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消费结构升级：经济影响及传导机制

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消费始终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大的拉动作用，几乎每一波消费结构升级都给产业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互促推动着经济向前发展。

本书将立足消费的产业升级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展开“消费升级—供求态势变化—价格变动—资源流动—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消费升级”的闭环联动机制分解，描述封闭经济中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消费外流对上述传导机制的干扰展开系统分析，旨在论证消费外流给一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深远负面影响。

4.2.1　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影响

消费升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但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通过单一环节，而是通过一个完整的作用路径予以实现的，其中涉及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价格弹性、外部市场供给、市场价格体系等中间因素和中间机制。

4.2.1.1　消费升级对供求态势的影响机制

消费升级是消费者需求偏好变化的体现。假定市场当中有属于同一大类的A、B两种商品，A代表质量、价格和科技含量相对较低的“原有商品”，B代表质量、价格和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高端商品”。在收入水平增长引发的消费升级过程中，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由单一的“价格—质量”因素逐渐向价格、质量、品牌、消费体验等复杂的因素组合转变。消费者对A商品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导致A商品需求量在总消费量中所占比重下降；B商品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导致B商品的需求量在总消费量中所占比重上升，从而引起A、B两种商品供求态势的变化。

可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高端商品的需求增长大于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增长，即：消费者对商品B的需求量增长较快，增速快于其他消费品的需求增长，甚至快于收入水平的增长；对A商品的需求增长较慢，甚至由于替代品的出现而产生需求量下降的情况。相应地，B商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比重上升，A商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比重下降。在供给能力无法做出迅速调整且不接受外界商品补偿（如进口）的前提下，A商品将体现出供大于求的市场态势，B商品则将体现出供不应求的市场态势。

4.2.1.2　供求态势对价格变动的影响机制

供给与需求决定价格。如图4-8和图4-9所示，由于消费需求升级，B商品的需求曲线由D₁向右平移至D₂，现有的均衡价格下，消费者对B商品的需求量从Q₁增长到Q₂，市场上B商品供给量小于需求量时，需求方会为获得商品而支付更高的价格，同时供给方持涨价动机，价格上涨直到市场均衡；另外，由于A商品的普及程度较高，消费升级过程中，人们对A商品的需求减小，A商品的需求曲线由D₁向左平移至D₂，现有的均衡价格下，消费者对A商品的需求量减小至Q₂，市场上A商品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买者有砍价动机，卖者降价才能达成交易，商品价格下降，直到新的市场均衡。

产品从进入市场开始到被市场淘汰停止，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见图4-10）。初创期的产品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较高，领先于市场上其他同类产品，且同质竞争较少，使其在定价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因而价格水平较高；处于成长期的产品虽然成本下降，但面临迅速扩大的市场需求仍将维持较高的价格；越过了最高点T进入成熟—衰退期时，产品市场需求趋向饱和，潜在的消费者已经很少，竞争加剧，产品售价降低。

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产品需求量经历逐渐增长至最高点再逐步下降的过程。供不应求的市场态势决定着只要企业的生产能力允许，市场销量就会大幅上涨，实际上拉长产品从成长期到成熟期的市场增长阶段，维持了产品的较高价位。一旦供求态势发生扭转，需求增速就会下降，产品由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价格逐渐越过T点，产品进入价格较低的生命阶段，直至退出市场。

供不应求的市场态势决定了B商品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其需求量对价格变动并不敏感，即使价格上涨，需求量也不会因此出现大幅下降。这时，处于有利地位且掌握定价权的厂商会利用竞争者少、商品被替代的可能性小的条件制定较高价格，获得较高利润；供过于求的市场态势则决定了A商品具有较高的需求价格弹性，这时，价格的变化能够带来需求量较大的变动，如前所述，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消费者对A商品的需求量下降，产品加速进入成熟—衰退期，为了延续产品在市场上的存在时间，厂商必须采取降价的策略，A商品的价格策略性下降。

4.2.1.3　价格变动对资源流动的影响机制

价格是经济活动的指示器，因为它一方面向生产者传递关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信息，另一方面向消费者传递生产方信息。商品生产成本上升或下降，市场供给过多或不足，货币流通量和产品结构合理与否，都反映在价格上。微观层面上，价格高低决定了企业的获利能力，价格指导生产者生产经营决策；中观层面上，价格指导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实现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部的优化配置。

