越的动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