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
马其顿是希腊东北部一个落后的奴隶制王国，由于僻处一隅，处于希腊文明的边缘，被排除在希腊城邦生活之外。马其顿人自称是大力神海格力斯的后代，说着多利亚方言，是多利亚人的一支。马其顿人粗犷勇武更像斯巴达人而非雅典人，许多希腊人称他们是异族蛮人。众多的马其顿人以畜牧业为主，生活在巴尔干高原和罗多彼山脉地区，除了城里一部分家庭使用奴隶外，奴隶制未在马其顿广泛地扩展。马其顿实行君主制，但公民大会仍然起一定作用。马其顿虽不属于传统的希腊城邦，但与希腊城邦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积极吸收与它相邻的先进希腊文化和技术，采用希腊文字，逐渐强大起来。
马其顿南接帖撒利，中隔奥林波斯山，西为伊利里亚，东邻色雷斯。马其顿分上下两部分：上马其顿，位于西部，地域广大，山脉纵横，森林密布，适于畜牧业，是马其顿人基本居住地；下马其顿，是块濒临爱琴海的沿海平原，适于农业发展。希波战争中，马其顿依附于波斯帝国，被迫加入波斯军队。希波战争后，希腊各城邦之间战争不断。马其顿开始介入邻国事务，国都从上马其顿的埃盖移至下马其顿的佩拉。
腓力二世，少时曾作为人质派往希腊的底比斯城邦。马其顿王室发生权力之争，国家四面受敌，危在旦夕。腓力二世受命回国摄政，将威胁一一去除。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废黜幼主，自称国王。他即位后施行币制和军事改革，政治上四处扩张，占领爱琴海北岸一带，继而南侵希腊，取得希腊领导权。公元前336年，在准备进攻波斯的前夕，腓力二世在女儿克娄巴特拉（和埃及艳后Cleopatra VII 同名）的婚礼上，不幸遇刺身亡。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继任为马其顿国王。
腓力二世征服了国内没有降服的部落，占领了沿海的港口，统一并扩张了马其顿王国。经过他20多年的励精图治，马其顿由一个内乱不止的小国崛起成为古希腊城邦的首领，并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积累了巨大的潜力，为其子亚历山大的大征服准备了充分条件。
公元前358年，希腊西北部的摩罗西安人成为登基不久的腓力二世的盟友。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腓力二世奉行一夫多妻制。为了加强联盟，双方政治联姻。公元前357年，奥林匹娅斯成为腓力二世的妻子。奥林匹娅斯是伊庇鲁斯国王涅俄普托勒摩斯的女儿。
公元前356年，腓力二世派去参加奥林匹克赛车比赛的一辆战车赢得了冠军，因此这位新王后改名为奥林匹娅斯以纪念这个胜利。就在这年夏天，在马其顿的首都佩拉，她的第一个儿子也出生了——这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奥林匹克竞技中的夺冠和王子的出生，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在古代，人们相信一个伟大的人出生之时会有一系列预兆伴随。因此普鲁塔克在他的传记里提到：“在腓力和奥林匹娅斯完婚之夜，奥林匹娅斯梦见一道闪电打中了她并且在她身上燃起了大火。火在她身上蔓延开来，之后逐渐熄灭。而腓力在他结婚后经常梦见他妻子的身体被一个狮子的图案所封印。”希腊神话中，雷电是宙斯的武器，当时记载普遍相信亚历山大是宙斯之子。
普鲁塔克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普鲁塔克所宣扬的伦理观念，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起了极大的启迪作用。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完善了自色诺芬草创以来的传记体史书的体例，最终确立了西方史学中传记体史书的地位，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人关于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印象，大多来源于这部传记作品。
普鲁塔克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当时，地中海周围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日趋强化，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彼此影响、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了“希腊—罗马文化”，迎来了欧洲古典文化的又一个高峰。普鲁塔克的哲学观点也是他所处时代的典型的折衷物。他兼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以及毕达哥拉斯等各派之说，尤其重视伦理道德问题。普鲁塔克认为：人生应当以道德为准绳，应当受理性的节制，要中庸克己、符合人道、不慕荣华、不图虚誉。他为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名人立传，主要不是写历史，而是为了通过对传主进行伦理上评价、并以此来阐发自己的伦理思想，最终目的是为了垂训世人。普鲁塔克在写作过程中采用了夹叙夹议的笔法，常常从一个事件的叙述中引伸出他的伦理思想。道德说教，几乎在每一篇传记中都可以看到。
在《亚力山大传》的序言中，普鲁塔克明确地写道：“我所写的，不是历史的书，而是一部传记。在许多著名的事迹里，并不一定能够看出这些英雄伟人道德或不道德的一面，而是一些小小的行动及言语，常常比造成数万人死亡的战争、或大规模的布阵、或对城市的攻防，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性格。……我把大事迹或战争的部分让给他人去写，我只写人物心理方面的特征，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或描写每个英雄或伟人的传记。”普鲁塔克表明，传记的目的并非记载历史，而旨在说明人的性格如何决定命运。他的这种写作态度，使得他不能够完全遵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严谨作风，以致于影响了他在史学上的地位。在他看来，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真相、历史年代是否准确无误等等都是次要的。他的目的只是通过记述传主的一些生平事迹，收集并列举一些能够成为后世楷模的品德和人格的实例而已。
普鲁塔克的传记作品绝大多数是有事实根据的，甚至还由此而保留了许多原著已经丧失的希腊古诗和戏剧作品的内容，再加上他在引用这些古代作品时往往都标出它们的来源，因而他的《传记集》仍不失为一部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必不可少的要籍。又由于传主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因而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看到那个时代的缩影。