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中，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完全竞争，要素在各部门都能获得相同的收益。然而，在市场态势的动态变化之下，这种完美假设并不是始终存在的，要素在各部门所能获得的收益并不相同。居民消费升级带来的消费意愿变化引发供求态势变化，原有市场价格体系被打破，不同产品生产部门获得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个别利润率。要素具有在不同的部门获得不同收益的可能性，经济利益驱动生产要素从供过于求的低效率部门流向供不应求的高效率部门。随着资源流动，资源流入的产业供给将会增加，供不应求将有所缓解，价格回落；资源流出的产业供给将会减少，供过于求也将有所缓解，价格企稳。如果市场机制足够完善，价格能充分反映市场信息，要素自由流动，资源就能在产业间、地区间实现优化配置，达到新的市场均衡，最终实现要素在各部门的边际收益相等，即帕累托最优。

供给稀缺、价格较高的高端消费品产业相对于原有普通消费品产业具有更优越的比较收益。价格信号不仅促使存量资源从原有普通消费品产业流向高端消费品产业，还起到吸引尚未流入社会生产体系的资本、技术等流入生产体系的作用，新资本的注入加速相应产业的成长与发展。

4.2.1.4　资源流动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在封闭条件下，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主要是通过一国内部的要素流动与资源重组来实现的。消费需求升级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空间，需求升级过程中价格信号指引社会资源向消费偏好转变的方向调整，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产业结构相应调整。

在产业间，产业升级表现为由初级农业部门主导到工业主导再到服务业主导的调整，即现代产业不断扩张并对传统产业不断渗透与改造的演进过程。在第二产业内部，升级表现为从轻工业化阶段到重工业化阶段再到高加工化阶段的调整；从产业组织内部来看，产业升级体现为该产业从低技术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从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产业升级体现为一国进入获利更多或者技术更先进的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类别。

资源流动引导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是，需求扩张较快的行业获得资源注入，产业部门实力不断壮大，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份额上升较快；相应地，需求缩减的产业部门由于资源流出而逐渐萎缩，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份额下降。当市场需求趋于零时，整个市场上的企业都面临产能转型，落后产业被淘汰或被新的产业兼并。消费的变动方向决定了产业的调整方向，消费升级中的结构升级引导相应消费品供给产业的份额比重变化，消费升级中的档次升级引导相应产业的附加值状态调整。

4.2.1.5　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态，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各种资源在不同部门的有效配置，而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效果，合理的产业结构会带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全面来看，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系统从较低级的形式向较高级形式演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①三次产业比重变化，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的结构演进；②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较大的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较大的产业结构演进；③在加工工业中，由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比较大的产业结构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占比较大的产业结构演变；④由低附加值产业占比较大的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产业占比较大的产业结构演进；⑤由低加工度产业占比较大的产业结构向高加工度产业占比较大的产业结构演进。以上各类产业系统由较低形式向较高形式的演变都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变。

以消费需求升级为契机，发挥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机制的作用，后发国家有望实现从生产简单、初级产品向生产复杂、精细产品的过渡，实现从发挥低端要素比较优势到发挥广阔的内需市场这一比较优势的转变，实现消费主导、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增长。

4.2.1.6　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市场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牵制着要素集聚的规模和方向，决定着产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方式，从理论上来讲，消费升级通过如下机制实现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总量不断增长。在需求弹性非齐次的条件下，各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各部门所面临的需求增长不同。居民需求层次提升的结果是高端消费品的需求绝对意义上和相对意义上都大幅提升，而低层次消费品的需求相对下降。这时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产品部门和“供过于求”的产品部门，从而出现“消费升级—供求态势变化（供不应求、供过于求）—价格变动（价格上涨、价格下降）—资源流动（资源流入、资源流出）—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消费升级”的闭环正反馈机制。受到消费变化的直接影响而重新进行资源配置的产业又通过产业关联机制形成对与之在产品、劳务、生产技术、投资等方面存在联系的产业的带动，从而使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产生更大的调整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程度下降、集约程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国民经济持续良性发展促进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提升，消费升级的过程将得以持续。

