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优赉西北“降虏”的方略
（一）吴允诚超封伯爵
明成祖对西北边防的重视，还体现在册封蒙古降将吴允诚一事上。如前文所述，吴允诚本名把都帖木儿，系故元河西世宦，在甘肃镇守都督宋晟的招纳下率众归附，直接被加官右军都督佥事，仍居西凉。根据《明太宗实录》的记载，永乐十年（1412）成祖册封吴允诚为恭顺伯，所下敕谕云：
昨岁从朕北征，益克效力，妻子亦能秉心忠孝，不惑
邪，非尔德刑于家，何以致是。比阔脱赤等叛亡，尔率先追捕斩获有功，虽古名将何过哉。今特封尔为恭顺伯。[75]
当时成祖给甘肃总兵西宁侯驸马宋琥的敕谕中也言：“阔脱赤等逃叛，都督吴允诚首能率众追捕，忠诚可嘉，今已进封为恭顺伯。”[76]另据《明功臣袭封底簿》载，允诚在永乐十年因追捕凉州叛走达官都指挥阔台赤而封恭顺伯。[77]这里的“阔台赤”无疑就是“阔脱赤”。又《双槐岁钞》对阔脱赤叛走的情形有更具体记载，文曰：“部将胁其妻子，亦不肯叛，（吴允诚）乃擒叛者以献，累功封恭顺伯。”[78]这一记载可与《明太宗实录》中允诚“妻子亦能秉心忠孝，不惑
邪”的记载相对应。
依照明代常规军功标准而言，一次追捕叛臣与大功相去甚远，实难封爵。不过，吴允诚是较早率众归降成祖的鞑靼高官，他长期留居西北统御族众，实为明廷藩屏，在妻子被其他酋长挟持的情况下，吴氏仍对明朝忠心无二，因此成祖册封吴允诚有安抚归附达人并向塞外蒙古诸部展现朝廷皇恩的政治意图，吴允诚所领“恭顺”爵名的含义也在于此。
吴允诚有镇守将领与塞外“降虏”的双重身份，因此皇帝对他的册封也介于朝臣封爵与藩臣封爵之间，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军功，但又不可以一般武职的军功封爵来看待。吴允诚封爵不给“奉天靖难”之类的封号及散阶，初不定爵位流世，只有诰命，未给铁券，[79]这是由于他功勋较浅，封爵太骤，故被降杀礼遇，且朱棣需考验吴氏家族作为达官能否继续报效朝廷，故暂缓定其流世待遇。嗣后，成祖又纳吴允诚女为妃，[80]将吴氏由边庭降将抬升为当朝贵戚，以确保他们尽忠朝廷。永乐十五年（1417）吴允诚卒，第二年成祖准其子吴克忠承袭父爵，但克忠仍仅有诰命，不领勋臣铁券。[81]至洪熙元年（1425）正月，仁宗以外戚推恩加晋吴克忠为世袭恭顺侯时，才正式授予吴家世袭诰券。[82]此时吴氏已久效朝命，又联姻帝室，因而得以完全坐稳世袭贵胄的地位。
仁、宣两朝后，恭顺侯家族久居北京，其降臣、达官的身份色彩逐步淡化，而与其他勋戚混同。至天顺朝大学士李贤为吴克忠撰写神道碑时，仅言吴允诚“累以战功”获封，[83]这说明当时吴家有意回避祖先以降人优抚而得爵的史事，倾向于将自家归为累功封爵的武职。
（二）金忠的王爵之封
永乐朝还曾授予归附的鞑靼贵族金忠以王爵。日本学者和田清早已指出：“金忠虽系大酋，但并非北元宗室，明朝官方却把他的投降捏造成无比重大事件”，又夸大其身份为“鞑靼王子”，是因为明成祖第四次北征几无斩获，故用招降金忠“来作为差强人意的面子”[84]，以便宣称胜利班师回朝。这一观点是符合永乐二十一年北征的情形的，但招纳、册封金忠，无疑也是朱棣既有的安抚“降虏”的方略，与重用并册封吴克忠的做法相似。
永乐年二十年，故元太保不花六世孙也先土干因与鞑靼权臣阿鲁台不合，[85]故率众归降当时在漠北进征的明军[86]。明成祖大喜，赐也先土干汉名金忠，封他为忠勇王，赐燕享，令金忠座次居侯爵之后，伯爵之上，又赐随金忠来降的其外甥把台汉名蒋信，授予都督佥事职衔。[87]明代对内册封中，王爵只授予同姓宗亲，异姓诸侯生不得封王，部分公爵死后可追封至郡王一级。因此，金忠的忠勇王爵，在一定程度上与明朝所封蒙古和宁王阿鲁台、哈密忠顺王及朝鲜王、安南王等类似，属于对外藩少数民族首领的册封，不依据军功而论。如明末茅元仪《暇老斋杂记》认为，“典兵京塞”的忠勇王金忠与“羁縻”而封的鞑靼和宁王阿鲁台都是“降虏”封王。[88]又如南明永历朝时，孙可望求封王爵，援引“哈密之忠顺，金忠之忠勇”的成例，给事中金堡驳斥曰：“此夷狄也，国家因其夷狄之俗而王之耳。”[89]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成祖赐也先土干“金忠”之名，显然是取事汉代匈奴休屠王子金日
归留汉庭的典故，有意让金忠留居明廷效力。[90]金忠受封后确实久住北京，参与成祖北征、[91]宣宗巡边等各种军事行动，[92]又主持王妃册封等国家典礼，[93]这又与一般朝中勋臣的权责相仿。
可以说，金忠的“忠勇王”爵位介于外藩王爵与朝内公、侯、伯勋爵之间。比如金忠既领金印，又领诰券，[94]其金印应与专门颁赐给外藩、土官、西番国师的金印形制、属性相近，[95]而诰券无疑是明朝勋爵诰命铁券。另如仁宗葬礼时，朝廷命“公、侯、伯、忠勇王、外国四夷使臣”共祭一坛，[96]即把“忠勇王”单独列出，既不混于列侯，也不归于“外夷”。但也要看到，随着金忠久在明廷效力，他的身份渐与朝内勋爵趋同，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此有云，金忠以降人得王爵“奉朝请”，但职位又“非四夷封爵比”[97]。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如此重赉金忠，无疑是将金氏塑造为招抚政策的标志性人物来“明中国广大气氛”[98]。成祖在给金忠的册封敕书中特别强调，金忠是蒙古诸酋中“共畏服”者，转而又言：“今既稽首军门，数陈诚悃，以为天命在朕，不敢违越。”[99]由此可见，明廷是希望借助金忠的归附，足以达到“呼韩邪归汉，突厥颉利归唐”的强大宣传功效。[100]通过金氏的号召力，明廷就可进一步抚绥控驭迤北部众。[101]
金忠死后，其外甥蒋信在正统九年（1444）受封为忠勇伯，[102]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朝廷恩准蒋信降等承袭金忠的原忠勇王爵，如明末笔记《槎庵小乘》直云，金忠“封忠勇王，甥把台袭封忠勇伯”[103]。由于蒋信子蒋善早卒无后，忠勇伯爵未能继续承袭。[104]倘金忠、蒋信家族还有直系男丁，大概其子孙也会与恭顺伯吴氏家族一样，逐步融入明代勋戚群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