普鲁塔克一生经历了罗马帝国前期的3个王朝—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和安敦尼王朝。据说，他曾经为帝国的2个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讲过课，并博得了他们的赏识。图拉真曾授予他执政官的高位，后来哈德良又提拔他担任过希腊财政督察。普鲁塔克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喀罗尼亚度过的。在故乡，他一面著书立说、开门授徒，一面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参与政治活动。据说他在家乡还开办过一所学校，所授课程以哲学和伦理学为主。晚年他又出任希腊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终身祭司。
普鲁塔克撰写的《传记集》又被称为《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在《传记集》中，除了4篇是单独的1人1传外，其余的46篇都是以类相从，组合成了23对合传。他从希腊和罗马历史上的伟人英雄中，各挑选出1个他认为命运和气质相类似的人物、以对照比较的形式分别为他们立传，最后再加上一篇类似短评的文章，构成一部合传的全部内容。譬如：他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与罗马的恺撒大帝组成合传，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两人都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都怀有极大的野心，又都精于战术、果断勇敢、富有冒险精神、不畏艰苦，并且都无视关于他们自己的灾难。
作为一个希腊人，普鲁塔克撰写的希腊名人传都是很成功的；相比之下，罗马名人的传记他却写得不尽如人意。尽管他在罗马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他对罗马的历史、制度和习俗仍然比较生疏，再加上他不能熟练地阅读拉丁文的文献（只是晚年学过拉丁文），以致于影响了他的发挥。
普鲁塔克的学术成就代表并反映了“希腊-罗马文化”融合的趋势和现状。《传记集》就是他身上所映出来的这种文化融合趋势的集中体现。此书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希腊和罗马都曾有过得辉煌的历史、都产生过同样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了不起的民族。
巴尔干半岛（希腊半岛）的脊梁由一条巨型山脉构成。山脉的名称众说纷纭。这条巨型山脉始于阿尔卑斯山脉，自北向南，形成一条分水岭，横亘在自西流入亚得里亚海、自北向东汇入多瑙河和自南向东汇入爱琴海的众多河流之中。这条巨型山脉的最南端是品都斯山脉。构成巴尔干半岛主体部分的是一片宽广的方形地带。品都斯山脉有众多山嘴和支脉，形成了一片广阔的山地地区。山地地区绵延二百五十多英里（1英里=1609.34米=1.60934公里）。
希腊半岛和苏格兰有很多相似之处：希腊半岛和苏格兰几乎都是四面环海；两地的海岸线都是参差不齐，有数不清的海湾和河湾；两地的地表土壤都不太肥沃；最重要的是，两地都多山地。和苏格兰一样，在希腊半岛，目光所及之处均是小山丘。整个半岛上，山与山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十五英里。希腊三处平原面积的总和不到希腊半岛地表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一座座高山赋予了希腊独特的性格。众多陡峭的悬崖和难以逾越的沟壑构成了山谷之间的重重屏障。希腊境内的高山海拔多在三千到七千英尺之间，因而悬崖沟壑形成的屏障远比这些高山有效得多。从一地到另一地的通行路线少且难走。在悬崖峭壁底部或险峻峭拔的峡谷间，小路蜿蜒盘旋。因此，各个部落都相安无事。大家都清楚彼此的要塞。在多数情况下，只要有一群死士严密防守，这些要塞就很难被攻破。这种地形特色造就了希腊独立小部落的社会结构。
希腊的地形千岩万壑，层峦叠嶂，结构错综复杂。山脉随心所欲地延伸，或陡然转成直角走向，或分裂成平行的支脉，然后再次连接；高耸的山脊看似要绵延千里，却突然断裂，止于海浪拍打的峭壁。高山的走向毫无章法可言。自然的震颤撕裂出幽深狭仄又始料不及的峡谷，切开了原本连绵起伏的山峦。在这一处，高地河谷一度迷失在丘陵之中，导致河水无法自然流出；而到了另一处，海水沿着曲折的裂缝攀援而上，直至深山。一切毫无系统、秩序和规律可言。
儿时去山上放牛，我最喜欢的是站在峰顶俯瞰的那种感觉，还有夜晚仰望星空的那种感觉。各种自然感觉和各种生活体验都被我写进日记，成为我写作的灵感源泉。日记成为我最知心最忠实的朋友。日记成为我反思成长的最佳伴侣。写日记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这也是我思想独立、善于反思的主要原因。山居让我们坚韧勇敢和纯朴善良，没有城里人的精明算计和尔虞我诈。
也许是因为经常干农活，我儿时长得很健壮，又受武侠剧的影响，经常打抱不平，一言不合，就和别人打架。事后冷战不到三天，我们又和好。直到为人母，我才意识到女强人在中国社会是很不受欢迎的。夫妇各有不同的成长背景，难免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夫妇要加强沟通，建立共识。男女同权不同质，成为现代夫妇之道的共识。夫妇和合，家庭才幸福美满。夫妇不能同心协力，家庭教育必然败坏。
一个人，只有意识到是自己错，才会去改变自己。我慢慢地调整观念，刚柔并济。相随心转，自改造命。心是什么？心就是观念。只要观念正确，一个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心念的转变，行为的改变，完全是自己的行为，命运只能自己改，别人改不了。因为观念要变，只能是自己主动变，别人无法替你改变你的观念。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生是不断调整观念，改变自己的行为，顺应天命，修炼自我，才有可能修成正果。
我慢慢地意识到女孩和男孩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女孩要阴柔，通情达理，厚德载物，因为她日后要成为母亲，要有水一样的智慧。男孩要阳刚，顶天立地，自强不息，因为他日后要成父亲，要有山一样的品性。小虎喜欢爬山，喜欢站在山顶迎风歌唱。看电影时，他特别留意山形地势，不知不觉地关注其时代背景。看电影和看电视，感受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西方电影，视觉效果逼真，如身临其境。既使没有去过希腊，也能在电影中感受到古希腊的人情地貌。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力神》。电影画面栩栩如生，有声有色，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战争场景令人生畏，海格力斯的英雄形象令人崇拜。