此外，消费升级还通过吸引新增投资作用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投资取决于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流动性偏好”，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受消费需求变化的影响。消费升级吸引生产体系外的资本流入，一方面，投资增加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和推动知识存量积累、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投资作为有效需求的组成部分，本身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

封闭经济中“消费升级—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如图4-11所示。

4.2.2　消费外流对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干扰

从理论层面看，在三部门的封闭经济中，秉承上述“消费升级—供求态势变化—价格体系调整引导资源流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必然能够实现与消费市场发展相匹配的产业调整。但是上述由需求结构变动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机制的实现必须以资源的顺利流动为前提——资源的流动形成不同产业部门的此消彼长，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这样才能实现资源在产业间的优化配置，形成产业结构的转换。然而，从现实层面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一国能够接受来自本国以外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会给本来封闭的生产体系中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体系带来干扰，影响上述传导机制作用的发挥。

如前所述，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基于要素禀赋和自身发展定位参与全球分工。发达国家更早地实现消费升级，因而在高端消费产业上具有先发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把持研发设计、管理营销等环节，获得较高的附加值；发展中国家则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获得较低的附加值。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在满足升级了的消费需求的高端消费品供给领域不具优势，外来商品进入后发国家的初级阶段往往能够形成对该国高端消费品市场的垄断。

一般情况下，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符合赤松要等（1956）提出的“雁行发展模式”，即：随着后发国家对新商品需求的大幅增加，国内生产受到激励。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加快产品供给能力，推动该产业实现由初生到发展、成熟的变化。

将新产品的国内生产S、国内需求D、进口M、出口X的关系表示为：

假设对于新产品N，初始阶段本国供给不具备出口能力，则式（4-1）可表示为D=S+M，于是有：

初始阶段进口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国内供给的市场空间受制于进口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那么：

（1）如果新增需求更偏好于外国品牌商品且进口能无限满足需求的增长，国内供给发展空间将受到很大程度的挤压；从生产率进步的角度来看，国内产业只有快速发展，提供优于国外产品的产品才能打破这种进口垄断的局面。

（2）如果国内产业自发成长能力不足，国内供给发展缓慢，难以与快速增长的国内需求匹配，新增消费需求将被动流向进口商品，进口压力增大，对外国高端消费品的依赖加深。

（3）如果国内产业自发成长能力不足，同时进口受到抑制，那么国内需求就会存在较大缺口。国内市场上供需失衡导致价格信号失灵，消费品市场上以次充好、秩序混乱，消费者承担福利损失。此时国内需求会寻求其他渠道释放，如转向该产品的替代品、海外购买等。

因此，高端消费流向外部供给的程度和形式影响着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态势。

4.2.2.1　高端消费外流的产业发展损失

高端消费外流相当于作用于经济系统的“外力”，阻碍了系统内部自发调节机制的运行。具体而言，在开放经济中，居民消费档次提升带来的“供不应求”态势仅意味着国内产品的“供”难以实现对国内消费需求的满足，但是，来自国外的高端商品却快速而大规模地形成了对升级了的消费需求的供给。消费升级对资源流动的激励减弱，削弱了“消费升级—资源流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在自身产业升级受阻、外部供给丰富的情况下，收入增长越快，消费需求升级的要求越迫切，消费外流就越严重。外来产品的干扰使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脱钩，缺乏强劲的升级推力，产业结构很容易被固定在既有的水平上。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则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缺口长期存在，难以抵御外来高端产品的“入侵”，不但不能形成消费升级对产业升级的引导，还可能形成“消费升级—消费外流—产业转型升级乏力—自主供给落后—消费进一步外流”的恶性循环，使消费者、生产企业和流通渠道受到影响和冲击。

（1）高端消费外流干扰供求态势。

后发国家在来自发达国家的高端消费品的激发和引导下迅速扩张的高端消费需求难以被国内自主商品供给所满足，但开放经济中，具有高端消费品生产优势的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输出高端消费品，扰乱了本应出现的供不应求态势。外来商品对后发国家升级的消费需求的满足弱化了供不应求给本国供给体系带来的激励，在本国产业升级动力不足而外国供给相对丰富的情况下，消费升级带来的不是对供给升级的引导而是对外部商品的依赖。

