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贰

恩斯特·曾科

博士、斯洛文尼亚普利莫斯卡大学

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欧盟别现代研究中心（CBMS）主任

在过去五年中，我经常访问上海，并参加了有关别现代主义理论的学术研讨会，这个令人振奋的新理论由王建疆教授提出。这些年来，我始终认为王建疆不仅是与我志同道合的同事，并且也是我的好友。正是由于他的平易近人和博学多才，我才得以密切关注别现代理论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一项意义非同寻常的挑战，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该理论主要是针对中国背景而提出的，因此对我而言，这个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充满着朦胧。此次恰逢周韧教授和关煜博士的新书《别现代：艺术与哲思》即将出版，我应邀撰写序言，在序言部分，我决定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阐述我的观点。

一

在西方学者试图回应王建疆早期的英语出版物时，他们在接受这个理论的同时，对新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有一点看起来十分耐人寻味，即从元理论出发询问新理论的理论地位。这个问题或许有些令人惊讶，原因是其并非从理论的实质入手，即提出“什么是别现代理论？”，也并非单纯基于理论地位设问，而是从“主义”这一角度来提出疑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回顾过往的学术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王建疆在2016年发表的论文《主义的喧嚣与缺位：以中国美学为例》，他在2011年就已经向中国学者提出了文中类似的观点。如上所述，别现代理论本身，尤其理论意义和内容，在当时还不是讨论的中心，同样在这篇文章中也是如此。王建疆在文中简单提及了一种新理论，以“别现代主义”为名，但在文中，它仅作为“主义”的一个案例出现。

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我在这里使用概念或理论来进行命名（如在别现代理论中）这一行为本身是有一定问题的，甚至有些随意的意味。英文中的“theory”（理论）来自希腊语θεωρία（theoria），意思是“看”“凝视”“觉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词汇本质上与视觉有关。并且（对于希腊人而言）与视觉有关的最重要的感觉器官是眼睛。由于我们总是从一定距离外观看事物，因此“理论”也是一个遥远的视角，即一个从外部观看的结果。故而将“别现代”称为“理论”，并非是理所当然或者说不证自明的。同样正如早期对该问题的争辩所示，将其命名为“主义”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困难。因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正确了解其地位和产生发展的背景，便很难把握理论的实质和意义。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旁观者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必要的出发点。

二

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中描述了失望和沮丧的情绪，同样也证明了别现代理论发展的动机“中国当下经济发展迅猛，已成为世界经济主导力量。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哲学和美学却处于从属于西方的地位……相较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在哲学、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并没有取得相匹配的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无论学习哲学到任何水平的人，都不会对中国哲学一无所知。虽然课程设置的主要重点是西方哲学，即起源于希腊，发展于罗马、中世纪和现代阶段的哲学发展路径，但其他哲学传统也是课程设置中的一部分，中国哲学传统当然也绝非例外。正如我试图在另一著作中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如《易经》）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危机时期。

然而当代中国哲学并非如此，西方对中国20世纪的美学、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知之甚少。王建疆并非要比较当代中国与西方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发展，而是要论证另一观点，正如他近年来在“别现代”理论相关著作中所提出的：令人忧虑的失衡。虽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学术还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劣势，并需要做出应对，但在当代中国内部，存在更令人担忧的问题：经济与文化严重失衡。为了解决这种情况，亟待建立“主义”，或者用王的话来说，“对中国而言，消除失衡从而建立新的平衡是发展的关键，然而脱离了主义和流派，新的平衡亦无法建立”。

王建疆在很多地方强调了在中国语境下形成“主义”的重要性，其中最直接的例子可能是“如果中国想改变经济发达但思想落后的现状，提高学术地位的发展，增强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国梦’的目标，那么应该以开拓精神前进，倡导学术上的‘主义’建设”。

尽管王建疆的动机十分明确并且不难理解，但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至少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困扰着他们：①主义代表什么？②什么主义或哪种主义能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日益增多的失衡问题？