五年级后，他对自然科学和天文地理充满浓厚的兴趣。比如他看到书中某位历史人物，迅速地在墙上的地图中找出其地理位置。也许是长期看《三国演义》的缘故，他知道：天时，地利，人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告诉我：“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位通才。”“你从哪里看出来？”我反问他。他大笑回答：“从课本《草船借箭》中看出来。”我觉得苏格拉底教学法非常适合用来启发他动脑思考问题。
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都应该从小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过分爱孩子，不让他吃苦，最后只是害孩子。孩子一点苦都不能吃，他长大以后要怎么生活呢？父母不可能跟随子女一辈子。也许因为小虎是男孩，大家都对他寄于重望，所以我们对他很严格，尽可能让他多吃苦、多受挫。他能做的事情，绝不帮忙，并且要求他认真完成，不能敷衍了事。写作业，不管答案对不对，页面都要整洁，不允许乱涂乱画；字体要规范，一笔一划地写好，让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什么字。欲正其人，先正其字。
从一年级下册开始，他就自己步行去学校。起初，我很担心，害怕他一路玩耍忘了上课时间而迟到，又害怕他会遇上坏人被骗走，偷偷尾随他半个月。因为他进校后，校牌会自动发信息到我的手机上，他什么时候进校，什么时候出校，我们都一清二楚，故逐渐放心让他一人去学校，很少接送。守时守信，是做人做事的基本法则。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条曲线，起起伏伏。有些人的人生曲线到后面就往下走，有些人的人生曲线则是到后面依旧持续平缓发展，还有些人的人生曲线只画了一半，比如早逝了。很多人年轻时飞黄腾达，到了晚年一败涂地。我们情愿这条人生曲线一直是从下往上走，虽然一开始是谷底，但是没有关系，始终都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每个人一辈子只喝两杯酒：一杯苦酒，一杯甜酒。关键就看你怎么喝。人到中年，才知道，先苦后甜才是对的。从小受点罪、吃点苦，然后随着自己成长，路越走越顺畅，越走越轻松。当你爬惯了山路，再走平路，一马平川的感觉，难以用言语形容。
山居赋于我们“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眷恋故土”的爱国精神、“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艰苦创业、发愤兴邦，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始终拥有它，就能在任何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巍峨的品都斯山脉将希腊北部分为大小不一的两个部分。位于品都斯山脉西面的是伊庇鲁斯。塞萨利地处品都斯山脉东侧。塞萨利是由群山环绕成的一片宽广的中部平原（希腊境内唯一的大平原），与伊庇鲁斯的地貌截然不同。塞萨利北部的坎布尼安山脉将塞萨利和马其顿隔开。坎布尼安山脉垂直于品都斯山脉，一直延伸到临海的奥林波斯山脉。奥林波斯山脉是塞萨利与马其顿的分水岭。在塞萨利的南部边境，矗立着俄特里斯山。与坎布尼安山脉一样，俄特里斯山也和品都斯山脉的走向垂直。俄特里斯山距马格尼西亚山脉南端不到两英里处，一条海峡截断了俄特里斯山的去路。这条海峡就是帕加塞湾的入海口。帕加塞湾地处皮立翁山西麓，直通远在内陆的伊奥尔科斯。伊奥尔科斯是塞萨利最古老的避风港。据说，闻名于世的“阿尔戈号”就是在伊奥尔科斯建造的。帕加塞湾以西的区域构成了弗提奥提斯地区。弗提奥提斯是古希腊最早的生活所在地之一，是神秘始祖希伦和特洛伊英雄阿喀琉斯共同的故乡。
由于四面环山，塞萨利就有了自己的小天地。肥沃的坡地和绿草如茵的浸水草甸上散布着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城市，而各个城市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书写出希腊历史上最难以捉摸的篇章之一。塞萨利广受赞誉的不是麦田，而是牧场。浸水草甸上喂养的牛群备受赞誉；草甸上的马匹更是为人称道。这些马是著名的塞萨利骑兵们的坐骑，而塞萨利骑兵正是希腊人在战场上唯一的王牌。
伊庇鲁斯的居民来自不同的种族，说着不同的语言。因此，伊庇鲁斯人常被排除在希腊人之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伊庇鲁斯人耳濡目染，渐渐吸收了希腊文化和文明。伊庇鲁斯由一系列的高山和峡谷构成，是希腊最多山的地区。伊庇鲁斯的北部海岸全是悬崖峭壁。塞罗尼安山脉临海耸立。伊庇鲁斯南部的海岸则不再那么险要和难以逾越，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片狭小的海滨平原和一两个优良的港口。
伊庇鲁斯有三个部族——查奥尼亚人、铁斯普洛托伊人和摩罗西安人。摩罗西安占据着品都斯山脉西部坡地下的内陆山谷；查奥尼亚人和铁斯普洛托伊人则共享着海岸地带——摩罗西安人处于崎岖不平的北部地区，铁斯普洛托伊人处于较小的南部海滨地带。
伊庇鲁斯仅有的一处重要地点就是古时神殿所在地多多纳。多多纳地处摩罗西安族领地内群山之间一处与世隔绝的高地峡谷上。宙斯的女祭司们隐蔽在橡树丛中，接受来自希腊境内各地人们的问询。在涅俄普托勒摩斯统治时期，摩罗西安部落逐渐定居下来。城市化开始了，抄写员和其他行政官员出现了。摩罗西安迅速崛起成为伊庇鲁斯最强大的部落。
奥林匹娅斯出身摩罗西安王室，个性专横独断而神秘。她酷爱养蛇，喜欢与蛇共眠，以及一些摩罗西安部落的异端宗教仪式引起腓力二世不满而疏远了她。奥林匹娅斯逐渐失宠，被丈夫腓力二世厌弃，但她对儿子亚历山大的影响非常大。
腓力二世当政后，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加强王权，削弱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的职能，把它们变成听命于他的工具。他改革币制，确立了金、银币的兑换价格，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他建立起一支忠于个人的常备军，创造了具有极强打击力的马其顿方阵，其核心是贵族组成的重装骑兵，称“王友”。其重装步兵谓之“步兵王友”，装备一杆长6.3米的长矛，所列阵形纵深最多达32列。步乓的作用在于顶住敌人的攻击，战斗的胜败取决于骑兵对敌方两翼的攻击。方阵缺乏协同性，很难用于包围行动，只能与骑兵配合。作为预备队，追击部队，以及保护者的骑兵在全局中举足轻重。腓力二世是希腊人中第一位赋予骑兵重大意义的人。
有一天，腓力二世买了一匹高头大马，在城郊的练马场试马。许多骑兵都轮番上阵，企图驯服这匹烈马。骑兵一骑上马背，这烈马就前蹄腾空，又蹦又跳，狂嘶不已，将骑兵摔到地上，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腓力二世见没有一个人能驯服这匹烈马，正想下令让人牵走，忽然听到身旁12岁的儿子亚历山大说：“不是驯服不了，只是因为他们的胆子太小了。”腓力二世生气地说：“不许饥笑比你年长的人！因为你也驯服不了！”“我去试试！”腓力二世正想阻止，但亚历山大已经向烈马跑去了。
