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官窑笔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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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之用
乾隆皇帝乱题诗题句的毛病是出了名的，他前前后后在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上题了五十五处，最后实在再无空白处，挤在最后一个角落写下“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才放过了这个长卷。他到死也不知道，被他题满的那卷是伪作，而真迹窃喜地躺在库房中，直到数百年后重见天日，让后人唏嘘感叹：幸亏乾隆眼拙。
说这是恶习也不尽然，毕竟这并不出于他的发明。他只是虚心继承了汉族文人的传统。只不过有时候题得太多，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而且字还乏善可陈。
继承之外，还有发扬，就是要把诗题到瓷器上。前无古人。
画上题诗句，信笔写就。瓷器上难，墨不易写上去，即使写上去，一蹭就没了，干干净净。
这却也难不倒皇帝。
这件椭圆的器物背后，就题写了皇帝的诗句。
“椭片出越窑（？），较唐宋应久。非盘亦非碟，盛水不盈口。是诚无用器，何以宝同玖。徒因阅岁深，沧桑互珍守。髻垦七钉存，唐宋或弗取。”第五个字已经磨损无法识别。
这首诗保持着乾隆皇帝的惯常水准，如白话，不值得品评，但包含的信息倒很丰富。说这个“椭片”“非盘亦非碟，盛水不盈口”，所以是“无用器”，却像美玉般珍贵。皇帝说这完全是因为岁月的沧桑。
这种非盘非碟又不能盛水的椭片，其实是文人写字的用具，叫笔舔，舔字稍嫌不雅，又叫笔觇、笔掭，就是写字掭笔的用具——毛笔写字时时需要理顺笔锋，调整笔中含墨的多少。
它看上去的确平平无奇，一块椭片，又不是规则的椭圆，简直就像是匠人随手取块泥用手压平，然后稍做修整，上釉，扔进窑里一烧。
不过细看背部，就不能得出这样草率的结论。底部有七个小圆点，圆点是采用特殊的支烧方式留下的痕迹。这种方法叫支钉烧，是用钉状物把坯支起入窑烧造。这种方法可以使器物底部尽可能被釉覆盖（烧好后只有支钉处没有釉），却极费事，大大提高了烧制的难度。在历代的窑业中，用得很少。即使是在最鼎盛时期的清三代官窑，也只偶尔为之。
于是，这看似随意的椭片，却是“别有用心”。它没有具体的形，也没有特别的意，就是平平一躺，有如右军坦腹东床，自是一番潇洒风流。
椭片的边沿是一道黑线，如远山暗影，如书法家笔下的墨线，如屋漏痕。它时浓时淡，时而迟疑，时而利落。它沿着椭片不急不缓地绕了一圈。它的产生，是因为瓷质呈黑灰色（宋代以后瓷器的胎体绝大多数是白色，无论釉层是什么颜色），而这种胎体的转折处，釉层变薄（行内叫挂不住釉），胎的黑色就会泛出来。很难说这不是有意为之，同样是底部的边沿就做成了圆弧，看不到黑线。
△ 图3.4 宋官窑笔舔 |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这种看似“自然”的痕迹，出于刻意的人工。
表面非盘非碟，只是微微下凹的弧面，有如微风吹拂的湖面。这同样是出于使用的需要，却又不着痕迹。乾隆的诗中说无用之用，这里的“用”是说日常之用，如饥餐渴饮，而非文人之用如书如画。较之日常，文人之用都是无用，与明代文震亨《长物志》里所说的长物——多余之物，意思差不多，都带着几分骄傲。
表面的纹理极为特别，同样是开片，但对比官窑弦纹瓶（参看图3.5），笔舔上的开片有如从内部生长出来，仿佛本来就是釉层的一部分，而官窑弦纹瓶上，却容易让人感觉是“画”上去的线，是天工的妙手。
非但如此，将这件官窑笔舔置于传世的官窑瓷器间，也显得过于独特。官窑的那些典正、均衡、柔美的线条，优雅的风度，在这里无影无踪。但它却更能反映古代文人审美最高妙的追求：不事雕琢、浑然天成、大巧若拙。
一次意外的阅读让我找到另一个精彩的注脚。它出自了不起的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的名作《高堡奇人》。我惊讶地读到如下文字，简直就是对这件瓷器最精彩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