（2）高端消费外流干扰价格信号。

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是以价格信号的作用正常发挥为前提的，价格信号的作用正常发挥又是以价格能够及时、正确地反映劳动消耗、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变化为条件的。但是高端消费品市场并不符合“完全竞争”状态的条件——高端消费品市场当中“卖者”有限，厂商提供的商品具有较大差异，厂商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定价主动权，消费者被动接受价格。由于高端消费大量地为外国商品所满足，“外部价格”对价格体系产生干扰，价格信号的作用难以发挥。

第一，国外品牌占领国内市场干扰价格信号。中国市场上的外国高端消费品本身具有品质精良、功能先进的特征，其研发、生产成本高于普通消费品，产品属性决定了它的价格高于同类普通消费品，在缴纳附加关税、增值税等各类税费后，进口高端消费品价格远超出国内市场上原有大多数同类商品的价格水平。一方面，资源有向相关领域流动的动力，然而这些“高价”领域对生产企业来说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进入壁垒，因此，高价格对资源流动的信号受阻；另一方面，市场上的同类商品追随外国品牌商品盲目提价导致价格与“品质”脱钩，市场秩序混乱，价格不再具有信号指示作用，当前我国零售市场上服装商品的质次价高现状即是明证。

第二，国内外价格差异干扰价格信号。外国高端消费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远高于在其他国家（地区）市场上的价格，国内外价差激励了中国消费者出境购买、海外代购等消费外流行为。外国高端消费品在境外市场上相对较低的价格给国内自主高端消费品价格体系带来干扰。在消费选择过程中，消费者往往形成“外国高端消费品的国内（中国）价格”“外国高端消费品的国外价格”“本国高端消费品的国内价格”三种价格认知。在同等价格情况下外国高端消费品更受青睐的现实环境中，国内高端消费品企业面临的竞争性价格是较低的“外国高端消费品的国外价格”而不是较高的“外国高端消费品的国内（中国）价格”，这无形中加剧了价格竞争的激烈程度和中国高端消费产业的发展难度。

（3）高端消费外流干扰资源流动。

资源配置调整对产出的影响抽象为经济学模型可以表述为：

假定初始状态市场通过动态自动调节实现最优化的资源配置，在给定两种商品A与B，两种要素资本K与劳动L的情况下，价格引导资源流动最终实现的市场均衡可以表示为：

成本最小化条件满足：

收益最大化条件满足：

如图4-12所示，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A产品部门和B产品部门的等成本曲线C₁和C₂斜率相等，均为，最优决策模式下，等成本线与等产量线分别相交于A₁和B₁点，整个经济体系中要素被完全分配在A和B两大部门，且这种分配是有效的，不存在要素的过度分配或配置不足的现象。

如果B部门中要素边际收益发生变化，等成本线由C₂变为C′₂，B部门均衡产量变为B′₁，此时要素投入由（L_B，K_B）变为（L′_B，K′_B），A部门和B部门消耗的要素总量K′_B+K_A>K，L′_B+L_A<L，出现资本需求变大，劳动相对过剩的状态。如果不存在外部资本注入，且资本难以在A和B两部门间重新配置，那么B部门资本配置不足，其生产规模无法达到B′₁，而是达到产出水平比B′₁更小的F，即投入K_B单位的资本和单位的劳动情况下的产出水平，社会总产出水平下降，且，存在失业。也就是说，一旦资源流动受阻，部门间生产率变化将使社会总产出水平和要素使用水平受到负面影响。

具体到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依托劳动力比较优势，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本短期逐利的本质属性驱动和外向型政策引导下，外商直接投资迅速进入，相对丰裕的劳动要素受资本支配涌向出口部门，出口部门快速扩张，经济体系中的要素呈现偏向外向型的配置方式。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特征决定了经济发展偏重数量型扩张，资源的低使用成本延长了资源依托型发展模式在中国的持续时期，OEM的低价运作路径得以在中国长期存在。长期以来，在上下游主导企业安排下，从事加工贸易和国际代工导致中国外向型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中国企业对外需和外部技术的依赖越发严重，偏重出口部门的背景下自发形成的资源配置结构不能适应产业优化和升级的要求。