三

这些问题并非史无前例，并且与德国20世纪的知识环境相似，当时法兰克福批判学派探讨了新社会哲学诞生的可能性。1930年，马克斯·霍克海默成为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负责人，对他而言，研究所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哲学或理论形式来查明和解决问题，否则这些问题很难被发现，也难以识别，更无法解决。

并不是说当代中国的情况与魏玛共和国一样，而是说两者之间有一些相似性，如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即经济、技术、政治占主导地位，但独特的思想有待发展。以德国为例，在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们（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奥多·阿多诺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努力下，这种对理论的探索促使批判理论诞生，而批判理论也随之成为西方著名的知识传统之一。正如我们所见，在当今中国，这项任务由王建疆推动，他不仅认识到了发展主义的必要性，而且身体力行。

然而将他的成就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进行比较，也并没有使我们更接近答案。因此，对于非中国知识背景的人来说，“主义”的概念仍然是个谜。王建疆与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在几篇已发表的文章中的探讨，更清晰地界定了一些紧迫的问题。我会在这里指出其中一部分。

首先是动机。我认为，新理论或“主义”发展的基本动机存在双重不平衡性：一方面，中国在美学、哲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相比西方尚有不足；另一方面，这些领域也落后于本国的经济和技术。针对这一点，艾尔雅维茨认为，即使存在明显的失衡，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在所有领域的创造力和能动性都可以，或者说必须平衡发展。中国当代美学没有必要一定要跻身于世界领先的美学之列”。这一评论使王建疆万分惊讶，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不同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哲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既没有竞争，也没有金银铜牌。哲学的目的不是竞争，而是了解世界并最终改变世界。马克斯·霍克海默在就职演说中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解释和捍卫哲学的作用。他在黑格尔的《世界哲学讲演录》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论点：“哲学并非只是一种慰藉的手段，更是改变明显不公正的现实，并将自身与理性调和；它表明哲学是基于思想建立，而理性在其中得以实现。”由于这种改变（Verklürung）显然是别现代理论的主要发展动机，所以艾尔雅维茨的评论确实令人惊讶。

其次是翻译问题。“主义”的准确注解是什么？尽管一开始有人试图将“主义”与西方的“-ism”联系起来，也有许多评论家认为“-ism”是“主义”的贴切翻译，但实际上，王建疆和艾尔雅维茨都还没有找到更完美的解决方案。用后者的话来说：“虽然我同意王教授的看法，在西方确实也出现了类似‘主义’的现象，但‘-ism’并不是‘主义’在西方语言中的完美解释。也许‘运动’（movement）或‘趋势’（trend）能够阐释‘主义’的部分含义？”

另外，王建疆认为：“汉语中的‘主义’特指客观世界、社会生活或学术领域中关于某一概念、目标或信念的系统化、理论化，是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或命题。然而西方的‘-ism’的含义则是特色鲜明的学说、实践、系统或社会运动。”而“主义”有多重表达形式，只有那些对中国人文领域特别是美学领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isms”，才可称为主义。由于创建别现代理论的动机是有所作为，而不是“为了‘主义’而造就‘主义’”的艺术行为，因此只有有意识的、高级的理论才能算作“主义”。

在我早期接触别现代理论时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另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语言、翻译和跨文化性的问题，而从一般意义上讲，是平等的问题。这里我以雅克·朗西埃为例，他在《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一书中描述了永久不平等的逻辑，它遵循了教育神话，其中那些“无知的人”不得不遵循“智者”的教导，因此将永远保持无知。所以，我们不要将一方（中国、主义、别现代理论等）与另一方（西方、“-ism”、后现代主义等）进行比较，即并非要争取一种理想的翻译，而是从一开始就以双方平等为出发点。

四

上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与何种主义能够正确解决中国社会的失衡有关。正如王建疆所指出的那样，这应该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高级的、独创的主义，但是其内涵应该是什么？如何合理地说明这一点呢？

