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述评

本书属于基于经济理论和国情特色的应用研究。作为宏观经济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总需求=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出口”明确指出：内需（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外需（出口）共同构成了决定国民产出的总需求动力；而消费需求的规模、投资增长的速度、出口扩张的强度以及居民消费意愿的高低、产业投资结构的平衡性、全球经济危机的市场冲击等都构成了一国经济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决定因素。可以说，国内外学者对内外需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外需规模和内外需结构两个层面，并且在基础理论日臻成熟的前提下，更多地聚焦于一国国情特色，开展针对国别经济特殊性的实证研究、针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研究以及针对宏观经济体系缺陷的对策研究。

1.2.1　国外研究成果及代表性观点

从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看，模式研究构成了内外需关系研究的主体。

20世纪80年代早期，克莱恩（Cline，1982）在考虑了国际市场需求限制因素后，提出外需依赖型的东亚模式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普遍化是不可能维持的。巴拉萨（Balassa，1989）反驳克莱恩的观点，指出向资本密集型出口的积极转变会改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发展中国家成功出口将增加对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进口，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

到20世纪90年代，艾尔迈德和哈恩威尔姆（Ahrmad and Harnhirum，1996）研究了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得出了经济增长能够引起出口增长，但出口增长却不会延续经济增长的结论。约翰森（Johansen，1998）随后的研究表明，短期内出口和内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但长期看这种双向关系并不显著，只有内需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内需对外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具有显著的催化作用。

进入21世纪后，国外学者对内外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加深。

（1）黄岑虎（Hock Tsen Wong，2008）也对东盟五国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行了计量研究，却得出了与艾尔迈德等不同的观点，即出口和居民消费扩张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双向因果关系，而投资和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却不显著。所以，稳健的经济增长与不断强化的出口和居民消费会自发形成良性循环，而投资和政府消费则要更强调结构策略。由此推论，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并不需要从出口导向彻底转为内需拉动。

（2）开普林斯基（Kaplinsky，2000）和埃尔图科（Ertuk，2001，2002）提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可能会引致贫困化增长的结果。20世纪末，大量发展中国家进入相对高级的生产部门，虽然带来了暂时的经济增长，却会因为产能过剩和价格下跌而导致更深刻的贫困。托马斯·帕利（Thomas Palley，2002）指出，东亚模式所依赖的外需优先的增长动力最终是不可持续的，甚至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危害：第一，将阻碍国内市场的平衡发展；第二，将使发展中国家置于彼此间的同质竞争中；第三，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置于与发达国家工人的冲突中；第四，将引起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第五，将导致出口产品附加值趋低，造成出口越多国家越贫困；第六，将加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一旦出现全球性经济危机或西方大国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更易受到冲击。布莱克（Blecker，2002，2003）也提到，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战略是导致产能过剩、竞争加剧和全球经济萎缩的根源。在给定全球需求总量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为追求出口导向增长而限制进口并抑制消费需求的战略取向是自相矛盾的。

（3）耶萨斯·费利佩（Jesus Felipe，2007）认为，尽管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变是大势所趋，但出口导向和内需拉动并非互不相容的两种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并不是简单依赖出口，它以产品质量、技术改进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由此会带动大规模的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同时，长期奉行出口导向的国家转向内需拉动需要国内经济体系完成重大变革，即内需规模、产业结构、经济政策等的全面调整，这需要漫长的过渡期。因此，探索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关键不在于在出口导向和内需拉动之间做出取舍，而在于挖掘经济体系制约增长的因素，找到内需和外需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1.2.2　国内研究成果及代表性观点

从国内学者的相关成果看，秉承国外学者模式研究的基本论调，国内学者大都断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采用内外需双轮驱动的增长模式，而要向这一目标模式有效过渡，需要先定位当前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并重点解决内外需的规模扩容和结构优化问题。所以，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在于实证测度和对策研究。

（1）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实证测度方面，众说纷纭。

江小涓（2010）基于GDP支出法核算恒等式，指出1978年以来我国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超过90%，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80%；沈利生、吴振宇（2003）利用投入产出表对出口的经济贡献进行测算，发现1997年以来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始终在14%上下窄幅波动。这些实证研究成果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内需拉动型发展模式。

林毅夫、李永军（2001）通过一个联立方程模型修正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指出2000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2.8%。刘亚军（2010）沿袭这一思路，计算得到2000—2007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4.5%迅速提升至45.6%。Lau、陈锡康等（2007）根据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测算了我国出口额中GDP的比重，发现我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完全国内增加值为368美元（2002年）。王直（2007）测算的结果更是指出我国出口额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了50%（2002年）。这些实证研究成果试图证明中国经济正由内需拉动为主的发展模式逐步过渡为内外需复合驱动的发展模式。

