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证经验

由于曹教授在中医基础理论上造诣颇深，因此，在临床实践中，能从整体观念出发，脉证合参，辨因论治，形成了自身的诊疗特点。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曹教授中青年时代，主要研读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他认为陈修园的论述多是理论与临床并重，功于实用。在陈氏学术思想的启发下，曹教授逐步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观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一观点对于提高中医理论及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对遗精症，一般多从肾虚不藏、阴虚火旺等因论治。但曹教授认为，由于情志不遂，肝郁化火以致遗精者颇多。因为肝主疏泄，具有舒发情志、调畅气机的作用，如肝木条达，气机升而不陷，则有助于肾水升腾而精关得固，不致失禁下遗。故曹教授提出“肾主闭藏”与“肝司疏泄”二者间存在着相反相成的关系，对于情志抑郁的遗精患者，曹教授先用加味逍遥丸等方化裁，以疏肝解郁为前导，继投补肾固精、滋阴清火等方药治之，常取得显著疗效。又如他认为“宗气积于胸中”(《灵枢·邪客》)，宗气虽来自天气和谷气两个方面，但以胃中化生的谷气为主。也就是说，谷气充则宗气强，谷气少则宗气弱。据此而论，宗气积于胸中，所以能支持肺行呼吸，贯心脉行气血，均与胃气的供养有关。若脾胃虚，宗气化源不足，常导致心肺气虚，出现呼吸气弱、语言无力、心悸神衰等临床表现，治宜黄芪建中汤，使脾胃健运，宗气得以斡旋，心肺气虚自愈。另外，阳明胃热上蒸胸中，宗气盛满，不得宣发，以致肺热气喘。治用生石膏，入胃清热，釜底抽薪，使宗气平，肺热自清，气得肃降，喘促自止。正如李东垣所说：“石膏，足阳明药也……邪在阳明，肺受火制，故用辛寒以清肺气。”(《本草纲目·石部》)所以说，宗气虽积于胸中，而其盛衰多与脾胃密切相关。

曹教授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们深受启发，认为这样学习中医理论，遇到具体问题有径可寻。

二、四诊合参，尤重脉诊

曹教授基于《灵枢·本神》“心藏脉，脉舍神”理论，认为人的生命活动所以有节律性，是“心神”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人体有节律性的功能活动，是“心神”作用的表现，神由心所主，依附于脉，随血脉而遍布全身，二者如影随形，可分而不可离。大凡各种客观刺激因素都能够引起“心神”感应性的变化，从而反应出各种不同的脉象。所以曹教授认为望、闻、问、切四诊虽均为诊察疾病之重要手段，但脉诊尤为重要。至于临床偶有“舍脉从症”的病例，总属个别的权宜之计，而“平脉辨证”是在望、闻、问三诊基础上，医生通过切诊进一步分阴阳，识表里，辨虚实，为“治病求本”提供了客观依据。因此曹教授一贯重视平脉辨证，多取良效。

三、经方时方并重，因证而施

曹教授在陈修园“时方固不逮于经方”(《时方妙用·小引》)遵经守古的思想影响下，曾有崇信经方、忽视时方的倾向，后来通过临床实践，进一步认识到经方虽有桴鼓之效，但不能尽愈诸病。唐宋以后，时方层出不穷，补充了经方之不足。因此，曹教授指出中医方剂学体系的形成，经方是基础，时方为发展，不应偏废。若能经方与时方化裁并用，相得益彰，疗效更佳。他临证之时，或用经方，或用时方，用之得当，都能取效愈病。