消费升级是内需引领本国产业升级的良好机会，但高端消费外流却使经济体内部自发形成的消费升级无法吸引资源向相应的高端产业领域流动，加剧了资源固化在低端制造业的风险。资源流动受阻导致高端消费品产业部门的产出水平受制于初始资源配置，陷入“高端供给不足—高端消费外流—资源流动受阻—高端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

（4）高端消费外流导致产业发展的低度均衡。

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缺少满足平衡增长所需要的资源条件，后发国家不具备所有产业全面发展的实力，因此应该有选择地发展少数产业，然后通过关联效应带动其他部门的逐步发展。不平衡增长的理论观点支持了我国在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的外向型产业的战略选择。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加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在国际贸易中从事价值量较低的加工、装配制造业务，也使中国制造业处于产业链底端，受制于供应链上下游拥有技术控制权和市场主导权的势力，承担着低端嵌入带来的“被俘获”的巨大风险。

由于生产体系受到来自价值链高端的买家的俘获、控制和盘剥，长期以来，中国自主研发能力和品牌管理能力几近全面萎缩，自主高端供给难以与升级的需求相匹配，被迫通过外部产品来弥补市场上的高端需求缺口，从而面临着出口低端品、进口高端品，既依赖外部市场又依赖外部产品的尴尬局面。如果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升级的消费需求这一现象持续扩大，中国对发达国家的产品依赖将加剧，中国生产低端商品并通过国外供给满足高端需求的定位强化，面临被锁定在较低的价值链环节，并且升级乏力的“低度均衡”陷阱，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态势。

4.2.2.2　高端消费外流的流通渠道损失

境外消费使高端消费外流的影响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流通领域。

流通与消费本身不可分割。消费是流通存在的前提，也是生产与流通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它使流通得以最后完成，并给流通以推动力。流通是生产和消费的中介，它既承担着向生产部门反映消费动向，促进生产部门按需生产的作用，又承担着向消费者传递生产端信息的作用。流通的内容决定着消费的内容，流通方式决定着消费方式，流通效率决定着消费的成本，流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消费的实现程度。

流通与消费能够正向互促，其机制体现于：流通业发展有助于启动消费市场，居民消费的扩大又相应地促进流通规模、结构和效率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流通业市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促使流通组织创新，引发流通方式的变革。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先进零售业态和经营模式都是在消费需求的驱动下完成优化调整的。因此，互促发展的流通与消费形成“消费扩大—流通扩容—消费进一步扩大”的正向循环。

然而，如果流通和消费的发展不相匹配，流通和消费的相互促进就转变为相互制约。流通制约着消费，因为消费者的购买力能否实现取决于既定的流通状况，如果流通业发达程度低而造成商品供需失衡、消费秩序混乱、流通费用高企、商品和服务价格居高不下，就会阻碍居民消费的实现，抑制居民消费增长。消费制约着流通，因为消费的规模和速度制约着流通的规模和速度，消费规模过小，巨大数量的商品就会在流通领域沉淀，造成物资积压和浪费。

高端消费外流干扰流通与消费的互促发展体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商业业态的发展是特定市场需求的产物，商业业态总是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积极发展创新。以百货业为例，与完善的品牌系统和生产体系相对应，发达国家多采用“买手制”的经营方式，从购销差价中获得利润，因此更注重产品开发、品牌培养和客户服务，顾客忠诚度很高。而我国传统百货店，由于经营观念与管理技术落后、缺乏产品和品牌支撑，普遍采用联营扣点的经营方式，品牌商控制进、销、存的全过程。百货店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品牌商的同时，也导致千店一面的局面，丧失了业态创新的动力。在联营扣点的经营方式之下，一方面本土品牌很难跨越进店的高门槛，另一方面消费者很难接受租金和扣点推升的高价格，结果只会导致顾客流失、销量下降、成本激增，错失业态升级和经营改善的机会。高端消费流出导致国内流通业失去升级发展的动力。国内流通业发展滞后，各种类型的零售组织创新匮乏，难以提供差异化、多样化的分销服务，忽视对“服务”与“价格”最佳方案的探索，导致升级了的需求在国内市场上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而选择更为“经济”的方式——流向国外市场，最终形成“消费外流—流通业发展滞后—消费进一步外流”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