亚历山大一手牵着缰绳，一手轻轻抚摸着马的鬃毛。他发现马非常害怕自己的影子，就慢慢地把马头转过来朝向太阳。突然，亚历山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起，跳上了马背。受惊的烈马仰天长啸，企图将亚历山大掀下马背，但亚历山大牢牢地抓着缰绳，双腿紧紧夹着马腹，稳如泰山。烈马又开始疯狂跳跃，在场的人脸都吓白了，可亚历山大却毫无惧色。烈马长嘶一声，风驰电掣般向远方跑去，眨眼间就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腓力二世焦急万分，派人前去追赶。过了一会，满身大汗的亚历山大骑着马回来了，那匹烈马十分驯服地听从他的指挥，全场的人都惊呆了。从此，腓力二世决定将胆识过人的亚历山大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腓力二世不惜重金，聘请了当时希腊“最博学的人”亚里士多德担任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13岁～16岁，这三年时间，亚历山大向老师学习了哲学、医学、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努力教导他去热爱希腊文化，征服科学的世界，但亚历山大想征服的却是现实中的世界。他非常喜欢读《荷马史诗》，枕边就放着《伊利亚特》。亚历山大最崇拜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希望有朝一日能像他一样，建立丰功伟绩。
当时希腊各城邦内战不止，实力受到严重的削弱。腓力二世看准时机，发动战争，企图征服全希腊，成为希腊霸主。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与雅典和底比斯两个城邦的军队在希腊中部的喀罗尼亚相遇。交战前，马其顿步兵排成了一个16排的方阵。方阵中的每个士兵都一手拿着一面大盾，一手拿着一根长达6米的长矛。后排的士兵将长矛放在前排士兵的肩上，前方和两侧是骑兵。腓力二世将马其顿的骑兵集合起来，形成强大的进攻力量。他亲自担任统帅，指挥右翼，任命亚历山大为副统帅，指挥左翼。
战斗开始后，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底比斯的“神圣部队”突破了腓力二世的右翼，贪功冒进，导致战线拉长。亚历山大抓住战机，率领骑兵迅速出击，大败希腊联军。喀罗尼亚战役后，希腊人再也无力抵抗马其顿人了。公元前337年，在科林斯召开全希腊会议，成立了以马其顿为主导的科林斯同盟，确立了马其顿对希腊诸城邦的控制。希腊各邦被迫承认马其顿的霸主地位，只有斯巴达保持了自己的尊严，拒绝参加腓力二世在科林斯主持的希腊和会。科林斯大会满足了希腊大奴隶主的要求，确立了马其顿的统治秩序。各城邦禁止互相攻伐，各城邦被内部禁止重分土地、没收富人财产、取消债务，不准为政治目的解放奴隶。马其顿于会后驻军希腊各战略要地，以保持自己的统一。
腓力二世被害后，希腊各城邦认为这是摆脱马其顿帝国控制与奴役的天赐良机，纷纷起义，宣告独立。年轻的亚历山大此时显示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他迅速平定了宫廷内乱，镇压了国内叛乱的部族，随后将矛头指向了反叛的希腊城邦。当时希腊各城邦分为反马其顿派和亲马其顿派。反马其顿派希望重获独立，而亲马其顿派希望马其顿统一希腊，然后远征东方，掠夺波斯的财富。亚历山大亲率大军进攻反马其顿的底比斯城邦，将它变成一堆瓦砾，把城中居民统统变卖成奴隶。各城邦害怕了，纷纷表示归附。短短两年时间，亚力山大就平定了希腊各城邦的起义，巩固了政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以镇压希腊各城邦的反马其顿运动，为了实现自己征服世界的野心，亚历山大把目光放向了领土辽阔、资源丰富的波斯。
公元前334年的春天，亚历山大率领3.5万人的军队和160艘战舰远征波斯。临行前，他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分给将士。将士们问他：“陛下，你把财产都分给我们，那您给自己留下了什么呢？”“希望！”亚历山大说，“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带给我无穷无尽的财富！”将士们被亚历山大的豪言壮语感动，他们齐声呐喊，誓死追随亚历山大，从此踏上远征之路。
亚历山大继位后，马其顿骑兵有很大的发展。基本建制单位是伊尔（相当于连），由64名骑手组成，分重骑兵、中骑兵和轻骑兵。轻骑兵用于接战和追歼敌人，重骑兵在步兵、中骑兵支援下对敌实施突击。方阵战术经过亚历山大的完善，马其顿方阵发展到了顶峰，基本队形变为手持6米长矛的16人纵队、并有骑兵和排成松散队形的轻步兵掩护配合。方阵的两翼有轻装步兵以及骑兵的掩护，三个军种结合在一起，就像一台不可抵抗的机器。各种兵种有机结合成原始的多兵种混合部队，在亚历山大东征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马其顿步兵方阵必须和骑兵紧密配合，单纯依靠步兵方阵是不容易取胜的。古代战争同现代战争一样，战术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马其顿方阵适应了马其顿作为一个新兴的奴隶制国家的结构，大量的农民和极少量的贵族，因此，主要是由贵族公民组成的重甲兵不是马其顿军队的所长，另外重甲兵方阵在战场和山地丘陵地区机动能力的低下，不能满足马其顿军队的征服需要。新组建的马其顿方阵核心是由约一百人组成的长矛阵，在阵中完全取消了重甲兵，第一线士兵的盾也大为缩小（斯巴达人的巨盾甚至可以遮盖整个身体），大致只有三至四平方英尺，缩小的盾使士兵可以站得更紧密；同时，后方的矛渐次加长，最终所有的长矛手都可以对方阵前的敌人进行攻击，最长的达到十米之外。
马其顿方阵中的长矛手只占军队人数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其余全部是弓箭手，剑手，投石手，投枪手，这些士兵通常是非公民的平民，盟国的士兵，待释放的奴隶。在作战中，他们以箭、石、投枪攻击敌人，减少方阵冲锋的压力，当敌人被方阵冲散压倒后，他们就跟上去杀伤散乱的敌人。这种战法与中国古代的车战十分相似，先以战车冲散敌人，再与兵卒杀伤敌人。实际上春秋时晋国魏舒的毁车成行一役的作战方式与马其顿方阵就很相似，不同的是魏舒以弃车的甲兵剑盾阵代替了长矛阵而已。
依靠马其顿方阵的战斗能力，腓力二世统一了希腊，亚历山大三世灭亡了波斯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但是马其顿密集方阵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这样密集的方阵不得不依靠骑兵和轻装步兵保护其两翼，骑兵又是攻强于守，一旦被击溃，密集方阵的侧翼或者背后就容易受敌人攻击，那么死板的阵型就可能溃散，很容易被敌人的近战部队趁虚而入，一旦敌人进入方阵内部便开始持剑进行大肆杀戮。马其顿方阵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战斗力集中在前方，侧面只能依靠互相的保护，一旦对方突破侧翼，矛阵中的长矛兵，别说抵抗了，连逃生的机会也没有。整个方阵像一只刺猬，因为没有活动的余地，最好的姿势就是站直了，别趴下，以免被人踩死。阵里的人不能跑，跑就首先死。事实上，那时的战死者多数不是被杀死，而是被践踏致死。