（2）国内学者针对内外需动力的对策研究，更多地聚焦于近年来我国凸显的内需不足的国情现状，重点分析内需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袁恩帧（2001）认为，我国的过剩经济是相对的，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我国内需潜力巨大与内需释放不足并存的现状。我国第二产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产品结构落后、产能过剩严重，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产品供给不足，无法适应居民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过渡的消费升级要求。供给与需求结构的不衔接制约了需求潜力的释放，因而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供给结构，向市场提供消费者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陈躬林（1999）认为，内需不足的根源在于体制问题。首先，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其次，非公有制经济虽发展迅速，但时间短，缺少资源和管理经验的积累，进一步发展仍然受到诸多限制；最后，体制改革中存在大量不规范的市场交易，市场基础性配置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茅于轼（1999）认为，信用匮乏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基础。我国在从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信用基础不完备，导致市场交易不规范，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消费信心，加剧了内需不足。同时信用不足还会阻碍资金的顺畅流通，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因此，简单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货币政策，只会降低投资效率、加大银行风险、浪费有限的政策资源，因而应当优先建立低成本的信用记录，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康静萍（2000）认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造成我国宏观经济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首先，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会因为富人消费倾向降低和穷人消费能力不足而造成消费需求不振，会因为社会阶层的分化而难以完成消费升级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会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加深而抑制农村市场的开拓。其次，消费需求不足会导致市场疲软，抑制投资，减缓经济增长，弱化居民预期，进一步降低消费意愿。因此，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调节收入分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增加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扩大全社会的消费能力。

针对我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和对策，还有部分学者（李智等，2003）从经济发展阶段、心理预期、人口结构、消费升级、消费观念等角度进行了探讨。

（3）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学者针对强化内需拉动、弥补外需萎缩进一步开展了一系列的对策研究。

李鹤、严于龙（2009）认为，为了抵御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外需显著萎缩的不利影响，我国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财政政策方面，应进一步扩大赤字，增发国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用于城乡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货币政策方面，应积极运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缩小存贷差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并可通过减少发行或回购商业银行票据，进一步增加商业银行流动性。

许生（2009）指出，我国扩大内需的根本方式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财政政策要由普遍积极转向结构扩张。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诱因在于消费结构的世界性失衡，而消费结构失衡又根源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在此背景下，要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财政政策必须以结构性减税、结构性扩张的财政支出和投资政策为主要工具，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如何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强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还有一些学者从减轻企业负担、增加有效供给、协调城乡发展、激活农村消费等角度展开了分析。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国内外学者的既有成果为本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起点和思维框架，并为本书的技术路线设计提供了可借鉴的认识视角、研究方法和数据基础。但现有的研究成果用于解决具有大国经济、赶超战略、开放环境和改革举措四大特征的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和欠缺。

第一，国外学者对经济持续增长模式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东亚、东南亚小国经济展开，这些经济体国内需求潜力不大，总体经济当量有限，积极挖掘外需是他们需求扩张的必由之路，同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也相对较小。然而，我国属于典型的大国经济，国内资源要素禀赋相对充裕，国内市场消费需求旺盛，且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日益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针对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特别是内外需动力关系研究目前在国内外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尚待填补的理论和实践空白。

第二，国外学者针对出口导向增长战略给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但这并不能否定外需在一国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和平衡效应的存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盲目忌惮外向型经济对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平衡性的消极影响是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悖的，也是与资源禀赋论和自由贸易理论相悖的。在此背景下，亟须启动以全球经济平衡增长为目标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研究，而作为这一研究的基础，世界各国应相应启动基于本国国情和国际分工的外贸发展战略“度”的研究，以图在外需动力的平衡效应和失衡风险之间寻求“平衡价值”。我国亦不例外。

第三，经济发展具有连续性和惯性，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具有较强路径依赖。所以要明确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和动力机制，需要明确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演进历史和结构特征。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外需动力结构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分析视角、研究工具，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尚需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强化：一要通过规范研究明确内外需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系统描述外需创造内需和内需创造外需的间接需求创造机制；二要基于系统的研究工具、分析指标和统计数据，明确定位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间接贡献以及涵盖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的“真实贡献”；三要明确不同分析指标在反映内外需结构特征时的相互对照关系，一方面杜绝指标不同导致的认识和讨论差异，另一方面为不同指标对应的不同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建立沟通平台。

第四，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视角多局限于单纯的国内环境以及相互隔离的内外需系统。事实上，我国在短期内由经济增长转为经济萎缩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二战后，仅有7个经济体以7%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达到30年以上，而以1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超过30年以上的国家就只有中国。可见，我们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相对于经济停滞甚至萎缩的增长，也不仅是实现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同步的发展，而且是瞄准发达国家和现代化方向的赶超型的发展。因此，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要用国际化的视角，用赶超型的战略去审视国内经济体系中内外需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关系，用正本清源的思想去疏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内部障碍，实现内外需动力的体系融合和结构优化。

第五，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调动与调节，特别是内需的扩大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为本书形成系统的内外需动力关系调整和优化模式与政策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但由于既有的对策研究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平台支撑，所以各位学者形成的对策集合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应急性有余，而系统性不足，即多数对策都是特定市场环境下的应急对策，缺乏适应各种内外部经济条件的系统的解决方案；二是没有将内外需调节政策置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没有将内外需规模扩张和关系调节与我国增长方式转变、统一市场建立、区域平衡发展、二元结构消除、社会保障普及、人口结构优化以及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等大政方针有效结合。鉴于此，本书希望以内外需关系调整研究为起点，能够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体系形成更深刻和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