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作为独创的“主义”，事实上也首先是美学理论。正如王建疆指出，虽然在美学研究领域，中国相对于西方的从属地位较为明显。但是，美学在中国的功能与其在西方的功能具有很大差异。在广义上的当代西方社会和狭义上的西方学术研究环境中，美学、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仅扮演相对边缘化的角色，主要局限于学术界，而在当代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

王建疆认为，通过美化对象、深化科学研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美学在中国可以实现美育作用，增强国家软实力；此外，中国美学“还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譬如构建和谐社会，创造第二天性并指导文艺创作等”。而西方美学从未扮演过这些角色。对于来自西方国家的人来说，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充分理解这种差异。显而易见，“主义”与美学领域密切相关，也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在此语境下，别现代理论似乎是必要且合乎逻辑的一步。王建疆以此证明，通过主义的发展可以解决一系列次级问题，追寻一条通往更美好社会的道路。然而，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我在这里并非试图否定或削弱这一理论，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地阐释理论的重要性。

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的主要假设是西方的历时性发展与中国共时性存在之间的区别，即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形式“并非历史阶段的划分，而是兼并与重组”，从而导致“时间具有空间性”或“时间的空间化”。并且，这种“时间的空间化理论源于中国，因此与西方国家的空间理论完全不同”。这种中西方明显的区别表现出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并且在“主义”的语境中也逐渐显现。王建疆表示：“以个人之见，任何一种主义都应该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独特思想体系。”但一个明显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从这一主张中显现，对于一个来自外国的旁观者来说，别现代理论究竟是本土化民族理论还是国际化理论？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认为，虽然案例较少，但是本土化哲学和哲学家是存在的，具有强烈民族情怀的欧洲国家比较多。此外，他还认为，如果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致力于提升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广度和深度，使其在世界上发挥独特的作用，那么中国创造的民族哲学可能会更加成功。

如果别现代理论正如我所证明的那样源于一种动机，是表达在中国语境下，通过发展主义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种需要，那么这种路径是合乎逻辑并且意义非凡的。别现代理论将独特的中国国情解释为一种非线性的、共时性的形式，这无疑与西方主流观点有所不同，而别现代作为“主义”也正可以描述和解释这种与西方不同的情况。但正如我多次试图指出的那样，中西方之间看似简单的差异也应当被重新斟酌。王建疆的理论中所描述的“别现代性”和“别现代主义”也日益出现在各种西方语境中。

例如在特里·史密斯对当代艺术的诠释中便清晰地展现出这一点。首先，前现代艺术、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三元序列，在全球性、跨国性和技术性艺术中不起作用，后者的重点在于三重时间性都能起作用的当代。其次，正如当代艺术家所表明的那样，后现代并非是对现代的超越，甚至对于极端激进者而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不在当代艺术中发挥作用。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当代主义艺术则将后现代主义留在过去，以重塑现代主义。最后，许多例子表明，当代艺术已经与现代主义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别”（Bie）的含义非常接近——另（the other）、其他（another）、非（no）、不同（different）、异（distinct）、离（farewell）、囧（awkward）等。

西方理论中相应的观点也曾见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中，更多见于米歇尔·福柯关于历史和空间的著作中。此外，别现代理论也可以为其他学科带来启发，如美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等需要创新研究方法的学科。我的博士生布拉兹·科索维尔提出了另一种西方式的解释，即不用历史视角或时间角度来描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是用空间性或地理术语来进行描述。现代主义是欧洲学术倾向的一种表达，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根植于美国文化中的表达方式。由此不难发现中国情境与这两种情况的不同之处，因此用“别现代派”（bie-modernist）或“别现代”（bie-modern）或许更为恰当。

严谨举例说明是为了扩充别现代理论的边界和影响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这一理论的民族性和国际化意义，或许这也是《别现代：艺术与哲思》此书的重要意义所在。正如美国、欧盟两个别现代国际研究中心的建立以及西方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兴趣表明，这是一个理想，也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也许未来前路漫漫，道阻且长，但能够作为一名参与者，我深感荣幸。（李鑫斓 译）

二〇二〇年平安夜

于美丽的亚德里亚海滨之城伊佐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