中世纪，多数欧洲国家的骑兵在作战中仍起主要作用。14世纪火器出现后，骑兵的地位逐渐降低。15世纪末，西欧的骑兵只起辅助作用。16世纪骑兵配备火器后，又有很大发展。17世纪三十年战争期间，参战国军队中有半数的人员是骑兵。17～18世纪，骑兵分重骑兵（胸甲骑兵）、中骑兵（龙骑兵、卡宾枪骑兵、投弹骑兵）和轻骑兵（骠骑兵、枪骑兵），骑兵的基本战术单位是连，最高编制单位是师。1804年，拿破仑一世创建了骑兵军。一战期间，德国、法国、俄国都编有骑兵集团军。二战期间，苏军曾有17个骑兵军、80多个骑兵师。二战后，随着军队技术装备的发展和火力、机动力的提高，骑兵逐渐失去原有的兵种地位。许多国家的军队先后撤销骑兵这个兵种，保留少量骑兵，主要用于执行巡逻、警戒和运输等任务。
古希腊人的各项发现，为很多现代学科都奠定了基础，包括生物学、数学、物理学、文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等。亚历山大大帝将古希腊思想传播到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后来，古罗马人将古希腊文化进一步传播到欧洲和非洲地区。欧洲经历了两大文明的兴起，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其他文明，比如凯尔特人文明，均被征服或吞并。正是这两个非凡的人类文明，影响和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古希腊文明主宰着地中海地区。但古希腊是由各独立的城邦组成的，相互之间时常会发动战争，而这是他们最后衰败的直接原因。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古罗马开始吞并古希腊的版图，并日益扩展和壮大。到公元前100年的时候，古罗马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从阿拉伯一直延伸到苏格兰地区。但是，到公元400年，这个伟大的文明国家也难逃分崩离析的结局。
古代世界主要受到四大帝国的统治。而古罗马帝国是其中最为强盛的，其势力范围从欧洲延伸到非洲北部地区。在远东地区，汉朝几乎控前着如今中国的全部疆域，而中东地区则受到了萨珊王朝的统治。在印度，笈多家族大权在握。公元前499年～公元500年，许多古典文明都在这个历史时期兴起，并为后来的时代奠定了潮流趋势和发展模式。在这些帝国之中，主流的生活方式是在安全之下过着和平日子，并有强大的政府和军队做后盾。但是，他们在不久之后便遭到了被称为野蛮人的游牧部落的袭击，这些战争的代价非常高昂。大约在公元450年的时候，这些伟大的帝国均逐渐衰败、没落。大概就在同一时期，中美洲地区的迪奥狄华肯古城也到达鼎盛，其邻居玛雅人则修建了许多城市和道路，并主宰着整个中美洲地区，一直到15世纪。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学术成就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明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几经周折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宋朝时期全面上位；同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
春秋时期指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的得名，是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相传《春秋》为孔子修订。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春秋战国的分界线是以孔子去世那一年为界限，之前的为春秋，之后的为战国。由于周贞定王姬介于公元前476年继位，为了纪年方便，就以公元前476年为界，之前为春秋，之后的为战国。战国时期指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东周后朝至秦一统中原前，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周平王东迁以后，中原各国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知识分子）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西周时期，学校都是官府的。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学在官府”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要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
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周平王东迁，天子地位衰微，出现礼崩乐坏的形势。随着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修”（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士”，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与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一统天下，十分需要借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稷门之旁的讲学场所，设立于齐桓公田午时期，齐威王即位后，为了选贤任能与革新政治，扩大了学宫的建设，齐宣王时期，学宫趋于鼎盛，到齐国末代国君田建的时候，走向衰落，并随着齐国的灭亡而一同消失。稷下学宫广泛招来天下贤士，容纳不同的学派，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一时尊为闻名列国的文化圣地，孟子和荀子都曾任职于此。稷下学宫存在的150年里，为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齐国本是周朝开国大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齐奉行举贤尚功的国策，春秋时期，一度成为霸主。公元前391年，田和放逐齐康公于海岛，使食一城，以奉姜姓之祀。失去社会支持的姜氏失去政权，经过几代努力而获得齐国上下广泛支持的田氏，取代姜氏。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诸侯，姜姓齐国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称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以示别于姜姓齐国，史称“田氏代齐”。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吕齐君主）死，田氏并其食邑，吕尚（姜子牙）至此绝祀。
