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问题，弗兰克的《白银资本》（2008）一书中对公元1500年至1800年300年间的中西方经济发展进行了详尽对比。该书以白银流向为分析视角，发现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商品，二者的互补性需求导致了世界商业的大发展。该书的主要结论是，中国远在欧洲发达之前，就在世界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只是在18世纪，中国才被西方国家追赶并且超过。薛国中（2007）研究认为，16—18世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矿藏得到了大量开发，中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一半以上，提高了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白银的大量流入，不仅加速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促进了中国国内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周静（2010）也分析了明清时期中国的世界地位问题，发现在1640年之前，欧洲经济逐步赶上中国，1640年之后，欧洲经济开始超越中国。而萧国亮（2009）则认为1820年是中国古代经济的辉煌顶点，包括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即国力强盛的表现。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较1700年已经增加了近3倍，且占世界比重达到了32.9%。但在随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中国GDP增长率出现严重倒退，为-0.64%。辛亥革命后的1914—1936年中国GDP增长率则仅为1.45%，不仅低于西方国家，也低于印度等亚洲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陈泽洲（2016）梳理了中国经济发展脉络，发现世界完全切断了中国与外部经济的联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颇有成就的工业计划后，进入“大跃进”“中苏交恶”等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陷于停顿状态，此时中国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体系之外。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才开始由全封闭的经济体系逐步走进世界经济体系。直至1994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才开始参与到全球化分工之中。至此，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问题才开始引人注目。本章梳理文献发现，目前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如下两个方面：中国各经济指标的世界排名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首先是中国各经济指标的世界排名。

郭吴新（1997）统计了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世界位次，发现中国煤炭产量从1950年的世界第9位跃升至1990年的世界第1位，原油从1950年的世界第27位跃升为1994年的世界第4位，钢产量从1950年的世界第26位跃升为1993年的世界第2位，而谷物、棉花、肉类和油料已从1950年的世界第2位到1990年全部变为世界第1位。林珏（2005）以1979—2003年为分析区间，发现该区间内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人均GDP从181美元提高到1090美元，且在2003年中国GDP达到了1.4万亿美元。中国出口额从世界第33位攀升到第4位、进口额从第24位上升到第3位，在2004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该文强调此时的中国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赵宗博（2007）发现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该文同时研究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发现中国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并且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开始与世界经济进行良性互动。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世界各国经济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此时陈江生（2009）发现危机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主要农产品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并且SCI、EI、ISTP索引的科技论文数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三的发文量。在此次危机中，中国是基本面最好的国家，其世界经济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但是没有发生质变。虽然已经进入了世界前三强，但是与美国、日本的差距依然明显，特别是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8、美国的10/1。值得惊叹的是，胡必亮等（2015）按照2014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GDP总量，中国排名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并且发现新七国集团（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七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世界经济重心已经从传统的大西洋转移至新兴市场国家围绕的太平洋。

其次，中国各经济指标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陈秀英（1993）测算了中国各年度的主要产品产量的世界比重后发现，1980年、1985年、199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额的比重分别是2.1%、1.9%、1.6%，而谷物产量的世界占比在这三年内分别是19.6%、18.6%、20.7%。煤炭产量占比持续走高，分别是16.6%、20.1%、22.8%。钢和水泥的产量占比在1980年分别达到5.0%、10.5%，1985年分别达到7.1%、16.1%，1990年分别达到8.5%、18.2%。可见此时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迈进，谷物的产量连续丰收，而工业初级产品的产量巨大。进一步地，霍强（2018）发现中巴印俄“金砖四国”的全球GDP份额在2005年超过10%，而在2015年超过25%，增长迅速。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5个发达经济体世界份额的走低，并且发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国际贸易秩序的共赢倡导者、国际产业合作的积极探索者、国际金融合作的有力推动者、国际经济治理的创新引领者。

金星晔等（2019）基于对麦迪逊估算的修正，重新测度了中国在公元1000—2017年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采用历史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估算最新的世界各国GDP数据，发现在公元1000—1978年，中国GDP在世界总额的占比先升后降，峰值位于1600年的34.6%，而不是以往麦迪逊估算的1820年。在西方工业革命后，中国GDP的世界占比呈现出断崖式下跌，1952年仅为5.2%，1978年下降为4.9%。在改革开放之后，2017年中国GDP的世界占比已经达到了18.2%，实现了1600年以来的首次复兴。臧旭恒等（2016）认为，自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12年时其GDP已占世界12%左右，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了20%。

除上述两个层面的分析外，余芳东（1997）还发现，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条件下，采用调整汇率法进行各国GDP的比较，可以更综合、真实地反映出一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地位，特别是发现1980—1994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但是相应期间世界GDP的位次仅从第8位跃升了1位，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此时采用大量资本和劳动投入来发展经济，属于数量型经济，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产业结构落后、科技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梅新育（2017）研究发现，工业化奠定了中国经济成功、贡献世界的基础，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唯一国家。不仅如此，中国还逐步从东亚经济稳定器演变为世界经济稳定器、世界经济发动机，目前已经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章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前期分析与实证结果。但是，评价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不仅仅是抽象的排名与比重分析，更重要的是，应从中国与世界各国产生真实联系的经济实践出发。据此，我们通过单方向因果测度模型，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进出口商品贸易额与世界经济产生联系的这一真实途径，评价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本章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介绍传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的不足，同时引入单方向因果测度模型来弥补这些缺陷；第四部分就中国国际贸易的进出口额与世界经济的真实关系进行定量测算与分析，总结梳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第五部分给出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