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汝窑无纹水仙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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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现实的汝窑，书上所见的汝窑名器更是烂熟于心，但当我在台北故宫迎面撞见这件水仙盆时，依然震惊不已。

无可替代。

“全世界的汝窑只有67件，台北故宫就藏有21件，而这件是唯一不开片的。”这是导游标准的解说词。每一位说完就带着团队赶往下一处“名器”。这段话大约需要10秒，加上聚拢团员，说几句“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样的导语和添油加醋的旁白，整个过程不过一两分钟。游客隐约留下一点模糊印象，也仅止于这里摆放着一件珍贵的宋代瓷器，而就连这一印象也会渐渐变得模糊。真是浪费了这趟旅程。

多么了不起的一件瓷器，我在它面前停留良久，凝神观看每一处细节，仿佛要用眼睛把它一点点吞下，再反反复复咀嚼。我粗鲁地占据着最好的位置，全然不顾来来往往的流动人群。

它看上去如此简洁，根本无需大费周章，但处处细节却展现出巧思与精妙设计。这是个椭圆形的深盆，尽管仍然是规则、对称的几何形，像是个压扁的圆，但其实和圆形完全不同。它无法在轱辘车上拉坯成形而完全需要依赖模具来完成。

盆壁由下而上缓缓张开，优雅、从容。口沿处干干净净一收，没有任何多余动作。但下部吃力地“凿”出一道凹槽，接着扎实地突起一道边，立即就显出了坚实的分量。重心下沉，力量下压，而四足轻轻一落，就稳稳扎住。足处理得精彩：足边宽阔，稳稳承住盆身，但往下忽地一收，紧紧勒起，最下端就鼓鼓胀胀，蓄满力量。底足的细节仍不放过，微微拉起一道弧线。四个足便似脚尖点地，更像技艺高超的演员踮起脚在趾尖上舞蹈。

除造型的精妙之外，颜色更要大书特书。

如雨后天空初晴的微妙色彩，并没有秋高气爽的通透，也不是乌云压境的重拙。它甚至算不上一种出众的颜色，能够强烈刺激观众的眼球。它含蓄甚至含糊，若即若离，若有若无。当你想要紧紧抓住它的时候，它又瞬间溜走；当你想要在显示器上调出一模一样的颜色时，无论怎么努力，似乎最后都归于徒劳。

在它诞生之后的千年时光里，人们把这种颜色称为天青色。如果说天青是一种颜色，那就是梦的颜色。难以描述，无法捉摸。

汝窑因此而闻名！

在当时无疑受到皇帝的青睐，后世更得到历代文人的追捧。但多数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其珍贵不易得。倒是徐渭的《墨芍药》题画诗写得生动，“花是扬州种，瓶是汝州窑。注以江东水，春风锁二乔”。明代文人常把好花瓶比作“花之金屋”，金屋可藏娇，春风锁二乔。

对汝窑的热情在乾隆皇帝那里达到高潮。他仿效在书画上题词的习惯，居然为瓷器题诗并刻在底部（这极为困难，因为釉面非常坚硬）。在台北故宫收藏的21件汝窑中，刻诗的竟有13件。这不能不说是某种高明甚至高雅的举动，完全契合文人传统并有所发挥。尽管他在今天饱受诟病，但也仅仅是因为他的书法实在乏善可陈，所做诗文也难登大雅（甚至，在这件水仙盆的题诗中，乾隆皇帝把它当作一件猫食盆）。换作高人雅士，只言片语也会视为拱璧。

尽管一开始汝窑在宋代名窑的排行中未能位列榜首，但随着岁月流逝，居然暗渡陈仓，所以今天说起五大名窑，必以汝窑为魁。它甚至成为一个神话。一道道光环使人们再也难以认识它的真实面貌。

比如，关于汝窑的诞生，流行的说法是宋徽宗题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匠人们遵照皇帝的旨意，经过无尽的努力，终于创造了奇迹。其实这句诗出处不详，最早也并非用在汝窑身上。更不必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皇帝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正如他不会要求制造出有原子弹那样威力的武器，也不会希望造出能够飞行的工具。

陶瓷史上的颜色，或是出于某个偶然的发现，或是某场意外或是灾难，更多的时候，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往前走了一小步，把边界往前又推了一厘米。汝窑本身也非凭空产生，并不源于皇帝的一时兴起。烧造汝窑的汝州地区，自北宋初年开始烧造瓷器，窑场规模一度达到惊人的地步，影响之广也遍及全国。今天谈论的汝窑，只是其中“供御”的部分，是其中水平最高的官窑。事实上，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学界主流的观点也认为这部分汝官窑的烧造并非始于徽宗。

常常，我也试图希望还原真相，并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但关于汝窑的美，难道不也包含着围绕着它的历史、神话、传言与附会吗？汝窑的美像一场梦，穿越千年，无数人沉浸并参与其中，使之丰沛，更难以捉摸，也更迷人。

美梦，又何必让它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