姜太公以“举贤而尚功”来治理齐国。“举贤”，推举有贤才的人；“尚功”，把功劳当作当官的一个标准。推举有能耐的人，只要有才干，我们齐国就推举你；要是你有功劳，我就封你做大的官。这是齐国的原则，一开国就定了国政方针。周公听了之后说，齐国后世必有“劫杀之君”，齐国的国君，一定有被别人弑君的。后来果然是齐国越来越强，春秋五霸第一霸就是齐桓公（姜小白），齐国确实很强。但是传到二十四世，齐国就被田氏篡位了。
孔子听到田恒把齐国国君杀了，上奏鲁国君说齐国发生了造反的事，要不要派兵去讨伐那个造反的人？因为当时各诸侯国有合约，哪一国发生内乱，别国可以组织联合军队去平定内乱。鲁国比齐国还弱，加上政权还不在鲁国君手上，在三家大夫手上。所以鲁国君说，你不要问我，去问三家大夫。孔子只好去问三家大夫，三家大夫当然不同意，因为他们都想把鲁国君干掉。
齐国很强盛，传到二十四世就被田氏篡位，为什么齐国百姓没有意见？因为田氏懂得收买人心。如何收买人心？田氏用小斛（斗）收租，用大斛放贷，给百姓恩惠，百姓都拥护田氏。因此田氏篡了齐国，齐国上下没有人反对。
周公以“尊尊、亲亲”来治理鲁国。“尊尊”，尊重身份地位高的人；“亲亲”，亲近有血缘关系的人。姜太公听到就说，鲁国从此“积弱不振”。讲究“尊”和“亲”的话，一定是不考虑到能力、才华和本事。你身份高，我才尊重你，但能力够不够是另一回事；血缘很接近，我就亲近你，你是我的亲戚，你能力不够我不管，我们鲁国就是比较重视情感，重视道义。
齐国一直“举贤尚功”，传了二十四世就被篡国了。鲁国一直“积弱不振”，但传了三十二世才结束。开始立国的原则决定了后面的发展，因为坤卦第一爻“初六：履霜，坚冰至。”初六，当你踩着微霜时，严寒与坚冰也就即将来到。初六，居《坤》卦之初，本为阳爻之位，然而阴气已经开始从地中升起，故作为《坤》卦之阴爻就要顺从自然规律，使寒冬和坚冰逐渐来到。由微霜至坚冰，大自然的物候与气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只要我们注意观察那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就能比较准确地预知未来。因为，时间既能改变一切，也会告诉我们答案。
坤卦第一爻“初六”，其《文言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一个家族常做好事，行善积德，后代子孙就有多余的喜庆。因为你常常做好事，子孙得到一些庇荫，生活就会过得很愉快。相反，如果这个家族经常做坏事，做到最后一定会有多余的灾难，留给子孙。为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君子应有见微知著、审时度势的能力。
“履霜，坚冰至”譬喻阴险丑恶的事是顺着时间累积的。臣民杀害君王，儿子杀害父亲，并非一朝一夕的原因所致。其作恶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只不过是君王和父亲没有及早地辨清真相。事物的发展有一定的过程。积恶与积善一样，均非一朝一夕之所为，只要君子去细心观察，就会预知其必然趋势，故知善而多积善则多有福庆，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之，则恶有恶报。明智之举是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孙武，字长卿，孙子（孙武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孙武的祖先妫满，被周天子封为陈国国君。后来由于陈国发生内乱，孙武的远祖妫完（陈厉公之子）携家人逃到齐国。齐桓公（姜小白）很赏识陈完，让他当了大官。陈完在齐国定居以后，改妫为田。陈完在齐国积极活动，至四世孙田桓子（田无宇）已官为“上大夫”。田桓子（田无宇），生五子：田武子（田开）、田僖子（田乞）、陈昭子（田昭）、田书、子亶。
田僖子（田乞）生九子：陈瓘、田成子、子士、简子、宣子、穆子、廪邱子、芒子、惠子。田成子（田恒）生田襄子（田盘）。田襄子（田盘）生田庄子（田白）。田庄子（田白）生二子：长子田悼子（田利），次子齐太公（田和）。齐太公（田和）生二子：长子齐废公（田剡），次子齐田桓公（田午）。
田书于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1年）因伐莒有功，齐景公封乐安，赐姓孙，孙书（田书）便是孙武的祖父。孙书生凭，凭生孙武。孙武家世世代代为大将，为齐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孙武从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非常喜欢兵法，渴望将来能登坛拜将，沙场点兵，施展自己的才华，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可惜当时齐国内乱不止，几个大家族争权夺利。孙武厌恶内斗，就举家迁到了南方的吴国，一边继续潜心研究兵法，一边寻求发展机会。不久，孙武结识了从楚国逃到吴国的伍子胥，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很快成为好朋友。
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分为13篇：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共6000多字，内容恢宏精辟，深刻揭示了战争规律，全面总结了春秋时期各国的战争经验。孙武具备令人叹服的缜密高妙的思维能力。《孙子兵法》的许多表述已超越了兵家领域，而进入极具概括、抽象、辩证的哲学天地。特别是他对“形”、“势”、“虚实”、“奇正”、“专分”、“多寡”等众多范畴的阐释，使这部书的哲理成分大放光芒。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孙子说：军事学研究是国家的大事，它是关乎百姓死活、国家存亡的一个思想领域，不能不深入考察。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去研究战前形势，一一比较各项战争要素，认真探索敌我双方的胜负概率：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是使百姓与国君同心同德，步调一致，这样民众就可以与国君同生共死，不违背国君的任何旨意。天，是指昼夜、阴晴、寒暑、四时等气候、季节方面的自然现象。地，是指战场位置的远与近，地形的险阻、平坦、开阔与狭窄，以及作战区域是否有利于攻守进退。将，是指将领应具备的智慧、威信、仁德、勇敢、严格等五种素质。法，分别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任用、分工、管理，以及军费、军需等方面的军法制度。
以上这五个战略要素，没有哪一个将帅没有听说过，然而只有深入研究这些要素才能取胜，不深入研究这些要素就不能取胜。所以要一一比较敌我双方的战略要素，探索彼此胜负的概率，要研究清楚以下问题：哪一方的君主能处理好君、民关系，赢得了民心？哪一方的将帅有才能？哪一方掌握了天时地利？哪一方能贯彻执行军法条规？哪一方装备优越、实力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分明？我根据这些比较就能预测孰胜孰负。如果带兵者听从我的分析判断，他用兵打仗就必然取胜，我就可以留用他；如果不听从我的判断，他用兵打仗就必然失败，我就不用他。
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一篇，《计篇》提出了统摄全书的重要理论，堪称全书的总纲。此处的“计”，实即庙算，是指君臣在庙堂上的军事战略筹划。庙算是中国兵学理论史上最重要的战略学概念，将其运用于军事斗争，便成为战争决策者首先需要慎重落实的一环。“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个环节将关乎战争的最终结果，庙算的重要性因此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战争的胜负。除了“庙算”理论的构建外，孙子在《计篇》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兵者，诡道也也。”这是他对以往战争注重旧“军礼”的一种变革与超越。春秋后期以降，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旧“军礼”渐成虚设，诈术则大行其道。“兵者，诡道也”的命题，在为诈术“正名”的同时，也从军事斗争原则的高度，强调了实施诈术的必要。孙子进而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可谓战胜敌人、争取主动的十二条妙计，受到后世兵家的高度重视。
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组编制等诸多方面的忧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在“五事”的排序中，“道”位居首位，孙子将其界定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与《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哲理思路吻合，因此符合“兵家源于道德”之说。实际上，《老子》的“道”与《孙子兵法》相比，其内涵要丰富复杂得多。
《老子》的“道”包含了形而上之宇宙本原、本体和万物的运动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人类生活的准则、最高知识和智慧、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社会理想状态等诸多含义；《孙子兵法》的“道”，其内涵则仅限于社会政治领域。“地”、“天”、“道”在《老子》那里是不断递进的范畴，“地”、“天”均要遵循“道”的规律，而在《孙子兵法》中，“道”与“地”、“天”是平行并列的，均为“五事”之一，“道”并不具有统领“地”、“天”两者的地位。两书所论之“道”各有不同指向，因而《孙子兵法》源于《老子》的说法即使不虚，但仅仅依据孙子此篇所论，是无法说清《孙子兵法》、《老子》必然具有渊源关系的。
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西方人到了十九世纪才由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明确揭示，所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孙子兵法》计篇的“道论”却在两千多年前就将军事斗争纳入政治领域加以研究，充分显示了孙子的远见卓识。在《作战篇》中，孙武还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强调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谋攻篇》的“伐交”说，则强调了外交领域的纵横捭阖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在战略学研究领域，尽管距离《孙子兵法》的问世已有两千多年，但这种将政治、经济、外交、法规、自然等纳入战略研究的做法，至今仍未超越，可谓价值永恒。
动物没有政治，只有人类才有政治。孔子很坦白、很直接地指出人类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仁义道德。人有生命、有知识、有智慧，还有义气。如果一个人不仁不义，这个人简直就不是人了。所以孔子重视仁义，老子重视道德。仁义道德是把人的位置提高到万物之灵的唯一条件。
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的价值判断，只有人才有，动物没有。动物没有仁义道德。根据这种现象，周武王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孟子提出：要重视人禽之辨。中国人不认为人是动物，人是万物之灵。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人类沙文主义，人就是动物，人是高级动物。
孙武在《谋攻篇》中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在孙武看来，战争的最高目标是“全胜”，是不通过暴力手段迫使敌人全部降服。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顺心降服，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孙子兵法》广为传诵的名言之一，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
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兵法》这本书了。”他还在其《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知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
为了凸显谋略的重要地位，孙子还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对以下手段依次定位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最高级的是“伐谋”，次一等的是“伐交”，挫败敌人的谋略与外交，这两者是抵达“全胜”境界的重要途径。联系春秋时期的历史实际，可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是从齐桓公（姜小白）“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等政治、军事活动当中提炼概括出来的。齐桓公称霸天下的地位，依托于齐国雄厚的国力与军力，由此而造成的强大威慑，迫使其他诸侯不得不臣服。孙子在提出了“全胜”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等用兵法则，论述了将领对于国君与国家的重要作用，概括了国君因瞎指挥而导致的三种危害。
将帅作为军队的统领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孙武非常重视将帅的素质问题，《计篇》把“将”与“道”、“天”、“地”、“法”并列为“五事”，并将“智、信、仁、勇、严”视为将帅所必备。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智、仁、勇”三个字的排列，孙子所定的顺序与孔子一致，只是再加上信与严二字而已。为什么文武二圣都同样重智，将其列为第一优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而值得分析的问题。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即为最佳的答案。智者不仅能仁而且也必有勇，智实为仁、勇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在战争的领域中，战略本来就是斗智，如果缺乏智计，很可能流于妇人之仁，匹夫之勇，而鲜有不败亡者。如何对待士卒，也是检验将帅素质的重要指标。孙武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兵原则。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子兵法》关于战争知行关系最著名的观点。知是战的前提和基础。打仗不能糊涂、莽撞，敌情不明。只有了解影响战争的诸要素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战争决策，奠定胜利的基础，将帅也才能成为真正的“成功出于众者”的贤明之将。
爱好富贵而厌恶贫贱，原本是人的常情。君子和小人，在这方面的差异，仅仅在于君子取之以道，去之也以道，小人则不择手段，无所谓合不合道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道德修养的不同。社会富裕，日子好过，大家就重休闲而轻劳动，逐渐养成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坏习惯。用不着多久，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混乱，上下沟通困难，由泰而否。日久则人心悔悟，厌恶乱象而用心治理，渐渐由否转泰。泰中有否，而否中也有泰，显然是天道自然的道理。然而根本的关键，仍在于人。
君子奉行天道，小人背道而驰。君子与小人的消长，造成有否有泰。我国历史之所以治少乱多，便是君子未能善尽责任，所导致的恶果。君子待人宽厚，却不能远小人而不想办法给予适当的影响，以致小人毫无顾忌，愈来愈不择手段，君子当然斗不过小人。只会骂小人，受小人的气，却拿小人一点办法都没有，算什么君子？《易经》所说的君子，应该不仅仅勤求善道，持续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更应该发扬易道，按《易经》所揭示的道理，来战胜小人。若是《易经》不能感化小人，我们对《易经》的功能，也将大打折扣。
泰转否，否变泰，都是正常现象。若不以人为主，设法持盈保泰，势必循环往复，时好时坏。我们从历史上兴衰交替，中兴不易，应该提高警觉，时时谨慎小心。君子得势，容易变成小人。小人得势，倘若能够逆取顺守，未尝不能转否为泰。倘若君子小人，都能秉持中道，同心实践，才是人民的福气。道德修养，怎能不重视？
自古以来，国家兴盛的时候，朝廷常常出现激昂的豪杰；国家将乱，往往是君王信任奸佞，公卿却唯唯诺诺，谄媚求宠。这种风气，其实是逐渐演变而成，并非一朝一夕，突然造成的。人情所最重视的，便是生死问题。而中外的政治思想，大多利用人类贪生怕死的感情，设计一种制度，使人不贪小利而受大害，却愿意受小害而获得大利，最后又采用生杀的大权，来严加控制。以致不论领导人如何产生，大家只好期待他的道德修养十分良好，而且有生之年，不管在位或退位，都能持续不变。阴卦多阳，而阳卦多阴，物以稀为贵，少数服从多数，实际上不如多数人服从少数的圣贤。
科学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理性产物，中华民族曾经在很长久的期间，科学领先世界。自然环境提供人类共享，自然规律也是人类共同遵守的法则。只要诚心诚意，没有人会否定自然的存在。宗教有分别，文化有差异，自然却全球都一样。春、夏、秋、冬，全球一致。火能使水沸腾，水能使火熄灭，全世界都一样。科学无国界，便是由于全球的自然环境与变化，拥有共同的规律。易学是“公”的，是人类共同的道理。这种“公”的智慧，是拯救现代“私”心高涨的良药。
今日世界的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私”字在作祟。民族有私心，想以自己的宗教，来消灭其他的宗教。整部西方史是一部宗教战争史。只要有宗教存在，宗教战争就不会停止。宗教矛盾是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宗教的排他性使宗教战争表现得异常激烈和残酷。古代，宗教战争以欧洲、阿拉伯国家为甚。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强大的政治力量。教会有权直接调动军队来屠杀异教徒。宗教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基督教徒。在阿拉伯国家，宗教与政治是合为一体的，宗教领袖就是政治领袖。中世纪变成了黑暗时代。更甚的是，宗教战争发展成为对另一种宗教的十字军东征，于是天下大乱。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智者才觉醒，重新把西方建设成繁荣富强的文明国家。
19世纪英国人花费整整一百年的时间，证明就算船坚炮利，用武力将全世界都占领下来，也将无法持久，终究既济之后又是未济。最后一块殖民地离开时，英国又是依然故我。20世纪美国同样费尽心思，以一百年的时光，来证明充当世界警察，透过协商和维持秩序的努力，也无法达成愿望，使出有利的单边要求，却造成愈反愈恐的不安局面，令世人十分失望。21世纪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主要重点在看不见的文明冲突。文明整合，一直是美国的梦想，如今才知根本不可能达成。文明交流，才是人类应走的途径。
基因中脱氧核苷酸种类、数目和排列顺序的不同，决定了遗传信息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显示了基因遗传的多样性。物种是构成生物群落进而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单元。生态系统多样性离不开物种的多样性，离不开不同物种所具有的遗传多样性。因此遗传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基础。生物科技说明：物种必须多样化，才能够生生不息。依此类推，人类文明，也不应该一致化，以免造成灭绝的恶果。各式各样的文明，彼此包容，在异中求同的妥协下，寻找此时此刻的合理中道。
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四五百年，迄今烽烟不断，人欲横流，主要原因就是以霸道寻求全球化。今日的全球化，是西方“强权就是公理”的产物。西方人害怕战争，所以讲和平，并不是出于国民的天性。西方科学只追求“实在”，并不关心“正当”或“正义”，也是西方科学的重大迷失。以西方对科学的认知，以及强权就是公理的心态，想要构建天下太平的地球村，实在是十分困难。
《易经》是人类共存、共进化的合理途径。地球村并不是统一天下，把全世界一致化，而是一统天下，大家依据易理，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特色，才能够多姿多彩。用易理来和平发展地球村，人类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